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

序

如果把一九四九年作為現、當代的分界點，盛行於上世紀中葉的現代主義對當代台灣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不錯，它所追求的菁英典範如今已經過時，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在台灣當代文學、電影、藝術領域裡最傲人的成就背後，往往都有它龐大的身影─即便是作為反叛的對象、影響焦慮的來源。擴大視野來看，二十世紀大部分非西方社會，尤其是台灣的東亞鄰居，也都有它們各自以不同方式銘刻的現代主義回憶，以及尚未擺脫的菁英文化情結。況且精練、世故、標榜高品味的現代主義美學素養也無疑是當今全球文化體系重組之際，非西方社會的文藝創作者尋求新定位的重要資源。
上世紀六、七○年代之交我在台大外文系受到的現代主義啟蒙跟隨我至今，籠罩了我在美國數十年來的學術生涯。這本集子的上編〈現代主義與二十世紀五○—八○年代的台灣小說〉譯自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Duke University Press）。這本書一九九三年出版時，是英語世界裡第一本以台灣文學為對象的個人專書。當時台灣文學研究在英、美東亞學術圈裡正氣勢如虹，儼然是個亟待開展的年輕學術領域，潛力無窮，榮景可期。然而事實卻未能完全符合預期。緊接下來的十年，適值另外幾個研究領域驟然勃興：台灣解嚴後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的激變與翻轉、幾個華人社會的新潮電影在國際上嶄露頭角、「中國（大陸）當代研究」逐步朝日後的顯學地位醞釀成形—這些高分貝題材在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主義激發的動能支撐下，吸收了大部分西方學界裡原本就頗為有限的東亞（尤其是人力）資源。以文學創作為關注的台灣研究遭池魚之殃，陷入了低谷。
轉機在二○○三年之後開始漸漸浮現。過去十年間令人振奮的跡象不只一端。首先，英語世界裡專攻與台灣文學有關議題（同志、市場、二二八、歷史創傷記憶、與其他文化類型之間的共棲關係等）的學術著作數量倍增，且多由重要出版社印行。其次，愈來愈多泛以「中國」為標題的文學專書中開始以台灣作品為其主要分析內容，或至少是參考樣本。最後，相應於全球化趨勢，近些年出現了幾本令人矚目的東亞文學專題研究，其中台灣更是被適當地賦予了它應得的地位。
與這些趨勢平行的是，從現實層面上來說，台灣夾在自我定位和兩岸關係之間的處境愈來愈錯綜難解；而在學術領域裡，則是更多的研究者得以擺脫舊有的框限，把台灣放置在依不同軸線所劃定的系譜脈絡中來思考─下編〈台灣文化場域中的現代主義〉所收的九篇文章，便是記錄了我自己這方面的探索。仍然以現代主義小說為核心，勾勒它和整體台灣文學生態、文學史書寫、新電影、冷戰、全球化、東亞啟蒙現代性之間的關係，試圖朝著更為系統化的理論敘述邁進。撰寫時間正好跨越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在台灣以文字發表過的只有三篇。
上編〈現代主義與二十世紀五○—八○年代的台灣小說〉第一、二章也曾在台灣的學術期刊發表過4。作為完整的全書中譯，距英文原著出版已經整整二十年。這其間台灣文學經歷的滄桑無數，學術批評典範也幾度更迭。但願這些遲到的出土舊物能為有心的讀者提供一些回味歷史的材料。記得應鳳凰介紹我和林載爵先生見面，初次談出版《現代主義》中譯的事，是一九九○年代末；延宕了這麼許久皆因我自己疏懶。只是對於當初熱心參與翻譯初稿的友人、學生—除了居功厥偉的應鳳凰，還有唐維敏、宋偉杰、羅曉芳、陳綾琪……如今他們多已是資深教授了—一直深感過意不去。對於聯經的林載爵發行人和胡金倫總編輯無邊的耐心和儒雅的君子風度自然更是感念在心。

第一章
緒論
一九八八年，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先生去世，標誌著台灣戰後一個歷史世代的結束。這個世代肇始於一九四九年；當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失利，從中國大陸撤退到海角一隅的台灣。四十年來，在蔣氏父子威權統治下，台灣在社會、政治、文化的各個領域裡都呈現出相當程度的連續性和同質性。直至一九八○年代中期，蔣經國在去世前兩年間陸續推動了幾項重大的政治改革—包括解除戒嚴、承認反對黨、開放報禁，以及恢復與中國大陸的民間交流—社會上各層面才開始產生急劇的結構性轉變。新的文化藝術思潮一波波湧現，多半針對當時既存社會秩序，直接或間接地提出重新檢視的訴求。目前這個時刻，是我們將台灣戒嚴時期視為一整體歷史時段，對活動於其間的作家的文學成果做一番重新評估的大好時機。
