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

張學與張愛玲的「國色」／林幸謙

〈中國的日夜〉／張愛玲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

一、張愛玲與彩雲的人民
這是張愛玲詩句中一個有關中國的意象。場景是上世紀40年代中後葉的一個冬天：張愛玲買菜回家，走在「我自己的國土上」上，她眼中滿滿是煌煌然的陽光，空氣裡有一種清濕的氣味，到處是補綴過的藍布衫的民眾。
這詩收在同名的散文中，在秋冬之交微弱的陽光裡，「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而那些走在街道上的身影，她說她看到了中國的「國色」。
詩中，張愛玲流露出與中國的某種親密關係 ── 一種鮮少有情感，有如她和她父親那種錯綜複雜的、並非黑白分明的隱匿關係。在亂紛紛的補釘斑斑的黑影中，似乎有一種窮親戚的感嘆，然而卻流露出張愛玲甚少表露的、親暱的「自己人」的情感。
「我們中國本來是補釘的國家，連天都是女媧補過的」──張愛玲
那個年代的中國和那一種「國色」，大概是我這一代人沒法想像的；而當今的「中國」和「國色」，應也是張愛玲生前所無法想像的吧。當年，張愛玲來到臺北是半個多世紀前的60年代初，現今的上海和臺北景觀，早已不是張愛玲記憶中的城巿。「國色」，早已幾番蛻變更迭，然而，身處位在南港山系邊緣的中研院，雨後的空氣，顯然仍有一絲張愛玲當年感受到的、清濕氣味。
距今轉眼我竟然已有十五年不曾踏足臺北。
我最後遊臺北，是來臺過渡千禧年。和人群擠在臺北巿的中心，遠遠地觀看城巿夜空那些爆裂綻放的煙火，那些和友人相擁、親吻互道千禧年快樂的瞬間，早已隨當年留學臺北的記憶流逝，浩蕩而遙遠。夜裡從淡江吹來的風，有如當年張愛玲送別胡適時那陣從赫貞江（又譯赫遜河、哈德遜河，Hudson River）吹過的風，仍舊地，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來。張愛玲道：「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而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踏上臺北，再來時，已是十五年之後。
當年我離開臺北時，我剛開始立意要做張愛玲的女性主義研究到香港中文大學去讀博，回來時，有點慶幸我已是「張學」的中堅分子。
此次回來，更加慶幸的是代表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和臺灣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合辦張愛玲九五誕辰的兩場紀念活動：張愛玲學重探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張愛玲手稿、文物展。
這珍貴的學術機緣首先要感謝王德威的推介與牽繫，順利和彭小妍合作主辦了此次張愛玲紀念活動。早在2010年我在浸大主辦第二屆張愛玲的紀念學術會議時，邀請了小妍到浸大參加會議，可惜因各種因素沒能成行。如今我們共同主辦張愛玲每五年一屆的紀念活動，深感榮幸有機緣成為合作者。雖說合辦，然而彭小妍在中研院完成了大部分的籌備工作，因此要特別的感激小妍。
如今很多人──特別是臺灣學界──都認為張愛玲是屬於臺灣，如陳芳明在前一屆的張愛玲大會中的主題演講，就是談論張愛玲和臺灣的關係：我們的張愛玲。臺灣確實有太多知名的超級張迷，除陳芳明外，如唐文標、水晶、白先勇、王禎和、周英雄、朱西甯、余光中、南方朔、平鑫濤，舉之不盡。
我們這些張迷，暫且或也可看作是張愛玲詩中的彩雲人民：在語言文字上、理論學說上、文化符號上、思想精神上，乃至心靈／性靈上，也許我們都是另一類型的補釘之族。我們把中、西、古、今、異、同，等等各種「國色」、各種思維基因混合（Hybrid）之後，產生出獨有的文化人──包括張愛玲本身；形成張愛玲詩中她當年所看到的、那些在街上行走的彩雲的人民：身穿各種色彩各種布料的、補了又補連了又連、深深淺淺雨洗出來的「彩雲的人民」。
這次會議的舉行，我們把閱讀張愛玲與張學研究當作是感觸一個時代的心靈之旅。在這意義上，這裡所論述的張愛玲，也許可以視為一個時代的文學史的開拓者，出現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

二、張愛玲的愛與憎
〈愛憎表〉／張愛玲
沒死已經失去了當年的形貌個性，一切資以辨認的特徵，歲數成為唯一的標籤。但是這數目等於一小筆存款，穩定成長，而一到八十歲就會身價倍增。一輩子的一點可憐的功績已經在悠長的歲月中被遺忘，就也安於淪為一個數字，一個號碼，像囚犯一樣。在生命的兩端，一個人就是他的歲數。
會議第一天，彭小妍主持了首場主題演講，作為開場的主講人李歐梵從跨文化與翻譯理論的影響，探討張愛玲在美國所面臨的「文化語境」的困難。李歐梵從新的時代層面揭示張愛玲在美時期的英文書寫作事業，講解張愛玲如何面臨一種非常嚴重的雙文化、雙語境的問題；從中也涉及到香港與上海對於美國時期張愛玲寫作的深層影響。
