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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
《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看見完整建構台灣同志文學史發展！
「同志文學」是「讓讀者感受到人事物的文學」
「同志文學史」是「立基於同志文學的公眾歷史」
公眾歷史就是有別於主流史觀的另類記憶
紀大偉的論著《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爬梳長達一甲子的台灣公眾歷史，從美國主導冷戰的1950年代，一路細數到「後冷戰」的21世紀初期，各類型台灣同志文學作品，包括長、中、短篇小說，散文、詩、劇戲等。
《同志文學史》有別於主流歷史的另類文化史論著，頻頻探問：
1950年代如何早在白先勇進入台灣文壇之前就打造了「識讀」同性戀的「想像共同體」？
1960年代白先勇大放異彩之際，他的文壇前輩、平輩怎樣在作品裡描繪其他同志的主體效果？
1970年代台灣文學中，女性嘗試和同性配對的時候，同時期的男性怎樣獨闖「內在」的美國？
1980年代，新興的「核心家庭霸權」怎麼和人道主義協力催生同志的悲情？
世紀末的「愛滋」、「同志」、「酷兒」等等外來語進入台灣之後，如何與本土語境互相激盪、彼此改寫？
到了21世紀，台灣同志又怎麼過渡到「液體現代性」？
一甲子以來，台灣同志文學裝滿了被恐懼、被排擠、被侮辱、被摧毀、被偷偷祝福的種種難言之隱。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就是貓一樣踮腳起來，回顧難言之隱的旅程。本書選取文本討論對象的「積極策略」是「求多不求精」，而不是「求精不求多」：書中每一章大致對應了每個年代（每個十年，例如1960年代），每一章都避免聚焦在那個年代極少數、極菁英的兩、三種台灣同志文學，反而盡可能納入同一個年代內十種以上的文本，才能呈現每一個年代的眾聲喧嘩風貌。
《同志文學史》引用的台灣本土文獻可以上溯至20世紀初期，下探至21世紀初期。在超過一百年的時光中，「呈現同性戀」的台灣印刷品文本（包括「被視為文學作品」的美文，也包括「不被視為文學作品」的報上社會新聞）幾乎不曾在任何一個年代缺席。呈現同性戀的印刷品享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本書細數一甲子的歷史（六個年代；六個十年），包括（1）1950年代；（2）1960年代；（3）1970年代；（4）1980年代；（5）世紀末；（6）21世紀初，橫跨三個時期，依序是（1）冷戰之前時期（從20世紀初期至1940年代，也就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2）冷戰時期（從1950年代以降，也就是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以及（3）後冷戰時期（從20世紀的世紀末直至21世紀初期）。
本書共分8章，第1章〈緒論──台灣的發明〉簡單扼要指出：「同志文學史就是台灣的發明」，強調「同志文學」不僅僅可以視為一種「文類」，更可以視為「領域」：這個領域需要在重視作者之餘承認讀者的貢獻，需要營造眾聲喧嘩的文本對話環境。同時，這一章也說明「同志文學史」是一種和「主流歷史」互別苗頭的「公眾歷史」。
第2章〈白先勇的前輩和同輩──從20世紀初至1960年代〉指出，白先勇雖然是台灣同志文學史的先驅之一，但先驅畢竟也自有前輩和同輩。早在白先勇之前就有各種前輩投入同性戀的呈現。
第3章〈愛錢來作伙──1970年代女女關係〉指出，台灣女同志文學要等到1970年代才密集出現。雖然早在日本時期、戰後初期的報紙就已經不時披露女同性戀新聞，但是女同志文學風潮要到70年代才浮現。這個文學界的風潮呼應了現實生活中女性經濟地位的改變：多虧冷戰全球布局之「福」，台灣變成美國的代工廠，因而在70年代體驗「經濟起飛」。本土女性紛紛進入工廠、職場，爭取到較多的經濟自主，可以開始想像女女作伙的生活。
第4章〈誰有美國時間──一九七○年代男同性戀者〉發現「美國」在台灣文學中千呼萬喚始出來：雖然戰後台灣長期受到美國宰制、1960年代文學早就展現了美國式「現代主義」痕跡，但是要等到70年代本地文學才開始明確寫出「美國」：將「另類的人」（男同性戀者）和「另類空間」（美國）連結在一起，暗示「另類之人」要在「另類之國」才得以倖存。
