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

序（節錄）

1963年8月，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一批非洲游擊戰士，地點在中南海核心區裡的國際會議廳，是一處鑲有木質壁板的氣派場館。在那群年輕的訪客中，有一名來自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當時為英屬殖民地，現在是辛巴威共和國）的魁梧男子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閃耀的紅星已經殞落了，曾經扶持過革命同志的蘇聯，現在卻賣武器給他們的敵人。「我所擔憂的是，」他說：「中國天安門廣場上空的紅星，是否會殞落？你們是不是也會拋棄我們，賣武器給壓迫我們的人？」毛澤東陷入沉思，抽了幾口菸。「我明白你的憂慮，」他回答道：「問題在於蘇聯已經改走修正主義路線，背叛了革命。至於我能不能向你保證中國不會背叛革命呢？此時此刻我無法給你承諾。我們正在努力尋求方法，讓中國不會變得腐敗官僚，走向修正主義。」
三年後，在1966年6月1日那天，《人民日報》刊出一篇煽動性的社論，呼籲讀者「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強力要求各地人民告發那些意圖「以欺騙、愚弄、麻醉勞動人民，鞏固他們的反動政權」的資產階級代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有甚者，四名共產黨最高階領導人被捕的消息不久後也曝了光，他們被控圖謀反叛毛主席。被捕的四人之一是北京市長，他被指控意圖明目張膽地把首都變成修正主義的大本營。到處都有反革命分子滲入黨、政、軍單位，想要把國家帶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人民受到鼓動，起而清算所有企圖將無產階級專政轉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人，中國就此展開一場新革命。

認清誰才是敵人！叛徒已經潛伏在無產階級的專政隊伍裡了！
劉少奇全力投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說這是一個很尖銳的階級鬥爭，對我們黨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他想要證明自己是堅定不移的革命分子，也有資格擔任毛主席的接班人，行事作風甚至比毛澤東本人還要偏左。到了1963年底，劉少奇把自己的妻子王光美派到農村去領導一個工作組，矢言「把權力從階級敵人手上奪回來」。她的調查結論是所有幹部，「不論大小」都有問題，一個都不能信任。
毛主席開始疏遠他的接班人。劉少奇在黨內展現出愈來愈強的威信，毛對此深感懷疑。11月底，毛澤東引誘他野心勃勃的繼任者：「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過了幾週，他開始談論「走資派領導」。在12月26日那天，毛澤東為了慶祝自己的71歲生日，把一群黨內領導召到人民大會堂，設宴款待他們。席間他指責中央有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劉少奇派出了自己的妻子去調查基層，並要求其他人追隨她的領導，加入全國各地的大型工作組。毛澤東不喜歡這種由上而下的方式，他中意的是由下而上，讓人民將調查焦點聚集在帶領那些工作組的領導身上。1965年1月，毛澤東修改了運動的綱領，其中一個要點就是「糾正黨內位居要職的走資派」。就在一年多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把這段文字奉為圭臬，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終成了文革的前奏曲。
