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

導論／牧齋之身後名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於1914年設立「清史館」，趙爾巽等百餘學者受命編修《清史》，至1927-1928年間《清史稿》刊印完成。《清史稿．文苑傳》為繆荃孫所撰（馬其昶修正），其〈序〉述論有清一代文學，首舉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1582-1664），云：

明末文衰甚矣！清運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謙益歸命，以詩文雄於時，足負起衰之責；而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吳〔嘉紀〕，山林遺逸，隱與推移，亦開風氣之先。

清史館學者多清朝遺老，「清運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謙益歸命」云云，似「我大清」史官言，不必當真，而其謂牧齋以詩文雄於時，有「起衰」之功，對牧齋於明清之際文壇的成就、名望、領導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斯則得之。

《清史稿．文苑傳》中有〈錢謙益傳〉，篇幅不長，卻大有玄機在。傳文錄如後：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明萬曆中進士，授編修。博學工詞章，名隸東林黨。天啟中，御史陳以瑞劾罷之。崇禎元年 [1628]，起官，不數月至禮部侍郎。會推閣臣，謙益慮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並推，則名出己上，謀沮之。體仁追論謙益典試浙江取錢千秋關節事，予杖論贖。體仁復賄常熟人張漢儒訐謙益貪肆不法。謙益求救於司禮太監曹化淳，刑斃漢儒。體仁引疾去，謙益亦削籍歸。

流賊陷京師，明臣議立君江寧。謙益陰推戴潞王，與馬士英議不合。已而福王立，懼得罪，上書誦士英功，士英引為禮部尚書。復力薦閹黨阮大鋮等，大鋮遂為兵部侍郎。順治三〔按：應作「二」〕年 [1645]，豫親王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命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馮銓充明史館正總裁，而謙益副之。俄乞歸。五年 [1648]，鳳陽巡撫陳之龍獲黃毓祺，謙益坐與交通，詔總督馬國柱逮訊。謙益訴辨，國柱遂以謙益、毓祺素非相識定讞。得放還，以箸述自娛，越十年卒。

謙益為文博贍，諳悉朝典，詩尤擅其勝。明季王、李號稱復古，文體日下，謙益起而力振之。家富藏書，晚歲絳雲樓火，惟一佛像不燼，遂歸心釋教，著楞嚴經蒙鈔。其自為詩文，曰牧齋集，曰初學集、有學集。乾隆三十四年 [1769]，詔燬板，然傳本至今不絕。

對初接觸牧齋其人的讀者而言，讀此傳或可知其若干生平事蹟，若問牧齋何以為其時文苑一大家，傳內只以三句接引學人：「博學工詞章，名隸東林黨」、「謙益為文博贍，諳悉朝典，詩尤擅其勝」、「明季王、李號稱復古，文體日下，謙益起而力振之」。明清之際，牧齋為文壇一代宗師，「四海宗盟五十年」（黃宗羲語），著述繁富，波瀾壯闊，執贄從游者多名士，卓然名世，此傳之不足以表其詩文成就、貢獻，思過半矣。或謂此傳統史傳體例所限，一般只能突出傳主生平行實、事功，固難周全。唯唯，否否，試取《文苑傳．序》中所謂與牧齋「隱與推移」的「山林遺逸」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吳嘉紀諸傳讀之，其所述諸人之詩文特色、文學主張、文壇軼事又何以較牧齋傳為詳？且牧齋傳中所述之牧齋遺事，更難言「事功」。雖然如此，此傳文最後一段可說是近現代「官史」對牧齋評價（相對於清乾隆朝以降的「定論」）的一大突破。上述數句肯定了牧齋為明季清初文壇作出過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乾隆三十四年，詔燬板，然傳本至今不絕」云云，亦從側面反映出朝廷禁燬牧齋著作是一回事，而民間愛讀、私藏牧齋著作又是一回事，乾隆朝對牧齋所作「定論」之不足以服人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傳文的主體顯然以敘述牧齋的政治、歷史行跡為重心（佔全文篇幅四分之三）。傳文所敘牧齋事蹟有四大端：一、牧齋名隸東林黨，屢歷明季萬曆、天啟、崇禎數朝黨爭。二、南明建立之際，牧齋先擬擁立潞王，已而福王登極之局成，復輸誠於福王，並陰結權奸馬士英、阮大鋮等。三、清兵下江南，牧齋以禮部尚書迎降，復仕清。四、辭清官里居後，坐黃毓祺謀復故明事，訟繫金陵。此數事者，錯綜複雜，撲朔迷離，關乎明季政治內幕並明朝衰亡之一因、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之人格操守、人之忠奸賢佞。傳統知識分子素負道德使命感，以褒忠貶奸之責在己，對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尤喜議論，加之牧齋曾參預的政治、歷史事件不可謂不重大，足以引起許許多多論者的興趣。明乎此，就不難瞭解清史館館員於《文苑傳》中修此〈錢謙益傳〉時，何以詳於牧齋的政治經歷而略於其於「文苑」的成就。