會議第二天，另一位主講人王德威則用張愛玲一封信裡的一句話，別開生面的從國際法的視角，以治外法權觀點重新解讀張愛玲的廣義的意義，也從華語語境的參照，為我們開啟新的視角去理解張愛玲自我定位的、二律背反的語境。兩位主講人從全然不同視角與領域解讀張愛玲，為張學開拓新天地新學說。
這裡容我借助我主持王德威在主題演講中的引言，借花獻佛，作為講述整體所有參與張愛玲大會的某種隱喻式概述：
在當代張學研究領域裡，他（們）是一位舉足輕重的權威學者，總是有本事找到最佳，甚至最難的理論解讀張愛玲文本中最艱澀主題與意義，也總是有本領以獨特的、高妙的見解為張學開闢新的學術版圖。他（們）為張愛玲重塑金色的傳奇，乃至神話的傳統；他（們）用貫通中西古今的學術修養引領張愛玲學的建構，同時也用張愛玲學開拓當代學術的視野與體制／質。
此次會議，除了兩位主題演講者和與會者發表的新觀點外，有兩點是其他學術會議所欠缺的，因此值得一提。其一是張愛玲一篇殘稿的整理與發表，其二是張愛玲未公開書信中一部分有關皮膚病與蚤患的新資料的整理與探究。
其一，在這次會議裡，我們特別安排發表一篇張愛玲兩萬餘字的散文殘稿〈愛憎表〉的整理與發表，有如唐文標說的搶救一件破舊古物的一次行動。當年，那個文壇的唐大俠唐文標把張愛玲讀書時及上海時期發表的「少作」和「舊作」重新刊出，說是等如搶救一件「破爛」，一種歷史，並舉出王安石為自己的收集辯護，春秋也不過是斷爛朝報而已。「在我們這個把一切顛倒的再顛倒一次的時代中，其實不得令人聞新之作」。
唐文標說收集「破爛」也是見證一個時代，而張愛玲本身也算得一個時代的見證人了。借用唐大俠的話，出土的殘稿舊文有如舊鬼新人重出江湖。為了將此次張愛玲大會得到更大的推廣與影響，宋以朗和我特別安排〈愛憎表〉於會議中發表，主要是為了避開皇冠對於張愛玲作品版權發表的問題。因此整理張愛玲文稿，加上由於是學術研究之用，以附錄方式作為學術參考而發表，其中不乏用心之苦。
張愛玲會議結束後，此文和馮睎乾的論文一起發表於當月的《印刻》。大會後第二天，初安民即搬來數十本張愛玲新刊舊作贈送與會者。當年，唐文標因出版他花費十餘年心血在世界各大圖書館蒐集而成的《張愛玲資料大全集》，即因版權之故，唐文標因不捨這些印刷精美的書因禁而被焚，一個人上下樓搬動四百本書回家，竟導致他照鈷六十的鼻咽癌傷口承受不住出血不止，1985年6月10日凌晨三點半，在臺中榮總醫院去世。
我多年前開張愛玲專題課程時幾乎必提的一個張迷人物就是唐文標，必提的另一個原因是，唐文標也是我的博導老師黃繼持的生平好友，以前常聽黃老師講他和唐文標交往的故事。然而黃老師絕口沒提過唐文標之死的故事。經過多年我在講堂講唐文標與張學建構的背景以後，才得知他竟是死於他編張愛玲文集有關的事件上。
難怪當年文壇傳聞這樣一句名言：「唐文標，愛死了張愛玲！」據聞當年臺北文藝界朋友聽聞消息後有痛哭失聲者，而我當年讀到季季的這些追憶文字時，竟也按壓不住蹦極般在眼眶打轉的淚，掩卷而泣。
這也許可能真的是張愛玲最後的遺稿了。
基於張愛玲之名，文集裡將張愛玲此文從「附錄」往上調列於「專題主講」與「卷一」之間。

三、張愛玲書信與蚤子
1984.1.13
張愛玲信
已經開始天天換（汽車）旅館，一路拋棄衣物，就夠忙著添購廉價衣履行李。……又病倒。因為我總是乘無人在戶外閃電脫衣，用報紙連頭髮猛擦，全扔了再往房裡一鑽。當然這次感冒發得特別厲害，好了耳朵幾乎全聾了，一時也無法去配助聽器，十分不便。也還是中午住進去，一到晚上就繞著腳踝營營擾擾，住到第二天就叮人，時而看見一兩隻。看來主要是行李底、鞋底帶過去的。
唐文標之死，和張愛玲此次會議裡的出土「新文」中所談及的死的內容，如今閱讀張愛玲倖存的這篇殘遺稿，我不禁想起過去十餘年前，在宋家看到如今已陸續出版的各種張愛玲手稿、作品與遺作。而這也正是此次會議第二個亮點之所以可能發生的背景之一。
作為最早一批親手翻與閱這些文稿書信，數年間張愛玲的故事與張學的發展，有關張愛玲的各種新聞舊事，有關宋家廳堂裡的人與事；都在張愛玲熟悉的書法文字中攤展如江水浩浩蕩蕩，字樣圓潤，筆意嬌柔，線形細緻，筆紋清新，有一種柔美──而這獨特的筆跡，因早年研究張愛玲之故，已從臺北報界友人處影印到張愛玲的親筆信。那些字跡，一看就知道是張愛玲的字體，那時，我已稱之為「張體」。
那時，我曾多次的翻閱這些文稿與「張體」，然而我完全未曾提出要去整理或研究這些未刊稿，心裡想的，主人家慷慨拿出寶物給客人觀賞把玩，當然不好向主人主動提出要求，深知不可有一絲非分之想。這些年來，在宋以朗的努力之下，張愛玲的遺稿一一都已出版，面向讀者。
大約十年前，在偶然的機緣下和宋以朗談到張愛玲的皮膚病情，宋以朗影印了數封張愛玲信中提及她皮膚病的稿。我拿去給香港一位資深的皮膚專科梁治西醫生研判這些信中所言之病情。梁治西是亞洲皮膚學會的創始人，在香港醫界深具聲譽，喜歡文學，和董橋深交。他看了這些張愛玲的信後，邀請我和宋以朗等人到他半山的家裡做客，他夫人特別烹調了極為豐盛名貴的晚飯，並欣賞他家藏的名畫、陳年老威士忌，以及與極為珍貴的古版藏書。然後，我們才坐在他客廳面向港島燈火，談起他對張愛玲這幾封信的研讀與判斷。我原屬意梁醫生會寫一篇報告，再加訪問，然後發表一篇有關張愛玲皮膚病情與蚤患的文章。可惜多年過去了，沒有下文。
前幾年我重新開始想起這事，因此才有了現今我在會議裡發表的一部分有關張愛玲未公開的蚤患內容。
此次會議的其他與會者有多篇張學新視角和領域的論文，從時代、地域和媒體等研究張愛玲及其文本，對於張學的再探討與重構，都有很獨特的立論。各與會者都有各自的方法論與理論學說開拓張愛玲研究，對張學的各種學術現象作出貢獻，不在話下。
