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

徐泓序《邊鎮糧餉》

明朝亡於財政敗壞，而財政敗壞起於邊餉劇增，這本是史家共識，然具體的情況與確實的數據，能深入討論者不多，近三十年來僅有黃仁宇的著作，較為史林稱道。賴教授以經濟學家治史，頗能就其所長，解讀《萬曆會計錄》及潘潢、楊俊民、魏煥、茅元儀等明代大臣學者提出之軍馬錢糧數據，討論供給邊餉的各種財源，分析明朝邊軍、邊餉管理的困境，並聯繫到國家興亡的議題上。可說是繼黃仁宇之後的又一具重要學術價值之力作。
這本書的優點，首在選題之重要。賴教授選了一個明史、軍事史及財政史的重大問題，在現今史學界討論食衣住行及情色等社會文化史的流行趨勢中，賴教授堅持史學注重軍國大事的傳統，可謂史林之異數。明朝建立之後，蒙古雖退到北邊草原與沙漠，但勢力仍然很大，始終威脅著北邊的安全，最嚴重時甚至還兩度包圍北京；因此，北邊邊防是明朝政府的頭等大事。供應邊軍需求的邊鎮糧餉，就成為最受重視的財政項目，而為支出的最大宗。明初邊餉以軍屯、民運糧、京運糧及開中鹽引支付，基本上以實物支應，比較不受市場經濟供需及物價波動的影響。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後，一方面是軍隊自給的軍屯系統崩壞，邊餉幾乎完全依靠朝廷的供應；一方面，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供應邊餉之實物支給系統，逐漸大部分為支給銀貨的系統所取代。開中鹽引也在成化、弘治年間，因應市場經濟而變革制度；明初是商人運送糧餉至邊軍駐防區，依公告的鹽糧交換率，取得鹽引與鹽貨，運到指定的行鹽區賣鹽；新的運司納銀制，是商人不必運軍需至邊區，直接在管理鹽場的運司衙門，就近納銀，取得鹽引與鹽貨，成為專業鹽商，不必兼營軍需供應。從此，鹽引邊餉供應制度，遂從明初以軍屯、民運糧、京運糧及開中鹽引支付，改為由太倉銀庫支給之年例銀為主，占太倉銀庫年支出比例高達76.29%，甚至在軍情緊急引開中收入折成銀兩，解送太倉銀庫，成為國庫收入占27.31%，而為財政收入之大時，支出比例曾高達97.25%，而為財政支出之大宗。因此，邊防經費可謂影響明朝財政最重要的項目，為瞭解明代國家財政危機，賴教授具體探討邊防經費的《邊鎮糧餉》，誠具卓見。
這本書的第二個優點，在解讀史料和分析方法。這也是賴教授超越討論邊餉的同行學者之處，借助他的經濟學專業素養，使他在解讀相關史料和處理財政數據上，能有獨特的見解與發現。首先，賴教授釐清《萬曆會計錄》的性質，是一部低估邊鎮實際需求之預算書，是規畫性的收支項目與數額，而非執行之後的實際數額。由於對於數據史料性質的瞭解，使他在估算時，避免了七十年代一些經濟學家治中國經濟史計量估算時，將所有帳面上的數據一律當作實際數據處理的錯誤。數據資料性質沒搞對，再好的計量公式，也無能為力，“Gabage in, Gabage out”是也。賴教授點到治中國經濟史、財政史，處理數據們資料的困難與解決之道，他深知資料的局限，在第一篇第四章的結論〈釐清與省思〉說道：「各邊鎮總兵的說法會較可靠，各邊鎮的幕僚與高層行政人員會更清楚，但不會有這種數字流傳下來。」實際的帳，至少流傳至今的明朝史料是很難找到的；於是「我們能做的，是從各邊鎮向朝廷的奏書(疏)，看出困窘的狀況與原因」。但這不表示《萬曆會計錄》完全不可信用，它還是一套有系統的財務數據，「至少可以看到邊防經費的規劃結構」，是「理解邊鎮糧餉問題的踏腳石」。