文學裡的生與死

編輯室報告／簡潔

曾經，《世界文學》沉寂將近十年，所幸在淡江外語學院、聯經出版社及第二外語各界同儕攜手跨校合作之下，終於得以起死回生。《世界文學》的重生，讓學界同好更加珍惜這塊有機的文學園地。《世界文學》不僅讓許多有志之士體驗到揮汗筆耕的快感，也讓讀者品味到蘊藏於字裡行間的百態人生。書寫與閱讀的剎那交會更促使每篇文章得以激盪出更多生命的對談。有了讀者，文章才能完整。回首檢視過去四期，每一期都是作者與讀者共同為世界文學把脈的歷程，每一期都凝聚了眾人的生命活力。各界的共襄盛舉，令人欣慰，也讓人感恩。

第五期的專題是「文學裡的生與死」。直接切合此主題的論文共計四篇。於〈卡繆作品中的「死亡」〉一文，吳錫德言簡意賅地點出卡繆作品裡的生死體悟：卡繆主張「人應該勇敢活在當下」，珍惜「生命的可貴」，即便面對死亡，也能領略「死亡所帶來的自由與幸福」。卡繆更鼓吹廢除死刑，為受難者發聲。黃文龍的論文〈德國文學中的愛與死〉則探索德國文學裡古今男女處於愛恨情仇與死亡威脅之間所反映的時代精神。愛情的致命性與非理性也只有在文學的虛構裡才能既震顫又雋永。而王美玲的〈死亡、倖存者：史尼慈勒的《花束》及《死者沉默》〉同樣思索文學裡死亡和愛情之間的邂逅與衝擊，所不同的是她以號稱「死亡詩人」的史尼慈勒為例，慨談死亡在二部作品裡所富含的敘述動力，並指出，生、死在十九世紀的頹廢文學裡尤其側重「呈現生命的貪婪，對死亡的渴望和生、死為一體的觀念」。而曾秋桂的論文〈東日本大震災之後日本文學中生與死的書寫〉在當前全台熱烈討論是否廢除核四、建立非核家園的關卡，適足以提出警醒、激發省思。多和田葉子的《不死之島》「藉『不死』來反諷『生』的無奈、悲劇」。而此種不生、不死的兩難即肇因於日本政府「拍胸脯、掛保證宣稱絕對安全無虞的核能發電所釀成的輻射線外洩意外。」

專題之外，賴麗琇嘗試以史篤姆和沈從文為例比較東、西方的愛情文學。萬胥亭也藉助傅柯的《性史》申論「性設置」與「性話語」。林玉葉則探究馬杜德筆下弱勢兒童的困境，展現作家的人道關懷。而顏妍則透過《百年孤寂》檢視拉美民族的文化特質及古今文明。李文進亦試圖探究佩托拉克的愛情真諦與女性形象。此外，本期另闢「詩藝訪談」，由翁文嫻記錄個人親訪法國詩人傑閎．格庵（Jérôme Game）、探勘詩人文字圍城與思想世界的珍貴實況。

本期與以往格外不同的是封面畫家介紹。

三月五日這天，在倪安宇老師的引見下，我有幸一腳踩進畫家曾美禎的繪畫世界。二幅龐大的畫布矗立在斜照的和煦春光裡，其中一幅熱氣球正蓄勢待發，另一幅熱氣球已然順風飛翔。凝視著畫作，我看到人生的縮影：從做好準備，決心冒險，到徜徉天際、遨翔世界，儘管處處危機，生死僅在瞬息，生命的航道還是得靠自己探尋。熱情、開懷的美禎老師為我們娓娓介紹畫冊裡的作品，暢談畫面上的生與死。翻到「算命去」的瞬間，我即刻被這幅畫作所打動，冒昧地堅持以這幅畫作作為本期《世界文學》的封面。其他的畫作讓我看到死亡的悲涼、生命的片刻，而「算命去」裡的四隻手卻讓我看到生、死以及生死之間的滄海事。掌上紋理透顯的話語，與其說是預示，不如說是掌握。平凡的手，在我們的文化裡，足以訴說不同的人生期待與生命渴望。雖說是要「算命去」，但好奇與調侃居多。美禎老師的「手」執著、有力，隱隱似乎在駁辯韓愈所說的：「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感謝美禎老師與安宇老師為文學與繪畫穿針引線。我們希望在彩筆與文筆的聯袂下，能共同繪製不同意境的生命藍圖，也讓繪畫成為《世界文學》的精彩註腳。