當年，張愛玲五年一屆的研討會，發起地就在臺北。
1996年中國時報的楊澤在臺北發起第一屆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時，我剛做完張愛玲的博士論文研究。本來計畫參與，臨時卻因為那年剛踏上講臺，同時開幾門新課而缺席，至今引以為憾。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主辦了第二屆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五年之後，2006年我第一次在浸大中文系主辦了第一次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張愛玲：文學．電影．舞臺；在黃子平、盧偉力和葉月瑜等人的建議下，第一次把張愛玲文學以外的電影和舞臺成就，作為學術研討會的重點主題。這一屆有一個別開生面的張愛玲紀念晚會。2010年，在宋以朗的支持下再次主辦另一屆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傳奇．性別．系譜。前後兩屆，除了研討會外，也舉辦了張愛玲電影工作坊、張愛玲手稿及書信展、張愛玲繪畫獎及繪畫展、張愛玲主題紀念舞臺演出：情場如戰場，另外有三場論壇和講座，雷峯塔．易經：張愛玲新書發表會。
回顧起來，我在浸大中文系兩次主辦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和紀念活動，加上2000年在嶺南大學的那一次，香港一共舉行過三次。而自1996年臺北舉行過第一屆張愛玲國際研討會以後，就沒有再舉辦。因此這一次我把張愛玲國際研討會移師臺北，很榮幸地和臺灣中研院文哲研究所一起主辦這次盛會。張愛玲雖然出生在上海，但是大家都知道她的寫作和香港關係密切，和臺灣更加有千絲萬縷的分不開的關係。
因此能在臺北舉行此次盛會，實屬欣慰感恩。然而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此次會議並不大，不能更多地邀請各地的張學專家學者。和前兩次我所主辦的研討會一樣，除了也培植少數新世代張學研究者外──這是我十五年前辦張愛玲研討會時的初衷。這次邀請的學者不少是以前沒參加過張愛玲會議的學者，而前兩次我所邀請過的，這次儘量都沒再邀請。會議中有幾篇〈色，戒〉的論文，因將收入由彭小妍主編的論文集裡，因此這裡沒有重複收入。
「這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張愛玲《小團圓》
萬轉千迴，千迴萬轉，不管是愛的主題或是張愛玲及其有關的學說論述，似乎仍總有點東西在其中轉動迴盪。在出版專輯之際，特選取此意象為文集之名：《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有如王德威演講中所言，從張愛玲對自我的內與外的認同，其實我們所有人都需要決定自己的內和外、內或外／內與外的認定，甚至是我們一生重要的定位。
前文詩中張愛玲寫下了她買菜回家路上的感受，有關她眼中彩雲的人民，有關她的青春，有關她的中國和國色。睹文物而思人，張愛玲隱居後的生活沒有人能一探玄奧，生活的隱密，或者秘密的生活，其實都沒有，有的只是生命的奧妙與玄機，以及我們和她對於生活與人生的、內與外、內或外的定位吧。
最後，我也代表我們浸會大學中文系向所有與會者表示最高的敬意與感謝之情，特別是彭小妍，她無疑是此次主辦場最重要、最主力的籌備人。當然還有宋以朗博士的慷慨解囊的、無私的贊助。此外，還有秘書可菁以及所有參與會議者，致最高的謝意與敬意。
〈如果：重寫張愛玲〉／林幸謙
敞開的窗
把我留在世界之外
地破天荒
毯上的荒原
根深
蒂固
天空貼在地上
四壁荒涼
結出滿室的如果
冷而白的瘦身蜘蛛
結繭空室
守候
如果

跨語境跨文化的張愛玲／李歐梵

最近，也許是受到所謂跨文化或翻譯理論的影響，我對張愛玲移居美國之後那一部分非常感興趣。藉此機會感謝宋以朗先生，多虧他積極地陸續發表張愛玲的遺稿和書信。當時我在香港，香港大學出版這些遺稿和書信的時候，我曾在幕後推動張愛玲兩本英文小說，以及後來的《小團圓》面世，加上現在很多雜文稿都已出版。我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有三學，一個是「曹學」，曹雪芹的《紅樓夢》學；一個是「魯學」，即魯迅學；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張學」了，因為這次的會議就叫做「張愛玲『學』重探」，似乎這個「學」的地位已經奠定。可是，我個人有時免不了要對張愛玲作一些批評，請各位「張迷」見諒，對於我所說的內容，各位可以公開討論。
我對張愛玲後期的經驗和作品感興趣，有兩個原因。其一，閱讀這個時期的張愛玲及其作品時，我們進入到另外一個語境，即美國的語境，西方文學的語境。另一個原因是我非常同情這個時期的張愛玲，她生活得非常辛苦。她晚年住在洛杉磯時，我正任教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距離她的住處不到十分鐘車程。我知道她的地址，但為了尊重其隱私權，絕不登門拜訪。我記得當時開了一個研究生的課（seminar）。我班上的學生，包括黃心村和王斑，那時已經開始對張愛玲感興趣。這也許是我對「張學」唯一的貢獻。