第5章〈罷家做人──1980年代〉主張「同性戀罷家」現象在1970年代末畫下了分界線：分界線之前，台灣文學裡的同志幾乎不和家庭衝突；分界線之後，台灣文學裡的同志和家庭決裂則幾乎成為鐵律。
第6章〈翻譯愛滋、同志、酷兒──世紀末〉經歷了從「冷戰時期」進入「後冷戰時期」的歷史轉折，強調，「同志文學在二十世紀末蔚然成風」的現象除了可以歸諸於1987年的解嚴，還可以更往前推一點，歸諸於「愛滋」字詞與相關脈絡的「翻譯遭遇」。
第7章〈固體或液體的同志現代性──二十一世紀初期〉借用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的「液體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觀念，解釋同志文學面臨的變局：「去中心」的液體現代性崛起，以既有體制為中心的固體現代性則持續失勢。
〈後記──中國在哪裡〉與其是要議論「同志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係，不如說是要指陳一個較少為人談論的事實：同志文學史幾十年來的發展剛好見證了「中國」隨著時代變化的「有／無」。
作者：紀大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比較文學博士，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著有專書《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科幻小說《膜》。日文版、法文版、英文版《膜》已經翻譯出版。
《台灣與東亞》叢刊發行旨趣／陳芳明
看待台灣文學史的另一個方法──《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序／陳芳明
自序
第1章 緒論──台灣的發明
一、本土文學的「同志現代性」
二、作為「公眾歷史」的同志文學史
三、取決於讀者感受──而不只取決於作者意圖
四、扼殺「雙性戀」與「異性戀」的「是非題」
五、定義，特徵
六、研究方法：歷史怎麼做
七、章節安排：年代、時期
第2章 白先勇的「前輩」與「同輩」──從二十世紀初至一九六○年代
一、先有讀者，才有作者
二、追認冷戰之前的資產
三、1950年代：同志文學史的關鍵十年
四、白先勇作品內外的眾聲
五、《重陽》有資格嗎？
六、早熟：初中生也堪稱同志主體嗎？
七、為歐陽子翻案
結語
第3章 愛錢來作伙──1970年代女女關係
一、自由的幻影
二、「工作讓人自由」
三、強調經濟，「不強調」情慾
四、歐陽子和白先勇的女女情仇
五、李昂筆下的「性知識」
六、玄小佛和郭良蕙遇到「大家」
七、值不值得被紀念的過去
結語
第4章 誰有美國時間──1970年代男同性戀「者」
一、外在美國，內在美國，美國時間
二、外在的美國
三、內在的美國之一，野人咖啡室
四、內在的美國之二，新南陽戲院
五、內在的美國之三，醫生診所
六、「否寫美國」的王禎和劇本
結語
第5章 罷家做人──1980年代
一、作為公眾平台的《孽子》
二、罷家，做人，告白
三、在人道主義的王國裡
四、墮落的核心家庭
五、出國決勝負的「朝聖」
六、女子家庭代工
七、男子家庭代工
結語
第6章 翻譯愛滋，同志，酷兒──世紀末
一、從「解嚴」還是從「愛滋」開始算起？
二、翻譯遭遇
三、愛滋：從國外到本土
四、同志：哪一種公共？
五、酷兒：在人道主義的王國外
結語
第7章 固體或液體的同志現代性──21世紀初期
一、詩：從難以指認之苦，到不必發現之樂
二、長篇小說：蒼蠅與膏油
三、跨性別時間
四、原住民：從僵化的客體到軟化的主體
結語
後 記 中國在哪裡
一、今昔之比
二、「同時存在」之謎
三、冷戰的小孩
四、視覺至上主義之外
參考及引用書目
附錄 作家年表
索引
看待台灣文學史的另一個方法──《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序／陳芳明
一
