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

再過幾個月就滿十年了，沒想到時間過得這麼快，也沒想到整個過程如此漫長──這就是《廚房之舞》從問題發想到由聯經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整個歷程。其實，本書初稿在2009年2月由師大地理系【地理研究叢書系列】作極小批量（只有200本）的學術出版之後，我就不敢再細看它的內容。一方面是因為寫得不夠好，越看就越想修改，乾脆不予理會；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廚房之舞》裡面的故事是我人生當中錐心之痛的遺憾，我實在不太願意回想過去發生的事情。不過，書出版之後得到不錯的迴響，獲邀到許多系所和一些民間團體分享書中的經驗，讓我重新思考正式出版的可能性。此外，初稿完成之後也發生了一些小插曲，提醒我正式出版這本書的必要性。這也是我在《廚房之舞》完稿之後還提得起勁兒修改的主要原因。

第一件事情，也是讓我有勇氣再面對這本書的最大動力，就是《廚房之舞》出版幾週之後接到的一通電話。更精準地說，是我錯失了幾通電話之後接到的一通重要電話。那是某個星期天的下午，我接到系上同事廖學誠老師的電話。一開頭他就說昨天晚上連打了好幾通電話，都沒連絡到我，語氣似乎頗為急切。接著，他提到不久前我送他這本書，並且簡單描述了一下書中提到因為我母親罹患肺癌病逝之後我開始研究公寓廚房的議題，以及小時候我們家住眷村的種種狀況，然後他很慎重地說，我在書的扉頁提到，我要用這本書紀念我的母親鄭美純女士。這時候，廖老師突然加重語氣：「你媽媽真的叫鄭–美–純三個字嗎？」我越聽越糊塗，但還是先按捺住心中的疑惑，回答道：「是啊！我在書的扉頁中有提到，我做廚房研究和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紀念我的母親──鄭美純女士，並且記錄當代台灣婦女的廚房生活處境，怎麼了？」在電話那頭的廖老師說：「好，那你等一下，有一個人想跟你說話。」聽到這句話，我覺得更迷糊了！

電話那頭出現一位婦人的聲音，以夾雜閩南語腔的國語說道：「恁媽媽叫鄭美純哦？」「是啊！」「我住〔宜蘭〕三星啦，是恁媽媽小漢時的朋友……。」接著她又說了許多母親小時候的事情。這時候我馬上想起，母親生前曾經多次提到她小時候在宜蘭三星念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記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和朋友到宜蘭太平山玩，途中路過三星，還特地停下來打電話回家，跟母親描述三星國小和街上的現況。在電話中母親叫我找找看有沒有一家某某米店，那是她好朋友家裡開的店。當時距離母親離開三星已經有二、三十年了，我猜街上的店家也有很大的變動。總之，當時我並沒有找到母親口中的那家米店。就算找到，母親的好朋友也許早就嫁人搬離三星了吧！

有了這些線索，我馬上追問：「阿姨，恁家是不是開米店？」「對啦，吻家是開米店的。」接著，我告訴這位母親失聯多年的好朋友，母親生前也多次提起她，只可惜上次我在三星沒有找到她們家的米店。接著，她又說了些她和母親小時候的事情，也問了我的現況，然後告訴我，廖學誠老師是她的小兒子。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心想：「世上怎麼有這麼巧的事情！」廖老師和我過去都曾經在國北師社教系服務，當時只知道他是宜蘭三星人，而我母親也是宜蘭人，原先住在天送埤（就是素人作家范麗卿《天送埤之春》書中的那個天送埤），後來搬到三星，然後又搬來台北，所以我知道我和廖老師算是半個小同鄉。我們短暫同事半年之後，廖老師轉到師大地理系服務。兩年之後，我也進入師大地理系服務，這樣子的機緣，已經算是相當有緣份的了。萬萬沒想到，我們的母親們小時候竟然還是最要好的朋友。

經過廖老師解釋，我才明白，原來是廖老師的母親因病上台北開刀住院，非常孝順的廖老師在醫院照料。為了讓生病的母親放鬆心情，所以廖老師跟她閒聊一些學校的瑣事，剛好聊到《廚房之舞》這本書，也聊到我母親是宜蘭三星人，無意間竟然發現書中的主角竟然是他母親兒時的摯友，所以急忙打電話找我。經由廖老師的轉述，我又多知道一些母親小時候的事情。有一些是我從前就聽母親說過的，有一些是我從來都不知道的。更巧的是，有一年和系上幾位老師一起帶學生到福山植物園和北橫考察，其中一晚由廖學誠老師安排住在三星的台電宿舍，現在我才知道，那晚我睡覺的房間正是母親小時候住的房子（因為我「外公」，也就是母親的養父，當時是台電的員工）。儘管母親已經不在人世間，但因此找到母親生前最懷念的兒時摯友，內心還是十分欣慰。這個意外的發現，讓我激動不已，可以說是寫作與出版《廚房之舞》的最大收穫。