今天我的演講主要從第一個原因切入。張愛玲到美國之後，到底面臨什麼美國「文化語境」上的困難？關於這一點，「張學」的研究者似乎不太重視。從夏志清先生出版的張愛玲的書信集裡可以看出，她到美國後，主要計畫以賣文為生，即是自己將自己的作品翻譯成英文投稿。如何投稿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也許隨後金凱筠（Karen Kingsbury）教授會提到這個問題。張愛玲在書信裡面特別提到幾家重要的出版社，包括美國的克諾普夫（Knopf）、藍燈書屋（Random House）、諾頓（W. W. Norton）、Grove、新方向（New Directions）、霍頓．米夫（Houghton Mifflin），和日本的Tuttle。其中特別提到一封退稿信。大概是張愛玲翻譯的Pink Tears（《粉淚》）被Knopf的一位編者退稿，原因是「看了妳寫的內容，我幾乎要支持共產黨了。」大概是這個意思。
換言之，她面臨著一個雙語境的困難。她要把自己用中文書寫的上海變成一個用英文書寫的個人回憶的上海，這裡面牽涉到一個非常嚴重的雙文化、雙語境的問題。因為她是要投稿，而且並非投稿給學術性刊物，也不是給菁英式刊物，像《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和《凱尼恩評論》（Kenyon Review）一類。當時夏志清介紹她嘗試投稿給《黨派評論》，因為他兄長夏濟安先生的〈耶穌會教士的故事〉（Jesuit’s Tale）就是在《黨派評論》上發表的。但張愛玲的目的是那種中級的（mid-brow）雜誌，不是學院菁英級的，也不是最普及的大眾式的刊物，她感興趣的是Saturday Evening Post、《君子雜誌》（Esquire）、《紐約客》（The New Yorker）等等。她特別關心Saturday Evening Post，然而此類刊物門禁森嚴，發表稿件要靠關係，很少人冒昧投稿。《君子雜誌》是專門刊行大作家的作品的。在這個語境中，出版界的情況可以解釋為什麼張愛玲遇到這麼多困難，和她在上海的處境完全不一樣。
從張愛玲1950年代中期抵達美國並開始發展，到大概60年代初，期間屢屢遭受失敗。那麼與她同時期的其他外國作家在美國的境遇又如何？我想到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卡夫卡死後，他的出版商轉移到美國，並於50年代初重新獨立宣傳卡夫卡的英文著作，引起了美國菁英知識分子，像拉夫（Philip Rahv, 1908-1973）等人的興趣，才使得卡夫卡成為美國學院的研究對象，後來傳到臺灣。我第一次接觸卡夫卡的作品，就是經由美國學院教授寫序的版本。張愛玲沒有想到這條路，因為沒有一家出版社積極推行她的作品，也沒有一家出版中國作家或亞洲作家作品的出版社支持她。這和卡夫卡的情況完全不同。50年代以前卡夫卡在美國也是沒沒無聞，直到50年代初才有人開始知道其譯成英文的作品。這個比較文學的視角非常有意思，事實上張愛玲進入美國語境時，就面臨著先天性的困難。將這個語境再往後延伸，就變為所謂的冷戰系統。
冷戰背景下的美國中產階級讀者，或者說中級刊物的讀者，其讀者反應是什麼？這方面的資料當然很難找，不過稍微歸納一下，可以發現他們基本上對於其他的國家，特別是他們不熟悉的國家的文學興趣不大。當時描寫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的形貌的作家中，在美國最受歡迎的還是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賽珍珠是因為中國抗戰而走紅的，而且還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後來，在50年代，《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大受歡迎。可是張愛玲似乎沒有走《讀者文摘》這條路，她沒有投稿給《讀者文摘》。這牽涉到她的經紀人，她的朋友，包括夏志清在內的一群學者，結果還是學界幫了她的忙，這一點大家都知道。由夏先生介紹，她認識了劉紹銘、莊信正等學界的朋友。後來她去了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其伯克萊之旅也不是很愉快，因為從信件中能夠看出她當時和陳世驤先生有些過節。再之後就是包括水晶等學者與她結緣，這些學者我們都很熟悉。我本人只和張愛玲見過一次，大概一個鐘頭左右，在她到印第安那開會的時候擔任她的短期接待。現在在香港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劉紹銘跟她的關係最密切，所以要抓緊時間討論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學術會議，不能講太多八卦，我在此只是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與各位一同探討。