1966年2月，北京市長彭真和他率領的五人小組前去尋求毛澤東的指引，五人小組的成員康生在匯報時指責《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但彭真堅持將整起事件視為一場學術辯論。毛澤東裝作不知情，不理會這場衝突。毛澤東給了彭真一種安全的錯覺。陷阱在一個月後爆開，毛澤東指責這位北京市長「搞獨立王國」，北京市委包庇壞分子且反革命，應該解散。周恩來順應自己的政治本能，全力支持毛主席。在一場黨內大老的最高會議上，周恩來與鄧小平使出了致命的一擊，譴責他們昔日的同志「違反毛澤東思想」以及「反毛主席」。毛澤東堅持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等四人都屬於一個「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一直在謀劃一場邪惡的流血政變。

唯有毛主席路線才是正確路線，但是看不清主席要帶大家上哪兒去
如果大權在握的首都領導人都能垮台，其他人也許很快就會步其後塵。黨員開始在研習毛主席話語的大會上互相審視。少數人開始相信唯一安全的決定就是不相信任何人，只信任毛主席本人：「現在我覺得我們只能相信毛主席……一切人都應懷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麼人都要攻。」
毛澤東採取行動，解散了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都是毛澤東的親信。這個小組很快就會主導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進程，成了最重要的政治機構，所有最高決策都出自這裡。小組的組長是陳伯達，他在大饑荒時為主子辯護，宣稱數百萬人的死亡是「我們向前邁進時不可避免的現象」。其他成員包括江青、康生、姚文元和張春橋。1966年6月1日國際兒童節那天，文化革命小組投下了第一顆震撼彈。《人民日報》裡一篇由陳伯達撰寫的煽動性社論號召讀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啟動了文化大革命。此刻的中國深陷在一場針對反革命陰謀的激進運動中，參與運動的人認為到處都存在著這樣的陰謀。
然而，讀者在推擠爭看圍觀大字報之際，也納悶著應該如何看待這件事。1956年，共產黨號召所有人暢所欲言，卻在一年後指責那些開口批判的人。一名任職於外文局的圍觀者自問：「這次寫這些大字報的人，是不是紀律嚴明、獻身革命的黨員？還是自私自利、找麻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些犬儒的人提出，那些人只是黨派出來的代表，慫恿大眾做出冒險的大膽舉動，引誘他們自投羅網。領導階層也同樣不知所措。毛澤東說：「政治給其他人去忙。」接著離開了北京。劉少奇和鄧小平只能自行籌謀，決定沿用黨一直以來固定的慣例行事，也就是派出工作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不過他們仍然飛到了杭州，徵求毛主席的首肯。毛澤東依然含糊其辭，不肯把話說死。劉和鄧離開後，毛對他的醫生說道：「運動裡的問題讓他們自己解決。」然後，主席便冷眼旁觀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中。
工作組鼓勵學生批鬥「牛鬼蛇神」。受到工作組鼓勵的學生首先猛烈抨擊那些過去羞辱過他們的教職員。很快地，教師開始互相做出嚴厲指控以求自保，引發了大字報戰爭。毆打事件很快就出現了。畢竟這是階級鬥爭，而和敵人的鬥爭是至死方休的。隨著激進的學生彼此慫恿、競相表現出對革命的熱情，暴力傷人的情況也愈見惡化。但是，每個地方的學校和大學中，工作組都把大部分的砲火轉向被視為「黑五類」的師生，把他們拿來當代罪羔羊，或者犧牲幾個地方幹部以保護重要官員。至於毛澤東心心念念的那些「黨內走資派高層」、那些「潛伏在我們身邊」的敵人，此時並沒有受到什麼攻擊。
1966年7月16日那天，毛澤東泳渡長江，用這個舉動全國人民宣示他要出面了。他派出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去暗中打擊工作組。江青返回北京途中於南京暫留，警告當地領導階層說，支持工作組和支持毛主席是不一樣的。7月24日，毛澤東身穿白色睡衣，在住處接見數名黨內領導，責備他們「害怕群眾」以及「鎮壓學生」，並要求解散工作組。各地的工作組皆在道歉後撤出。劉少奇與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場萬人集會上被迫公開自我批評，為他們於毛主席不在時組織工作組一事負起責任，毛澤東坐在舞台簾幕後方凝神靜聽。劉少奇承認自己還不清楚要如何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們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毛澤東對此嗤之以鼻：「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吧。」