其次，我想提一下《廚房之舞》初稿在尋求出版機會時的一個小插曲，它讓我對學術出版有更深的體會。由於先前我的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成果──珍．雅各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出版之後，書店和讀者的反應良好。除了獲選2007年7月份《誠品好讀》選書、2007年誠品讀書節百大好書、誠品「好讀報告系列」第二號《好書Good Books：100×100 Must Read》（2008）【年度之最】項目中「終於等到出版」的年度好書，以及2007唐山書店【獨立書店讀者票選】十大注目書籍第三名等榮譽之外，這本早在1960年出版，將近半個世紀之後才有中文繁體譯本的嚴肅類社會科學著作，上市不到兩週首版2,000本就售罄再刷，目前也已經超過四刷，可以說是國科會【經典譯注】系列十年以來銷售成績最好的一本書。甚至有讀者因為讀了我翻譯的中文譯本，特地到學校旁聽我的都市地理學課程或找我討論各種都市議題，之後他們更加確立探索與解決各項都市問題的學術／人生方向。

由於沾了《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的光，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爵先生還當面向我邀稿，希望將來我自己的學術著作也能交由聯經發行。於是，當我完成《廚房之舞》的草稿之後，便將書稿寄給出版社探詢出版的可能性，但裊無音訊。經過電話詢問之後，得知幾個月後將會排入年度編審會議，必須靜候通知。我自己也知道，儘管幾年前我曾經在國外一家知名的學術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合著的英文專論The Secret Life of Cities ，但是在這個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一個沒沒無聞的大學老師和他第一本學術著作，是很難獲得大型出版社的青睞。由於不確定聯經是否有意出版，這時候剛好又收到某位老師送我一本他剛出版的新書，是國內一家學術出版社「都市與空間」系列叢書的第一本著作，從圖書資料上得知這個系列即將出版的第二本書是我熟識的另外一位老師的著作，我心想《廚房之舞》和這兩本書頗為搭調，可能也適合放進這個以都市空間和社會文化為主軸的學術系列，至少可以先聽聽出版專業的意見。於是，我就打電話跟出版社聯繫，很快就約好時間將書稿送去，並且當面洽談合作出版的可能性。

時值農曆年前，出版社非常忙碌，總編輯還抽空和我晤談了兩個小時，算是相當禮遇了。他表示有興趣出版《廚房之舞》，但也很明白地告訴我學術出版的困難，希望原則上不支付稿費和版稅，由出版社編審會議評估後送國科會申請學術專書的出版補助。第二天出版社寄了封電子郵件給我，告訴我他們已經安排年後召開編審會議，順帶跟我說一個和《廚房之舞》有關的小插曲，我將電子郵件的內容節錄如下：

你離開以後，
幫我們印書的許先生來公司，
我把你的書稿拿給他看，
沒想到他竟然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
〔而且還帶回去讀〕
今天他來跟我報告心得，滿有感觸的樣子。
你知道嗎？
他小學畢業以後就去印刷廠當學徒，
沒唸過多少書哩。

這段話帶我相當大的鼓舞，也讓我體會到學術著作不必然是枯燥乏味和冷冰冰的東西；相反地，當我們可以用設身處地的同理心和貼近社會大眾的生活語言來思考整個國家社會的大問題時，或許枯燥的學術研究和深奧的哲學論述會發揮更大的啟蒙作用。

一個多月之後，我收到出版社的來函，告知我他們的編審會決定「不推薦」《廚房之舞》送交國科會審查，主要的理由是委員們認為本書離他們心目中的學術水準還有一段距離，不願意背書送審。其實，我也知道這本書不是非常嚴謹的學術專論，他們的判斷一定有非常豐富的學術出版經驗作為依據。為了進一步探討學術研究和出版作的一些問題，我特地將審查意見的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1. 整體而言，本書處理的議題很有趣也很有意義，應該有某種閱讀市場。
2. 本書主要的問題在於行文存在兩種風格：學術語言及通俗用語。根據經驗，這反而容易兩面不討好，且顯得書寫風格不一致。
3. 本書前頭用了100多頁暢談理論，內容十分豐富，但與後頭的案例分析沒有很緊密的扣連，這樣的斷裂不免有些突兀。
4. 案例討論的部分，廣度夠，但缺乏獨到的素材發現。換句話說，從別的作品也可能取得類似的資料，因此不易凸顯個人的觀察與創見。
5. 鉅細靡遺地描述，反而讓作品變得冗長，特別是關於進入田野的過程，該思考哪些真的需要呈現給讀者，哪些是對自己比較有意義。
6. 不主張以「專書編審會」的名義送交期刊委託代審，因為就學術要求來看，本書還有上述需要修改之處。