另外一個跨文化的意義──文學上的跨文化意義──就是，張愛玲從上海時代、香港時代開始，直到遠赴美國，這期間她自己對於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學的品味和興趣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我個人非常感興趣，因為我們在講到所謂世界文學時──黃心村明天將會講到這個題目──要擴大張愛玲的語境。一方面，張愛玲對中國傳統通俗文學的興趣非常大，特別是張恨水、《海上花列傳》、晚清文學等等，更不要說《紅樓夢》，關於這一點已有許多研究。可是，從她在上海的中學念書，到在香港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再一直到後來，她對西方文學的品味究竟如何？現在據她自己所言，她喜歡的一些作家，大部分是英國作家。在這些英國作家裡面，她經常提到的幾個名字，都是美國學界的理論家不大喜歡的，例如毛姆（Somerset Maugha, 1874-1965）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當年學界喜歡的小說家，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和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和後來女性主義者極為推崇的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她似乎沒有提到，可是她在一個公開場合提過吳爾芙的親戚史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 1832-1933）。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人聽過Stella Benson這個名字，我從Perry Anderson那裡聽到的她的大名。Perry Anderson是誰呢？就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的作者Benedict Anderson的弟弟，世界知名的歷史學者。在臺灣大家都很熟悉剛剛去世的Benedict Anderson。他們兩兄弟的繼母就是Stella Benson。
Stella Benson是位非常獨立的英國女作家，她曾在伯克萊和舊金山住過，後來隻身奔赴中國，大概在上海認識了James Anderson，當時他是從清朝傳到民國的稅捐局（Imperial Customs）的最後一位總監。兩人結婚後，她隨夫婿的職務調動在中國到處旅行，又去過雲南、越南等地，後來到了香港，最後死在越南。我常常半開玩笑式地提到這個例子，因為有一次在上海的一個公開場合有記者問張愛玲最喜歡的外國作家是誰，她就說出這個名字來，好像在唐文標編輯的《張愛玲資料大全》裡面提到過。這觸發了我的興趣，可是我自己沒有進行研究，最近聽說有一位香港的學者已經在研究這個題目了。如果各位要找資料，劍橋大學圖書館（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收藏了全部Stella Benson的日記和書信。史丹佛大學圖書館（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收藏了她的一些真版資料，數量不多。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可能也有些，但我不確定。那麼，怎樣進行比較呢？毛姆是位很有爭議的作家，也備受「後殖民主義」理論家的批評，然而他的盛名至今不衰，小說十分賣座，有的被改編成電影，如《愛在遙遠的附近》（The Painted Veil, 2006），就以香港和中國為背景。
他可能也是第一位到中國旅行的現代英國作家，在「五四」時期，大概是1918、1919年，他剛好來遠東，在中國到處旅行，有四個月之久，受到很好的招待，就好像後來奧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和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1904-1986）一樣。然而他對於中國的人民，特別是香港的低層人民完全不了解，他所注意和諷刺的都是一些西方的殖民主義者。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家認為，這也是一種殖民者的心態，依然對毛姆大加撻伐。那為什麼張愛玲那麼喜歡他？而且不只是張愛玲，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都愛看毛姆的作品。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有些作家在學院裡非常不受歡迎，可是一般的讀者──中級品味的讀者──卻非常喜歡。

「把我包括在外」：張愛玲與「治外法權」／王德威

今天我將以「把我包括在外」這個觀念作為切入點，嘗試把張愛玲研究置於一個更為廣義的語境之中。這個語境將更為現實，同時更可能使得大家感同身受，有利於張愛玲研究的進一步推進。
