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學與近代東亞

中研院人文講座叢書總序

中央研究院自2014年1月起成立「中研院人文講座」，每學期為陽明大學的一、二年級同學開設六門課程，分別針對「社會與經濟」、「歷史與文明」、「科技與社會」、「藝術與文化」、「哲學與心靈」、「倫理與道德思考」六大領域，目的是建立國內人文教育的課程典範。我們認為，新世代的人才必須具備深厚的人文、社會學科素養。唯有具備人文素養的科技人才，才能帶領社會走向一個健康的方向。
至2018年6月為止人文講座共開設48門課程，參與開課的同仁達39位，其中包含3位院士，涵蓋了本院人文組10個研究所及1個中心。中央研究院對大學人文教育展現這種熱忱，希望可以刺激國內人文教育的發展，促成國人重視人文教育的重要性。由於黃進興副院長的協調，自2017年9月起臺北醫學大學與國防醫學院加入人文講座。我們提供一流的師資與中央研究院的院區作為教室，歡迎各校同學分享中央研究院的軟硬體資源。
中研院人文講座叢書的構想，來自於王汎森前副院長與數位資深院士的交談。院士們如劉兆漢先生鼓勵人文講座的授課同仁配合授課的機會，各自撰寫主題專書出版。錢穆先生在北京大學授課時據其授課講義完成專書《國史大綱》，院士們期待我們以此為理想目標，希望此叢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領域開創更長遠的意義。

編輯序言

這本書的編輯始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蔡友月副研究員的發想。當時，友月正與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陳嘉新副教授共同編輯一本以精神醫學社會研究為主題的論文集，對於精神醫學人文研究充滿使命感的友月，提出了同時出版一本精神醫學史論文集的構想，期待藉以引發對此領域的興趣與關心，並帶動相關研究。因此，本書一開始便被設定是《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一書的姊妹作，從而也將範圍限定於現代精神醫學的歷史，而不試圖涵蓋為數更多且已有豐碩成果的傳統醫學史研究。然而，與《不正常的人》一書集結首次出版的台灣本地研究論文不同，本書乃是以東亞為範圍，挑選東亞各地學者以各種語言書寫且已發表的論文，將其翻譯為中文集結成書。做此選擇，一方面是希望能將東亞精神醫學史近年來蓬勃發展的狀況與重要研究成果，介紹給中文世界讀者，因此本書所挑選論文，除了徵詢作者意見請其選擇自己具代表性的作品之外，針對日韓學者的部分，也盡可能選擇原本以日文或韓文發表的論文，希望能讓無法閱讀上述語言或對日韓學界較少接觸的中文讀者，有機會認識了解日韓兩地的重要精神醫學史學者及其研究。另一方面，如本書導論所言，藉由集結東亞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書也希望能帶動對於東亞精神醫學史的意義──包括精神醫學史對於東亞的意義，以及東亞對於精神醫學史的意義──的關注與討論。
本書論文的選擇，盡可能達到學者所在地域與論文主題地域及年代的平衡，並且希望能充分反映近年東亞精神醫學史研究的多元關注。書中所觸及主題包括憂鬱症、神經衰弱、精神治療、創傷、戰爭精神醫學、殖民精神醫學、情緒史、宗教與心理學、跨國精神醫學、文化精神醫學及心理治療等。這些主題既是當今精神醫學史研究熱切關心的主題，同時也反映了精神科學在現代東亞的滲透普及與多重影響。本書譯者除語言能力外，多數具有相關訓練背景，以期能掌握脈絡使翻譯精準，且譯文皆經兩位主編審訂，期待能將錯誤降至最低。為避免造成誤解，全書專有名詞、人名、地名及機構名稱之翻譯力求統一，並盡可能附上原文或英文。其中，schizophrenia一詞，雖然近年來為去污名化，台灣官方譯語改為「思覺失調症」，但考量到在本書各篇論文所關注之年代，東亞各地一般將仍其翻譯為「精神分裂症」，故本書仍統一使用「精神分裂症」。此外，原文註解與書目格式不一，為求統一，譯文皆將其改為《新史學》格式，除腳註外，另在文末附上參考書目。參考文獻基本上採用原論文的呈現方式，如直接以英文、日文、韓文或中文呈現，或是以羅馬拼音加以英文意譯方式呈現。考量到讀者對於韓文可能閱讀較有困難，在本書唯一一篇韓文論文中，附上韓文參考文獻題目的中文翻譯。若參考資料為中文，也在可確定範圍內，提供原中文文獻名稱。在少數情況中，原著所提供參考資料不夠完整或可能有誤，考量到考證困難以及新增錯誤的可能性，譯文採忠於原著之原則，致力將原著忠實翻譯，而不再增添資訊或逐一考證。
