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戰數：當代衝突的資訊革命，大數據分析如何左右戰局

前言（節錄）

為什麼此刻閱讀本書是重要的？
溺亡於地中海岸邊的男孩、奈及利亞森林區域被武裝分子綁架的女學童、伊拉克市集橫屍的民眾、週六下午在摩加迪沙（Mogadishu）遭殺害的350餘名無辜平民、雙子星高樓崩塌時竄入天際的猛烈黑煙。上述影像已經成為我們的集體經驗，象徵著當代戰事對我們的直接或間接影響。
「微型」戰爭或是區域型戰爭（intrastate wars）所創造出的死亡人數相當驚人。根據媒體報導，敘利亞7年內戰已奪走40萬條人命；索馬利亞的漫長內戰造成50 萬人犧牲殞落；近年爆發的葉門衝突事件造成1萬餘人死亡；阿富汗與伊拉克持續動亂；而印度、馬里、奈及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南蘇丹與其他眾多國家亦時有叛亂事件。
死亡人數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叛亂衝突事件導致經濟發展遲緩，讓世代陷入貧窮之中，即使在戰爭後，長期惡化的國民健康狀況也很難迅速恢復。當我們思考當代世界在「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亦簡稱Daesh、IS、ISIS 與ISIL）與其他戰鬥人員所採用的殘酷手段下，難民所經歷的漫長不幸遭遇、境內流離無所的人民，以及自地區衝突升級成全球恐怖主義事件所帶來的全球性危機，戰爭所帶來的代價實在一言難盡。
那麼，小型戰爭為什麼會發生，我們又能如何減少傷害？

微型戰爭的全球性影響
雖然我們很容易將上述戰事化約為遙遠國境內的恐怖災難，但是今日的內戰所帶來的影響早已遠遠超過其地理邊界。首先，戰鬥行動往往可以在瞬間跳躍擴展至鄰近領土，並造成鄰國的暴力衝突與動盪，好比博科聖地組織（Boco Haram）在查德與喀麥隆所造成的傷害。
再來，地方叛亂可能醞釀成對遙遠國家的恐怖攻擊。這樣的例子多不勝數，我們可以先回想巴黎所遭受的動亂：1990年伊斯蘭武裝組織（Groupe Islamique Arm）策動的巴黎地鐵炸彈案，造成數百名乘客的死亡，當時該組織亦在阿爾及利亞煽動叛亂；2015年11月12日伊斯蘭國的恐怖攻擊，當晚造成130人死亡。近年來地方性衝突相當普遍，叛亂分子往往運用政府低度管制的區域進行組織與訓練，孵化恐怖主義行動。當非隸屬於政府的恐怖分子控制特定區域時，由於缺乏穩定的實質性政治責任，因此難以施加威懾與懲罰。
第三，叛亂事件為恐怖分子組織製造了網路連結的機會，好比蓋達組織的連結，並謀畫九一一攻擊事件。
第四，在主權國家境內的無政府區域內有可能存在著比恐怖主義更劇烈的威脅，好比阿富汗與墨西哥的毒品販賣、人口販賣，以及利比亞內戰後，崩塌的醫療體系導致傳染性疾症伊波拉病毒的興起。
最後，小型戰爭往往有醞釀成大型戰爭的潛在可能；當強權國家介入區域戰爭的任一方時，內戰有可能演變為跨國際戰爭。舉例來說，目前的葉門內戰很有可能會升級為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間的戰爭。
基於上述的種種原因，我們必須更深入了解叛亂的形成方式、成員招募、組織動機、資金來源、叛軍如何與其躲藏的社區居民互動，以及我們如何能克敵制勝。
如果以樂觀的角度切入問題的話，削弱今日的叛亂事件等同於為全世界的民主帶來希望。2014年時，阿富汗舉行首次民選，政權因此移轉。2015年，奈及利亞也擁有歷史上的首次民主選舉。民主制度剛上軌道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政府正努力促進經濟成長、提升醫療水準與女性地位，而日益茁壯的塔利班與博科聖地組織則將對政府帶來威脅。西方國家可以幫助此類政府遠離眼前與伺機而動的悲劇。