相信諸位「張迷」對「把我包括在外」這個題目並不感到陌生。這其實是《聯合報》副刊1979年2月26日發表的一封非常短的信──張愛玲為答覆《聯合報》副刊的邀請所寫的回信。儘管只是隨筆性質，但張愛玲確實是一名才女，居然將這封信寫得如此耐人尋味，以至於信的內容及主題「把我包括在外」日後被頻繁引用。而今天演講的副題「張愛玲與治外法權」，當然也是對這個主題的延伸。我作了一些非常初步的思考，包括理念上與歷史情境上的一些聯想，仍有許多欠成熟充分之處，希望各位不吝指正。
對我個人而言，「包括在外」這四個字具有特別意義，因為在2006年，也就是十年前，在中文教學和研究中出現了一個新觀念，即「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華語語系」研究主要源於史書美教授的倡導。這個觀念出現之後，學者作出了不同回應，我自己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引用了張愛玲的「把我包括在外」這個觀念，將其作為一個在華語語境裡的自我定位策略。這個華語語境包括臺灣、香港，或是其他不同的華語社群所面臨的語境，包含廣義的中國文學現代化或是後現代化的情況，尤其是政治情況，因此屬於政治層面，實際上是關於我們如何定位自己、安頓自己，如何面對一個不同的政治環境或者法律環境，又或者是在面對更廣義的人與人之間接觸的挑戰時的回應方式。
「治外法權」這個詞──可能其英文Extraterritoriality更適合作為詮釋這個觀點的出發點，因為這個詞在英語世界裡，尤其在國際法領域裡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觀念。我並不是法律專家，今天也沒有充分時間展開這方面的探討，所以我只是使用這個詞來形容張愛玲書寫位置與策略的意義。首先我想「治外法權」最簡單的定義各位都了解，即在一個國家裡面，將一個小的社群空間劃分出來，該空間不受當地主法或母法約束。最簡單的例子當然是殖民地或租界──尤其是租界，租界裡的法律或商業行為往往不受主權國母法的限制，「治外法權」即指這種狀態。這張照片我想很多在座的來賓都見過（圖1），這是1904年上海公共租界裡的一次審判場景，通常在談到租界的法律管理時，都會使用這張照片作說明。從中可以看出在公共租界裡面，英、美各個不同的法律單位其實是干涉或介入了在上海這個地方發生的民事或刑事訴訟的過程。在租界範疇裡，清朝的律法並不能夠企及在當地有犯行的狀態或者犯罪者最後的法律裁量。這一非常特殊的情況，即在主權定義的國土裡面，存在一個主權以外的行使律法及商業行為的狀態，就是「治外法權」最粗淺的定義。在座如果有對國際法研究更為深入的來賓，敬請批評指正。
在我非常有限的研究中，了解到「治外法權」的觀念是隨著現代政治──國與國之間政治狀態的流變而興起的。但如果推而廣之，「治外法權」的觀念倒不一定限制在現當代的政治狀態裡。有的歷史學者甚至指出來，在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時期，或者在中國唐朝，已有這種「治外法權」現象興起，尤其是在唐朝的長安以及當時沿海的幾個通商口岸，對於外來商旅和波斯人等，特別劃定一個區域，允許在這個區域裡的外來居民保持他們約定俗成的風俗習慣、法律行為以及商業交易傳統。這種「治外法權」的建立，有的時候象徵著帝國──例如鄂圖曼帝國或唐帝國的權威。與此相對，時至清代，尤其鴉片戰爭以後，「治外法權」的問題顛倒了過來，變成帝國強加於被侵害的國家的、刻意劃分出來的一片領土，例如鴉片戰爭後在五個通商口岸設置的「治外法權」。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直至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尤其是在上海，列強設立了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租界，相衍而生的當然就是「治外法權」的管理問題。在我的研究過程中，很意外地發現原來美國是在當時廣義的殖民政治法律狀態之下積極地推動「治外法權」的國家。其實早在1840年代，美國就已經非常熱切地期望在上海的租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治理方式。「治外法權」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當然屬於國家被羞辱和被壓抑的一面。從1842年到1944年，有超過一百年的時間，在不同的場域、不同的城市裡都有情況不等的「治外法權」現象發生。這是我今天演講內容的大背景，我只是用這個觀念作為引言，真正想談的是〈把我包括在外〉這篇文章。我希望藉由細讀文本的方式來說明張愛玲作品的複雜度可以引起很多歷史和政治方面的思考。然後我將對於一些流行的理論提出一些看法乃至建議。
