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深入分析知名台灣導演、奧斯卡最佳導演得主李安的電影「父親三部曲」（《推手》、《囍宴》、《飲食男女》）、《理性與感性》、《臥虎藏龍》，知名香港導演張堅庭的電影《表姐，妳好嘢！》、陳果的「香港三部曲」（《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細路祥》）以及藝術家劉虹、吳瑪悧等人的藝術作品。
作為海外重要的亞洲研究學者之一，史書美開創的「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乃建基於亞美研究、離散研究、中國研究、後殖民研究之間，所進行的一種哲學性文化思考批評。此處所指的華語語系概念，包括了世界各地使用各種不同華語的各個區域，以及「中國」與「中國性」的邊緣各場域。
審視了「跨太平洋華語語系」——使用各種華語的社群，如台灣、香港、美國等——的影像，如電影、電視、當代藝術、報紙和新聞的生產與流通等。
全書共分六章，嘗試在華語語系與美國、中國，亞洲的跨國經濟文化關係和文化表述的互涉脈絡裡理解華語語系的內涵，檢視各華語語系社群如何建構「在地」認同，以及與「中國」和「中國性」的關係是如何充滿複雜性且越來越多樣化。而這樣的華語語系研究，在全球、國家、跨國、離散、移居還有日常實踐的各層面上，因為歷史境況的錯綜複雜，已然需要以「多維批判」的角度和方法進行。
▍推薦
《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是全球學界首部有關華語語系研究的專書。論證豐瞻，視野開闊，關懷深遠，是任何關心華語文學，比較文學，後殖民主義的讀者不容錯過的巨作。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以華語語系太平洋為背景，史書美為少數的文化生產提供了一個令人欽佩的國際視野。她對性別、階級、語言和文化政治的分析，正如她質疑中國中心主義般犀利。這是一個非常傑出的批評成果。
——周蕾（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Firor Scott講座教授）
史書美教授這部重要的著作創造了突破性的研究典範。「華語語系」（Sinophone）挑戰「中國文學」、「海外華人文學」「全球華文文學」、「離散文學」這些概念所隱含的假設和研究方法，提示讀者如何以兼具跨國視野與在地歷史脈絡視角來解析移民和人口流動所形成的社會文化現象。
——邱貴芬（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本書由全球資本主義下「視覺性」與「身分認同」間的錯綜性出發，深入地思辨了「華語語系」研究的相關重要議題，層層剖析「中國（China）」、「中華／中文（Chinese）」與「中國性（Chineseness）」之間的盤根錯結，為當前的文學、藝術與文化研究開啟嶄新的思辨面向，發人深省。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是近十年來漢學、中國研究、亞洲與亞美領域中的重大突破，史書美教授以「華語」表達的新興議題，切入全球華人在世界經濟與文化體系所創出的新視角、新認同位勢，全書對全球化、弱裔論述、跨國性研究、大陸妹、新台灣電影、97年後的香港等課題，均有令人驚豔、眼光一亮的嶄新見解，這本書對文學、文化、電影、藝術研究者均是必讀之作，本人極力推薦。
——廖炳惠（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台灣研究講座教授）
在追溯「華人」主體性於全球傳播的光譜生產上，史書美大膽地拋棄了聯繫華人主體性的地方（種族）和身體（民族），並強調視覺（電影）和言語（語文和語言）才是現代和當代（主體性）歷史形構中最重要的標準。她傑出地完成了這項研究工作。
——劉大衛（David Palumbo-Liu）（美國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Louise Hewlett Nixon講座教授）
▍共同推薦（姓氏排列依筆畫順序）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何依霏（Margaret Hillenbrand）（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院副教授）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周 蕾（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Firor Scott講座教授）
林文淇（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專任教授）
邱貴芬（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賀麥曉（Michel Hockx）（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