德國文學中的愛與死／黃文龍

〈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

在中產階級逐漸抬頭的十八世紀，一般民眾逐漸厭惡一切都以理性為宗的啟蒙精神。他們開始強調個人情感的表達和陳述，反對偏頗的理性，而且不再盲目地遵循教會和社會的道德規範。人的情感不再被理性所壓制，當代的人開始追求理性與情感的協調以及自我實現。這個時代在文學史上被稱為狂飆時期（參閱Herold & Wittenberg, 2002, S. 101 f）。而歌德的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正是這個時期的經典之作。書中的主角因為無法得到有夫之婦洛蒂，與她廝守一生，而走上自殺一路。而他選擇死亡來表達對愛情的執著，以及對當時社會價值觀──蔑視個人情感──的抗議。歌德藉此強力地批評，啟蒙時代強調理性和禮教所遺留下來的後果。

在市民階級逐漸茁壯的時代，一般民眾追求自我的慾望越來越強烈，但是相對地以教會和貴族為首的舊勢力，卻不遺餘力地批判和阻撓這一股潮流。因此當時自殺的狀況層出不窮。歌德的這本經典之作絕非無病呻吟，而是有所本。他的小說出版後，市場的回響極為強烈，不斷地再版。比較負面的影響則是，當時許多自殺案件的死者身邊放著這本小說，身著藍色外衣和黃色的背心，也就是維特自殺身亡時的穿著。歌德遭受教會嚴厲的譴責，不得不在新版的前言警告讀者不要模仿維特的行為。

因此在某個程度上歌德的維特傳遞了當時社會的氛圍，並掀起了教會和衛道者對於自殺議題的爭辯。當時教會和衛道者當然嚴厲地譴責歌德，但他也得到狂飆運動支持者的讚賞。當時極為保守的神父歌茲（Goeze）即認為自殺和謀殺是相等。相對的，林德（Vera Lind）卻認為，

「當然這種情節中也含有一些負面的感情，因此對年輕人來說，自殺是一貫而浪漫地把優雅的死亡慾望神話的結果，或者也可能是處於市民社會邊緣地位的結果。但是，絕非一種道德上該譴責的行為。」（Lind, 1999, S.127）

小說中歌德把維特和洛蒂創造成天生的一對。他們在對文學的興趣和其他價值觀上，都有共同之處。例如參加舞會時巧遇大雨，兩人同時憶起克洛普史托克（Klopstock）的詩。

「我們走近窗戶。旁邊正打著雷，而滂沱大雨也往大地狂瀉。使人神清氣爽的氣味隨著滿滿的熱空氣，向我們撲來。她用手肘撐著窗台站著，她看了看四周，一會兒望著天空一會兒望著我，我看見她眼裡充滿淚水，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然後說：克洛普史托克！我馬上就記起那些她正想著的詩歌。」（Goethe, 2001, S. 30）

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時，維特為洛蒂朗誦自己所譯的詩歌：歐錫安（Gesänge Ossians）。兩人同樣陷入瘋狂而不可自拔的情緒中。在短暫的肢體接觸後，洛蒂在極度的恐懼之下將維特趕走。而後，維特即使用自亞伯特那裡借來的槍自盡。

相對地，亞伯特和洛蒂，除了夫妻關係外，絕少有相似的興趣。亞伯特必須經常出外做生意，而洛蒂則擔任家庭主婦。大部分的讀者可能會主觀認定，維特和洛蒂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但洛蒂和亞伯特的婚姻只是悲劇的開端，是作者對他們所做的惡作劇而已。

這部書信體小說，是以維特的視角來談他內心的苦悶和經歷，以及他和女主角洛蒂的關係。剛認識洛蒂時，維特如此地描述洛蒂：

「就開門見山吧，我認識了一個令我心動的佳人，（……）一位天使！（……）我無法告訴你，她有多麼完美，她為什麼如此地完美；夠了，她擄獲了我所有的感覺。」（Goethe, 2001, S. 20）

「不，我不是自欺欺人！從她的黑色雙眸中，可以讀出她與我以及我的命運真切的交融。（……） 她在我心裡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她面前，所有的慾望都將沉寂。」（Goethe, 2001, S. 44 , 45）

維特和所有墜入情網的年輕人一樣，毫無保留地讚美她和崇拜她。夢想總是排擠他的理性，讓他看不到或者不願看到現實。在洛蒂的未婚夫亞伯特出現前，維特就應知道洛蒂已經訂婚，但是他依舊瘋狂愛著她，並且抱持著希望和她廝守一生的願望。直到得到亞伯特經商回鄉的消息，才讓他的思維稍微回到現實，他才感受到情敵競爭的壓力和可能失去洛蒂的痛。