8月初，毛澤東事件定調，指控劉少奇趁他不在北京時搞「專政」和「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但是，仍然有很多黨內元老沒有熱烈力挺毛澤東，使他更加憤怒，指責他們有些人就是「牛鬼蛇神」。中央委員會祕密投票，選出十一名大權在握的新成員，林彪取代了劉少奇，成為第二把交椅暨接班人。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死了人，那就算了
1966年8月8日，電台廣播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也指出大學生、專校生、中學生和小學生一律不受整肅。毛澤東直接面向學生，把這些年輕人視為他最可靠的盟友。他們天真無知、容易操弄，而且很好鬥。最重要的是，他們渴望冒險與行動。8月1日，他發了一張私人便簽給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紅衛兵，表達支持之意：「造反有理！」紅衛兵自視為毛澤東忠心的戰士，然而並非每個人都能加入紅衛兵。其中有許多人認為，只有家世最純正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紅衛兵，他們是資深革命分子的子女，只有他們才具備領導文化大革命所必要的階級背景。紅衛兵一聽到毛澤東「造反有理」的戰鬥口號，就開始攻擊老師和校長。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大學告訴群眾：「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一陣暴力的浪潮吞噬了北京。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被打死，教務主任上吊自殺。在另一所位於北京師範大學附近的中學，校長被命令站在烈日下，紅衛兵拿沸水往他身上澆。還有一所附屬於北京師範學院的中學出現了更恐怖的手段，一名生物老師被推倒在地上毆打，並被人拉著雙腳拖行過學校大門、拖下樓梯，頭部不停碰撞水泥地，遭受數小時的折磨後死去，接下來，其他被抓起來批為牛鬼蛇神的老師則被迫輪流毆打她的屍體。在小學裡，學生的年紀都不超過十三歲，卻有老師被迫吃下指甲和糞便，也有些老師被剃頭並被逼互相掌摑。
最嚴重的殺人行為發生在北京市郊。大興縣地方幹部下令消滅所有地主和其他壞分子，包括他們的子孫。幾個人民公社謹慎協調，發動了一夜大屠殺。黨的激進分子與地方民兵聯手將受害者關起來逐一殺掉，有的被棍棒打死，有的被鐮刀戳刺而死，或者被電線勒死。有幾個人是被電死的。孩童被倒吊起來鞭打。一個八歲女孩和她的祖母則遭到活埋。一共超過三百人被殺。屍體多數被丟進廢棄的水井和亂葬崗。其中一處的屍臭味強到令人無法忍受，村民只好把屍體挖出來，改丟進水塘裡。一名人民解放軍軍官致電北京，通報大興的屠殺事件，立刻便有一份報告送到了文化革命小組，但沒有人出面制止屠殺。一週前，公安部長謝富治已經指示過一批警官要支持紅衛兵，如果他們一怒之下打死了人，那就算了。

全國大串聯，紅衛兵與疾病的免費旅行
真正讓各地紅衛兵放手大幹的，是一場企圖打碎舊世界一切殘渣餘孽的運動。8月18日，林彪站在講台上的毛主席身旁，號召年輕的聽眾走出去：「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一天後北京的紅衛兵就貼出大字報，大膽向舊世界宣戰：「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我們就是要造舊世界的反！」8月23至26日，紅衛兵的暴力狂潮在全國爆發，任何與舊世界有絲毫關係的事物都無法倖免。暴力的餘波久久不散，長達數月。