老實說，剛得知出版社編審委員會的決議時，我相當沮喪，因為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只是一般的學術著作，而是我失去摯愛的母親之後，努力想釐清的重大問題。不過，這些年來在學術圈裡「混」的經驗告訴我，應該平常心看待。因為我回國之後在國內發表的論文常常得到兩極化的審查意見：甲委員的評語可能是「毫無學術價值」，乙委員的意見卻是「具有重大貢獻的理論創見」，往往得勞動第三位審查委員，加上幾分運氣，才有機會通過審查刊登在學術期刊上。但是細看審查意見的內容，真正深入論文核心的評述，並不多見。包括我自己在審查別人文章的時候，也沒有十足的把握，到底要嚴格把關還是該鼓勵促成？這讓我不禁懷疑，我們目前這套學術審查的制度對於促進思想交流和提升理論水準，究竟是有益還是有害？

回頭審視自己的文章，我覺得之所以經常出現兩極化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我探究的議題都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小事」，例如廚房、菜市場、公共廁所之類的生活場域和日常經驗，平常習慣思考國家、資本、階級、族群等嚴肅議題的學者們，可能會認為這種婦孺皆知的生活瑣事難登學術研究的知識殿堂；另一方面是因為我的遣詞用字過於淺白和絮叨，而且討論的過程中還經常牽扯到身邊的人、事、時、地、物，這對於長期浸潤在理論詞藻和科學證據當中的學術前輩而言，可能會覺得這樣的敘寫風格缺乏「學術文章」該有的深度和精準度，更不夠客觀中立，當然不應該放行出版。

然而，從出版社給我的兩封電子郵件內容所呈現出來的反差──市井小民讀得津津有味，學者專家卻覺得不具學術創見與嚴謹性──反而讓我有一番新的體悟：它反映出《廚房之舞》似乎有達到我以建構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觀點來分析公寓廚房和女性家務處境關聯的「去神祕化」目標。而這正是我對社會科學研究和學術出版的基本態度──「好讀易懂」和「深入淺出」是學術著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境界；而其步驟在於讓複雜的事情變簡單，讓簡單的事情變得有深度，然後讓有深度的事情變得有趣。雖然我離這樣的研究功力和寫作境界還有很遙遠的距離，但是我朝向這個方向努力的目標將不會改變。我覺得這才是學術的王道。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岔出來談一下我對學術研究和學術出版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不能脫離真實社會與生活脈絡──它的出發點是來自真實社會，它的成果也應該回歸到具體生活。這個來自於批判實在論的研究立場特別強調「承載理論的具體研究」（a theory-laden concrete research）：抽象的理論分析是為了化繁為簡地釐清糾結複雜的經驗現象，而具體的經驗分析則是為了了解必然的因果機制在真實情境之下發生或不發生的形態和歷程。換言之，與真實社會息息相關的學術研究必然會包含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抽象的理論論述和具體的經驗描述。但是它們並非「學術語言」和「通俗用語」的渭涇分明，而是試圖在理論與經驗的不同範疇中尋找和建立一種可以增進人類對於自身處境了解和彼此溝通的「共同語言」（the common languages），而且不是單一的語言（not ‘a’ common language）。就像不同族群在溝通時的國、台語並用或中、英文夾雜，它會隨著我們當下所處的情境特性和對話對象游移調整，對話雙方也就是在進出彼此的語言概念之間開始相互瞭解，進而產生共識。

因此我在《廚房之舞》書中耙梳與建構理論的章節會多用一些「學術語言」，甚至引述或是加註英文，以便和其他（西方）理論對話；同樣地，在描述與分析經驗現象的時候則會多用一些日常生活的「通俗語言」，必要時甚至設法借用俚語或忠實呈現口語的內容，儘可能精確傳達具體的經驗現象，然後再設法將它概念化。換言之，此處並非「兩種語言」的風格問題，而是進出與穿梭於抽象概念和具體現象之間動態的「學術歷程」：唯有透過抽象概念不斷操作化的演繹動作和具體經驗不斷概念化的歸納動作，也就是批判實在論所謂的「反覆推演」過程（retroduction），才可能逐步建構出不同領域、不同立場也可以相互溝通和彼此理解的「共同語言」。而整個學術研究的歷程就是在這兩種語言之間不斷辯證轉譯的溝通過程。遺憾的是，傳統的學術出版似乎長期陷入「非此即彼」（either/or）的兩難困境：不是焠鍊成只有極少數相同領域學者熟悉，內容晦澀艱深的學術論文，就是簡化成給一般讀者閱讀的科普叢書，使得學術研究中最具原創性的知識生產過程被神秘化的科學神話所掩蓋。這些做法雖然具有簡潔有效的知識傳遞效果，也就是心理分析常說的父權語言象徵秩序，卻忽略了學術著作作為再現與激發學術想像和科學創意的思想宮籟。