本論文集得以成書，需感謝各位作者慨然支持，從他們的回應，讓我們明確感受東亞精神醫學史研究並不是一個單純只以地域界定的主題，而是一個意義正在日漸豐富深化的概念與研究領域。同時，必須感謝各文原出版者：包括日本青弓社、日本宗教學會、The Kore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Duke University Press、新史學雜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日本科學史學會、Sage Publishing、Taylor & Francis Group，同意讓我們使用該篇文章。此外，本書除一章外原作分別以英文、日文與韓文寫就，兩位主編希望向各篇章的譯者與校稿者致上敬意與謝意。近一半的譯者（王珮瑩、詹穆彥、林桂卉、湯家碩及張邦彥幾位）為先前或現下精神科學史領域的研究生，本書就此意義而言可稱得上是另一種集體合作的成果。透過此書，希望能號召更多學者從事相關領域的研究。編輯期間，受中央研究院及陽明大學合作執行的科技部「新世代跨領域科學人才培育計畫」下屬「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計畫，及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計畫經費補助。感謝科技部及中研院對醫療史研究的長期支持，以及台灣醫療史研究群同仁們的鼓勵與協助。計畫助理楊力行、洪均燊、張良幾位在編輯、校對及出版過程中投入甚多，非言語足以表達謝意。
二十多年以來台灣精神醫學歷史與當代研究已累積一定成果，本書及姊妹作《不正常的人：精神醫學與台灣現代性的治理》的問世即是例證。本書系除促進學界交流，與讀者攜手共探未來研究走向外，多少也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留下紀錄。We few, we happy few, we bands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緒論（節錄）

東亞及跨界視野下的精神科學史／王文基
一、國際脈絡下的東亞精神科學史
約半世紀以來，包含精神醫學（psychiatry）、心理學（psychology）、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等「精神科學」（psy sciences或psy disciplines）的歷史研究發展蓬勃。在一九六○至七○年代反精神醫學運動（anti-psychiatry）的時代氛圍下，當時與之後二十年間不少學者探討精神醫學與權力的關係，省思精神醫學在鞏固社會現狀、排除社會邊緣人上所扮演的角色。隨著社會文化史的興起，更多學者則將視野放寬，探究瘋狂、醫學知識與社會間的複雜關係。如Roy Porter等學者則強調跳醫者的觀點，由下書寫醫療史（doing medical history from below），凸顯各時代及社會關於瘋狂的特殊體驗。包括躁狂、歇斯底里、創傷、多重人格、憂鬱症等狀態或精神疾病在不同社會與歷史脈絡下的樣態，成為學者顛覆現代人成見極佳的切入點。精神醫學積極參與討論各類重要社會議題的歷史，長期受學界矚目。精神醫學與西方帝國主義擴張及殖民統治間的關係，研究頗多，成果已形成精神醫學史重要的次領域（下文另將討論）。自然，梳理精神醫學的內在發展或正確道路，依舊是若干研究者無時或忘的志業。
心理學的史學研究，雖不若精神醫學史、瘋狂史受社會矚目，其發展亦不遑多讓。針對機構與人物的傳統編年史作法早已被專業心理學史學者所摒棄。例如，Kurt Danziger一系列關於實驗對象、心理學範疇的歷史研究，強調心理學研究法、知識及討論課題的社會建構性，顛覆我們對人類心理乃至心理學的許多假設，持續啟發後輩學者。深受傅柯影響的社會學家Nikolas Rose，則關注包括心理學、犯罪學在內的現代精神科學如何成為社會治理個體，或個體自我認識的手段（下文另將討論）。關於特定心理學家、心理科學與社會關係的其他研究亦十分精彩，不一而足。單就英語世界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及History of Psychology這兩份主流期刊的內容觀之，晚近學界處理的議題與內容甚為多元。如由美國心理學會出版之History of Psychology期刊過去數年專號便包括心理學史學史、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心理測驗、心理學與政治等諸多主題。