文學史，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一種文學批評史。從來沒有一種歷史，都是以單一的價值在發展。依照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觀念，沒有一種歷史是連續不斷的。也沒有一種歷史，只能容納一種觀點。他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複數的，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都同時在進行。因為不是連續 的，在時間發展過程中，往往充滿了縫隙與裂痕。身為歷史學訓練出來的學生，我曾經也以單一的觀念在回望歷史。尤其是接受中國歷史的教育，總是以為中國歷史最悠久，而且連綿不斷。這種錯誤的觀念，曾經主導著我的前半生。新歷史主義的觀念浮現之後，才漸漸發現自己曾經接受過嚴重的誤導。中國歷史是男性史，是異性戀史，是漢人史。凡是沒有寫進歷史紀錄的性別、族群、階級，從此就從歷史地平線消失。這種史觀非常粗暴，尤其是以儒家的立場來寫歷史，更是粗暴。由於史家都是男性，都是異性戀者，都擁有當權派的地位，他們習慣於偏向自己所堅持的理念。這種史家，擅長以二分法的方式，來區別這個世界。而且也擅長以審判的語氣，來看待他們眼中的異類。凡屬邊疆民族，便被劃入野蠻的領域。凡屬女性，就輕易被貶低身分。更可怕的是，傳統史家總是堅持 萬世一系的觀念，他們堅持著長子繼承制的閉鎖態度。一個父權的、統治者的、貴族的中心史觀，便如此建構起來，而且牢不可破。如今我們已經發現，所謂主流歷史都是發明出來的。主流史觀一旦誕生，其他支流的脈絡必然遭到湮滅。這說明了為什麼，我們後代在看待歷史時，都只發現一條歷史主軸，其他都消失不見。
不見，其實就是偏見。我們只看到傾斜的、歪了一邊的歷史。在戒嚴時期，歷史教育可以說非 常成功，都只容許看到中國、男性、漢人、異性戀史。新歷史主義特別強調，人類歷史的發展並非只依賴一條主軸，而是以多軸的線索持續延伸。從來沒有一種歷史是連續不斷的，而是充滿了太多的缺口、縫隙、斷裂，並且是以多軸的形式持續發展。歷史學家慢慢發現，在縫隙與斷裂之處，就是可以填補不同的歷史記憶進去。由於歷史是多軸的，就不可能有所謂的主流或支流之分，而是同時並排進行。所謂歷史主軸，其實是一種二分法、兩元論的觀念。把男女分別放在主客的位置，也同樣把黑白膚色區隔開來。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白人歷史總是優先於有色人種。從中國史來看，漢族總是優先於邊疆民族。白人的重要性，或漢人的重要性，便是不斷把不同人種遮蔽起來，而彰顯了白人或漢人的優越位置。這種偏頗的歷史觀，無法讓後人看到過去的全貌。從而也使歷史舞台上的主要人種，壟斷了文化解釋權。
如果我們接受歷史多軸的觀念，則曾經受到遮蔽的種族、性別、階級，又可以重新登上歷史舞台。從這個角度來看，紀大偉所寫的同志文學史，應該可以視為台灣學界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把這本書的出版，視為一個事件，並不過於誇張。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抱持著偏見來看待同志族群，也一直以扭曲的態度來解釋同志文學。紀大偉有意撥開歷史迷霧，讓被遮蔽的同志文學撥雲見日。身為《台灣新文學史》的作者，我無法掩飾內心的喜悅。縱然在自己所書寫的文學史也討論了同志文學，卻只能以極小的篇幅讓台灣同志文學被看見，無法讓讀者發現同志文學的全貌。一部台灣文學史，必須由集體的力量來共同撰寫，才有可能讓受到蒙蔽的文學書寫展現真貌。
我也深深相信，在未來新的文學史一定會誕生。不僅是同志文學史，還包括女性文學史、原住民文學史，都有可能問世。身為異性戀的文學史家，我無法深入同志文學的世界。同樣的，身為男性文學史家，我也不能窺見女性文學的全貌。身為漢人文學史家，我也必須承認，對於原住民文學傳承的真相，我還停留在皮毛之見。如果要建構一部完整的台灣文學史，就有必要讓女性、原住民、同志的文學史家共同合作來撰寫。當代台灣文學史可能時間稍短，但是內容卻相當龐大而豐富，絕對不是依賴一個人的力量就可容納全部。這也是為什麼看到紀大偉所寫的《同志文學史》完成時，我不只是喜悅而已，也已經預見了一個更開闊的史觀就要誕生。
二