這就必須談到日常生活研究，尤其是本書所聚焦的日常生活地理學研究，所揭櫫的核心課題──因為習慣成自然和過度熟悉而忽略對於生活環境和身心處境的質疑與批判。在公寓廚房和女性家務處境的議題上，為了消弭西方學術理論與我們當前生活處境之間的鴻溝，我刻意將《廚房之舞》定位為一本「有人味兒」的學術專論。但這並不表示我會因此忽略學術論文該有的嚴謹態度。相反地，我在章節架構上採取比一般學術論文／學術專書更為嚴謹的安排方式：在實證科學「假設演繹法」（the 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包括（1）問題意識、（2）文獻回顧、（3）研究設計、（4）分析討論和（5）結論建議的五段式論述架構下，我特別在文獻回顧（第二章）後面增加一整章的篇幅來建構日常生活地理學的基礎理論（第三章）。我將這個原創理論的建構動作稱為「理論迂迴」的思想繞路。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我在回顧西方學術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既有理論無法充分回應本書的問題意識，因此試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基底理論──以「身體–空間」為核心的日常生活地理學，以及因之而來的嶄新分析取徑──用以彌補傳統政治經濟學分析不足的社會經濟學觀點。而我的寫作策略是先在大家熟習的文獻回顧章節耙梳有關性別、空間、科技與文化的既有論述，一方面讓讀者掌握相關議題的理論脈絡，同時也順勢點出目前理論不足的窘境，然後另外用一整章的篇幅將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系譜鋪陳出來，這也是本書可以為人文地理學和台灣社會研究作出貢獻的重點之一。換言之，這是《廚房之舞》最具學術原創性的地方，也是許多社會科學研究相對欠缺的部份。尤其是台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不論是期刊論文或是學術專論，似乎鮮少有人提出全新的理論架構，多半只是沿用既有的理論觀點，然後針對經驗資料加以微調驗證而已。讀慣了這一類研究論著的讀者乍讀本書時，可能會覺得過於冗長和突兀，但我認為，像第三章這樣的內容才是我們要求學術專論必須具備的關鍵章節──作者獨創的理論見解。因為核心論述及其建構歷程對於強調原創性的學術專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充分必要條件；而對既有的理論文獻加以回顧只是學術論著的必要步驟，但並不充分。真是重要的是必須提出自己的理論觀點，並據此分析現實世界的經驗現象。在《廚房之舞》當中我之所以要用第三章一整章的篇幅來建構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架構，就是為了體現這樣的學術理念。遺憾的是，在多數的審查意見中，完全看不出審查委員們有讀到這個訊息，因此也看不到他們對日常生活地理學理論的任何評論。

至於本書第四章有關分析架構和研究設計的部份，許多學術專書不是一筆帶過就是完全捨棄，比較細心的作者則是將研究方法放在書後的附錄。但是我卻反其道而行，不僅鉅細靡遺地交代經驗資料的取得方式和田野工作的實際過程，甚至以半章的篇幅說明銜接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之間的分析架構。有經驗和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分析架構是我試圖結合既有理論觀點和自創理論架構的概念重整，同時也是五、六兩章討論與分析章節的敘事架構。換言之，從分析架構到研究設計的概念整合和操作化轉換，是進出理論世界和經驗世界的隘口，也是檢驗學術論著最重要的關卡。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詳述這些技術操作的細節，是希望「回復」研究設計和研究方法在學術專書中應有的角色與地位。目前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著作似乎越來越不重視研究設計對於整個研究成果的關鍵影響。不僅碩、博士的學位論文常常只在作為序論的第一章中用極短的篇幅草草帶過資料取得的方式，例如文獻回顧法、問卷、田野觀察、深入訪談等制式的研究方法，連許多正式出版的學術專論也未清楚交代經驗資料和問題意識之間的關係，使得讀者難以判斷後續因著這些資料而來的分析討論是否具有價值或遭到扭曲。殊不知資料取得的對象、方法、過程、內容和記錄方式等，都會影響研究的結果的詮釋的意義。它不只是「研究方法」的直接應用而已，而是必須針對理論觀點、資料特性和實際限制精心設計的「研究策略」，因此也是學術專論中必須詳加討論的核心部份。本書在第四章中詳述銜接理論概念和經驗資料的分析架構及研究設計，就是希望找回在大多數學術著作中不受重視而逐漸消失的「研究歷程」。我對於審查委員們認為這些研究歷程的「內幕」過於累贅，應該加以隱藏和割捨的看法，並不認同。至於孰是孰非，就留待讀者自行判斷。