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國分裂成兩個政治實體，各自施行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後，「中國新文學傳統」也隨之在這兩個不同的華人社會裡分道揚鑣。一方面，四九年後的台灣作家所承襲的新文學傳統是經過刻意篩選的：富有革命意涵的「批判寫實主義」受到壓制，而新文學傳統中不具抗議色彩的「感性抒情」（lyrical-sentimentalism）流派則相對地大為風行。另一方面，從一九五○年代冷戰時期的反共宣傳，歷經六○年代和七○年代的現代、鄉土文學運動，直至今天的多元主義和市場取向的大眾文化，台灣的文學潮流在在呼應著大環境裡社會政治變遷的走向。
借用英國文化研究先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理論架構，我們或許可將台灣一九六○年代受西潮影響、具菁英主義特質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和七○年代傾向於民粹、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運動視為戒嚴時期的「另類」（alternative）和「反對」（oppositional）文化形構。台灣的現代派作家在吸納由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孕育的文學理念的同時，也冀望達到轉化意識形態的目的—亦即藉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及理性主義等資產階級社會價值，來矯正當代承襲自傳統價值體系、具有壓迫性的社會倫理規範。因此，現代派作家對當前台灣主導文化中的「新傳統主義」論述，基本上是抱持著一種質疑的態度，這在運動的晚期更加充分表露，無疑具有相當程度的潛在顛覆性。
另一方面，台灣的鄉土文學運動以文學為託辭，拮抗當時政治社會上的主導勢力，具有十足的反霸權性格。這個運動的導火線源自於一九七○年代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外交挫敗。它為台灣的本土知識分子架設了一個發言的舞台，藉以表達他們對外省、本省人之間政治權力的分配不均，以及自六○年代以降，由快速工業化所衍生之社會經濟問題的不滿。這個運動的反對性格在其宣示的三點目標中昭然若揭：第一，破除大陸人掌控的國民黨政府所塑造的政治神話；第二，譴責資產階級資本主義（bourgeois capitalism）的社會價值觀；第三，向以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為表徵的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宣戰。
上述兩個文學運動皆曾一度在台灣文壇帶領風騷，但基於不同的理由，為期都不甚長。約莫在一九七○、八○年代之交，現代文學和鄉土文學的影響力驟然下降。兩個運動各自潛在的缺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浮現：由於大部分現代派作家主張藝術自主，與政治脫鉤，他們作品中的顛覆成分極易被霸權文化力量收編，使其批判效力大為減弱。部分現代派作家所竭力體現的現代主義美學原則，又與一般中國讀者抒情性的審美感知方式格格不入。儘管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基本動力並沒有因為失去大眾的專寵而全然耗盡，評論者及一般讀者卻都以令人喪氣的冷漠態度，來對待在八○年代問世的、臻於成熟的現代派作品。而與此同時，鄉土主義者強悍的政治性議題，對於大體滿意於現狀的中產階級讀者來說，不但具有威脅性，也令人厭煩。除此之外，較為激進的鄉土主義者已逐漸將他們的抗爭行為導向直接的政治參與。
在這兩股文學派系的爭論聲趨於沉寂之際，另一類本質上較為通俗的「嚴肅」文學乘勢而起，而抒情感性的文學傳統又得以在一九八○年代再度復興。這十年中嶄露頭角的年輕世代作家，不但汲取了現代派作家精緻成熟的文學技巧，也受到鄉土主義的影響而展現出相當程度的社會意識。然而，這些年輕作家所擁有的專業視野卻明顯地與他們的前輩相異。在台灣逐步商業化的文化環境中，他們無疑是更加深刻地受到市場邏輯的制約。