相對於精神醫學史與心理學史的多元發展，精神分析的歷史研究則自成格局。由於佛洛伊德學說自第一世界大戰之後便受國際矚目，特別是二十世紀中葉成為主流的心理學理論及人文社會學說，關於佛洛伊德生平、學思歷程的研究自其過世後如雨後春筍般刊行。之後，其他重要精神分析師的學說，精神分析在各地的發展，乃至知名病患生平的研究也所在多有。精神分析史研究取徑上也有國別差異：例如法國學者多以採取概念史的方式處理精神分析的學說發展。在精神分析遠非史學界及精神醫學主流的今日，研究明顯減少，但仍陸續出現。在我們這個佛洛伊德不斷被心理學及社會媒體宣告死亡的年代，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期刊的持續出刊證明精神分析強韌的生命力。
由以上簡介可知，近年來精神科學史成果豐碩。相較之下，與東亞相關的研究較少，仍待開發。本書既以「精神科學與近代東亞」為題，其目的之一便在回顧既有與東亞相關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界中的地位，並探索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受限於筆者專長及研究興趣，以下就過去十年內與東亞研究現況的評析，偏重精神醫學、臨床心理學與精神衛生等領域。
整體而論，過去數十年間國際學界關於精神科學的史學研究主要以西方為中心。晚近視野逐漸擴及非西方世界，然東亞仍僅作為參照點。例如，Springer出版社約於十年前刊行的History of Psychiatry and Medical Psychology涵蓋瘋狂史、精神醫學史，以及重要概念與主題的討論，然而全書二十七個篇章並未論及非西方世界。二○一○年出版Transnational Psychiatries一書既然強調跨國比較，作法自然較具開展性。在常見關於英國、法國、德國與前殖民地的研究外，該書包含北中淳子（Junko Kitanaka）、鈴木晃仁（Akihito Suzuki）及橋本明（Akira Hashimoto）三位日本學者分別關於其本國鬱病、精神醫學療法以及家庭治療的研究。著名精神醫學史家與社會學家Andrew Scull於二○一五年出版的Madness in Civilization，可謂近十年來瘋狂史與精神醫學史的巨著。從標題可清楚得知，Scull試圖呈現出瘋狂與文明間的關係，特別強調各文明、時期以相當不同方式面對及處置瘋狂，而歷史不甚久遠的現代醫學僅是其中一種。該書處理的斷限與主題甚廣，包含古埃及到當代精神藥物學的興盛與困境。相較於之前同類型大部頭論著，Madness in Civilization分配較多篇幅給非西方世界，包括傳統中國的瘋狂觀，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中新舊概念與作法間的衝突，以及戰後日本精神病院的快速發展等。然因作者研究興趣之故，全書不免仍以西方為重。二○一六年，由殖民精神醫學史專家Waltraud Ernst所主編的探討精神醫學與工作之間關係的論文集，內容涵蓋區域亦廣，包括歐、美、亞等地。與尋常此類論文集較不同處在於該書也包括由橋本明與中村治（Osamu Nakamura）分別撰寫的日本案例。二○一七年由英國Routledge出版社出版、Greg Eghigian主編的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Madness and Mental Health可謂近年為精神醫學史定調的另一個嘗試。該書涉及議題不少，包括前現代與現代早期以降關於瘋狂及精神醫學的發展、瘋狂者經驗，以及療法史。在東亞方面，該書收錄鈴木晃仁利用精神病院病歷探討精神疾病、治療與日本當代文學的精彩近作。
如上所述，迄今英語世界精神科學史目光的焦點還是西方。這明顯涉及精神醫學史、心理學史、精神分析史作為專業領域的發展歷程。上述領域關於西方以外區域的討論，大多則以醫學、科學與西方殖民統治與帝國擴張的關係為主題。大多來自西方世界的學者透過實證研究，探究精神醫學、心理學在鞏固或顛覆殖民統治或帝國體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總體而言，這類研究大部分仍環繞著西方精神科學專家、學說、機構在這段不算光榮的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或殖民政體下白人瘋狂者的體驗；不過，近來也有若干學者試圖呈現被殖民者對殖民的體驗、回應。可惜的是，殖民與帝國精神醫學史的主軸還是以受西方直接殖民的地區為研究對象（特別是英屬非洲、印度及緬甸、法屬北非、美屬菲律賓等），較少觸及西方擴張時期歐美與東亞各地間的關係。