〈把我包括在外〉這篇文章原來是一篇很短的文字。現在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演示文檔裡，我們大家一起來看看張愛玲後期的這篇作品，分析其豐富的內涵。《聯合報》副刊於1979年策劃了一個名為「文化街」這樣一個特別欄目。當時編輯寫信給張愛玲，請她填一張表，內容包括「你到底是誰？你住在哪裡？你的生辰八字」等等，就像我們今天參加會議和出席活動時填寫的個人信息表格一樣。但張愛玲並沒有按要求填寫這張表格，而是回了一封信。這封信很短，先來看第一部分。「過去好萊塢製片山謬．高爾溫（Samuel Goldwyn）是東歐移民──波蘭猶太人，原姓高爾費施（Goldfish），十七歲就來到新大陸，活到九十高齡，英語始終不純熟。」張愛玲是一名電影迷，對好萊塢各色人物及他們的軼事可謂如數家珍。用臺灣今天的話來講，高爾溫是那一代的難民。他去到美國，在美國重啟了他的事業，成為好萊塢最早和最重要的製片者之一。他在1914年第一次推出了好萊塢的標準長度故事片（full-length feature film），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電影人。這段的重點，是他「活到九十歲高齡，英語始終不純熟」。因為是外國人，英語不夠好，總是沒有辦法像母語者（native speaker）那樣說出流利的、地道的正宗英語。但是，「據說個性強的人，沒有語言天才，大概添了點道理。」這是標準的張愛玲式反諷。正因為太聰明，而且個性太強，加上沒有語言天才，他的一錯「錯得妙趣橫生」。正因其非母語者（non-native speaker）身分，他反而使英語平添了許許多多閱讀以及言說上的趣味，所以字典裡添了一個新的單詞，叫作高爾溫主義（Goldwynism）。如果一個人講話前後夾纏，特別可笑，而且令人產生奇怪的聯想，就是高爾溫主義。高爾溫本人已經變成了美國英語的一部分。
接下來是第二段，這一段是重點部分。「許多人認為有些都是他麾下的宣傳部捉刀捏造的」，這個「宣傳部」當然引人遐思。什麼地方有宣傳部呢？──我相信好萊塢不會有「宣傳部」，這大概會讓我們產生很微妙的聯想。「讓影劇社交圈專欄報導，代為揚名。但是他最出名的幾句名言絕對不是任何人所能臆造的，例如『把我包括在外』（Include me out）。」在中文裡，我們約定俗成的說法是「把我包括在內」或「把你排除在外」。而他說的是「包括在外」，「include me out」，那麼他到底在哪裡？在裡面還是在外面？「我只要用兩個字告訴你：」這是另一句名言，「『不』『可能』（Im Possible）」，英文當然是不可能（impossible）。通過這樣的拆解及重新錯置俚語、俗語，以及打破文法上約定俗成的習慣，就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語言上節外生枝的情形。我們知道這種參差的、交錯的語言學或美學，甚至政治學，正是張愛玲本人生命一個最重要的寫照。
最後一段講到歷史事實，「新闢『文化街』一欄，寄了一份表格來讓我填寫近址的城鄉地名與工作性質。」我們對於此種表格習以為常，例如我想報名參加張愛玲研討會，就要把自己的名字、電子郵件、手機號碼之類的信息填妥遞交。在1970年代，電子通訊還沒有現在這麼發達，《聯合報》副刊寄了一封信請張愛玲填她的個人資料。「這又不是什麼秘密，而且我非常欣賞題名『文化街』。」行文至此，突然語鋒一轉，說認為這個專欄的名字叫「文化街」挺不錯。當然「文化街」一詞本身就是一個很奇怪的錯置，讓人聯想到文化與商業的混合，大街上的展覽式的行為。加之「在文化街蹓躂看櫥窗有我」，我們這些文學研究者自然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聯想了。那麼，張愛玲寫到她在街上蹓躂，寫到這個重要的櫥窗，難道她曾讀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這個櫥窗裡面，「看櫥窗有我」，我們要怎麼來看這個中文句子的文法問題？「看櫥窗有我」的這個「我」到底是在櫥窗裡面，還是反射在櫥窗的玻璃上？抑或是她是在很自覺地把自己的位置指出來？不得而知。「遇到電臺記者採訪輿情」，突然又轉到這兒，「把擴音機送到唇邊──尼克遜總統辭職那天我就在好萊塢大道上遇見過一個」，突然再轉到了1974年的秋天，尼克遜（Richard Nixon）因為水門案（Watergate scandal）醜聞下臺，電臺訪問民眾的時候。這一連串的聯想其實包含著好幾個層次。

光影斑駁：張愛玲的日本和東亞／黃心村
在當今華語世界的流行文化裡，有關張愛玲的傳奇方興未艾。兩岸三地追本溯源，華語世界裡的張學已是門庭若市的顯學。每隔五年或十年的週年紀念是駐足審視學術走向的機會，張學發展至今，是否還有尚待添補的空缺？今後的張學是延續一貫以來的走向，還是另闢蹊徑，轉向新的平臺？
筆者最初進入張愛玲研究，關注的是戰爭年代崛起的一代都市女作家，張愛玲是群像中最耀眼的一位。最初在戰爭與淪陷的背景下躍出地平線的張愛玲，以寫作為生存工具，其成名的因緣與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難以分割。重新檢視她成名的契機，應該能發現還有一些研究上的漏洞和盲點。張愛玲與日本的物質文化以及戰時大東亞視覺文化之間微妙的關聯便是尚待深入研究的一個課題。
眾所周知，對張愛玲的接受史曾經是一個兩極分化的歷史。說她是「本土英雄」、「反共文人」也好，「文娼」、「漢奸文人」、「漢奸老婆」也好，都是從政治上將她排斥在文學史之外。同樣不妥的是將她的寫作「去政治化」，提升到一個所謂「純文學」的高度，強調她的「才華蓋世」和「超凡脫俗」，堅持所謂的「純文學」與時事政治的不相干。