廖咸浩（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廖炳惠（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台灣研究講座教授）
廖朝陽（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
劉大衛（David Palumbo-Liu）（美國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Louise Hewlett Nixon講座教授）
羅貴祥（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
作者：史書美
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Irving & Jean Stone 人文講座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系榮譽講座教授，玉山學者。著作大部分以英文出版，為華語語系研究的創建人。與華語語系研究相關的專著有《視覺與認同：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合編有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以及Sinophone Studies across Disciplines。2023年出版專書《跨界理論》，關注理論問題，其相關編作包括《知識台灣：台灣理論的可能性》、《台灣理論關鍵詞》以及即將出版的《理論台灣：台灣理論關鍵詞II》。
譯者：楊華慶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學部畢業。先後於媒體、獨立藝術空間、文化機構等擔任翻譯、編輯及統籌工作。撰有視覺文化評論數篇，散見於香港文學雜誌《字花》。
校訂：蔡建鑫
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亞洲研究學系助理教授，與高嘉謙合編《現代中國文學》華語語系研究特刊。
再版序
謝誌
華譯本謝誌
導論
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視覺性
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身分認同
華語語系表述
第一章 全球化與弱裔化
理論政變的局限
彈性與節點
彈性和可譯性
第二章 女性主義的跨國性
認同斷片一：女性主義對抗中國父權制度
認同斷片二：自由主義對抗毛主義國家
認同斷片三：少數主體的對抗
認同斷片四：對抗西方凝視
第三章 欲望的地緣政治
腹背受敵的共同體
「大陸妹」的性別化
陰性化「大陸表姐」
性別與公共領域
第四章 曖昧之不可承受之重
「大陸」簡史在台灣
一九九○年代「永恆的中國」
二十一世紀的「親密敵人」
華語語系的艱難處境
第五章 國族寓言之後
寓言時間與城市國家
寓意與平凡
重塑香港性
第六章 帝國夾縫間的世界主義
帝國的年代與其規模
世界主義、多元性、危險
不可譯的倫理性
世界主義合乎倫理嗎？
結論 華語語系的時間與地方
再版序
我在此衷心感謝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和聯經出版公司的支持，這本書可以再刷一次與讀者見面。這本二○○七年英文原著，在二○一三年首次翻譯在台灣出版，那時還沒有同時製作造電子版的習慣，所以翻譯版在聯經出了三刷之後就絕版了。這次得以再刷，同時出電子版，非常欣慰。趁著這個機會，我以作者的身分，把翻譯版完整的看了一次，然後做了一些糾正。我並沒有修改任何原書的內容和觀點，只有把原來有些錯譯或不準確的部分，按照英文原文改了一下。
例如，英文裡local、native和assimilate三個字的意思很不一樣，第一個字的意思基本上是「在地」，第二是「本土」，第三是「同化」，但是譯文裡「在地」一詞有時被譯成「本土」或「同化」，而那是錯誤的。 這三個詞的取向和立場非常不同，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態度和策略。「同化」指一個人到了一個新的國家，放棄原來的文化，同化於當地主流的文化，通常因為這個主流的文化以同化的姿態吸收或施壓予移民者。在「同化」的領域裡，這位移民一般是相對弱勢的，如美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本土化」指一個人到了一個新的國家慢慢把自己當作本土人，而這位移民是相對強勢或有優勢的。在有原住民的國家，移民的本土化有時是為了或形同取代了原住民、自稱本土，如澳洲和美國的白人。我對「在地化」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樣了。「在地化」不代表同化或本土化，而是對在地有所承擔，貢獻自己的文化為在地文化的一員，也不占據原住民的主人位置。如果移民者是相對弱勢的，「在地化」包涵對主流文化的批判可能，抵抗壓迫和收買，以及仍然可以承擔責任和義務的態度。如果移民者是相對強勢的，「在地化」代表對主流或其他文化的虛心學習和協商，並承擔應該有的義務和責任。本書主要以「在地」意識抵制「離散」意識，因為離散意識永遠放不下移居前的國度，即便它是一個幽靈式的存在，因此拒絕或逃避對在地的承擔。「在地化」因此對我來說是一個倫理實踐。以上解釋，是因為有人誤解我主張「同化」或「本土化」，希望可以在這裡澄清。