從此出發，運用《萬曆會計錄》萬曆10年前後十三邊鎮的軍馬錢糧數據，配合戶部尚書潘潢〈查核邊鎮主兵錢糧實數疏〉(嘉靖29年)的嘉靖10年與28年九邊軍馬錢糧數據、魏煥《皇明九邊考》(嘉靖21年)的嘉靖18年前後九邊軍馬錢糧數據、戶部尚書楊俊民〈楊司農奏疏〉(萬曆22年)的萬曆21年十三邊鎮的軍馬錢糧數據、曾任經略遼東兵部右侍郎楊鎬幕客的茅元儀《武備志》(天啓元年)的萬曆30年前後十三邊鎮的軍馬錢糧數據等，探討嘉靖10年至萬曆39年(1531-1602)七十年間邊餉結構性的特徵與變動的趨勢。第二篇〈邊鎮糧餉解析〉是本書的主體，不但敘述與估算各邊鎮的〈軍馬錢糧數額〉，而且分別估算與討論各項邊鎮糧餉財源：屯田與屯糧、民運糧餉、邊鎮漕糧、鹽法與邊儲、京運年例銀等，並論述俸糧與折銀、修邊經費及其他雜項收入，最後並對各項糧餉財源作綜合比較。
這本書的第三個優點，在不但估算各項邊餉數額及論述邊餉各項問題，而且進一步論述大臣們面對邊餉各項問題，分析其原因，討論其建議。這種論述方式，不但論述決策的經過，且論其利病，有助於發揮史學所以經世之功用。在討論〈邊引與邊儲〉時，賴教授就舉了七位明朝大臣，論述他們對鹽法弊端的認識與建議。例如嘉靖初因大禮議竄紅的桂萼與霍韜及錢薇，他們論述邊儲與鹽法敗壞的原因，均歸咎於成化、弘治年間開始實行的運司納銀制。當時戶部以糧價低落，從明初粟一石銀一兩，降至二錢；明初輸粟一石於邊倉可了支鹽一引，如今只要五分之一的銀兩便可得鹽一引。於是改採運司納銀制，訂了一個官商雙贏的辦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引價銀四錢二分可在市場上買到粟二石多；則引價降了一半多，粟增加一倍多。運司貪得引價銀，遂大為增引，正引不足應付，乃大行餘鹽；真是「價多而商人得易辦之便」，甚為划算。但邊區納粟開中商人換得鹽引，雖在糧價上得利，卻仍要附加運費，而行鹽市場又因運司增引，發生「排擠性的壅塞後果」，甚為不利；於是邊區因「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開中鹽法因此而壞。有鑑於此，他們都具體建議恢復開中舊制，「鹽引仍徵粟」。在第三篇〈管理與困境〉中，賴教授又舉于謙、楊鼎、韓文、胡宗憲、王崇古等十二位大臣為例，論述他們針對邊餉日虛所總結出來的原因，評估他們提出之建議，何者「並無多少原創性」，何者「聽起來順理成章，官商民皆便」，何者「所言較實，建議的對策也合情理」。最後論述他們所提對策難有實效的原因，認為他們雖「都看到了要點」，但「因為基本的問題是結構性的：邊鎮防線過長，軍士人數過多，內地補給有限，糧食轉運路途遙遠。困難度大，成本太高」；因此，「邊餉日虛是明代國防的長期結構性困擾，不易因某人的某項對策就能挽回或改變，這也是逼使明朝走向敗亡的過程之一」。賴教授這樣的論斷是有說服力的。
賴教授的這本書，先在〈楔子〉中交代問題意識、檢討相關文獻，然後對邊軍指揮体系、邊鎮歷史及財政歲出入與邊餉，作一綜觀介紹；解析邊餉之財源與相關制度，及邊餉之支出實況；最後討論邊餉管理及其困境，並有十個〈附錄〉解析相關文獻。其章節安排理路清晰，文字通順，說理清楚。賴教授以經濟學家治史，頗能就其所長，解讀《萬曆會計錄》及潘潢、楊俊民、魏煥、茅元儀等明代大臣學者提出之軍馬錢糧數據，討論供給邊餉的各種財源，分析明朝邊軍、邊餉管理的困境，並聯繫到國家興亡的議題上。書中運用許多圖表分析說明相關數據，據此顯現明代後期邊餉與財政之實況，並對邊餉相關的整個體系之統合運作機制，突破過去學者所作之靜態敘述，而注意機制之動態運作，均為其過人之處。正文之後所附十篇〈附錄〉解析幾份重要史料，也相當精彩可觀。總之，本書是明代財政史、軍事史之力作，值得一讀。

