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忠雄：我的人生履歷書

前言

如今，日本正面臨外界嚴苛的批判。打從1970年代開始，全球就張大眼睛看著日本經濟的起飛發展，如今已過了四十多年。現在的日本經濟，可說正面臨瀕死的狀態。
在「我的履歷書」於《日經新聞》早報連載期間，2011年3月11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東日本遭受了大地震與大海嘯的襲擊。
當時我正在美國洛杉磯出差回國途中，飛機抵達成田機場的上空準備降落。機艙內的乘客不清楚陸地上發生什麼事，只察覺飛機高度一直沒有降低，不停地在空中盤旋。
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到機上廣播，由於東日本發生大地震而無法降落在成田機場，但也無法和塔台取得聯繫。最後為了避開險阻，終於在北海道的千歲機場著陸。然而千歲因許多臨時降落的班機而擁擠不堪，幾乎無法讓乘客從飛機上下到地面。就算機長頻頻催促，由於只有管制官在進行控制，機長後來也只能說：「實在束手無策。」
在機艙內等待很長的時間。下機時已接近午夜，可想而知，千歲附近的旅店全都客滿，最後我來到一家遠離市中心的溫泉旅館。
看了電視新聞的報導，淨是些讓人不敢相信是發生在現在、同樣是日本東北地方的受災慘狀。在千年才可能出現一次的大規模自然災害面前，人類是如此的無力與渺小，我只有愕然不已。
隔天早上，不管航空公司提供的替代班機是幾點起飛、要飛往哪裡，我心想，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趕回關西。
我很幸運地訂到早上第一班飛往神戶機場的班機，於是立刻往神戶出發。
在這可稱之為「國難」的大災害發生的瞬間，我正好要降落機場；年輕時在旅途中遭遇的往事突然湧上心頭。
因為工作性質的緣故，我頻繁地旅行，並且常在旅途中遇到無法想像的事。
1968年6月5日，我在柏林機場聽說羅伯‧甘迺迪於美國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活動中遭到槍擊。當時人們口中紛紛嚷著：「甘迺迪被暗殺了！」然後快步通過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那時距離1963年羅伯的兄長約翰‧甘迺迪在德州達拉斯總統競選遊行中彈身亡，已經過了五年。羅伯當時受命為甘迺迪總統的司法部長，為解決當時美國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付出過許多努力。
在1962年秋天，撼動世界局勢的古巴危機中，儘管與當時蘇聯的赫魯雪夫處於對立，但羅伯仍尋求美蘇和解之道，避免發生戰爭；對內則積極參與廢止歧視黑人種族的公民運動，主張種族平等。
當甘迺迪總統提出新疆界政策，以「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麼」來激勵國民士氣。身為弟弟的羅伯則強調打擊腐蝕美國社會的黑手黨與廢除種族歧視，並在哥哥死後、詹森總統任職期間，主張美軍即刻退出越南戰爭。他懷抱著理想，身處於動亂的1960年代，起身面對各種困難與阻礙。
當甘迺迪總統、金恩牧師、還有羅伯‧甘迺迪這些年輕的領導人物相繼遭受槍擊猝然犧牲，美國頓時陷入了恐慌。
對我們這些當時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美國那些因燃燒理想而失去性命的領袖人物，是英雄的化身。在那之後，世界各地掀起了追求真正自由的風潮，那些英雄人物成了學運和工運的根源，宛如《聖經》一般的存在。
能夠直接而敏銳地感受到那個時代氛圍的我，可說是非常幸運。
1979年，當時的韓國總統朴正熙遭到射殺，那時候，我正好要從首爾機場飛往歐洲。
事發之後，戒嚴令立刻被頒布下來，機場也遭到封鎖。在千鈞一髮之際，我得以走避到其他國家，也算是個寶貴的經驗。
在旅途中如此這般地見證了歷史重大事件，讓我在之後的有生之年，更深刻地感受到應該好好看清世界，並且要站在歷史的原點認真思考所有的事。
2010年元旦，我以專家小組與談人的身分，和幾位來賓一起到NHK電視台參加一個談話性節目，探討對今後日本該有什麼期待、國家應何去何從的。
在場每位來賓都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如果為當今民主黨的政權運作打分數，你會打幾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三十分。」因為我認為身為民主黨政權中樞的官員根本不具備領導能力。
當時一起出席的國家策略大臣菅直人，就坐在我面前。鹽川正十郎和日本電產的永守重信給的分數比較高，每位參加者都說：「安藤先生分數打得好嚴格喔！」
但是，身為大地震後組織的復興構想會議成員之一，造訪災區、出席多次會議，我總是抱著失望與無力感，坐上返回大阪的新幹線。
不知是我的提案太過具體化，還是提出的數字讓政府想要避開執行上須負的責任，總之，經常是不會受到太多討論便無下文。
譬如說，福島遭受輻射的重大事故，今後應該如何思考能源問題？這對復興構想會議來說是相當重要的議題。我認為，如果現在我們依賴核能的比率占總能源的30%，那麼2030年就削減為15%，剩下15%中的7.5%以自然能源替代，另外的7.5%藉由節能減碳等折衷應對方式來摸索努力，然後再過十年，讓其餘的15%也完全以天然能源來取代，期望以三十年的時間，逐步利用替代天然能源汰換核能發電的方向來進行轉換。
三十年後能源抽取技術一定會有長足的進步，甚至也可能集合物理、化學和科學等知識，創造出新的能源。既有的核電廠隨著老舊敗壞自然必須廢除，期間處理核廢料的能力應該也會有確實的成長。
資源貧瘠的日本，唯一能勝過他國的，便是即使失敗也會從中學習，不斷痛下苦心，磨練出高水準的技術。
對於知識分子們要求核能全廢、立即採用天然能源替代等幾近歇斯底里的發言，我也抱著存疑的態度。儘管我不認為國家截至目前為止以國策來推動、仰賴核能做為主要能源的政策是正確選擇，不過因為實際上我們就是跟著這偏頗的政策仰賴著核電廠一路走來的，所以才要正視現實，花二十年、三十年逐步轉換主要能源的取得，不是嗎？
對一般企業與國民而言，能源的問題相當深刻。如果無法確保安定的能源供給，很明顯的，企業會捨棄這個國家，將生產據點轉移到外國。
已經有許多類型的企業出走國外，日本產業空洞化已難以煞車，失業率更是大幅提升。如此下去，連腳踏實地培養出來的技術也快走上絕路。
我們必須號召全國，對過去堆積到現在關於資源、能源、糧食、災害對策等問題，策略性地思考對策，在完成災區重建工作的同時，也應該把復興日本當作目標。
就是要趁現在，每位國民的思維都必須改革，我希望政治家們能夠痛定思痛，思考如何重建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國家，如何永續經營，展開行動。無論政治家或官員都該分享彼此的智慧，為了帶領勤勉的日本國民走往正確方向，應捨棄利己狹隘的紛爭、面對現實、磨練國際觀、向歷史借鏡、取回公眾利益的精神，不斷地努力打拚。
為了再次喚醒這個國家曾有的光輝，全國上下應該團結合作，然後付諸行動。