在這本書裡，紀大偉企圖突破線性的史觀，借用新歷史主義，來重建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發展軌跡。具體而言，他並不依賴連續不斷的時間感，而是利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縫隙、斷裂、空白，填補了同志文學的記憶。他所遵循的是複數歷史觀，讓同志文學與一般的文學類別並列。借用所謂並置（juxtaposition）的觀念，使多軸的歷史發展平行陳列出來。這種並置的發展論，既可與所謂的主流歷史軸線相互參照，也容許了同志文學的獨立發展。這使得整本書更為豐富而精采，尤其他透過細讀（close reading）的方式，讓同志作品再次浮出歷史地表。他的挖掘與鉤沉終於讓讀者看見了從前所未見的史事。
對於異性戀讀者而言，許多文本往往輕易瀏覽過去就好。但是，紀大偉則重新詳細穿越許多被忽略的文本與作品，發現字裡行間所暗藏的同志傾向。在同志文學的文本正式誕生之前，前輩作家早就有過閱讀同志文學的經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釋，他把同志文學史往前延伸到一九五○年代，並特別指出，更早的前行代作家已經有過閱讀同志文學的經驗。紀大偉雖然是在寫文學史，卻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閱讀範式。在文本底層，其實是潛藏許多未能定義的流動情感。
紀大偉的史觀應該可以成立，也就是把「閱讀史」納入文學史的一環。眾所周知的台灣文學史家葉石濤，他早年從事文學創作時，也曾經耽溺在法國作家紀德（André Gide）的唯美文學裡。紀德的詩與小說，也曾經是西川滿的模仿對象。如果沿著這一條軸線去挖掘，當可發現台灣社會的同志文本閱讀，應該還更深遠。身為西川滿學徒的葉石濤，早年所寫的唯美小說，乾淨而透明，幾乎直追紀德的耽美。作品閱讀史，在不知不覺之間，為文學發展埋下一定程度的暗示。這也是為什麼紀大偉在第二章第一節揭示「先有讀者，才有作者」。這是相當睿智的解釋，也是使同志文學史的源流找到線索。
性別差異往往也會導出閱讀差異，這正是文學史精采之處。對於同志文本或酷兒文本，紀大偉在閱讀之際，總是採取游移、流動、跨界的態度。以白先勇的《孽子》為例，就可分辨出《台灣新文學史》的解讀，與他的解讀非常不一樣。身為異性戀的作者如我，把小說中父子決裂的那一幕，認為是對儒家傳統的背叛。在書中特別強調，「這個場景是台灣文學的一個經典：那位憤怒的父親，可能是傳統歷史的最後投影；那位被驅逐出走的兒子，則正要開啟一個長路漫漫的新時代。兩條取向完全不同的歷史長河，從此就要改流。」換言之，我的閱讀是把小說文本置放在儒家傳統的歷史脈絡裡，仍然沒有擺脫大敘述的史觀。紀大偉的解讀，則是把離家出走的阿青，視為一種「罷家」的行動者。這兩種不同的解讀，正好彰顯阿青的被動轉換為主動。離開了父權的家庭，阿青便獲得了喘息甚至新生的機會。這種文本閱讀的差異性，正好可以證明一部同志文學史的建構有其必要。等於把同志小說的文本，從傳統文學史觀拯救出來。同時，也讓同志文學獲得獨立自主的空間。
捧讀這本書之際，或許讀者對於紀大偉所建構的歷史分期會有意見。因為他劃分的方式，仍然是以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年代的模式來劃分，似乎太過於異性戀男性的觀點，也太過於強調歷史的線性發展。但是，如果考察戰後的台灣歷史，就可以發現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每十年就發生一次變化。例如一九六○年代台灣社會首次開放外國資本家投資，一九七○年代加工出口區開始普遍成立，一九八○年代新竹工業園區正式完成。整個社會的發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衝擊。在這種經濟發展的浪潮下，文學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強烈影響。具體而言，同志文學可能也與其他文類的發展，都同樣被編入資本主義的共構。整個大環境的變化，自然而然就反映在文學生產裡。
這本書的重要意義，在於標誌著台灣同志運動的漫長道路，也在於彰顯台灣社會風氣如何從封閉走向開放。任何一部小說或散文，都可視為一個時代的墊腳石。面對一個非常不寬容的社會，同志文學的書寫正好代表了一股不滅的意志，不僅在文學上開花結果，也在文化上開枝散葉。確切而言，同志文學史的出現，意味著戰後台灣歷史從來都是以多軸的形式在發展。