鹽法與邊儲

《萬曆會典》卷32〈鹽法1〉的首段，對明代鹽政有很好的概觀：「國朝鹽法，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司以百計。大、小引目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各（邊）鎮銀三十萬（兩）有奇。閩、廣二省課額無多，井、池二鹽撈辦亦易，長蘆、山東價廉課充。惟淮鹽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皆艱於徵納。」本章的主要分析對象，是這段摘述中較不引人注意的一句話：「（解）各（邊）鎮銀三十萬（兩）有奇。」也就是說：在這句話的背後，邊鎮糧餉與鹽法有過哪些既複雜又重要的關聯？進入這個尚未充分理解的主題之前，先綜述主要的相關文獻。

1文獻與主題
1文獻綜述
學界過去有「鹽糊塗」之說，意思是說：經濟史上與「鹽」相關的重要問題，還有許多模糊的地方。這個形容詞今日已不適用。就明代的情形而言，劉淼（1996）《明代鹽業經濟研究》已能呈現相當的架構與脈絡，主要的議題已有具體的答案，書末的參考書目也顯示：相關的中日文研究，以及新近影印流傳的明代文獻，學界對明代的鹽業史已經「大體明白」。在這些已大致清楚的議題中，還存在一些專業上和觀點上的爭論；若就整體的完整性來說，確實還有一些「小糊塗」的部分尚待補充，「邊鎮的鹽法」就是個好例子。大略地說，邊鎮鹽法就是眾所習知的開中法。這不是已經有充分的研究了嗎？還有哪些結構性的空白須要填補？
現在來評述與「邊鎮開中」相關的代表性研究。藤井宏（1941）〈開中の意義及び起源〉、（1943）〈明代鹽商の一考察〉，以及李龍華（1971）〈明代的開中法〉，已為這個領域奠下很好的基礎。他們的成果當然是延續前人的累積，我認為在他們之後的開中法研究，在格局上都沒有顯著的超越，以下提出具體說明。
清水泰次（1927）〈商屯考〉和王崇武（1936）〈明代的商屯制度〉是較早期研究開中法的文獻，藤井宏（1941）〈開中の意義及び起源〉對這個議題作了補充，但真正有深入性大格局的作品，是藤井宏（1943）〈明代鹽商の一考察〉。他在戰時困難的環境下，對相關文獻作了非常好的掌握；更重要的是，他對其中的幾項重要議題，有與眾不同的見解，證據細密扎實，不易駁倒。他的主題雖是對邊商、內商、水商的研究，但這3種商人的業務專業區隔化與身份的分化過程，其實都反映了明代鹽法本質與結構的變化。藤井的解說清晰，脈絡分明，論點強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此文第3節對「葉淇變法舊說的批判」（頁262-87）。此節長達25頁，其實可以單獨成立一篇論文。他在綜述諸多舊說與相關的史料之後，提出新觀點與新證據，「認為變法根本就不是葉淇所為」，而是由於「開中納糧向開中納銀的變化，本是時代發展的趨勢，根本不能歸咎於葉淇。」（頁272-3）
李龍華（1971）〈明代的開中法〉長達122頁，是中文學界最深入的研究。除了背景性的解說與詳細的注解，最重要的是文內的16個表格，其中與邊鎮鹽法密切相關的是表2至表5。表2超過50頁（頁376-427），是「葉淇變法（弘治5年，1492）以前各地中鹽則例表」（也就是鹽引的折糧率）；表3（頁434-47）是「明代每小引鹽（2百斤）納銀（兩）額」；表4（頁448）是「萬曆19年（1591）戶部預訂下年度各邊（鎮）中鹽引價表」；表5（頁456）是「隆慶3年戶部預派下年度各邊（鎮）鹽引搭配表」。