漫長的內戰成為當前時代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地方型戰爭阻礙了經濟發展、直接或間接地造成每年數十萬人的死亡、助長恐怖主義，並且讓其他社會議題失去應有的關注程度（好比氣候變遷）。然而，如何應付內戰已經不再是個問題。接下來的數個章節裡，讀者會看見針對眼前情勢所進行的龐大研究成果。如果我們能運用新策略擴展政治空間，解決眼前問題，那麼小型戰爭的得勝將可以帶來巨大的收穫。我們希望此書可以帶著讀者們朝著此方向邁進。

貧窮人民較可能支持叛軍嗎？
假如我們心中所勾勒的反叛運動是《悲慘世界》、俄國革命或是切．格瓦拉騎著摩托車在拉美山區馳騁的畫面，那麼我們會認為貧困人民因其長久對政府的不滿、以及顛覆政府後的未來願景，驅使他們支持叛軍。當然，貧困人民佔據社會中相當脆弱的位置，因此當政治暴力引爆時，他們的生活將深受波折，正如同在自然災害、經濟危機或動盪競爭的非對稱衝突環境中輕易粉碎。因此他們或許難以支持暴力性的叛軍團體。兩相權衡，貧窮人民較可能支持叛軍嗎？
第七章中，我們討論過傑克與共同作者與6,000名巴基斯坦公民所做的代理實驗，其結果與預期相反，貧窮巴基斯坦人民厭惡武裝份子的程度遠勝過中產階級族群。此差異不可曰微：貧窮巴基斯坦人民對武裝人員的反感約高於中產階級23倍。即便在潛在干擾因素（如性別、教育程度等）的廣泛控制下，甚至在武裝團體訴求截然不同的政策狀況下，仍舊得到相同成果。當團隊分離出不同區域的結果時，都市貧窮人口對武裝份子的反感最為劇烈：都市低收入人口與高收入人口對叛軍份子的支持度差異為鄉村人口之20倍。讀者們或許還記得，我們將此差異結果歸因為人民所暴露在叛軍造成的危險之程度。
在近期的伊拉克研究調查裡，我們依舊觀察到相似的模式。調查顯示貧困人口對未來發展的預期，和富裕人口相比更與短期內的暴力波動呈現正相關。此外，傑森．理歐與共同作者們於阿富汗叛亂核心地點進行的2,754名男性調查（如我們在前章所述），同樣顯示收入與對塔利班的支持呈現微弱的正相關。
很顯然的，非對稱衝突區域的貧困人民較難將武裝份子視為解決自身不滿的答案，甚至可能將對方視為威脅與生活崩壞的原因。但是儘管此研究相當具有參考價值，但是我們仍舊無法得知暴露在暴力情境中所造成的支持度降低現象為直接或非直接的影響。所謂的直接影響意味著貧困人民在暴露於暴力的直接影響下，失去收入或個人安全，因此產生反感（此關係即便微小但仍屬直接性：研究顯示貧困人口普遍對政治較為冷感，對政治人物普遍不滿，因此或許該族群對叛軍的政治活動較不感興趣，而富裕人口的相關政治參與度較高）。而非直接影響意味著心理影響，假使人們視自己為貧困階級，並認為叛軍暴力置貧困人口於不顧，因而對對方產生反感。非直接影響可能為某種「我方與他者」的心理狀態：叛軍方傷害貧困人口方，因此作為此族群的一份子，我反對叛軍。
判定反感因素為直接或非直接影響有其重要性，因為假使兩者間的關聯為非直接性，代表反感主因來自心理因素而不是直接的經驗，那或有可能透過感知操縱而有所變化。不管是心理學或經濟學文獻都顯示個人對自身經濟的感知主要取決於對應目標，特別是與他人的比較，以及經濟地位的絕對位置。當然，儘管對衝突研究學者而言，相對剝奪感的假設論點相當具有影響力，但一直在2012年以前，衝突研究學界從未進行過大規模調查實驗，以衡量對武裝組織的支持意向。
傑克與其團隊透過大規模面對面調查研究，測試相對剝奪感論述，執行地點為巴基斯坦四個省份的近1.6萬名受訪者，以及偏遠、自治的區域聯邦直轄部落地區。團隊運用前一章解釋過的代理實驗技巧進行調查。
此實驗關鍵在於操控受訪者對自己的相對地位的認知—貧窮或非貧窮、居住於動盪地區或非動盪地區。關於貧窮，調查員讓受訪者觀看六種收入分布區間，再詢問對方，「你家中每月收入總額約落在哪個區間？」其中一項收入分布量表對最低收入的範圍定義較為寬廣，約有39.3%的受訪者都會被歸類於最貧窮類別；而另一分布量表對最低收入的範圍定義較為狹窄，僅有4.4%的受訪者會被歸類於最貧窮類別。研究設計讓大規模相似收入的受訪者被分別定義為「相對貧窮」以及「相對富有」。由於收入分布量表為隨機配對，因此研究可實驗當受訪者被他者定義為相對貧窮時，所表現出的感知差異（由於隨機化配對量表，因此其他干擾因素已排除）。
