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蓬萊舊事

自序

學者的學術生涯多可溯源到早期的學術興趣，但一旦學術興趣進入制式的學術管道，具體化於學界的現實後，即不免逸趣蕭索，興會日薄。陳寅恪、熊十力的文章既見功力，也見性情，一方面固然緣於他們真性淋漓，才大思精，一方面也是時代背景使然，很難效顰。
本書的文章自然不是學術論文，但在學界待久了，回首前塵影事，自然有不同階段的學術生命的連結。唐君毅先生撰文，常以自苦苦人為戒，我輩在正規學術體制下成長，行文都較中規中矩，其實更不免自苦苦人。本書非驢非馬，不文不哲，但還是要在家常閒話中撐出一點微言大義，文章難免拖泥帶水了。本書如果要在體制內勉強找個位置的話，或許可視為另類的學術註腳。
佛教的時間是不相應行法，這是從純粹理性視野下所作的判斷。莊子則感嘆人生匆匆，如白駒過隙，莊子的話語乃是就內在的生命結構而言。我輩多半在時間意識中喜怒哀樂，在時間意識中生老病死，在時間意識中如是我受，如是我想。本書即是作者行走於學術的漠漠長途，卻顧所來徑時，從飛馳過隙的白駒身影中擷取片段心象，以為人生的一點印記而已。
書名「多少蓬萊舊事」取自秦觀〈滿庭芳〉「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帶有存在主義式的語感，輕盈的有些私人化了，應該帶點厚重的調子，比較襯得起書中的內容。曾想過其他的書名，但影像幢幢，離真轉遠，結果不見得更恰當。本書為求眉目清晰，文章分三部分排列，每部分取個標題安個頭。但循名責實，名實同樣不見得相當。性空唯名，這些名稱只能算是檢索的記號了。
書中文字除了幾篇是五年前舊作外，其餘多為這兩三年的新作。前人著述有三餘之說，中有「夜者日之餘」，筆者取此一餘，另加二餘，情念為思考之餘，雜文為論文之餘，實得也是三餘，本書可說是新三餘之作。本書文字多寫於高樓寒夜，孤燈淒照，窗外有臺灣欒樹花葉相伴。在寂天漠地中，諸緣擱下，論辯止息。原本期待歲月靜謐，往事歷歷，情理亦可隨之清明。但阿賴耶識甚微細，心弦一觸動，餘波迴盪，最後仍難免無名的悵惘。到底與書中人物多能相感，與有些人還有追求共同理念的時光。
每篇文章附有兩三張照片，既是人間過處的雪泥鴻爪，也因圖片易感，多少可補文字之不足。感謝提供圖片的朋友與基金會，也感謝林載爵發行人的幫忙，以及助理蔡錦香、博後蔡岳璋的繕打、校稿，處理行政事務。

崇禎皇帝在臺灣
中國歷朝中，元清兩朝是以非漢族統治漢族的形式君臨中國的時代，從五族共和論述流行以後的20世紀來看，兄弟民族統治中國，無異一家成員輪流當家作主，自然不能說是異族統治中原了。但在20世紀之前，以漢族意識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情感自然是很強的，前人稱作夷夏之辨。南宋末年，日落崦嵫的末代皇帝趙昺在陸秀夫等一批從難大臣的扶持下，一路抵抗，一路南竄，最後在崖山被大宋降將張弘範打敗，陸秀夫抱帝昺跳海殉國，南宋亡，中國第一次全面由非漢族的異族統治，時為祥興二年（1279）。當時治理中國的蒙元可汗在今日的北京掌權，主宰歐亞大陸大半地區的人民。由於蒙人是草原民族，文化傳統與中原異，世人遂有「崖山之後無中國」之說。
