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一個地方在等著我們,如果我們願意去的話。」
蔡素芬跨時代的短篇經典
以一座車站,俯瞰旅人們的歸返和離散;
九篇故事,走進新世紀城市書寫的起站。
「《台北車站》換上新封面的此刻,回想書寫的初衷,在於思忖台北容納了許多異鄉人,眾異鄉人在台北尋找人生的定位,有的成功,有的不如預期,有的迷茫;在光影斑斕的城巿生活中,通往理想人生的出口在哪裡?以台北車站的車行交錯和多出口,借喻尋找出口之路徑曲折。人生難免遷移,每次的移動,到底把我們帶到哪裡?我們又有能力去到哪裡?小說寫的是過程,我們總經過許多過程,才抵達想要的彼方。」
──蔡素芬
世紀之交,一座舊車站自歷史的翼幕退場,曾擁擠的鐵道與月台隱入地下,新車站帶來另一個世代的旅人,投身城市耀眼的霓虹與招牌。小說家蔡素芬跨時代的短篇小說經典,以首都車站為名,隨旅人們揮別家鄉、遷徙至生命新站,刻劃城裡男女,獨自出走旅途的妻子、固守職責的工廠機械師、拖著一只行李抵達新城的少女、日復一日的上班族女子、酒店主人,他們或曾有所望,卻終於成為倦旅之人。台北車站像座地標,銘刻著時代轉換、城裡浮生;於今回望,也標誌小說家走進新世紀書寫的中途。
名家推薦
離開「鹽田」的兒女,終究要在台北這個城市苦苦覓尋一個可以棲身之所。但城市似乎是用來流浪的,蔡素芬於是傾全力描繪「湧入城市」的異鄉人,尤其是女性。
如浮萍般的人生,在時間的流動中,家鄉的面貌早就模糊了,金錢的意義何在?愛情的價值如何?什麼叫幸福?蔡素芬從台北車站出發,用新的城市小說,努力回答了這些你我共同關心的時代問題。
──李瑞騰推薦
作者:蔡素芬
一九六三年生,高中開始文學創作,大學起屢獲文學獎項。
創作以小說為主,一九九三年以《鹽田兒女》獲聯合報長篇小說獎,並改拍為公共電視開台戲劇,於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第二部《橄欖樹》獲中興文藝獎,二O一四年完成此系列的第三部《星星都在說話》,歷時二十年,主題各異、人物相繫的作品反映了不同世代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人生處境。
其他主要著作,長篇小說《姐妹書》、《燭光盛宴》、《藍屋子》;短篇小說集《台北車站》、《海邊》、《別著花的流淚的大象》及編選文學選集數本。獲有《亞洲週刊》十大華文小說、金鼎獎、吳三連獎及其他多種文學獎項。
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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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愉快
1
城市的燈光在暮色逐漸籠近時,像波浪一般粼粼的閃動起來,陽光的餘溫未退之際,燈光恰如太陽的投影,無數個不夠清晰的投影,在車水喧嘩中迎向城市的倦容。
疲憊的上班族肩上掛著裝滿隨身用品的背包,隨著公車搖搖晃晃回家,我坐在丈夫開著的車裡,有點無動於衷甚至冷漠的看著公車裡那一張張冷漠的面孔。很久以前,當我從台北車站出來,懷著崇高的人生理想,滿腔熱血趕赴學術戰場當一名夢寐以求的大學生時,公車上迎接我的就是那一張張看不出任何喜怒哀樂的表情。十幾年後,這樣的面孔,沒有改變。我以為我也會是那樣一張面孔,如果我去搭公車的話。