為檢視較為動盪的巴基斯坦區域（公民的相對剝奪感往往較深），團隊設計了一系列與當代巴基斯坦挑戰有關的問題。他們提及近年來的洪水、油價以及經濟問題。問題必須包含一則與其他南亞國家的比較，同樣地，此比較有著兩種版本。第一個版本為，「平均而言，巴基斯坦比孟加拉遭遇較多的極端份子恐攻」。另一個版本則為，「平均而言，巴基斯坦比阿富汗遭遇較少的極端份子恐攻」。此調查與相對貧窮干預實驗一樣，創造兩個隨機的族群，其中一個族群被告知所屬國家比鄰國動盪，另一族群則被告知相反的陳述。
根據泰德．格爾的理論，研究人員實驗性地增加受訪者的相對剝奪感，一組針對經濟狀況，另一組則針對和平與安穩性（但一切陳述符合事實）。
團隊也運用代理實驗法（前章敘述過的實驗方式）以便更好的預測受訪者態度，在此情境下他們加入四個巴基斯坦軍事組織，以及一位知名人道主義者阿卜杜勒．薩塔．伊迪（Abdul Sattar Edhi）。由於伊迪不具任何爭議性，他支持的政策應能獲得普遍肯定，並以此作為其他代理選項的基準。在不特別支持伊迪的族群內，他的代理功用取得近乎於0的效果。在所有受訪者裡，伊迪可增進近1.7%的政策支持度，在強力支持伊迪的族群裡，效果達到3.1%。我們可以3.1%作為其他無法直接進行提問的代理效果之比較基準。
首先，傑克與其他共同作者複製了早期調查中的一項關鍵發現：經濟條件最貧困的人民對叛軍的負面態度最為強烈。
再來，團隊檢視當受訪者對自身貧困狀況感知有所變化時，對叛軍的反感是否也有所增長？答案是肯定的。在「相對富裕」的階層裡，代理實驗無法改變人們對叛軍的支持程度；然而在「相對貧窮」的階層裡，代理實驗降低人們對叛軍的支持度近5.2%。這比伊迪所得3.1%的基準度相差高出67%之譜。在此，我們的證據確實證實貧困與反對武裝組織之間呈現正相關的其中一項原因，源自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心理。
讓我們回到暴力感知，當受訪者被告知巴基斯坦為相對動盪的國家時，他們對叛軍的支持更明顯地降低了；當受訪者被告知巴基斯坦為相對較不動盪的國家時，他們對叛軍的支持則稍微提升，但效果相當微弱，可說是近乎於0。然而，當告知受訪者巴基斯坦屬於較為動盪的國家時，確實可獲得數據上相當明顯的效果—受訪者對叛軍支持度降低10.7%，將近高出伊迪基準點近3.5倍。如你所想，當受訪者接受兩種實驗變數─—被告知自己屬於相對貧窮的階級，以及本國巴基斯坦屬於相對動盪的國家時，受訪者對武裝組織的支持度大幅下降近14.6%。此外，當兩種實驗變數的接受者為中產階級與富有的巴基斯坦人時，效果較為強烈（他們所受影響確實更為深刻，畢竟他們從未認知自己屬於貧窮階級），此外普什圖族與區域聯邦直轄部落地區居民也為效果明顯的族群，兩者都可能親身經歷過小規模的非對稱衝突。
衝突事件實證研究計畫學者安德魯．雪菲爾分析近17.5萬名於2005至2006年經歷暴力動亂的巴格達公民，結果仍舊符合相對剝奪感假設。伊拉克公民強烈反對駐阿富汗國際維和部隊的駐兵，無業者也不例外。然而，當問及暴力相關問題時，有趣的差異逐漸浮現。半數的無業者表示支持使用武力對抗駐阿維和部隊，或許比例看起來頗高，但實際上學生、家庭主婦與退休人士贊成使用武力的比例還小勝無業者。令人訝異的是，擁有全職工作者以10%的差距，勝過無業者，強烈支持以武力對付維和部隊。雪菲爾發現當被問及對城市狀態、家庭生活的樂觀程度時，同樣的模式再度浮現。無業者相對較不樂觀；女性、學生與退休人士略比無業者顯得樂觀；而就業者自然最為樂觀。
假如我們認為調查結果與心理學文獻都表示失業造成沮喪與焦慮，那麼或許失業導致平民排斥參與叛亂活動，而非鼓勵。叛軍非常目標導向，也可說非常樂觀。雪菲爾的調查結果儘管相當初步，但是值得深思。
總而言之，我們的調查證據駁斥非對稱衝突中的相對剝奪感假設，另外亦有足夠的實驗性、小規模證據扭轉了格爾的相對剝奪感假設。證據指向相反的方向，另一尚未完全證實的假設：當個人越貧窮，甚至說當個人越感覺自己的貧窮，支持叛亂的可能性就越低。
上述發現對政策有著特別的影響。若使用媒體告知、動員貧民，並宣傳軍事組織所造成的暴力傷害，貧民對叛軍的支持將會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