四百年後，同樣的故事幾乎重演了一遍。先是明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於景山上吊自殺。緊接著滿清入關，先趕走李自成部隊，接著陸續消滅在南方中國成立的反抗政權，福王、唐王、魯王、桂王（永曆帝）等先後被消滅，1662年，除了臺灣尚有明鄭的反抗力量外，中原大地已無朱明的力量。乾隆年間，一位來華的朝鮮使臣責備當時的中原仕紳道：您們何以坐看朱明滅亡？明亡不只亡掉一個王朝，而是亡掉中國。明亡於何年？此年代關乎判斷者何人，明亡於1644年的崇禎自盡，或亡於1662年的永曆被吊死於昆明，都是常見的說法。我接受柳亞子、連橫等人的提法，認為明朝之亡亡於施琅入臺的永曆三十七年（1683）。我依循朝鮮使臣的思路，稱明鄭之亡的意義為「明鄭亡後無中國」。
由於漢民族在東亞悠久的歷史中，常居主導的地位，文化特徵明顯，文教傳統堅實，相對於周遭民族，易起民族的自豪感，一旦面臨政統斷絕，「無中國」之類的說法就會自然出現。這種說法中的「有中國、無中國」意指超越一個姓氏王朝以外的文教傳統，朝代亡而文教傳統仍在即是「有中國」，朝代亡遂連堯舜周孔文教傳統一併滅亡即謂之「無中國」，明清之際的顧炎武稱文教傳統為「天下」。宋明兩朝之亡，不只是亡掉趙家王朝與朱家王朝，而是連久遠的文化傳統也斷掉，這種王朝之亡稱作「亡天下」。
「亡國、亡天下」之說到了20世紀，隨著政治理念的重新安置，民主政治當道，傳統的天下意識逐漸失掉它原有的位置。當代人對「天下」這個概念到底指涉了什麼內容，多半無感。偶爾與學生談起此義，他們已不是霧裡看花，而是霧裡來霧裡去，看得花了，霧中什麼形象都沒有。但在近代之前，「天下」、「亡天下」這類的語言是有深刻意義的。對深受儒家價值意識薰陶的士人而言，當天下的價值體系不再能維繫，也就是堯舜周孔的道統斷絕於天壤之間時，此事即無異於乾坤的瓦解，宋人所說的萬古如長夜。如果人民不幸生於亂世，天下已亡，為了彌補價值意識崩解造成的龐大缺口，他們有時會使用一種極具戲劇式的手法，顛倒歷史，讓已亡的天下重光，有道世界再度降臨人世。
我這個抽象的說法源於一次具體的現實經驗，而變得鮮活起來。猶記十年前，一位同事帶我到學校南校門對面的齋堂去打秋風。這間齋堂名曰紫霞堂，一個道氣氤氳的堂號，住持是位女性，大概和新竹老世家的開臺進士鄭用錫家族有些淵源。因為有家學淵源，這位住持頗富舊學，讀書尤能保存泉州古音，我那位教語音學的同事因此常向她請教。齋堂，閩南語稱作菜堂，在早期臺灣，菜堂是常見的民間宗教形式，佛道不分，住持與出家眾皆限女性。菜堂除了具備宗教的意義外，大概也分擔了一些社會救濟的功能。這間齋堂因為住持的家世淵源，經濟情況不差，寺廟建築也頗清幽潔淨。寺廟如有法會，會後總有些供品施於信徒，以結法緣。
那天的法會可以確定是在農曆三月，法會因何而起，記不得了，醉翁之意原不在酒，自然也不會關心佛事道緣。故事發生在飽食之後走到庭前廣場一角的那個時刻，當時只見此角落擺置著兩座神像，一名太陽星君，一名太陰星君，神像背後的圓光是全體透紅，神像也是朱紅滿面。聽寺廟的工作人員講，隔兩天就是太陽星君的重要日子，或許是生日，或是成道紀念日，詳細名目記不得了。為了即將到來的法會，齋堂人員要先清理神像一番。眼看面前世界一片通紅，心中一閃，忽然起了個念頭，我問道：隔兩天是否為農曆的三月十九日。工作人員對我這位非信徒竟然知道星君生日，頗感佩服。我也不能不對我當時何以能夠靈光一閃，感到訝異。
這是我第一次和朱由檢在臺灣見面，朱由檢即明朝崇禎皇帝，完整的大明王朝最後一位皇帝。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農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部隊進入北京的金鑾殿之前，崇禎皇帝由太監王承恩陪同，淒涼走到宮後景山，懸樹自盡。大明一統江山兩百七十六年，至此破碎。它的第十六位皇帝從人間走了，太陽星君卻在人間升起。太陽星君或名太陽神君、太陽公、太陽菩薩，名相大同小異，都有「太陽」兩字。而且太陽星君的出現總伴著太陰星君，日月合明，陰陽對轉，爾後即有南明抗清的另類故事。