最後，我也想表達我對母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感激，校長吳正己教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特色領域中心主任林巾力教授，文學院的須文蔚院長和張瓊惠副院長，臺文系的林芳玫教授，以及各系的同事和朋友們在這些年來給予我的支持和照顧。
導論（選摘）
我坐在小小的電影院裡和寥寥落落的十多個觀眾一起看著這部票價為二百五十元台幣的電影。電影院裡的座位只有八排，每一排約有十五個座位，可是許多座位卻仍然空空如也。當燈光暗下來，銀幕兩側門上的「出口」標誌燈閃爍著詭異的綠光。就像所有急著模仿台北市大都會腳步的市郊戲院一樣，這間戲院的音量調高到幾乎不能承受的程度。戲院外的街道上擠滿了商店與汽車，市面推銷著混合了求生與享樂的大都會中產生活：進口商品、鄉土小吃、路邊攤及廉價的享樂與服務。如果台北市的戲院為了強化電影的刺激效果，而把音量調到相當大的話，那麼中和戲院裡的音量便更為驚人。中和市的戲院不像台北市的戲院那樣生存得理直氣壯，只能焦急地誇大模仿首都城市的聲響，刺激觀影者的耳朵，以填補正當性的匱乏，同時還得與戲院外的熱鬧喧囂一拚高下。惡劣的音響品質意外地讓這部電影中演員們所講的官話（Mandarin）的南腔北調顯得清晰無比，致使影像在建構幻象前，已被聲音徹底打破了。而台灣、香港、中國與馬來西亞的不同口音，則凸顯了地緣政治空間（geopolitical spaces）中的差異與張力，讓觀眾難以真正進入這個愛情故事。同時，高度美學化、視地心引力為無物的武打場景以及演員們仿古的念白詞彙與抑揚頓挫，更讓一切顯得格格不入。
所謂的「華語電影」（Chinese-language cinema），特別是武俠片，講述故事的聲音通常是字正腔圓的標準官話。如果演員的官話腔調不夠標準，大多會加以配音，以形成並維持大一統的「中國」整體性幻象。早期的台語電影只能算是一個孤立的個案，而當香港電影進口至其他華語地區時，則必須以官話配音。在《臥虎藏龍》這部影片中，演員們的口音非但沒有統一，反而呈現了許多地方的腔調。觀眾不免猜想：導演李安是否弄錯了什麼，抑或是沒有足夠的資金來為這部片配標準北京話發音？更重要的是，這些南腔北調打破了大一統與整體性的表象。人物角色關係的發展和影片內情節的邏輯，都不能讓人信服。當飾演男主角的周潤發用他港式粵腔的官話喃喃說著情與義的偉大理想時，對說國語／普通話的觀眾來說，這些古典的抒情話語反而顯得彆扭，且不論那些貌似古典抒情的遣詞用字，根本是當代台灣連續劇與愛情小說中常見的語彙。
弔詭的是，不同口音的官話所產生的不和諧聲音，卻與街道中的雜音異響格外相稱。在聲音與噪音的喧譁之間，儘管充斥著不純正性與不一致性，生命卻更加蓬勃發展。中和市或許只是一個模仿，它或許永遠不會成為台北一般的大都會；對中和來說，這無所謂。此外，中和市大部分人口說的是台語，亦即閩南語，而非國語——官話。中和人與說國語為主的台北人不同，他們或許更傾向台灣獨立。
以不純正性與不一致性來描述這部電影與其背景再恰當不過，並且還能揭穿武俠片必定指向一個「恆的中國」與「本質中國性」（essential Chineseness）的幻象。武俠電影源自於文學中的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則多半運用古典的用字遣詞與語法敘述偽歷史。然而諷刺的是，不論是武俠小說還是武俠電影，實際上皆是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發展、乃至更臻完善。雖然武俠片起源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但當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香港與台灣製作了許多武俠片經典的同時，中國仍是一個孤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弔詭的是，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台灣和香港對於所謂傳統中華文化的態度，與日後的數十年間比較，則抱有較少的矛盾情感。就台灣來說，「傳統中華文化」是國民黨用以合理化其在台灣統治的工具。中華民國在台灣（而非共產中國）保存並捍衛了純正的中華文化，也因此，外省人比起本地的台灣人——不論是閩南、客家還是原住民族群—更具有文化優越性。另一方面在香港，英國殖民統治讓香港人對中國產生了鄉愁。正由於中國安穩地鎖在「鐵幕」之後，香港和台灣因而能夠在大眾媒體中重塑傳統中華文化，以宣稱他們具有血統純正的中國性。即使對中國的鄉愁、重塑傳統中華文化與抵抗狹義上的大陸中國中心也許有些許矛盾之處（特別是在反共的議題上），但因政治考慮而被鞏固了的鄉愁論述模式，使武俠片成為傳統中華文化奇幻再現的重要形式。然而《臥虎藏龍》並不遵照再現純正中華文化奇幻的古法來製作電影，因此當電影在戲院播映時，華語地區的觀眾對其離經叛道的方式著實瞠目結舌。沒有任何一部武俠片甘冒得罪觀眾的風險，膽敢在電影中呈現不純正的南腔北調，因為觀眾對武俠片的認知與期待從未與時改變。可以預見的是，《臥虎藏龍》在各個華語地區放映時票房慘淡，直到贏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以後，電影才得以重新上映。好萊塢對《臥虎藏龍》的認可，正表明了中國、台灣與香港之間影像的交流與折衝，是在太平洋兩岸的文化政治領域中的政治經濟條件下進行。以下，我將討論「語言駁雜」（linguistic dissonance）的重要意義。