生於民國第九年，成長於亂世，脫穎於淪陷上海，張愛玲與大東亞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並不局限在個人生活範疇內。她的婚姻與戀愛，以及個人職業圈中的種種人際關聯亦並不能說明她與時代政治之間的全部糾葛。還原一個歷史的張愛玲，衝破舊有的意識形態的桎梏，我們更多的是要在文字和圖像秩序中尋找她與她的時代的契合點。個人難以超越時代，衝破政治的束縛又談何容易。「超凡脫俗」是姿態，「才華蓋世」是美譽，但這些都無法概括非常時期個人與大環境的糾纏不清，更無法解釋作家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的各種個人化的選擇。只要不迴避戰爭和淪陷時期那些政治上的灰色地帶，還原一個亂世逢生的張愛玲是可能的。當所有的碎片拼湊在一起時，我們將發現張愛玲在戰爭時期的寫作確實是多元文化碰撞的產物，其中與戰時視覺文化的瓜葛更是她寫作的一個重要源泉。歷來認為張愛玲的文學奇蹟是中西二元文化交融的產物，這樣的觀點忽略了戰爭環境所帶來的一個特定的文化版圖和所謂的「大東亞」文化對淪陷上海文化的影響。戰時的文化是多元的、雜糅的，成名於亂世的張愛玲便是在一個斑駁陸離的世界中獨創自己的文字及視覺風格的。
大東亞文化，特別是大東亞視覺文化，在張愛玲戰爭時期寫作中留下了諸多痕跡，這種痕跡並非在淪陷機制的強力制約下的被動所致，更多的時候是作家特意選擇的結果。換而言之，張愛玲對於淪陷體制內的文化並非被動的接受；而是在兼容並包的基礎上創出一個自家的格調。張愛玲與她的時代並不隔離，她也並沒有小心翼翼地避開時代的癥結；恰恰相反，她以文字積極回應了大時代，這種個性化的回應在她的文字中留下許多耐人尋味的烙印。戰時的政治環境對張愛玲來說是一個謀求個人發展的黃金時光。仔細檢閱她作品中展現出來的物質世界，我們應該能拼湊出戰時文化消費的一個獨特面貌。把更多的線索拼湊起來，還原一個更複雜的張愛玲，在文字與影像的交界口上描述她如何在戰時跨國流行文化這片沃土上，經營出一種獨特的文學風景，便是本文的意圖。
這裡我首先提出幾個基本的問題：生存在日本占領下的上海，在日本占領勢力掌控下的出版空間裡發表一篇又一篇的佳作，張愛玲在她的作品中又是如何顯現日本的？在她的文學架構裡，日本和日本的事物占有怎樣一個地位？張愛玲對各種文化產品的熱中消費是否也包括有關日本的文化主題？仔細檢索日本和日本的事物在張愛玲文字秩序中留下的痕跡於是成為一項不可逃避的細緻工作。
應該說，成名於亂世的張愛玲是一個典型的職業作家。賣文為生是寫作的初衷。揣摩讀者的傾向，想方設法推銷自己的文字和形象，都是一個成功的職業作家所必備的才能。性格孤僻的張愛玲在打造自己的工程上卻體現了一種難得的造勢才能。在淪陷上海複雜的社會網絡中她游刃有餘，技巧純熟地扮演著為自己設計的角色。占領所呈現的文化版圖的重組似乎對她不是個問題。跨越文化的障礙，在亂世中把自我發揚光大，恰恰是她擅長的。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我重讀了張愛玲在那一時期創作的一些比較晦澀的作品，試圖拼湊出一幅更全面的圖畫，勾勒出張愛玲如何在一個交織著中國、日本和西方各路文化的迷宮中迂迴游動，憑藉自己對時代的特出的洞察力和細密的文字的表達能力，鑄造出一個獨特的文學風景。

光影張愛玲
本文的分析從張愛玲上海時期最重要的一幀照片開始。該照攝於1945年7月21日，距離二戰的終結與日本的投降，僅相隔不到一個月。這張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將當年兩位最耀眼的女性文化形象放在了同一個框架中。它的奇特構圖及不甚協調的視覺風格亦令人印象深刻。熟識照片背景的觀者甚至將它視為一個描繪日本帝國崩毀前夕、日中組合搖搖欲墜的視覺寓言（圖1）。
該照的拍攝背景是一場由文學刊物《雜誌月刊》所組織的日中文化界的聯誼活動。與張愛玲合影的是影歌雙棲的李香蘭，一個蜥蜴般游移不定的人物。作為一位在滿洲的中國家庭裡成長的日本女性，李香蘭成了大東亞秩序中最閃亮的電影明星兼大眾偶像，迅速竄紅於東亞各國。她以文化特使的角色，穿梭於滿洲及上海間，不僅為日本殖民主義效命，更具體影響著政治意識形態及通俗文化符碼在日本占領區的種種文化建制。連續數年，李香蘭的形象與聲音，引領著新型殖民秩序下文化圖景的構成。她所展現的，是引人欣羨的行旅自由，以及在滿洲、上海、臺北、東京等城市間屢成文化焦點的明星氣質。
1943年5月，大製作史詩電影《萬世流芳》的發行，愈加深化了李香蘭與上海電影工業之間的關係。這部電影由卜萬蒼、馬徐維邦、朱石麟共同執導，以1839至1842年間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為時空背景，而處於眾星雲集的演員卡司中的李香蘭，依舊鋒芒畢露。她飾演一位勸情人加入林則徐反鴉片戰役的女性，在鴉片鋪子前兜售一種據稱可抑制煙癮的糖果。她的演出，在她獻唱的琅琅上口的〈賣糖歌〉推波助瀾之下，愈發令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