過去二十多年來，評論台灣文學的著作具有強烈的派系性，同時由於不少現代派作家在一九七○年代白熱化的文學論戰裡被中傷，形象受損，對當前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頗有負面影響。在國外，夏志清教授在他《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書再版（一九七一）序文中提到：「一九六一年以降，台灣地區產生了一個規模雖小卻極具潛力的文學復興運動，然而卻沒有多少西方讀者知道它的存在」。在這以後，陸續出現了數十篇討論這個文學現象的文字，並有一本研究台灣小說的論文集於一九八○年問世，書中收集了若干篇針對現代派作家的重要評論。儘管如此，不論在中文或英文文獻中，至今仍未出現一本能充分涵蓋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各階段發展面向的學術專著。
本書的撰寫目的，即希望能填補此一空白，從不同的觀察角度來切入這個文學運動。書內各章將分別討論下列幾個主題：第一，現代派作家在藝術創作形式上的重新出發，這使得他們的作品有別於舊有的現代中國文學，而後者在台灣而言可以活躍於一九五○年代文壇的老一代作家為代表。第二，台灣現代派作家在吸收西方「文學現代主義」時所採取的幾種不同途徑。第三，運動成熟期作品中出現的文化批判及文本策略。第四，鄉土主義論者對現代主義的抗爭聲浪。
西方文學對中國作家產生了哪些影響，以及各式各樣的「主義」如何在中國文學裡被轉化，一向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領域裡的熱門課題。本書提出的一個論點是，在台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出現的某些創作實踐，確實可以被視為嚴格定義下的「現代主義文學」。我希望以此跟目前也在思考類似文學史問題的，研究中國大陸現代主義思潮的學者們，進行一些對話。
一、現代主義文學運動
一般認為，在台灣小說中首開現代主義先河的是一九六○年出現的《現代文學》雜誌（一九六○─一九七三；一九七六─一九八四）。《現代文學》由一群當時仍就讀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年輕作家們所創立，除了刊登中文創作，也譯介許多西方現代主義的經典作品與評論文字，囊括卡夫卡（Franz Kafka）、喬哀斯（James Joyce）、吳爾芙（Virginia Woolf）、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沃爾夫（Thomas Wolfe）、勞倫斯（D. H. Lawrence）等代表性人物。草創之初，整份雜誌不過是一間工作坊，提供一塊園地讓這些早熟而才華洋溢的外文系學生練習寫作；而這群年輕作者的文學理念充分反映出深受他們敬愛的老師夏濟安教授的影響。然而不多時這份雜誌卻演變成一個頗具盛名的「現代主義」文學中心；而在往後二十年間，幾位原始創刊者紛紛展現的傑出文學成就，更加增長了它的聲望。白先勇日後在《現代文學》作品選集的序言中，便引以為傲地聲稱：「這部作品集等於囊括台灣在《現代文學》雜誌出刊的十三年間所有具有潛力作家的作品」。
儘管後來接任的《現代文學》編輯，包括幾位知名作家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並不見得全然認同那些創刊同仁的藝術主張，然而整份雜誌的編輯方針很清楚地是以引進有別於當代主流的新藝術形式為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文學》第一期刊出了一篇相當於台灣現代派宣言的發刊詞，其中就明白點出籌辦這份雜誌的理由：「我們認為舊有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這種說法有一個重要的預設，即在藝術表達形式和時代的「認知精神」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關聯—我們記得西方（尤其是英國）的現代主義者，在二十世紀初期，也曾用類似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在他們的作品和過往的歷史之間有一個決然的斷裂。
雖然我們不能確知，台灣的現代派作家是否也像許多西方現代主義者一樣，深信發生於「現代」的歷史斷裂，已將他們從整個人類過去的文明中剝離，然而許多因應於近二百年來—主要是西方—社會的現代化而發展出來的藝術主題和技巧，的確經常出現在他們的作品之中。這種「挪用」或許有助於某些台灣作家在心理上抗衡資本主義對他們自己的社會所造成的衝擊，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現代主義文學版本和它所摹效的西方原型之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這種差異，必然是緣自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西方和一九五○、六○年代的台灣之間，歷史文化條件的巨大不同。