究其實，《文苑傳．錢謙益傳》最大的失策在於其取材。此傳文其來有自，除了最後一段為新增外（約佔全文篇幅四分之一），幾全襲自十八世紀乾隆帝（1736-1795在位）敕修之《貳臣傳．錢謙益傳》，但撮略其辭而成文耳。（如此一來，《文苑傳》作者雖未直接評論牧齋的政治行為，但傳文先天上就帶有強烈的道德批判意味。）《貳臣傳》牧齋傳之撰，乾隆帝特下了御旨，文末附記此事始末：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十二月，詔於國史內增立《貳臣傳》，諭及錢謙益反側貪鄙，尤宜據事直書，以示傳信。四十三 [1778] 年二月，諭曰：「錢謙益素行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歸命。乃敢於詩文陰行詆謗，是為進退無據，非復人類。若與洪承疇等同列《貳臣傳》，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癉！錢謙益應列入乙編，俾斧鉞凜然，合於《春秋》之義焉。」

《貳臣傳》中傳文對牧齋所加的「筆削褒貶」之義不言而喻，在此也無庸細表了。

第一章　詩書可卜中興事，天地還留不死人——牧齋的詩學工夫論與「自我技藝」觀

面對、閱讀明清之際文壇盟主、歷史爭議人物錢謙益康熙二年癸卯（1663）冬斷斷續續寫下的四十六首〈病榻消寒〉詩時（《有學集》，卷13，頁636-674），於我腦際浮現的，時而是一個鶴髮龍鍾、窮病交煎的衰頹老翁；時而是一個指點江山、議論文壇、意氣飛騰的辯士；時而，又是一個追懷前緣、喋喋不休、舊情綿綿的戀人。嬉笑怒罵，窮情極變，他的意緒時或消沉，或鷹揚，或婉轉，或忿懟。身閱明清二朝，他看盡世態炎涼，但前塵影事、悲歡離合卻又無法去懷。不過，他始終得面對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年過八秩之期，他已耳聾眼昏，氣息交喘，體衰力竭。時日，似乎無多了。是以〈病榻消寒〉詩多環繞老病的情境展開、作結。然而，細味這四十六章詩，我卻發現有一股暗湧在默默地流動，那是一股頑強的生存意志，在在對抗著老病的詛咒。人生非金石，年壽有時而盡，但心事未了，牧齋不服老，不願死。久病纏綿，他當然得靠藥物維生，但同時，我亦感到，詩乃至於文（兼取狹、廣二義）亦是他賴以續命的「藥劑」。（詩題「消寒」，意味著賦詩這動作、這種精神活動能給予作者某種能量，抵禦寒苦。）控引情理，離章合句之際，牧齋演排記憶、振起神思、鍛煉生機。
我想到法國哲學家Michel Foucault（傅柯）的「自我技藝」觀（techniques of the self），他構築的這個主體性建構原理頗有助我們瞭解〈病榻消寒雜咏〉這組文本的生發過程，以及牧齋將病榻上的「呻吟語」轉化為一首一首律詩的特殊意義。拙著要析論的是明清之際（十七世紀中葉）錢謙益的詩作，並認為援藉 Foucault 晚年提出的自我技藝觀可有效地闡發〈病榻消寒雜咏〉底蘊的某些特質。也許我先對這一思想參照作一闡釋性、理論性的轉化，建立「自我技藝」觀與牧齋晚年詩論的會通基礎，予以這個思考方向必要的合理性。牧齋的詩觀與其詩作實踐息息相關，是理解牧齋〈病榻消寒〉詩的重要基礎。通過下面的分析，我們也可發現，牧齋的詩學理論具有相對完整的論述結構與向度，而中國傳統詩學與現當代文論、哲學未必就一定風馬牛不相及。不同文化、傳統、體系的比較分析，也許能激發異樣的思辯趣味，開拓更多的論述空間與可能性。

此外，雖然拙著的研究焦點是牧齋的詩作實踐，但隨著議論的展開，我們將會觸及若干更深刻的課題，即：中國古典詩的創作過程與經驗是否可以（及如何可以）視為一種思想及身體上的工夫論，創作者可以從中鍛鍊出主體性（subjectivity）？此中的主體意識與文本性（textuality）如何區判？文藝創作的經驗與機制又會給詩人帶來何種實存或體質上的變化？中國傳統強調「技進於藝，藝進於道」的追求進程和理想目標，有一個分別和價值的高下序列。但形而下的「技」與「藝」與超驗的「道」究竟存在著怎麼樣的相互、辯證關係，而「道」又是否可以內蘊於「技」或「藝」之中，有無內在統一的可能？