建築行腳／深受丹下作品感動
下定決心以自學走上建築之路的我，以讀書做為開端。同時，透過函授課程學習繪圖基礎、平面設計等。正如寫作者必須閱讀大量的書籍，建築家也必須以身體去體驗空間。
我從高中時期開始對建築世界產生興趣，便走訪了京都與奈良各地的建築物。出社會以後，逐漸有意識地抱持著目的，更加頻繁地前往。無論是京都的傳統建築，或是書院與茶室等，都隨著時代與風格展現不同的面貌。此外，以法隆寺、東大寺等飛鳥時代建築為主的奈良，則開創出與京都完全不一樣的世界。我因為想理解日本建築的精髓而頻頻走訪。
二十二歲那年（1963年），如果有讀大學，正好就是要畢業的那年，於是我計畫了自己一個人的畢業旅行。從大阪渡船到四國，再繞到九州、廣島，然後從岐阜往東北，是我嘗試性的建築巡禮。
其中最受到衝擊的體驗，是在走訪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的那個夜晚。晚上十一點，周圍極其寧靜，在幾乎一片漆黑當中，我走過挑高
廣場，看見核爆圓頂那令人不舒服的樣子，真切感受到戰爭的慘無人道。建築雜誌上令人過目難忘的和平紀念資料館，那種風格的典雅樣貌在這裡完全感覺不到。我感受到的是臨場空間的力量、建築所擁有的力量等各種錯綜複雜的情緒。觀賞日本近代建築巨擘丹下健三的作品，本來就是這趟旅行的目的之一，我得到超乎預期的感動。
另一方面，分布在各地的傳統建築，尤其是白川鄉、飛驒高山這些世居民宅的空間，深深吸引著我。特別是在皎潔的月光下，佇立在
民宅中彷彿要被黑暗吞噬的大黑柱，讓我體會到現代建築無法蘊含的感動。人們的生活與空間相互結合，並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所創造的風景，真的很美麗。
像這樣可說是日本原生風景的村落風光，現在正在消逝。果然和我感覺到的一樣，經過將近五十年的時光，使用許多工業產品，表面不易弄髒的現代建築，破壞了田園的景色。
透過親自體驗、學習所得到的感動，是在書本與傳聞中絕對學不到的。
現在，我的事務所規畫了「暑期研習營」，讓有興趣的學生體驗學習。利用長假到事務所打工之餘，選定一個主題，利用週末到京都、奈良等地去研究古建築。停留一個月的期間可以有八次探訪，每次花一整天時間徹底研究。如此一來，有時寺院等地會為了回應學生那份熱情，把平常見識不到的珍藏品特別展示出來，這對以為求學就是在大學聽課與讀書的學生來說，是非常寶貴的經驗。熱誠是能夠影響他人的。
「暑期研習營」的最後，要把研究內容整理成報告，篇幅與題材完全由學生自行決定。憑自己的能力，彙整好一個月來的研究內容。起初看來靠不住的學生，頓時變得很可靠。
去年夏天，有位學生選擇了東大寺的南大門。應該是特別熱衷與投入吧，報告裡竟然附上縝密到令人吃驚、非常細緻的手繪圖。
南大門是東大寺的中興始祖俊乘坊重源建造的，這個被稱為大佛樣的建築，形式上的美感在日本建築史中，實在是簡潔有力，又充滿動感。我初次目睹時，便被它壯大的規模與充滿魄力的空間所折服，那份感動至今仍銘刻在心中，成為我自身想像力的泉源之一。這讓我再度體認到，對於從事創作的人很重要的是，能與多少感動相遇？而且盡量在年輕善感的階段去經歷與累積。
2011年夏天，兩名東京工業大學學生申請參加「暑期研習營」，而且打算騎自行車由東海道一路到大阪。我即刻便答應這兩位勇敢的學生到我事務所來。儘管在途中遭逢一些意外，這兩名被烈日晒得黝黑的年輕人最終平安抵達。現今仍勇於嘗試與冒險的年輕人，我很感動也很欣賞。他們倆工作很勤快，週末則到京都研究古寺，然後在秋天回到東京。我對他們的未來充滿期待。
我自己從旅行的經驗中學習到很多。無論如何，都一邊尋找著所謂的自我觀點，一邊思考並持續追尋。只是我們要關注的不是建築物的表層，而是建造者的人性與他們的人生故事，以及蓋出那棟建築物的時代，都必須進行了解。切實地走訪建築，邊看邊走邊思考，這個經驗將成為個人寶貴的資產。

