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暴政：戰爭、革命、崩潰與瘟疫，暴力與不平等的人類大歷史

四騎士
物質上的分配不均是因為可以取得的資源超過了人類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早在數萬年前就已經有剩餘的物資了，而當時人們分配它們的方式，也已經存在著不均等。回到冰河時期（Ice Age）的末期，我們就可以看到狩獵採集者已經會在某些時候、用某些方法阻止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浪費。但是在用生產的方式——農業和放牧——產生食品之後，財富的創造才邁向一個全新的規模。越來越嚴重、而且持續存在的財富分配不均成了全新世（Holocene）的明確特徵。栽種植物和馴養動物讓人們從此可以累積和保存大量的資源。社會也發展出規範，來決定這些資產的權利，還包括可以將它們傳給後代。在這樣的情況下，所得和財富的分配會根據很多不同的經歷決定：健康狀況、婚姻策略和是否成功繁衍、消費和投資的選擇、豐收、蟲害和牛疫都決定了一代接著一代的命運。再加上隨著時間的經過，從長期來說運氣和努力的結果都助長了財富的分配不均。
原則上，制度應該可以消弭日漸浮現的財富分配不均——如果它設計了一些干預制度，重新平衡物質資源和勞動成果的分配（就像是某些前現代的社會所做的）。但是在事實上，社會進化通常都只有反效果。栽培食物資源通常也意味著人類的繁衍。當國家形成一個高度競爭的組織時，同時也會出現明顯的權力和強制力的階級區分，這會阻礙或是助長每一個人對於所得和財富的取得。政治上的不均等加深、擴大了經濟上的不均等。在農業時代的大部分時間，國家都花了許多人的錢幫助少數人變得富有：支出和捐贈給公共服務所得到的獲益，遠不及貪污、勒索和掠奪所得的獲益。因此，許多前現代的社會在擴大的過程中都走向極端的不平等，在最大的限度內將盈餘調撥給小型菁英（因為人均產量不高、成長也有限）。而且每當有比較良性的制度想要加強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新興的西方國家），通常最後都還是繼續支撐這個高度分配不均的狀態。都市化、商業化、金融體制創新、越來越邁向全球規模的貿易以及最後的工業化，都為握有資本的人帶來豐厚的回報。向赤裸裸的權力借力已經漸漸行不通了，而菁英階級致富的傳統來源遭到阻斷、財產權更加確定、再加上國家的承諾，則強化了對於世襲私人財產的保護。就算是經濟結構、社會規範和政治體制都改變了，所得及財富的不均依然嚴重，或是找到了新的成長路徑。
幾千年來，文明從來不曾和平的走向均等之路。在許多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發展階段中，穩定性都助長了經濟上的不均等。在古代的埃及是如此，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是如此，在羅馬帝國是如此，即使在美國也是如此。不論是要打破既有的秩序、將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差異縮小、或是縮小貧富之間的分配不均，暴力帶來的衝擊都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在歷史的紀錄中，向來是最有力道的衝擊，才會讓天平兩邊的平衡重新做出有效的調整。有四種不同的暴力帶來的斷裂可以平復不均等的狀況，它們分別是：全面動員的戰爭、帶來劇變的革命、國家失能和致命的大傳染病。我把這叫作「帶來均等的四騎士」。就像是聖經裡的四騎士一樣，它們出現，「帶走了世界的平靜」，「用世界上的刀劍、饑荒、死亡和野獸展開殺戮」。它們有時候是單獨出現的，有時候會成對出現，但是對當代人來說，它們帶來的結果幾乎和滅絕性的災難無異。一旦它們出現了，就將造成上億人死去。而當塵埃落定之後，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分配差距會縮小，有時候甚至是大幅縮小。
只有特定類型的暴力才會削弱不平等。大部分戰爭對於資源的重新分配並沒有經常性的效果：雖然充斥著占領和掠奪的古代衝突很可能會讓勝者的菁英階級變得富有，讓敗者的菁英階級陷入貧窮，但是，如果不是那麼明確的結局，就很難預測結果了。如果要用戰爭來平衡所得和財富的不均等，那勢必是一場（影響力）貫穿社會整體的戰爭，它對於人員和資源的動員規模，大概只有在現代的民族國家才有可能。這說明了為什麼兩次世界大戰堪稱歷史上最重要的平衡機制之一。大規模的戰爭、沒收性的課稅、政府對於經濟結構的干預、通貨膨脹、全球的貨物和資本流動的中斷、以及其他因素交織而成的物理性破壞結合在一起，就減少了菁英階級的財產，並且造成了資源的重新分配。同時，它們還是非常強而有力的催化劑，可以讓政策的改變取得平衡，並且促進公民權的延伸、工會化和福利國家的擴張。世界大戰的衝擊帶來了所謂的「大壓縮」（Great Compression）的結果，大幅減少了已開發國家的所得和財富分配不均的狀態。這個情況最集中的出現在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之間，而且是漸進式的花了數十年才完全呈現出來。比較早期的全面動員戰爭並沒有類似的全面性影響。在拿破崙時代的戰爭、或是美國的南北戰爭造成的分配結果就不是那麼一致了，如果我們越往回追溯，也越難找到類似的證據。最早的例子大概是古代希臘的城邦文化——其代表就是雅典（Athens）和斯巴達（Sparta）——古代希臘的文化為我們說明了群眾的密集軍事動員和均等主義的制度，是如何的幫助縮小了物質上的分配不均（雖然並不總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