一、「自我關注」與生命的終極意義
牧齋詩序透露，〈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寫於癸卯（1663）年的隆冬。那時牧齋已是八十二歲的耄耋之人了。牧齋詩序下署「臘月廿八日」。癸卯年十二月廿八日已是西元的1664年1月25日，而牧齋歿於甲辰年五月二十四日，西元為1664年6月17日。由此可知，從〈病榻消寒〉組詩輟簡到牧齋逝世，相隔只有數月而已。〈病榻消寒〉詩幾乎是牧齋詩藝的最後展演，《有學集》所錄牧齋詩亦止於本題。〈病榻消寒〉詩這個頗為特別的寫作背景讓我聯想到Foucault「自我關注」（care of the self, epimeleia heautou, cura de soi）理論的某些面向。

始自七十年代（上世紀），Foucault 即不厭其詳地說明，在希臘–羅馬文化裡，「自我關注」發展成一個普遍的德目（自我技藝觀即內蘊其中）。在他論述的現象裡，有幾個方面是頗可以比照牧齋所面對的情境以及錢詩所興發的意緒的。一者，自我關注原先在柏拉圖哲學裡是以一個教育的（pedagogical）模式存在的，而到了這時期，一個醫療的（medical）模式取而代之。自我關注轉變成一個長期的醫療訴求：人必須成為自己的醫者，始能成就自我關注的義諦。再者，既然自我關注須終身以之，它的目的已不是為成年之後的生命或生活作準備，而是為生命的某種終極意義（a certain complete achievement）作準備，而且這終極意義是要到生命的最後階段方能完成的。這種安樂─死亡相倚（a happy proximity to death）的認知強調了老年作為完成（old age as completion）的義諦。此外，前此伴隨著「自我教養」（cultivation of the self）的發展，各種自我認知（self-knowledge）的實踐（practices）已然形成，比如「緘默的教養」（a cultivation of silence）、「傾聽的能耐」（the art of listening）等等。到了這時期，傾聽真理的方向更反躬內省：人必須收視反聽，觀看並聆聽自己，從而發掘蘊藏內裡的真理（looking and listening to the self for the truth within）。（TS: EST, 235-36）要之，自我關注已非一時一地為將來生活的準備，而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它變成一個對自己──且為自己──關注的德目：人應該是自己的目標，為的是自己，且終身以之。

上述的一些觀念，對我們討論錢詩中生死病老的意象及其象徵意義是相當有啟發性的。自秋徂冬，病榻纏綿，牧齋無疑處於「長期的醫療訴求」中，老病衰頹的自我和身體成為牧齋必須對治的目標，而「自我關注」現在成了牧齋時時刻刻要做的功課。長期臥病在床，在嚴寒冬日中一首詩又一首詩的完成，不啻牧齋「自我技藝」的展演。不難想像，這些文本都是自我凝視的產物，充滿內省的意味。牧齋面對的是自己，關注的是自己，一生的記憶與當下的自我、病體互動互為，表述、抒發的是一己認定的真理。此時的詩，是老人邁向死亡路上安排種種自我知識、真理最絕對的手段，無人能干涉。老、病、主體（書寫的、思想的、感覺的）、詩互攝互融，成就著一種終極意義。然而老人始終不願意在這個寒冬中死去（他的確也是撐到隔年仲夏才撤手西歸的），他掙扎著，思想、情緒劇烈地活動。這四十六首詩最後命名「消寒」，而牧齋對抗的，不僅是寒冬，更是死亡。「雜咏」，不唯意指即興、無組織的詩作，它還見證著老人的思維、思緒還能延展到生命、記憶、經驗的不同角落，而生命本就雜亂無章，「雜咏」是生命還在生發著。

牧齋如何面對、描畫並企圖克服「老病苦」、「生死海」帶來的焦慮與困境？我們將會發現，牧齋賴以超越的精神資源之一是「文」：詩文、文學、文史以至於為義更深廣的文化。伴隨著年老病痛的形容刻劃，牧齋〈病榻消寒〉詩傳達、體現著一個心靈探索與掙扎的歷程。「文」在〈病榻消寒〉組詩中有結構性及象徵性的重大意義。一者，它影響著某些篇章出現次第的安排以至於〈病榻消寒〉組詩的整體面貌。再者，反映在詩篇內容裡，「文」是牧齋克服老病，轉出主體性的關鍵所在：牧齋締造的自我形象（intended self-image）之一就是以一個「文」的承載、傳遞者活著（並企圖活在他身後的歷史記憶中）。這其中的自我塑造（self-formation）、自我改造（self-transformation）與主體性的互為互動關係，Foucault的自我技藝觀可為我們提供很精微的分析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