台灣民主運動走到這麼遙遠，也等同了同志運動所開創的格局。當整個社會陷入「婚姻平權法」的爭議之際，這本書的誕生，等於提出了相當雄辯的歷史證詞。在爭議的硝煙高漲之際，紀大偉引導我們重新去回顧文學史是如何發展的。其中的起伏跌宕，都在他的歷史敘述中歷歷可見。身為他的文學同伴，身為他的教學同事，我以嚴肅但揉雜著喜悅的心情，向街頭對抗的人們呼籲，請大家靜下心來，好好捧讀這部《台灣同志文學史》。
第一章 緒論：台灣的發明
一、本土文學的「同志現代性」
《同志文學史》全書主張就寫在書名：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雖然宰制台灣的三大強國─中國、日本、美國─都曾經產出豐富的同志文學作品，但這三個強國並沒有提供「現成可用」的同志文學「史」範本（model）給台灣仿效。時期綿長、作品繁盛、作者眾多的「同志文學史」是無心插柳的台灣土產，見證了一種「立基於同志文學」的現代性（modernity）。
我「暫時」將「同志文學」定義為「讓讀者感受到同性戀的文學」，並且將「同志文學史」定義為「立足於同志文學的公眾歷史」。我強調「暫時」定義，是因為定義總是隨著時空變化而變遷：我相信定義的工作不可能「一勞永逸」，而必須「多勞不逸」。在本書敘述歷史的過程中，我將持續微調多種字詞的定義。
這部《同志文學史》只談台灣不談中國。讀者可能好奇：難道中國沒有同志文學史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許維賢教授的研究正好可以代替我解答這個問題。許維賢在中國境內長期考察「同志書寫」，出版《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當代中國的男性建構》。許維賢的書名點出，中國的同志書寫遭受現代性衝擊，出現斷層：舊中國的男色文學被歸為「豔史」，新中國的同志書寫則受到「性史」管轄。許維賢指出，在現代式性史稱霸的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要到一九九○年代才開始出現公開發表的「男同性愛書寫」，但這些遲到的作家卻被中國主流文壇一直嚴重忽視至今。許維賢觀察的中共同志文學，跟我研究的台灣同志文學，享有截然不同的命運。稍後我將解釋，至少享有一甲子歷史的「同志文學」可以上溯到六○年代，「同志文學『史』」更可以上溯到五○年代。不像在中國，同志文學在台灣並沒有被文壇長期忽視；例如，白先勇《孽子》出版之際已經廣受文壇正視。《同志文學史》專心聚焦在現代性促生的台灣文學，並不談許維賢已經奮力試圖爬梳的中共同志書寫。中共建國以來的同志文學並沒有展現出讓台灣得以仿效的繁榮歷史。
這部《同志文學史》的工作並非空前。在一九九○年代，「開心陽光出版社」（第一家專門出版同志主題書籍的台灣出版社）已經構思同志文學「史」的框架；在二○○五年，同志研究學者朱偉誠已經在他編選的《臺灣同志小說選》中，在導讀〈另類經典─臺灣同志文學（小說）史論〉為同志小說勾勒「簡史」。這兩者都屬於「編選同志文學」的浪潮：從《紫水晶：當代小說中的同性戀》的編者郭玉文以降，許多編者急於跟讀者公眾證明同志文學享有琳琅滿目的歷史，便紛紛推出同志文學選集。各種文選藉著展示同志文學的大觀園，向公眾證明了同志文學的歷史，才讓這部《同志文學史》有了得以立足的沃土。
《同志文學史》也是一份「現代性」的報告。我所說的「同志現代性」（tongzhi modernity）是逆境求生的生命力，不斷和既定狀態（status quo，既有的國家、家庭、經濟處境等等）挑釁、纏鬥、協商，或是捉迷藏。我在這裡說的逆境主要來自於異性戀體制，既定狀態同樣也是被異性戀體制架構。至於我說的生命力，則被具體可見的文學（以及其他種種民眾行動）所體現。現代性的場域就是種種權力（powers）的競技場：簡而言之，逆境帶來由上而下的壓迫（強迫公眾吞下既定狀態），生命力則是由下而上的抵抗（拒絕無條件接受既定狀態）。至於逆境與生命力之間的複雜關係，我會在本書中慢慢細說。《同志文學史》研究的「同志現代性」，對應的現象就是「同志文學」。既然現代性的具體化現象都要奠基在物質基礎上，我所討論的同志現代性也在兩層的物質基礎立足：首先，同志現代性立足於文學；其次，這一種文學立足於現代中文報紙。除了報紙之外，各種書刊印刷品誠然也是國內文學的舞台，但這些印刷品的作者、編輯、出版人最初也幾乎都在報紙發跡。