我對南明的文化一向興致甚高，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這個日期當然不陌生，在明末清初的遺民文集中，這個日子是天崩地裂的代表，一個可名為天下的文教秩序從此一去不返。在現代政治興起之前，「皇帝」不只是政治的概念，它也是宗教的概念，它是三綱之首，人間的宇宙軸。所以宇宙軸斷裂，皇帝逝世，自有太陽星君代崇禎皇帝興起，補足缺憾，人間失去了大明，神界依然是陽光普照。
我的太陽星君的知識從哪裡得到的，記得不是很清楚了，但知道這個日子和江南的抗清活動有關。明清之際的民族衝突非常嚴重，只要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還有各地名城的屠殺事件的存在，柔弱的漢人雖已被征服，但其心不死，我們即不難理解何以象徵有道秩序的太陽依舊興起。魯迅在他的通信中曾提及太陽公生日與崇禎的關聯，他說這是新的神話。周作人也提過，而且顯然他是有印象的。我原來只是耳食此傳聞，沒想到居然有一天會在服務的學校附近，突然與三百多年前的這位亡國之君相遇。
齋堂巧會崇禎帝，對我是個當頭棒喝的經驗，我開始嚴肅考量這位個性倔強、意氣自雄的亡國之君降臨臺灣，到底所為何來？後來隨著知識日增，我不免訝異於以往對明鄭歷史的理解之淺薄，也訝異於我當時不該震驚的震驚。因為太陽星君在臺灣可能不是太陌生的神祇，祂不只在新竹出現，我還會看到祂在埔里出現，在臺北出現，見多了，異事就變為常事。但冷靜回想，我對自己當日的震驚之感或許不必太自責，因為只要有類似的機緣，和我同起驚訝之感者不會只是我一個人，我們這一代人對所謂的本土其實是相當有選擇性的。
前年，我到臺北大學參加該校一位研究生的碩士論文口試。下午口試前，該校兩位出身清華大學的年輕老師不免要載我到三峽著名的祖師廟參觀，略盡地主之誼。今日的三峽祖師廟是當地畫家李梅樹一生辛苦督造重建的，從年少至老死，孜孜矻矻，始終不懈，其工程至今仍可說在繼續完善中。此廟可視為李梅樹一生藝術理念最重要的傑作，其價值應當不下於他的繪畫。三峽祖師廟是臺灣的傳奇，宗教界赫赫有名的名所。該寺廟的裝飾之堂皇全臺僅見，其楹聯的名聯之多，書家之眾，可以和大龍峒的保安宮比美。我以往到過這座廟宇數次，雖然走馬看花，應當已不算陌生。但不忍拂了這兩位年輕教授的雅意，我還是再度登上了這座雅緻的寺廟。
寺廟的藻井仍然壯麗，貼金的裝飾仍是令人炫目。進廟不久，見到左側北臺灣名士林熊祥所寫的對聯：「長抱丹心，不許九州淪異族。福霑綠島，久臨三峽庇吾民。」再往右側，見到另一位名士林柏壽寫的對聯：「長庇羣黎，甲午滄桑今復舊。福臻三峽，壬辰輪奐始更新。」林熊祥與林柏壽皆為板橋林家後人，兩人在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皆為著名詩人，臺灣光復後，仍活躍於商場與詩壇。板橋林家是日本殖民時代的臺灣五大家族之一，其聲勢頗可拮抗霧峰林家，南北兩林家子弟都有人以詩蜚譽三臺，可謂富而好禮者也。遊觀兩位板橋林家詩人的聯句，滄桑復舊，輪奐更新，頓起時代興廢之感。我很自然地想到近代臺灣那場悲壯的事件：甲午戰爭與乙未抗日，兩位林家詩人應該都吟詠了那場驚心動魄的巨變，他們都曾經歷「棄民」的歲月，甲午、乙未之後的東亞史再也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