第一章 全球化與弱裔化
對於被大衛．哈維稱之為「彈性積累體制」（flexible regime of accumulation）主宰的晚期資本主義世界中，「彈性主體位置」（flexible subject positions）的興起，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學者之間已有相當多的討論。我們在類似「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這樣的概念中看到彈性一詞不斷被重複，企圖將當代主體性的生產與晚期資本主義的過程連接起來。而經常與彈性這一概念連結的是被廣泛使用的流動隱喻（metaphor of flow）。人口的大量遷移、因通訊與電子科技發達而高度壓縮的空間―時間、金錢與商品的超真實（hyperreal）而非實體的移動等等，都顯示出流動的特性，同時上述各項均看似自由而流暢地穿過空間、跨越疆界。對流動一詞的正面解讀，不但強化了其與民族國家規訓的相互頡頏、解放與抵抗的潛力，也記錄了跨國與離散公共領域的興起，更也指出了新的跨文化世界主義（transcultural cosmopolitanisms）的可能，如「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的概念就是一個好例子。
為了將對流動結果的理想化解讀伸延至邊緣社群，或更精確的說，出於競爭心態而將去地域主體據為邊緣所有，學者急不及待地將第三世界後殖民混雜性（postcolonial hybridities）指為跨國性的精髓體現。甚至有論者主張第三世界後殖民混雜性是後現代性的精髓體現。佛德列克．布爾（Frederick Buell）便援引眾多學者論述，舉例指出當今的第三世界是最是時興的，當代世界所推崇的混雜文化，發展上遠遠超過大都會中心；究其極，第三世界因殖民主義產生的混雜化比大都會中心因全球化而產生的混雜化更早發生。對布爾而言，第三世界因此構成了嶄新的世界主義的來源。依照這種論據，第三世界文化因為經歷了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對本土體系的破壞及被強制實施大都會文化的影響，因此第三世界文化現在可以輕易的彰顯其混雜性，亦可作為世界都會的典範與中心的模範。安東尼．金（Anthony King）也有類似的主張，他認為第三世界殖民城市的多種族、多文化、跨洲際的都市文化，是今日世界城市的前身。在此，殖民主義意外且反諷地成為歷史的助力，造就了第三世界後殖民民族國家中，足為典範的跨國族、去地域的主體性與文化，而跨國族、去畛域正好是當代與後現代的表徵。
相反的，後殖民人口往帝國都會中心的遷移，也造成了都會中心文化的混雜化，並將這些中心變成了世界城市。特別以一九六五年後移民美國的亞洲人而言，融入美國民族國家的舊典範日漸過時，這導致了核心反被邊緣去中心化。駱里山（Lisa Lowe）針對亞裔美國人也做了相似的論據，認為由於亞洲移民與亞裔美國人從未能成為正統、同化的美國公民，他們的不可同化性（unassimilatability）實際上幫助他們創造了一個可以抵抗美國民族國家的空間。由於美國民族國家的種族化監督（racialized policing），不可同化性因此得以主動的配置，而去畛域化的主體位置也得以實踐，以對抗民族國家。綜合而言，在後殖民與移民能動力的表述中，過去被視為壓迫的來源——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國家種族主義——反可成為民族國家內，具建設性且具反抗性的去認同（disidentification）的基礎；而在全球化的脈絡下，這又成為某種權力的標誌。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裡，對民族國家的效忠已不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效忠的缺席可讓移民與少數族群獲得能動力與主體性。
如果我們假設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最具優勢的主體是彈性公民，而移民與少數族群又擁有獲得這些主體位置的優勢，那麼在這一章中關注的問題是：華語語系的視覺工作者與藝術家如何運用這樣的彈性。在視覺媒體中，電影與錄像比起傳統造形藝術更能輕易跨越國界。華語語系導演在好萊塢的成功，如台灣的李安、香港的吳宇森，更顯示了電影媒介的可譯性（translatability）讓這些導演本身就在不同文化脈絡中更具市場性，這等於賦予了他們彈性主體的地位。因此彈性這一主題對我們了解太平洋兩岸華語語系視覺文化的政治經濟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