此外，在整本書的寫作策略上，我則是儘可能採取淺白但非口語的敘寫風格來銜接理論和生活之間的間隙，希望朝向淺顯易懂的學術著作方向發展。它不是通識教育或是科普書籍的學術簡化版，而是「原原本本」的學術著作，目的是要讓複雜的社會現象和深奧的理論概念因為相互檢證而獲得釐清。因此有必要在內容上儘可能詳實完整，文字也要力求簡白，讓讀者能夠輕鬆閱讀和順利理解。但是我猜，這一番話必定惹來不少訕笑。因為一本沒有市場的學術著作，怎麼可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呢？這樣的理想，實在不切實際。不過，我寧可樂觀地期待這個散佈在學術象牙塔、科普和通俗著作之間的「嚴肅類圖書市場」能夠凝聚擴大，因為這是知識分子汲取思想養分的重要來源，也是不同領域之間進行學術對話的關鍵橋樑。可惜的是，目前這塊嚴肅類圖書的閱讀市場主要是靠翻譯西方的學術著作來充場面（包括大量的科普／社科普著作），國內學者的學術專論在質與量上尚難與之等量齊觀。我目前正在進行的另一個寫作計畫，同時也是國科會的專題研究計畫──《空間好讀，發現新地理：當代人文地理學的經典考掘與系譜再現》也是在為同樣的理想鋪路。我的想法很簡單，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高等教育不能一味仰賴經過剪輯編排的教科書（大學教育）和零碎片斷的期刊論文（研究所），而是需要回歸學術經典的原始文本，才能一窺理論思潮的完整樣貌。而且，除了西方的學術原典之外，我們更需要從這塊土地上孕育出來的原創性中文學術經典。這也是國內學者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在努力生產期刊論文的「學術工廠」之外，我們必須積極擴大中文學術專書在整個圖書市場中的版圖，甚至有計劃的延伸到英文學術出版的領域（例如以中、英文並置的雙語模式將「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期刊變為SSCI期刊，或是將國科會社會科學中心補助出版的學術專書導向英文專書的出版），否則「孤島式」的本土研究或「單向式」的進口理論恐怕都不是積極推動台灣學術研究的長久之計。

最後，由於審查委員不太明瞭書名「廚房之『舞』」究竟在「舞」什麼，所以在此我想簡單說明一下書名的意義。原本我只是要寫一篇英文論文，所以最初的標題是用英文構思的，叫做The Kitchen Drama: Cooking Gender, Spa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主標題The Kitchen Drama除了廚房的關鍵概念之外，旨在強調從性別、空間、科技和文化等面向來探討廚房生活的故事。但是發現光是性別角色、居家空間、廚房科技和飲食文化等內容元素尚不足以傳達我想用來分析廚房議題的核心概念，也因為後來發展出身體–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架構，所以就將副標題改為「身體與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

至於主標題部份，我曾經想過好幾種可能，例如「廚房劇場」、「廚房故事」、「廚房芭蕾」等足以凸顯廚房生活動態的標題，最後決定用「廚房之舞」來命名。一方面是因為緊張忙碌的廚房工作常常讓女性手忙腳亂，舞蹈比戲劇容易傳達廚房動態的視覺意象；而廚房作為女性家務工作的生活場域也具有現象地理學所說的「身體芭蕾」和「地方芭蕾」的身體／空間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我母親生前非常喜歡跳土風舞，儘管她的身材稍胖，但是腳步和舞姿卻相當輕盈曼妙，就像許多婦女在處理日常家務時的機智靈巧。加上母親過世後，我曾經夢見母親沒有病痛婆娑起舞的輕快模樣，讓我相信生前為人和善的母親從此無憂無慮地安居在天堂，所以我決定用「廚房之舞」作為書名。其實，我應該讓讀者自己去領略書名的意義，因為不論是在書中或真實生活裡都不難發現這些線索。我之所以把我為書命名的想法統統攤出來，尤其是後者那些非常私人的理由，是想乞求讀者原諒我的私心，畢竟這個研究的起心動念是來自於我對母親去世的不捨。也希望我對於公寓廚房和女性家務處境的初步觀察，以及對於日常生活地理學和身體–空間社會經濟學的粗淺想法，能夠引發更多相關議題的研究和討論。

再過幾個月就滿十年了，沒想到時間過得這麼快，也沒想到整個過程如此漫長──這就是《廚房之舞》從問題發想到由聯經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整個歷程。其實，本書初稿在2009年2月由師大地理系【地理研究叢書系列】作極小批量（只有200本）的學術出版之後，我就不敢再細看它的內容。一方面是因為寫得不夠好，越看就越想修改，乾脆不予理會；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廚房之舞》裡面的故事是我人生當中錐心之痛的遺憾，我實在不太願意回想過去發生的事情。不過，書出版之後得到不錯的迴響，獲邀到許多系所和一些民間團體分享書中的經驗，讓我重新思考正式出版的可能性。此外，初稿完成之後也發生了一些小插曲，提醒我正式出版這本書的必要性。這也是我在《廚房之舞》完稿之後還提得起勁兒修改的主要原因。

第一件事情，也是讓我有勇氣再面對這本書的最大動力，就是《廚房之舞》出版幾週之後接到的一通電話。更精準地說，是我錯失了幾通電話之後接到的一通重要電話。那是某個星期天的下午，我接到系上同事廖學誠老師的電話。一開頭他就說昨天晚上連打了好幾通電話，都沒連絡到我，語氣似乎頗為急切。接著，他提到不久前我送他這本書，並且簡單描述了一下書中提到因為我母親罹患肺癌病逝之後我開始研究公寓廚房的議題，以及小時候我們家住眷村的種種狀況，然後他很慎重地說，我在書的扉頁提到，我要用這本書紀念我的母親鄭美純女士。這時候，廖老師突然加重語氣：「你媽媽真的叫鄭–美–純三個字嗎？」我越聽越糊塗，但還是先按捺住心中的疑惑，回答道：「是啊！我在書的扉頁中有提到，我做廚房研究和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紀念我的母親──鄭美純女士，並且記錄當代台灣婦女的廚房生活處境，怎麼了？」在電話那頭的廖老師說：「好，那你等一下，有一個人想跟你說話。」聽到這句話，我覺得更迷糊了！