「夠了，威廉，新郎來了！所幸我不在迎接的陣容中！否則，會令我心碎。」（Goethe, 2001, S. 48）

可是，洛蒂在未婚夫和情人之間的作為，又讓維特在這「三角戀情」中，看見一道微微的曙光。但它並沒有引導他看清事實，反而使他愈陷愈深，直到不可自拔。

「他對我很客氣，我猜想，這是洛蒂的意思，因為女人在這方面的心思很細膩，而且自有一套道理。如果，她們能夠讓兩個愛慕者彼此和平相處的話，對她們來說只有好處，儘管這不是件容易的事。」（Goethe, 2001, S.48）

洛蒂處於兩個男人當中，一個既浪漫又情投意合，而另一個雖然缺乏前者的特徵，卻能讓她一輩子衣食無虞。如果依情慾做自由選擇的話，維特當然是她的首選。但依當時的習俗，年輕女子嫁給有經濟基礎的年長男子是很平常的事。即便這種婚姻違反個人的自由意志，特別是女人。不過在父權社會，男女尚未平等的時代，這卻也提供社會安定的力量。當時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兒，嫁給有經濟能力的男人。而一般適婚女子，最終也都選擇麵包。愛情對許多當時的女子來說是奢侈的。洛蒂想盡辦法周旋於這兩個男人之間，其實就表現出其內心的掙扎。哪個年輕的女子不想依自己的感覺談戀愛，享受愛情的喜悅。亞伯特對洛蒂來說，只不過是經濟上的依靠，像父兄一樣。在故事情節中，他似乎也扮演這種角色。他把洛蒂和維特的關係，定位在「普通」友誼。或者，甚至把他們當作未成年的「小孩」看待。他從未禁止他們往來，維特甚至經常進出他們的家，和亞伯特維持不錯的關係。亞伯特並未將他當作是情敵，因為他們之間並未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他甚至把維特當成「朋友」。不過，明眼人心理都很清楚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只是彼此極端克制情緒下的短暫平衡。後來維特做了痛苦的決定，選擇離開洛蒂，讓這緊繃的三角關係暫時緩和下來：

「是怎麼樣的夜啊！威廉！現在我還抵擋得住一切。我不再見她了！（……）我坐在這裡，大口喘著氣，力圖鎮靜，期待著天明，旭日東昇時，馬兒將準備好。」（Goethe, 2001, S. 66）

在1771年8月12日的信中，維特描述他和亞伯特激辯自殺的問題。其實在這個階段我們多少已經可以感受到，男主角可能在最後走上自殺一途。針對維特提到的自殺，亞伯特很不以為然地批評道：

「因為我們可以把自殺視為一種弱點。因為，自殺而死當然要比承受痛苦的生命來得容易多了。」（Goethe, 2001, S. 55）

而維特則認為亞伯特的說法只不過是人云亦云的說詞，完全忽略現實的狀況。因此他反駁說：

「人的天性，其實有它的極限： 它可以承受喜悅、痛苦、疼痛到一定的程度，只要此程度繼續提升，人就會走向毀滅。所以，自殺和一個人的強弱無關？而是和痛苦的程度持續多久有關，不是嗎？它可能與道德和肉體有關：如果我們說自殺是懦弱行為，而認為死於可怕的高燒的人也是懦弱的，似乎不洽當。我認為這兩種說法同樣令人震驚。」（Goethe, 2001, S. 56）

維特反駁亞伯特時，也一併強調死亡是很自然的事。因為人類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只要超過這個極限，人類就會走向死亡。這與強者和弱者的說法毫無關係。他除了提出他的人生觀之外，同時也透漏了內心的掙扎。似乎隱約可以看出，他為日後的自殺行為找尋正當性。因此，接下來他便舉了一則當時的自殺故事，為他的論點辯護：

「然後，她的愛人離開她。她僵直、無感地站在懸崖前；她周遭的一切都變得黑暗，沒有前景，沒有安慰，沒有任何想法！因為他離開了她，她孤單地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她看不到眼前的寬廣世界，也看不見在許多人身上，可能可以找回她所失去的愛情。她感覺很孤單，被全世界所遺棄。她盲目地被自己內心極大的痛苦壓擠在一個狹隘的空間裡。她跳下懸崖，只為了在擁抱著她的死神懷裡，讓所有的痛苦窒息。」（Goethe, 2001, S.58）