8月31日，毛澤東要求紅衛兵把他們的革命經驗運用到中國的其他地方。9月5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紅衛兵「出行」。毛澤東要他的年輕戰士們將革命之火傳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們的行動分成兩個相反方向進行，北京和天津的紅衛兵前往全國各地進行大串連，挑起暴力衝突，並且包圍各地藏匿「走資派」的黨委會。另一方面，各省的革命青年則來到北京學習革命的方法。毛澤東親自檢閱了數百萬名紅衛兵，每一場大集會結束後，都會有成為激進派的學生成批離開北京，準備將革命帶回家鄉。
不過，隨著上車的代表愈來愈多，狹窄的空間很快就被用光了。他們占據了每一寸可用的空間，坐在其他人腿上、椅背上，以及分隔座位的小桌子上。食物很快便耗盡了，但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每個人都只吃了自己需要的最少份量。廁所擠滿了人，也沒有人會在火車靠站時下車去方便，因為他們深怕會上不了車。男孩子還好，他們會在火車前進時脫下褲子往窗外尿，但是女孩子就慘了。一股難聞的氣味瀰漫開來，尿液、汗水、嘔吐物和糞便的味道全混在一起。部分車廂被尿液弄得滿地溼透，逼得紅衛兵不得不用刀子在地板上挖出一個洞來。火車儼然變成了流動監獄。
北京每一處可用的空間都被硬擠出來接待紅衛兵，他們成批地被送進大學、中小學、旅館，甚至政府單位辦公室中臨時權充的宿舍。凌耿和他的朋友們被分派到清華大學，睡在八樓的一間大教室裡。那裡的惡臭令人無法忍受，許多紅衛兵連續幾週都沒有換過衣服，也沒有洗過澡。那些裝有棉胎的被單由一個接一個代表團輪流使用，幾乎沒有洗過，而走廊盡頭的廁所都滿溢了，污水淹沒了磁磚地板。在隆冬時節，一名造反派工人從上海來到握有大權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室，結果看到地板上滿是垃圾和因嚴寒而凍結的排泄物，令他大吃一驚。他不禁疑惑：「怎麼回事？這裡到底是地獄，還是革命的聖地？」
紅衛兵免費旅行，微生物、病毒和細菌也跟著他們到處走。在北京被感染的學生搭火車把腦膜炎帶到鐵路網沿線的大城市，在這些地方演變成流行病。後來學生以步行方式宣揚革命，於是腦膜炎便從城市傳播到了鄉村。1967年2月，治療腦膜炎用的磺胺嘧啶實在過於短缺，政府不得不向西歐和亞洲的藥廠求助。然而這麼做為時已晚，到了情況獲得控制的時候，已有超過十六萬人死亡。

毛主席應該怎麼賣？文革中的哲學難題
林彪號召慷慨激昂的年輕學生打倒「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時，也同時要求樹立完全屬於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到底是什麼構成了「舊文化」？已經很難說明；但「新文化」應如何界定，卻更加含混不清。很快地，每個人都明白了，唯一被接納為無產階級文化的，就是對毛澤東的崇拜。
牆上只要有空位，就一定會被人仔細地寫上毛澤東語錄，或者向他致敬的標語。一些最受歡迎的標語包括「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和「毛主席萬歲！」公車、貨車、汽車和廂型車的車身都漆有毛澤東語錄。火車頭前方掛有裱框起來的毛澤東肖像。就連腳踏車前面也都貼有一張上頭寫了語錄的紅色小卡。貨車載著紅衛兵在街道上穿梭，他們到哪裡都帶著紅寶書，拿著它朝彼此揮手，彷彿它是一本屬於革命分子的護照。
毛澤東徽章非常流行，供應黑市需求的地下工廠便和國營企業爭奪稀有資源，偷取鋁製的水桶、水壺、罐子和鍋子。需求大到就連工廠裡面昂貴機具上的鋁質保護層都會被人剝下。太多的鋁從其他工業活動被挪用來製造徽章，導致毛澤東在1969年插手干預：「把我的飛機還來！」
供不應求的情況非常嚴重。《毛澤東著作選讀》即為一例。文化部決定，1966年兩種版本首刷的總印量要從4000萬本增加到6000萬本，但是沒有足夠的紙張能用來執行這個計畫。於是包括休閒雜誌在內，所有「非必要書籍」的印刷都受到限制，只有重要政治著作可以再版，例如雷鋒的日記。然而這樣依然無法滿足民間高漲的需求，所以官方訂下的機製紙目標產量暴增，在1967年來到500公噸。為了平衡經濟，全國肥皂產量被縮減了百分之十五。
書本需要封套——精美、鮮亮，而且是紅色的。到了1968年，光是紅寶書封套所需要的塑膠就達到了4000公噸。早在1966年8月，商務部就已經限制了膠鞋、塑膠拖鞋和塑膠玩具的生產，全國的工廠都準備好為毛澤東思想做出貢獻。