我不再搭公車了,我開車上班,卻和街上交遇而過的開車族有了同一張緊張、焦慮、不耐的面孔。他們說是因為塞車、紅綠燈、及那不期然從你車邊冒出的機車和超車者;他們說是因為在這個城市,時間被踐踏了的緣故。
或許是感到時間被踐踏了吧!我跟丈夫說,我要去旅行。而且,要獨自一人。
他抬頭看我,那時他正在讀一份零買來的與他專業無關的財經報紙,我們有一些錢放在幾張股票上。我照舊收拾桌上的殘肴剩菜,他又低下頭去看報。我說,我計畫好了,去歐洲,很早以前我就想去歐洲了。
我為我的決定感到無比驕傲,確實在很早以前,我對歐洲就有很多浪漫的想像,那時我的男朋友吳和我做著同樣浪漫的夢,他讀建築系,我們攜手走在校園時,他說有天要帶我去歐洲,哪個城市都好。
畢業十五年了,我的歐洲仍只是地圖中的歐洲,和往日那個浪漫大學女生心中的歐洲。有人告訴我,吳在巴黎,那人還給了我一個吳的電話號碼。可是我說不清楚是不是因為吳在巴黎才讓我選擇歐洲,我想,只是因為歐洲本來就是我嚮往的異域吧。
丈夫又看我了,這次他的眼光在我臉上停留許久,好像我的臉上有一張難以操作的股票走勢圖。我們並沒有從股票上獲得多少錢,我們缺乏專業的判斷能力。
第二天,早餐桌旁,他說,找家可靠的旅行社吧。
在車上,他默默無語。儘管車外景像紛紛擾擾,帶著市塵的喧嘩,車內的寂靜卻使浮動的影像成為一部無聲的電影,沒有字幕,不知道電影將把觀眾帶到哪裡去,隨觀眾想像力延伸的意義定義了這部無聲的電影。我們時常那樣,坐在喧鬧的餐廳,無聲的吃著飯;有幾年,我們不再一起看電影了。習以為常使我們自顧自的演著各自的默片。
機場裡嘈雜的人聲預告了分別的急促,但嘈雜也成為分別的幕障,掩飾分別時的侷促不安,使我們說再見時,不必過分慎重。
領隊兼導遊在航空公司櫃檯替團體劃位置,三十幾個即將共遊歐洲的陌生人靠著行李排排站。結伴相遊的人在隊伍間攀談,互相提醒隨身行李,我站在隊伍的尾端,沉默等待團隊的命令。
丈夫站在一旁,他看領隊辦好手續,將護照發還給我們後,就說了那聲急促不夠慎重的再見,「自己多小心一點」,他說,臉色僵硬,好像面對一個執意要逃家的妻子。他走回停車場。我望著他的背影,他忘了祝福我旅途愉快。
過去我無數次從台北車站搭火車或公車進出城市,前面座位的淡黃色椅套永遠寫著紅色的「旅途愉快」,漫長的乘車時間裡,我窮極無聊地數著每個字的筆畫,那已然如標語似的四個字並沒有在旅途中帶來真的愉快,或許因為行程太短,或許因為那段車程只是家和學校、和上班地點必然的聯繫。但年紀漸長,終了解歷經生活的繁瑣後,無論去到多遠,置身什麼情境,愉快是內心裡最渴望的需求,我像個小女孩一樣等待祝福,但是太慣常的用語,卻最容易被忽略。
家裡有兩個小孩,男的讀四年級,女的讀二年級,我安排他們白天待在外婆家,晚上由父親接回。雖是暑假,我不願拖著一兒一女出國旅行,我渴望安靜,渴望一個人。
他消失在自動門扉,一個四十幾歲,臉上漸失生之光采的男人。過去,幾年前,我會在乎他臉上種種憤怒、不滿,甚至冷漠的表情,但現在我刻意的不再過問那種表情,刻意的視若無睹。
候機室的幾部電話都占線,我從皮包掏出電話卡等在一個年輕女生的後面,她輕聲的說著話,似乎在和男朋友道別,掛了那通電話,又撥了一通顯然是給父母的電話。我一邊等著,無事可做,看了一下手錶,已是吃晚飯的時間,帷幕玻璃外已完全漆黑,機場的燈光返照到候機室內,玻璃上映出我的臉,看似平靜,那平靜掩飾了若有所待的神情。
女孩好不容易和父母話別了,在她掛下電話時,我回到擱置行李的座位上,讓下一位等待的人去打電話。我的手指頭撫弄電話卡,這是週末,晚餐時刻,我打到辦公室,尹不可能在,更不可能打到他家。是的,不可能。我想告訴他,我就要上飛機了。這個訊息無法傳遞出去。我選錯了搭機的時間。一個事件的完成,離去的,相逢的,或終止的,時間並不擅長預告。