我在這裡提及的「文學」、「現代中文報紙」以及「現代中文」都是曾經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物質基礎；如果在其他不重用文學的國度，如果在其他太貧窮（或是太富裕）的年代，人們未必願意硬著頭皮投資文學生產、報社創建，以及（統治者選定的）國語教育。例如，在二十一世紀，台灣不可能由奢入儉，像昔日一樣押寶在難以賺錢的文學和報紙。「同志現代性」這個詞的「同志」要怎麼定義，就根據「同志文學」的「同志」怎麼定義而定。「同志」該怎麼定義，取決於「文學」這個基礎在歷史洪流中的流變，也要取決於「現代中文報紙」這種「現代裝置」在歷史浪潮中的興衰。文學和報紙都是歷史中的變數而不是常數（試想，解嚴前的文學與報紙和二十一世紀的文學與報紙在美學、政治立場方方面面都截然不同），所以立足在文學和報紙上面的同志現代性也就持續變化，沒有定性。同志現代性這種新鮮奇觀布滿三種角力的痕跡：角力發生在「本土vs國外」之間、「壓制vs興盛」之間、「主流vs非主流」之間。我對於現代性的理解，受惠於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的專書《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被壓抑的現代性》為晚清小說仗義執言（也就是為曾經被邊緣化的晚清小說翻案），而《同志文學史》也企圖進行類似的翻案工作（也就是把歷史外頭的同志文學請入歷史之中）。王德威指出「被壓抑的現代性」有三個面向：一，在「舊」（中國）與「新」（西方）角力的陰影下，「文學傳統內生生不息的創造力」。二，「後晚清時期」（也就是「五四時期」）對於晚清文學、晚清文學史的「檢查及壓抑」。三，晚清時期與後晚清時期「種種不入（主）流的文藝實驗」。讀了《被壓抑的現代性》，我才拿捏到「同志現代性」的三個可能面向：一，「外國與本土的辯證」：呈現同志的本土文學領域遭受外國（尤其美國）符碼（signifiers）刺激，但是本土的力量也迅速改寫了外國符碼；二，「壓制與突圍的辯證」：戒嚴時期的國家機器壓制了多種言論自由，缺乏言論管道的公眾只能轉而訴諸看似較有言論自由的印刷品─印刷品順勢成為同志文學（以及其他非主流文學）得以「突圍」的舞台；三，「主流跟非主流的辯證」：這種辯證關係發生在同志文學的外部（在一般文學與同志文學之間），也發生在同志文學的內部（在「素質整齊」的純文學與「水準不齊」的俗文學之間）。這三個面向（也是三種辯證）的交集，就在於現代性的核心精神：即，挑戰既有秩序、求新求變的精神。
王德威說的「被壓抑的現代性」並不是指「晚清文學」本身，而是指晚清時期、後晚清時期（五四時期），以及跟後來的時期對於晚清文學的「回顧」。這種回顧行為就是《同志文學史》一再啟用的「後見之明」（hindsight）。這種回顧、後見之明，剛好應合了同志歷史研究者黑普林（David Halperin）的《如何做同性戀歷史》（How to Do the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這本書。該書強調同志的歷史並不是「理所當然地早就存在歷史中」、並不是「只是被動等著被人發掘全貌」；他認為，同志的歷史是「被做出來的」、被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和評論者以後見之明所「發明」並「補綴」而成。雖然黑普林在談「同志史」而不是「同志文學史」，他的說法還是影響我醞釀出「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的主張：同志文學史就是在台灣「做出來的」。
我所談的發明，並不是一般口語中讓人引以為傲的「器物」，例如所謂的中國四大發明、中學生出國參加發明比賽的得獎作品。此外，「川味牛肉麵是台灣的發明（而不是四川的傳統）」、「中國餐廳在美國提供的幸運籤餅是美國的發明（而不是中國的傳統）」這一類挑戰常識的說法也饒富趣味，但這些發明畢竟還是器物。我談的發明不是「器物」，而是被視為「傳統」的「慣例」。