海報特別受到歡迎。但在這方面，顧客的要求同樣很高。他們會詳細檢視每一件產品是否含有可能帶著政治意味的瑕疵。有將近100萬張毛澤東海報遭到扣留，因為有買主投訴海報中毛澤東的肩膀上隱約印有很微小的「扒手」字樣。公安局立刻展開調查，不過結論是發生了機械錯誤。
還有其他的問題。這個政權總是公開譴責任何與資本主義有任何一丁點關係的東西，但是印有毛澤東肖像的物品該如何定價呢？這不只是一道哲學的難題。即便在這個由國家決定一切的計畫經濟體系中，類似物品的價格還是有極大差異。拿一款樣式普通、高度18公分的毛澤東半身石膏像來說，有顧客投訴不同百貨公司賣的價錢不一樣。後來價錢統一定為三角七毛，但是有些商店卻開始打折，價差再度出現，和市場經濟中的情況相似得啟人疑竇。
到了1968年3月，出現了新的造神運動，稱為「三忠於、四無限」。這個運動把毛澤東崇拜提升到新的境界，要求對毛主席、他的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絕對忠誠。在學校、辦公室和工廠，都設有敬拜毛主席的聖壇。用大紅色紙張剪成的「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幾個大字，在他的肖像上方排成拱形，他的頭部綻放出太陽的光芒。一名辦公室員工回憶起當時：「每天早上，我們都會拿著紅寶書站在聖壇前，大聲朗讀幾段。然後我們會一邊揮舞紅寶書，一邊說三次『祝偉大的領袖、導師、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以及『祝林彪副主席永遠健康！』」北京有人販賣小型聖壇，打開來是相連的三折。中間是一幅毛澤東肖像，左右兩邊則寫有毛語錄。這種崇拜用的物品取代了家裡的舊式神龕，大家每天一起床就會先與毛主席面對面，晚上也會向他彙報一切。

狡兔死，走狗烹──把紅衛兵趕出城市
1968年12月22日傳來了一紙政令：「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毛澤東下令學生到鄉下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這就是紅衛兵的末日。接下來幾個月，鄉鎮和城市中都沒有年輕人了。隨後的十年中，有數百萬名學生被送到鄉間的偏遠地區。在北京，可以見到學生列隊走向火車站，隊伍長得看不到盡頭；現場有人揮舞橫幅，管樂隊賣力演奏，人人笑容滿面、全心期待。擴音器播放著革命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詞出自毛主席的紅寶書：「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在此之前，翟振華已經聽過這段話上百次了，以往她的內心會為此充滿驕傲，但是在前往延安那天，她覺得這話聽來其實很諷刺。「世界是我們的？」她自問：「放屁！」
許多下鄉學生連一片遮風避雨的屋頂都沒有。在湖北，下鄉的學生中大約有一半是這樣，很多人住在洞穴、破廟、豬舍或臨時架起的棚屋裡。在湖南省，每四個學生當中就有多達三人沒有固定住所，比例驚人。有些人每隔幾週就必須到別的地方落腳，有些人則只能住在無法擋風遮雨的棚屋裡。理論上他們在分派到的農村裡有居住津貼，但是地方幹部通常會私吞這筆津貼。而政府透過提供購買木材的資金來彌補住屋短缺時，村莊的領導又把錢挪來製造棺材。有一次，某戶人家埋葬了一名親戚，但是幾天後又把棺材挖出來，將木板還給原本的補助對象。
有的學生在城市裡是悲慘的貧戶，但鄉下的赤貧仍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下放到滿州四平的人看見村民住在用草、麥桿和泥巴糊起來的小屋裡。下雨時，這些小屋會慢慢崩解，融化在泥地裡。一整個家庭只有一套衣服，只能赤身裸體地在村子裡走動。僅有的食物，全都伴隨著蒼蠅和蛆。分配到軍管農場的境遇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一名被派到滿洲的學生靠著吃燙包心菜、水煮馬鈴薯和甜菜根撐了下來。她抵達滿洲後，有五個月的時間都沒嘗到油。冬季來襲，溫度一下降到零下四十度，食堂供應的卻只有湯，而且只是幾片菜葉漂浮在有鹹味的清湯裡，每天供應三次。在整個北大荒，粗重的工作加上惡劣的飲食，造成每十名女學生當中就有九個人月經失調。