電話那頭出現一位婦人的聲音，以夾雜閩南語腔的國語說道：「恁媽媽叫鄭美純哦？」「是啊！」「我住〔宜蘭〕三星啦，是恁媽媽小漢時的朋友……。」接著她又說了許多母親小時候的事情。這時候我馬上想起，母親生前曾經多次提到她小時候在宜蘭三星念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記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和朋友到宜蘭太平山玩，途中路過三星，還特地停下來打電話回家，跟母親描述三星國小和街上的現況。在電話中母親叫我找找看有沒有一家某某米店，那是她好朋友家裡開的店。當時距離母親離開三星已經有二、三十年了，我猜街上的店家也有很大的變動。總之，當時我並沒有找到母親口中的那家米店。就算找到，母親的好朋友也許早就嫁人搬離三星了吧！

有了這些線索，我馬上追問：「阿姨，恁家是不是開米店？」「對啦，吻家是開米店的。」接著，我告訴這位母親失聯多年的好朋友，母親生前也多次提起她，只可惜上次我在三星沒有找到她們家的米店。接著，她又說了些她和母親小時候的事情，也問了我的現況，然後告訴我，廖學誠老師是她的小兒子。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心想：「世上怎麼有這麼巧的事情！」廖老師和我過去都曾經在國北師社教系服務，當時只知道他是宜蘭三星人，而我母親也是宜蘭人，原先住在天送埤（就是素人作家范麗卿《天送埤之春》書中的那個天送埤），後來搬到三星，然後又搬來台北，所以我知道我和廖老師算是半個小同鄉。我們短暫同事半年之後，廖老師轉到師大地理系服務。兩年之後，我也進入師大地理系服務，這樣子的機緣，已經算是相當有緣份的了。萬萬沒想到，我們的母親們小時候竟然還是最要好的朋友。

經過廖老師解釋，我才明白，原來是廖老師的母親因病上台北開刀住院，非常孝順的廖老師在醫院照料。為了讓生病的母親放鬆心情，所以廖老師跟她閒聊一些學校的瑣事，剛好聊到《廚房之舞》這本書，也聊到我母親是宜蘭三星人，無意間竟然發現書中的主角竟然是他母親兒時的摯友，所以急忙打電話找我。經由廖老師的轉述，我又多知道一些母親小時候的事情。有一些是我從前就聽母親說過的，有一些是我從來都不知道的。更巧的是，有一年和系上幾位老師一起帶學生到福山植物園和北橫考察，其中一晚由廖學誠老師安排住在三星的台電宿舍，現在我才知道，那晚我睡覺的房間正是母親小時候住的房子（因為我「外公」，也就是母親的養父，當時是台電的員工）。儘管母親已經不在人世間，但因此找到母親生前最懷念的兒時摯友，內心還是十分欣慰。這個意外的發現，讓我激動不已，可以說是寫作與出版《廚房之舞》的最大收穫。

其次，我想提一下《廚房之舞》初稿在尋求出版機會時的一個小插曲，它讓我對學術出版有更深的體會。由於先前我的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成果──珍．雅各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出版之後，書店和讀者的反應良好。除了獲選2007年7月份《誠品好讀》選書、2007年誠品讀書節百大好書、誠品「好讀報告系列」第二號《好書Good Books：100×100 Must Read》（2008）【年度之最】項目中「終於等到出版」的年度好書，以及2007唐山書店【獨立書店讀者票選】十大注目書籍第三名等榮譽之外，這本早在1960年出版，將近半個世紀之後才有中文繁體譯本的嚴肅類社會科學著作，上市不到兩週首版2,000本就售罄再刷，目前也已經超過四刷，可以說是國科會【經典譯注】系列十年以來銷售成績最好的一本書。甚至有讀者因為讀了我翻譯的中文譯本，特地到學校旁聽我的都市地理學課程或找我討論各種都市議題，之後他們更加確立探索與解決各項都市問題的學術／人生方向。