我對「傳統就是發明」這種弔詭說法的理解，來自史學名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他在〈傳統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這篇文章指出，許多被譽為歷史悠久的傳統都是隨著現代化進程出現的發明物。美國學者德賽（Gaurav Desai）在〈發明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Invention）這篇標題戲謔的文章指出，西方學界在一九八○年代起，開始出現「將傳統視為發明」的風氣：多虧質疑傳統聞名的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提出「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薩依德（Edward Said）、提倡解構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等「學界前輩」帶來思考刺激，八○年代的「學界晚輩」思考「觀念」、「傳統」的「被發明」、「被建構」。德賽發現，「非洲怎被發明」、「記憶怎麼被發明」、「原始社會，怎麼被發明」、「異性戀怎麼被發明」等等研究課題湧現，「東方主義」、「想像的共同體」看起來「沒有」凸顯發明的標題其實也都在研討各種傳統怎麼被發明。以上種種課題顯示，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歷史常數，如「非洲」和「記憶」，都是被發明出來的「慣例」、「慣用概念」。
剛才提及兩種發明：「口語中的發明」vs.「霍布斯邦所說的發明」，也就是「被歌頌的器物」vs.「被質疑的慣例」。這兩種發明的差別，主要在於各自發揮的「造神」vs.「除魅」效果。一旦民眾發現日常生活中的傳統其實是發明出來的慣例，就可能開始懷疑各種歷史常識是否可信，因而主動、被動捲入「除魅」的行動。例如，被執政者發明的「吳鳳」神話就是被除去的魅。然而，中國四大發明、學生發明家出國比賽這類「強調器物的情報」並不會鼓勵民眾「除魅」，反而可能將民 眾送入「造神」的隊伍：古文明的發明讓身為炎黃子孫的民眾驕傲，參加發明比賽的資優生被公眾當作「台灣之光」。
但是我也要趕緊釐清，霍布斯邦指出的「發明／傳統」跟這部《同志文學史》的「發明／傳統」並不一樣。霍布斯邦指出的「發明／傳統」是由掌權者「由上而下」（由官方到民間）頒布給公眾的，而《同志文學史》指出的「發明／傳統」則是由公眾「由下而上」（由民間到官方）挑戰執政者的。霍布斯邦所說的「作為慣例的發明」可以左右歷史的詮釋，更可以擺布民眾的命運，經常被掌權者拿去濫用。但是，水可覆舟亦可載舟，《同志文學史》所指認的發明也可能被公眾搶過去制衡、抵抗掌權者。
雖然「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但是我也要趕緊撲滅「台灣之光傲視全球」的錯覺。雖然我聚焦於「同志現代性」、「台灣」、「文學」這三者發生交集的結果（這個結果即「同志文學史」），但是這三者也常常沒有交集。下列三種可能性都已經成為受到國內外學界矚目的事實，不容否定：
一，「同志現代性」可能與「文學」在一起，卻和「台灣」分開。也就是說，其他國家也可能享有立基於文學的同志現代性─台灣並沒有壟斷同志文學史這個發明。其他國家也可能自行打造它們的同志文學史；例如，馬來西亞華人作家許通元早就編選了《有志一同：馬華同志小說》，並在附錄的〈假設這是馬華同志小說史〉一文召喚「馬華同志文學史」。
二，「同志現代性」可能與「台灣」在一起，卻和「文學」分開。在二十一世紀台灣，同志現代性早在文學以外的領域發光發熱：例如社會運動、夜生活、網路社群等等。同志文學的盛世畢竟只屬於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這是一種歷史主義的看法（即，重視「歷史化」的看法）。既然同志文學的盛世只屬於某些時代，我就不可能樂觀聲稱「同志文學前景看好」─這種樂觀的誇言犯了「去歷史化」的謬誤。
三，「同志現代性」可能和「台灣」分開，也和「文學」分開。例如，泰國的同志文化享譽全球，但是泰國耀眼的同志現代性顯然在於讓人瞠目的夜生活，卻不在於文學。綜觀國際學界出版品，我發現日本享有同志通俗文化史、美國享有同志運動史，而中國正在發展同志地下社團史。其他國家的同志現代性大可不必被文學定義、大可不必被文學庇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