日本，加油！／培育人性的教育才有未來
應該走在國際社會前面的日本，現在卻失去了存在感、跟不上國際化的浪潮，掌握不到未來的方向。

在這個時候，我們不得不捫心自問，一個人的力量究竟能做什麼。在此之前，日本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出現兩次奇蹟，如今，又出現大災難，不管如何，我們都得設法讓日本重建復興。
原本我覺得日本人擁有很棒的民族性，即使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不管是土木、建築的技術力，或是時程、品質、安全衛生的管理能力，都擁有世界頂尖的水準。在其他領域也是細膩而縝密、充滿探究精神，並勤勉努力。這些都曾獲得國外很高的評價。
……
現在，人們變得不去思考，也不再奮鬥，只求經濟上的富裕，完全忘記了在生活文化中富裕的真正意義。
肩負未來的孩子們，在父母的意志下，為了填塞知識而被送往補習班，失去了正是培養創造力最寶貴的階段。原本孩子們應該和朋友自由地在自然中嬉戲，並在遊戲中培養好奇心、磨練感性、養成挑戰的勇氣和責任感。但現在的孩子是在父母鋪好的跑道上奔跑、在竭盡所能地過度保護下成長。靠自己思考的體驗絕對是不足的，而且就在缺乏壓力、判斷力、自立心的情況下長大成人，成為社會棟梁的角色。
現在的日本無法用正確的價值觀判斷，並在國際社會上落後的現狀，與充斥在兒童的教育問題，絕對脫不了關係。
其中包括1970年以來對於大學入學考試的改善，檢討的結果是1979年在教育第一線採用的共通一次測驗與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測驗的制度，原本是希望緩和大學入學考試的競爭壓力，但因為補習業的介入與根據偏差值的考生選拔，反而增長了大學的排名。可以說只是以數字來取代年輕人的能力，讓原本具備多種可能性的年輕學生，以電腦閱卷卡的方式來考試，單純地接受優劣評判的考試戰爭，這種方式剝奪了年輕人及國家的活力。國家的活力與教育絕對是息息相關的，如果不從根本改變這種考試制度，我認為這個國家是看不見未來的。（摘自「培育人性的教育才有未來」）
我沒有受過大學教育，所以我對於不得不靠自己獲得生存的力量的想法，比別人強烈。因此，當看到自我意志薄弱、不想跟人發生衝突、精神上很軟弱的年輕人和孩子，就讓我對日本的將來有著強烈的擔憂。
如果不恢復日本的民族性，實行養成人性的教育、創造擁有自我價值觀的「獨立個體」，並對家族和地方懷抱情感，是看不見未來的。
法國詩人保羅‧克勞岱（Paul Claudel）對日本的藝術很感興趣，有個姊姊是雕塑家卡蜜兒（Camille Claudel, 1864-1943）。他從1921年起七年間擔任駐日大使，而且想要更加深刻理解日本的文化，他曾對法國思想家、也是詩人的友人保羅‧梵樂希（Paul Valery, 1871-1945）說：「只有這個民族，是我不希望它消失的民族，那就是日本。」那個日本，現在正面臨存亡的危機。
在三一一大地震之後，日本必須痛定思痛、徹底改革，創造出第三次奇蹟。
首先，我希望讓被馴養的孩子們可以恢復他們的本性。擁有本性的孩子才能培養知性，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認識與學習，才能培育出重振日本國力的人才。這個國家要再次倖存，比起技術革命或經濟，更重要的是培育擁有獨立個體人格的人才，才是當務之急。
養成真正人格的教育，才能讓惡化的人類與國家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