研究一九四九年後台灣文學的學者和評論家們曾經熱烈爭辯過「中國現代主義 」一詞的適當性。對台灣現代派作品的模仿性格較為敏感的學者們指出，這些作品的現代主義特徵大多相當表面化，並非發自於內在。由於缺少激發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的精神活力，「最後變成形式重於內容，只重風格體裁和技巧的展示，而較少深厚的哲學意涵」。隱藏在現代主義的表象之下，是一些相當地域性的主題關懷，甚或是矯作而不真實的情操。換言之，這種論點認為台灣現代派作家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挪用，只停留在語言和風格的層次，對於文化歷史性的內涵，則大體予以置換了。
許多來自鄉土主義陣營的批評者則抱持更為負面的看法。他們對於現代主義的成見，大致上是盧卡奇式的，認為文學技巧本身是多餘的浮飾，是一種形式遊戲，足以轉移作家的注意力，妨礙他們關心當代社會上真正重要的議題。基於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信念，這些批評者最大的關注是如何防止西方資本主義在台灣生根，而在他們的眼中，現代主義就是助長這個過程的幫凶。於是他們強烈譴責現代派作家，認為他們是受了虛榮心的驅使，而一廂情願地將疏離症候群、存在主義式的絕望、虛無、敗德等等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病徵，全都強加在自己身上—而事實上這些徵候根本還沒有在台灣出現。鄉土主義論者尉天驄便曾挖苦地說，現代派作家「看人家感冒，自己就打噴嚏」。
這些意見中不少有價值的觀點，將在後文中繼續論及。目前我要指出的，是正反雙方論點都過於側重價值判斷，反映出這些批評者對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隱含的西方和中國的「主」「奴」關係，懷著一種焦慮感。事實上，這種焦慮感的產生，和現代派作家對西方藝術楷模的欣然採納，是源自於相同的外在歷史環境；而抱持上述批評觀點的人，也多半和現代派作家隸屬於同一年齡層。和他們不同的是，本書以較晚的歷史時刻作為切入點，試圖指出：不論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是「真品」或「贗品」、是否成為半世紀以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完美複製品，都不甚重要。真正重要而使得這個運動具有研究價值的，是現代主義確然已在本地的中文創作及文化層面，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因此，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意義值得我們探討，是因為它在當代作家中激發了新的動力，並且重新鑄造了他們的藝術表達模式。本書中間各章節便是由這個角度從事探討。本篇序論的目的則是試著從兩個大方向來檢視這個運動的文化和思想史脈絡。
首先，我將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視為中國知識分子企圖仿效超越西方高層文化的一個當代個案。從十九世紀末以降，中國與西方霸權文化的接觸產生了許多摧毀性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震驚之餘，開始嘗試不同的文化重建方案，其中最具功效的，便是吸納西方文化產品的精華，使其本土化。
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所代表的，正是這個綿長的「西化」工程一個晚近的實例，因此不可避免地顯現出一般西化運動的幾項基本特質。其次，我認為這個運動和中國共產革命前、民國時期的自由主義知識陣營，尤其是英美派知識分子之間，有重要的傳承關係。台灣的現代派特別強調「藝術自主」這項自由主義文學觀，同時大體說來，比他們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前輩們要更加徹底地奉行這個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