由於沾了《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的光，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爵先生還當面向我邀稿，希望將來我自己的學術著作也能交由聯經發行。於是，當我完成《廚房之舞》的草稿之後，便將書稿寄給出版社探詢出版的可能性，但裊無音訊。經過電話詢問之後，得知幾個月後將會排入年度編審會議，必須靜候通知。我自己也知道，儘管幾年前我曾經在國外一家知名的學術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合著的英文專論The Secret Life of Cities ，但是在這個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一個沒沒無聞的大學老師和他第一本學術著作，是很難獲得大型出版社的青睞。由於不確定聯經是否有意出版，這時候剛好又收到某位老師送我一本他剛出版的新書，是國內一家學術出版社「都市與空間」系列叢書的第一本著作，從圖書資料上得知這個系列即將出版的第二本書是我熟識的另外一位老師的著作，我心想《廚房之舞》和這兩本書頗為搭調，可能也適合放進這個以都市空間和社會文化為主軸的學術系列，至少可以先聽聽出版專業的意見。於是，我就打電話跟出版社聯繫，很快就約好時間將書稿送去，並且當面洽談合作出版的可能性。

時值農曆年前，出版社非常忙碌，總編輯還抽空和我晤談了兩個小時，算是相當禮遇了。他表示有興趣出版《廚房之舞》，但也很明白地告訴我學術出版的困難，希望原則上不支付稿費和版稅，由出版社編審會議評估後送國科會申請學術專書的出版補助。第二天出版社寄了封電子郵件給我，告訴我他們已經安排年後召開編審會議，順帶跟我說一個和《廚房之舞》有關的小插曲，我將電子郵件的內容節錄如下：

你離開以後，
幫我們印書的許先生來公司，
我把你的書稿拿給他看，
沒想到他竟然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
〔而且還帶回去讀〕
今天他來跟我報告心得，滿有感觸的樣子。
你知道嗎？
他小學畢業以後就去印刷廠當學徒，
沒唸過多少書哩。

這段話帶我相當大的鼓舞，也讓我體會到學術著作不必然是枯燥乏味和冷冰冰的東西；相反地，當我們可以用設身處地的同理心和貼近社會大眾的生活語言來思考整個國家社會的大問題時，或許枯燥的學術研究和深奧的哲學論述會發揮更大的啟蒙作用。

一個多月之後，我收到出版社的來函，告知我他們的編審會決定「不推薦」《廚房之舞》送交國科會審查，主要的理由是委員們認為本書離他們心目中的學術水準還有一段距離，不願意背書送審。其實，我也知道這本書不是非常嚴謹的學術專論，他們的判斷一定有非常豐富的學術出版經驗作為依據。為了進一步探討學術研究和出版作的一些問題，我特地將審查意見的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1. 整體而言，本書處理的議題很有趣也很有意義，應該有某種閱讀市場。
2. 本書主要的問題在於行文存在兩種風格：學術語言及通俗用語。根據經驗，這反而容易兩面不討好，且顯得書寫風格不一致。
3. 本書前頭用了100多頁暢談理論，內容十分豐富，但與後頭的案例分析沒有很緊密的扣連，這樣的斷裂不免有些突兀。
4. 案例討論的部分，廣度夠，但缺乏獨到的素材發現。換句話說，從別的作品也可能取得類似的資料，因此不易凸顯個人的觀察與創見。
5. 鉅細靡遺地描述，反而讓作品變得冗長，特別是關於進入田野的過程，該思考哪些真的需要呈現給讀者，哪些是對自己比較有意義。
6. 不主張以「專書編審會」的名義送交期刊委託代審，因為就學術要求來看，本書還有上述需要修改之處。

老實說，剛得知出版社編審委員會的決議時，我相當沮喪，因為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只是一般的學術著作，而是我失去摯愛的母親之後，努力想釐清的重大問題。不過，這些年來在學術圈裡「混」的經驗告訴我，應該平常心看待。因為我回國之後在國內發表的論文常常得到兩極化的審查意見：甲委員的評語可能是「毫無學術價值」，乙委員的意見卻是「具有重大貢獻的理論創見」，往往得勞動第三位審查委員，加上幾分運氣，才有機會通過審查刊登在學術期刊上。但是細看審查意見的內容，真正深入論文核心的評述，並不多見。包括我自己在審查別人文章的時候，也沒有十足的把握，到底要嚴格把關還是該鼓勵促成？這讓我不禁懷疑，我們目前這套學術審查的制度對於促進思想交流和提升理論水準，究竟是有益還是有害？

回頭審視自己的文章，我覺得之所以經常出現兩極化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我探究的議題都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小事」，例如廚房、菜市場、公共廁所之類的生活場域和日常經驗，平常習慣思考國家、資本、階級、族群等嚴肅議題的學者們，可能會認為這種婦孺皆知的生活瑣事難登學術研究的知識殿堂；另一方面是因為我的遣詞用字過於淺白和絮叨，而且討論的過程中還經常牽扯到身邊的人、事、時、地、物，這對於長期浸潤在理論詞藻和科學證據當中的學術前輩而言，可能會覺得這樣的敘寫風格缺乏「學術文章」該有的深度和精準度，更不夠客觀中立，當然不應該放行出版。