我望著那電話,期待時間快速流逝以壓抑我想打去尹家聽聽尹的聲音的欲望。旁邊的人都站起來往登機口去,我才意識到剛才已響起登機的廣播,我跟在隊伍後面,將電話卡塞回皮包,要登機了,我再也不必考慮要不要打了。
一對夫妻匆忙來到我後面,男的向女的嘀咕:「叫妳不要買妳偏要,差點趕不上。」
女的說:「還不是趕上了,你小氣什麼。」
男的說:「只要時間算得準,妳愛買什麼就買什麼。」
那男的聲音由著急轉為溫柔。他們靜默了,我微偏了偏頭,瞥見那女的挽著丈夫的手臂,心滿意足的將整個身子靠近那手臂。那樣幸福的一張臉,比我年輕幾歲,因為那甜美的笑。我三十八歲了。她應該也有那樣的年紀,但她笑,笑起來年輕。
2
阿姆斯特丹,鬱金香的城市,水手組成的城市,十七世紀城市的水手遠航到南中國海的小島,小島上就有了中荷混血的孩子,有了荷蘭式的建築,在三百年後的二十世紀成為島民極力保護的古蹟,島嶼的某個地域傳唱著「安平追想曲」,一段歷史滄桑促成兒女情長。無論歷史如何以其火炬燃燒統治權利與慾望,人性底層永遠有一把愛的火炬無畏於侵略的霸權與被侵略的軟弱。時移事往,歷史的火焰偃旗息鼓,人性的火炬反而去印證歷史殘灰了。
全車的人被載到草原,看荷蘭已日漸稀少的風車,我們在風車前留影,河邊的馬路,年輕人騎著腳踏車緩緩行過,和河上的浮萍一樣安靜優閒,急行的汽車破壞了一切寧靜,在田野之中,提醒了文明產物過快的步調違反了自然的緩慢。緩慢,宇宙的形成歷經緩慢的過程,河川從一點雪水開始聚積,而後細流、匯川成洋;恐龍存在過,化石留下來,留了幾百萬年,成了孩童心中神秘崇高的動物圖騰;我們的舉手投足在緩慢的時間過程裡,只像道一閃即逝的光,甚至來不及看見那光所照之處。
那對在免稅商店耽誤了時間的夫婦在風車前留影,當丈夫的來找我替他們拍合照,也許因為我是全團看起來唯一獨遊的人,我肩上掛著相機,只拍景物。替他們拍完後,那丈夫來拉起我的相機,熱情而堅持的替我在風車前拍了照。他的手從我肩上拿走相機時,我就有了對未來的某一種預感,他的太陽眼鏡雖掩飾了他的眼神,但我看到了那對眼神的窺視意味,好像我們曾經見過、識過,而且將持續。那妻子叫他德,他叫他的妻子曼,於是我有了他們兩人的名字。
曼有一張美麗的大眾化臉龐,彷彿在哪裡見過,她也像德那樣,戴著太陽眼鏡,似乎有意的遮掩那對善於表現感情的眼睛,遮掩某一種身分,卻又笑得親切甜美。她的動作有演員的誇張,但她一直緊隨著德,減損了那種誇張應有的光芒。
空氣中飄著乳酪香,如果你仔細聞聞的話,導遊趕著大家上車去參觀乳酪工廠,這個旅途一開始就是拍照存證的過程,我們不必費心了解每一個景點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我們只在照片上證明曾經去過某個地方,在某種情境下,與那地方有了交集,像照片上呈現的那樣。這使我急切的想找個電話亭,我腦海浮現的吳的身影有些模糊了,但他曾經是照片裡的人,某個印象逐漸模糊的景點。
明天的旅程是巴黎,我們會在那裡過兩夜,然後往瑞士。我原可以選擇全旅程都在巴黎,但我不要那樣,好不容易能出來一趟,我像頭猛獅,急於一口吞盡多年的期待,急於多處瀏覽。我無意為了吳來巴黎,我以為我不再刻意去尋找什麼了,我旅行只是為了旅行。可是既然人在歐洲,在乳酪工廠外面,人家告訴我有個電話可以使用,我就走了過去。我用的是國際電話卡,原來準備打給家人的。撥了電話往巴黎,一面追憶吳的聲音,電話響了十三聲,那是我和他分手後的年數,我掛了電話。十三聲,長得夠證明一個人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