此文的優點學界已共睹，現在以30多年後的知識來批評當然不公平，但可以公允地指出，他在1970年時應可避免的2項缺失。
(1)他對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很少引用，或甚至沒有。前述藤井宏（1941、1943）的論文，和他的主題密切相關，不應忽略，尤其李龍華（1971）第5節（頁472-87）的論題就是「葉淇變法」。李的論點相當好，證據結實，但他的基本認知是「有葉淇變法之事」，這和前述藤井宏的「無葉淇變法之事」的論證不同。支持哪個觀點是另一回事，但李在1971年時未引述藤井1943年的研究，是明顯的疏漏。萩原淳平在1963年3月的《東方學報》（第25期），有專文討論葉淇變法，李也未引用。和田清（1957）《明史食貨志譯註》內，對鹽法的注釋也有許多可參考的見解與考證。
(2)在中文方面，《會計錄》卷17-29、39有不少邊鎮鹽法的資料，李都未曾引用到。黃仁宇在1960年代末寫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時，已用過《會計錄》的微卷（見英文本頁369），全漢昇與李龍華（1972、1973）對明代中葉後太倉歲出入銀兩的研究內，也用了《會計錄》的資料。李在〈明代的開中法〉內未引用《會計錄》，是另一項疏漏。
近年來還有不少與開中法相關的研究，但我認為大都是補充性的、爭論性的、枝節議題性的，本質上沒能超越藤井（1941、1943）、李龍華（1971）。我手邊有幾篇文章可以支持這個論點：劉清陽（1985）〈明代開中制度下商人的社會作用〉、李珂（1992）〈明代開中制下商灶購銷關係脫節問題再探：鹽商報中不前與灶戶的鹽課折徵〉、李剛（1996）〈論明清陝西商人對中央政策的有效利用：兼論明清陝西商幫的產生〉、高春平（1996）〈論明代中期邊方納糧制的解體：兼與劉淼先生商榷〉、張麗劍（1998）〈明代的開中制〉、孫晉浩（1999）〈開中法的實施及其影響〉、孫晉浩（2000）〈明代開中法與鹽商守支問題〉、黃仁宇（2001）《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第5章〈鹽的專賣〉。
較特殊的議題，是對嘉靖、隆慶年間龐尚鵬的鹽政改革研究，我手邊有3篇相關文獻：余三樂（1988）〈明龐尚鵬疏鹽對策〉、曾凡英（1994）〈龐尚鵬鹽政思想研究〉、汪崇篔（2001）〈明代隆慶年間鹽政狀況分析〉。這個主題切合本章的2個主旨：(1)在時代上是嘉靖、隆慶年間，(2)邊鎮鹽法是龐尚鵬清理鹽政的重要對象之一。由於與龐尚鵬鹽政改革相關的研究已多，本章將儘量避免重覆。龐尚鵬的鹽政奏疏，收錄在《百可亭摘稿》（卷2、3）。
何以邊鎮的鹽引與鹽課研究，還有更深入的空間？有2個理由，一是視角性的，二是資料性的。(1)過去對開中法的研究，重點放在「報中」的相關議題上（鹽引價格、引數、邊商、內商、納銀開中）。而且大多是從朝廷（北京）的行政立場，來看邊鎮鹽引的折糧率與鹽引數量這類的問題；也就是較少從邊鎮糧餉的角度，來看邊鎮經費與開中法的相關議題。現在要把視角顛倒過來，從邊鎮的立場，來說明邊鎮的狀況、需求、困難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