若單就東亞研究在國際精神科學史中所佔據的位置而論，上文提及跨國比較晚近崛起的力道。而在此學術氛圍下，主要以日本為主的東亞研究也被零星納入研究視野。此一現象自然跟精神科學史研究領域的自我反省相關：學界以非西方案例作為參照，或藉此「問題化」（problematize）或「地方化」（provincialize）既有的西方中心論，或藉此顛覆傳統「西方相對於東方」（West vs. East）此種二元對立的研究取徑。在此之外，最近國際學界趨勢另有兩個現象亦值得一提。首先，上述著作在論及東亞時主要以日本為例；此一現象顯示日本學者在精神醫學史領域累積相當成果。他們在從事本國及國外案例研究之餘，也積極參與國際對話。此外，或因日本過去精神醫學與社會發展的特色，包括橋本明、鈴木晃仁與北中淳子等人的研究雖著眼於本國的經驗研究，但主要還是以西方發展作為參照。例如橋本明一系列的研究探討日本與德國之間精神醫學理論與技術的交流。本篇收錄鈴木晃仁關於休克療法的研究，也是以西方精神醫學療法發展作為背景。持平而論，除晚近Janice Matsumura及橋本明關於日本帝國境內精神醫學學說及精神醫療體系的跨界研究外，相關學者的著作則較少觸及日本與其他非西方世界的關係。

消失的憤怒──日治晚期藤澤茽的原住民心理學實驗（巫毓荃）
1935年至1938年，臺北帝國大學心理學教室助手藤澤茽以臺灣原住民為對象，進行一個社會心理學實驗。該項實驗設計以原住民的「憤怒」為研究對象，但無法獲得預期的結果，藤澤轉而從原住民「行動特性」與「文化民族性格」等角度，詮釋實驗所得的資料，並發表一系列論文。藤澤茽針對原住民情緒與社會行動的研究，一方面反映殖民者對於原住民的偏見；另一方面，在實驗過程中，實驗者與被實驗者之間的互動，以及他們所顯露的情緒，為我們理解殖民關係與殖民科學提供很好的素材。本文將這個實驗置於殖民脈絡中檢視，從歷史學的角度，探討此實驗的假設、設計、執行以及實驗者的詮釋。

一、臺北帝國大學心理學教室與民族心理學研究
檢視這些史料之前，先對藤澤茽所屬的臺北帝國大學心理學教室，作一些背景說明。藤澤茽對於原住民心理的興趣，並不是當時教室成員的特例。事實上，在心理學講座可考的學術活動中，臺灣原住民一直是最主要的研究對象。
心理學教室為帝大文政學部最早成立的七個講座之一。1928年成立時，教室成員為教授飯沼龍遠、助教授力丸慈圓與助手藤澤茽（1929年來臺）。1941年飯沼退休，力丸昇任教授，藤澤昇任助教授，並未再有新血加入。教室成員所發表的學術論文，幾乎都是以原住民心理為主題；他們在各種不同場域發表的演講與雜文，也有相當比例在討論原住民心理問題。例如，在臺北帝大的研究年報中，飯沼等三人曾發表一系列原住民心理學測驗與實驗的結果。此外，飯沼曾受邀請於理番幹部講習會上講授原住民的心理特徵。在心理學廣泛的領域中，這些心理學者為何捨棄一般行政區輕易就可找到的受試者，遠赴番地一族一族地進行實驗呢？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因素來解釋。
首先，就學科的理論脈絡而言，臺灣原住民是民族心理學極佳的研究對象。當時所謂的民族心理學，是由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所提出的一種研究取徑。在馮特的心理學體系中，民族心理學與動物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同屬「發展心理學」。相對於個人心理學以文明成人心理為對象，民族心理學針對未開化民族的研究，是以前者為參考點，透過二者間的比較勾勒人類心理發展的軌跡。因此，民族心理學的究極目標，是理解文明成人心理的發展過程，而非未開化民族的特殊性；關於未開化民族的心理特性，其則是從人類心理發展的角度，依其與發展頂峰亦即文明成人心理的落差，決定其所屬的發展階段。
從民族心理學角度，飯沼曾在理番幹部講習會中，引用數種心理發展理論，界定臺灣原住民的發展位階。
例如，在馮特以社會組成的差異所區分的：
(1) 原始人時代
(2) 圖騰時代
(3) 神及英雄時代
(4) 人的時代
四個發展階段中，飯沼認為臺灣原住民大部分處於以氏族為社會組成的最大單位，以靈魂信仰、禁忌與卜筮為行動指導原則的圖騰時代；少部分則進入初具國家雛形，並逐漸發展出個人、階級與社會分工等意識之神與英雄時代。他還引用另一發展理論，其以生物重演律（recapitulation law）為基礎，將人類心理發展分為六個階段，包括：