這個政權蔑視戀愛關係，在文革期間，夫妻很少公開表達愛意。愛情被視為頽廢的資產階級情緒，性愛更是禁忌，許多學生長大後連基本的生理常識都不懂。但是楊瑞和很多下鄉的學生一樣，看到農場裡的動物之後，很快就學會了。她被分派到的工作是豬隻育種，要引導那些公豬將正在抖動的生殖器插進母豬的陰道裡。「就像一天到晚在看色情電影一樣。」
女生很容易遇到危險。進入軍方生產單位或者被成批派到鄉下的，還能集體行動以策安全，但有許多人是單獨成行，無人幫助，完全不知所措，而且經常任由村莊的領導擺布。在這個男性霸凌還能得到獎賞的一黨專政國家，性侵早已是家常便飯，而離鄉背井的學生現在就處在鄉間權勢階層的最底端，在家鄉得到的層層保護全數被剝奪。在安徽阜陽縣的一個生產隊裡，有六名年輕女性遭到性侵，其中兩名受害者自殺，一人發瘋。但是一如主管單位所言：「在某些地方，性侵和逼婚被當成一般男女關係的一部分。」當然，歸咎於地方文化是一種規避責任的方式。實情是：權力高層沒有人想要質疑毛澤東指派城市學生接受「群眾再教育」的智慧。

第二社會的寧靜革命
在共產黨的宣傳裡，延安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中共經歷兩萬五千里長征之後，於1936年開始盤據在此處，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延安是共產黨的臨時首都。數十年後，延安成為共產主義模範人格的標誌，「延安精神」提倡無私奉獻、我為人人的原則，人人都融入群體裡，才能匯聚成開山移海的力量。不過，延安雖然在共產主義的想像中意義重大，其實它只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地方，在文革中也完全不受重視，但這無礙於當地人在沒有當權者的幫助下嘗試自己擺脫貧窮。宣傳隊在1974年12月到達延安時，發現當地的黑市已經發展得十分蓬勃而且成熟了。有一個村莊早就不再花心思在乾旱貧瘠的泥土上種植食物，而是改以賣豬肉為主。為了應付國家上繳口糧的要求，他們用賣豬肉賺來的錢，從市場上買回玉米。整個行動都由地方幹部推動，村裡沒有一個人對政治有興趣。
洛南縣許多村民只種黑市裡賣得好的作物。也有人把農地租出去，自己到城市裡打工，再把收入寄回村裡。也不乏其他種形式的經濟自由。連生產大隊的主任也在前門貼著唐朝皇帝撰的對聯，而不是歌頌毛主席的標語。風水之說在解放之後一直被視為迷信思想，但在這裡還是十分盛行，甚至比黨的指示還重要（黨的指示根本無人理會）。靈媒和算命師到處都是。
比西安再北一點的蒲城，甚至還有些幹部對於村民忙自己的事情根本不聞不問、暗地默許。這裡的門上貼的同樣是傳統書法寫成的吉祥話對聯，而不是用大紅字寫的響亮口號，黨幹部也沒什麼興趣讀報，更不要談跟上黨的路線了。「這裡一次都沒開過黨的會議，規定的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的著作，也一本都沒學過。」有些生產大隊還把電話線剪了，讓村民拿去曬甘薯，所以根本不可能開電話會議。人民也不會為公社工作，任何有專長的人都只為出得起最高價錢的人工作。
上層的分裂加速了市場法則的回歸。在整個文革期間，領導階層之間的黨爭和派系鬥爭，使得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因為領導階層的訊息充滿矛盾，所以不同農村的做法也各自不同—某些地方由過度狂熱的幹部繼續推行激進的公社化，禁止自留地，也有些地方的農民可以有較大的空間追求個人的動力。不過最重要的是，因為林彪事件使黨的地位受挫，同時政策一直搖擺不定，幹部又常常在批鬥大會上受辱，他們現在已經對政治生厭了，反而將精神放在生產上。有些幹部開始故意扭曲國家的命令，讓它們大大偏離了領導階層的原意。還有些幹部會開放公社財產的每一部分讓大家商量，他們也容許黑市發展，因為他們知道人民的生計—包括他們自己吃的東西—都有賴自由貿易。他們甚至還鼓勵村民離開公社，自己闖一闖。
文化大革命破壞了黨的組織和對基層的控制力。在一場靜默的革命中，千百萬的農民悄悄重拾傳統慣例，開辦黑市、分配集體資產、瓜分土地，並開設地下工廠。全國老百姓都默默地在和過往重新建立聯繫，一點一點地試著越過計畫經濟的界線。這是一場由下層人民發起的革命，它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無所不在地發生於全國各地，並沒有大聲張揚，但是最終卻席捲了整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