從維特同情這位自殺身亡女孩的態度來看，他在主觀上認定自殺有其合理性，如果人所感受的痛苦，超越他所能承受的極限的話。這位單純的女孩在當時嚴苛的禮教束縛之下，要忍受周遭人的惡毒言詞，還必須面對愛人的背叛，讓她難以找到生存的出口。因為這已大大地超出她的忍受極限。維特用迷宮來描述她當時所陷入的狀況。

「人的本性無法從混亂的和矛盾的力量所形成的迷宮中找到出口，因此人必須死亡。」（Goethe, 2001, S. 58）

這個例子後來印證在維特自己身上。洛蒂即便深愛著維特，但是，加諸於她身上的禮教，迫使她不得不拒絕維特的求歡。對維特來說，這是他所能承受的痛苦極限，因此，死亡是他唯一的選擇。歌德也許試著利用維特和洛蒂的遭遇，來陳述當代社會常發生的自殺事件，並非如保守神學學者和衛道所指責的，出於宣傳自殺的動機，或是將自殺合理化。歌德為此小說所引發的自殺事件，在《文學與真理》（Dichtung und Wahrheit） 中感嘆：

「把真實轉變成文學，讓我如釋重負並獲得啟發。但朋友們卻混淆了，他們認為必須要把文學變成真實，重演這樣的小說情節，而且還把自己給射殺了； 開始時只有少數人，後來卻愈來愈多。這本小說曾讓我獲益良多，卻受到如此嚴厲的譴責。」（Goethe, 1985, S. 621 f）

正如歌德所言，維特和洛蒂的故事是將真實變成文學。既然是文學，就必然有相當成分的虛構性存在。讀者不應該把它變成真實。可是，處於當代大環境的氛圍，不少讀者卻自比維特，把維特附在身上，才會發生如此多的悲劇。而這個大環境就是造成他們的痛苦的來源。因此，瑪騰克洛特認為，「維特承受愛的痛苦前，就已經在承受大環境的劇痛。……而小說主角所屈服於其暴力的大環境，指的就是市民階級社會。」（Mattenklott, 1986b, S. 198）

事隔將近兩百年後，德意志人民共和國的作家烏立希．皮倫茲杜夫 （Ulrich Plenzdorf） 的小說《新少年維特的煩惱：少年W死亡紀事》，即以歌德這本小說為藍本，探討當時的社會主義德國的青少年問題。小說中的人物個性有極相似的傳承。只不過男主角魏波（Edgar Wibeau）對於愛情和死亡的觀點和維特有幾分相左之處。對於維特因得不到愛而自殺，他非常不以為然。

「書裡面的傢伙，這個叫維特的，最後自殺了。把湯匙還給上帝，掛了。他在自己的爛腦袋瓜上射了一個洞，就因為得不到那個他要的女人，而且讓自己非常痛苦。如果他不是腦殘的話，一定看得出來，這個夏綠蒂，只是等著他「採取行動」而已。……然後呢：我們假設，他和這個女人可能沒有發生親密關係。可是這也根本還沒有到要射穿自己腦袋的程度吧。」（Plenzdorf, 1976, S. 36 f）

「我是說，在我的一生當中，絕不會自願地把湯匙交出去。把自己掛在鉤子上之類的。絕對不可能。」（Plenzdorf, 1976, S. 147）

魏波和維特一樣深愛著有夫之婦。不過由於他們所處的社會背景不同，所衍生出來的人生觀也大不相同。如前所述，維特所處的市民階級社會的人遭受嚴苛的道德觀所牽制，不能自由抒發情感、實踐自我。維特和洛蒂的故事，在十八世紀中葉的德國不是個案。整個時代的氛圍直接或間接地促成這齣悲劇。因此當代的青年男女如果陷入類似情境，則對維特的遭遇報以劇烈的回響，這些回響甚至是毀滅性的。

然而過了兩百年，時空已經產生巨大改變。一樣的故事，卻有不一樣的結果。皮倫茲杜夫的魏波儘管背負了文學史傳承的負擔，但是作者將他塑造成一個能夠以積極的人生觀來面對失敗愛情的腳色。他譴責以自殺的行為─美其名為「殉情」，做為愛情失敗的唯一出口。

魏波所處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在愛情和情慾的抒發上相對地自由。但是，在自我實踐的部分，仍遭國家意識型態所箝制，不能自由發揮。即便如此，身為共產主義信徒的魏波，在人生觀上是積極的，樂於工作的，甚至具創造力的。相較於維特被自己情緒推進無法自拔的深淵，魏波在工作上找到成就感，同時也完成了部分的自我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