(1) 下等哺乳類時代（一個月大嬰兒）
(2) 高等哺乳類時代（半歲大幼兒）
(3) 原始人時代（一歲大幼兒）
(4) 自然人時代（五歲大兒童）
(5) 原始文化時代（小學校兒童）
(6) 文明人時代（中學時代青年）
其中，飯沼認為臺灣原住民處於開始具有文化與現實生活意識，並稍能克制衝動以完成被強制義務的原始文化時代。至於就認知能力而言，他則認為在：
(1) 原始期──混沌狀態
(2) 型態期──能在混沌背景中，綜合地把握目的觀念
(3) 分化期──能夠對於綜合目的觀念進行局部的分析理解
三個發展階段中，原住民的認知能力處於原始期與型態期之間。
如此不厭其煩地定位臺灣原住民的發展階段，除了這是民族心理學的一貫取向外，鑑於飯沼發表演講的場合（理番幹部講習會），我們還必須考慮這些論述在殖民統治上的功能。這是可能促使心理學者熱衷原住民心理研究的第二個因素：理番的需求。
即使在較早的殖民時期，日本殖民政府也從未忽視「番情」理解對於理番的重要性。包括「番情」蒐集機制的建立、對於所謂「番通」的倚重、伊能嘉矩等人類學家的調查研究，以及陸續成立的「番情研究會」、「舊慣調查會」與「番族調查會」等調查機關，都是知識∕權力機制的展現。其目的則是「樹立以對於番人種族、社會組織、慣習、性能、生活狀態、親族關係、宗教等之正確理解為基礎的理番方針。」1930年霧社事件發生後，殖民政府除了認為這是部分理番警察素質不良所激起的反抗，也認為「番情」機制的失靈，才是事件的根本原因。因此，在1931年公布的「理番政策大綱」第二項中，再次重申「理番應該以對番人的正確理解，並以番人實際生活為基礎，樹立其方策。」
應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飯沼成為理番幹部講習會的講師。心理學者的原住民研究，除了回答自己學術領域的問題外，同時也為原住民治理提供理解其深層心理的知識。因此，其研究旨趣不只是學術的，同時還帶有政治性。藤澤茽的原住民憤怒研究亦是如此。

二、原住民的「憤怒」
簡單地說，藤澤茽的實驗，是以原住民具有「孩童似的感情中心」心理特質為假設。所謂「孩童似的感情中心」特質，乃是指原住民與小孩一樣，不但感情強烈豐富，而且缺少成熟理智與意志的制約，以致其行動被感情主宰。此假設不但以民族心理學及發展心理學理論為依據，它也是多數殖民者對於原住民心性的看法。
山路勝彥指出日本帝國所建構的臺灣原住民意象，主要是一種「兒童」或「嬰兒」的意象。臺灣原住民一方面被視為「小」、「弱」、「愚」的孩童，需要保護與教育；另一方面，他們則被浪漫地描述為具有「純真」、「素樸」、「無垢」、「可愛」等特質，而不像文明人一般機巧詭詐。例如，在伊能嘉矩的進化論人類學中，曾有「[臺灣番族]身體雖有成長，但思想方面與嬰兒無異」的論述；而在理番政策上，雖曾有「嬰兒或禽獸」、「可教化或不可教化」的爭論，但是臺灣原住民主要仍被視為這個家父長制帝國的嬰幼兒成員，而以同化為終極目標。至於所謂「感情中心」的特質，也是殖民者對於臺灣原住民心性的一貫看法。例如在《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一卷〈性情〉一節中，就提到原住民的性情「感情強烈，容易激動，感情變化快，缺乏忍耐自制的能力，喜怒哀樂形於外。」
換言之，藤澤茽的實驗，不但在驗證民族心理學理論，同時也在驗證殖民者對於原住民的普遍印象。然而，在喜、怒、哀、樂各種情緒中，他為何選擇「憤怒」作為研究對象呢？
飯沼曾在講演中指出，理番所遇到的最大困難，並不是原住民智能的低下，而是其情緒的疏通治理。殖民者認為原住民的行動受情感宰制，而其中特別值得憂心的情緒，無疑就是他們容易爆發的憤怒。不難想像，殖民者對於原住民憤怒的關注與戒懼，在霧社事件後達到一個高點。在霧社事件後所頒佈的「理番政策大綱」中，殖民政府所強調的「原住民理解的重要性」、「理番者的信用」，以及「理番警察必須具有沈著厚重等精神特質的『人物中心主義』」等原則，都可說是為了避免激起他們眼中「易發怒的」原住民的憤怒，以達到疏通其情緒、推動理番事業的目的。
在這樣的脈絡中，原住民憤怒成為藤澤茽的實驗對象。他提到自己進行實驗的目的，在於「與其以理番行政的日常番界事物為基礎，採用自然方式的觀察法，不如用實驗的方法，一面促成其現象的發展，一面進行觀察，來得比較有利。」換言之，他意圖在實驗情境中再現並剖析「憤怒」的原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