然而，從出版社給我的兩封電子郵件內容所呈現出來的反差──市井小民讀得津津有味，學者專家卻覺得不具學術創見與嚴謹性──反而讓我有一番新的體悟：它反映出《廚房之舞》似乎有達到我以建構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觀點來分析公寓廚房和女性家務處境關聯的「去神祕化」目標。而這正是我對社會科學研究和學術出版的基本態度──「好讀易懂」和「深入淺出」是學術著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境界；而其步驟在於讓複雜的事情變簡單，讓簡單的事情變得有深度，然後讓有深度的事情變得有趣。雖然我離這樣的研究功力和寫作境界還有很遙遠的距離，但是我朝向這個方向努力的目標將不會改變。我覺得這才是學術的王道。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岔出來談一下我對學術研究和學術出版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不能脫離真實社會與生活脈絡──它的出發點是來自真實社會，它的成果也應該回歸到具體生活。這個來自於批判實在論的研究立場特別強調「承載理論的具體研究」（a theory-laden concrete research）：抽象的理論分析是為了化繁為簡地釐清糾結複雜的經驗現象，而具體的經驗分析則是為了了解必然的因果機制在真實情境之下發生或不發生的形態和歷程。換言之，與真實社會息息相關的學術研究必然會包含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抽象的理論論述和具體的經驗描述。但是它們並非「學術語言」和「通俗用語」的渭涇分明，而是試圖在理論與經驗的不同範疇中尋找和建立一種可以增進人類對於自身處境了解和彼此溝通的「共同語言」（the common languages），而且不是單一的語言（not ‘a’ common language）。就像不同族群在溝通時的國、台語並用或中、英文夾雜，它會隨著我們當下所處的情境特性和對話對象游移調整，對話雙方也就是在進出彼此的語言概念之間開始相互瞭解，進而產生共識。

因此我在《廚房之舞》書中耙梳與建構理論的章節會多用一些「學術語言」，甚至引述或是加註英文，以便和其他（西方）理論對話；同樣地，在描述與分析經驗現象的時候則會多用一些日常生活的「通俗語言」，必要時甚至設法借用俚語或忠實呈現口語的內容，儘可能精確傳達具體的經驗現象，然後再設法將它概念化。換言之，此處並非「兩種語言」的風格問題，而是進出與穿梭於抽象概念和具體現象之間動態的「學術歷程」：唯有透過抽象概念不斷操作化的演繹動作和具體經驗不斷概念化的歸納動作，也就是批判實在論所謂的「反覆推演」過程（retroduction），才可能逐步建構出不同領域、不同立場也可以相互溝通和彼此理解的「共同語言」。而整個學術研究的歷程就是在這兩種語言之間不斷辯證轉譯的溝通過程。遺憾的是，傳統的學術出版似乎長期陷入「非此即彼」（either/or）的兩難困境：不是焠鍊成只有極少數相同領域學者熟悉，內容晦澀艱深的學術論文，就是簡化成給一般讀者閱讀的科普叢書，使得學術研究中最具原創性的知識生產過程被神秘化的科學神話所掩蓋。這些做法雖然具有簡潔有效的知識傳遞效果，也就是心理分析常說的父權語言象徵秩序，卻忽略了學術著作作為再現與激發學術想像和科學創意的思想宮籟。

這就必須談到日常生活研究，尤其是本書所聚焦的日常生活地理學研究，所揭櫫的核心課題──因為習慣成自然和過度熟悉而忽略對於生活環境和身心處境的質疑與批判。在公寓廚房和女性家務處境的議題上，為了消弭西方學術理論與我們當前生活處境之間的鴻溝，我刻意將《廚房之舞》定位為一本「有人味兒」的學術專論。但這並不表示我會因此忽略學術論文該有的嚴謹態度。相反地，我在章節架構上採取比一般學術論文／學術專書更為嚴謹的安排方式：在實證科學「假設演繹法」（the 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包括（1）問題意識、（2）文獻回顧、（3）研究設計、（4）分析討論和（5）結論建議的五段式論述架構下，我特別在文獻回顧（第二章）後面增加一整章的篇幅來建構日常生活地理學的基礎理論（第三章）。我將這個原創理論的建構動作稱為「理論迂迴」的思想繞路。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我在回顧西方學術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既有理論無法充分回應本書的問題意識，因此試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基底理論──以「身體–空間」為核心的日常生活地理學，以及因之而來的嶄新分析取徑──用以彌補傳統政治經濟學分析不足的社會經濟學觀點。而我的寫作策略是先在大家熟習的文獻回顧章節耙梳有關性別、空間、科技與文化的既有論述，一方面讓讀者掌握相關議題的理論脈絡，同時也順勢點出目前理論不足的窘境，然後另外用一整章的篇幅將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系譜鋪陳出來，這也是本書可以為人文地理學和台灣社會研究作出貢獻的重點之一。換言之，這是《廚房之舞》最具學術原創性的地方，也是許多社會科學研究相對欠缺的部份。尤其是台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不論是期刊論文或是學術專論，似乎鮮少有人提出全新的理論架構，多半只是沿用既有的理論觀點，然後針對經驗資料加以微調驗證而已。讀慣了這一類研究論著的讀者乍讀本書時，可能會覺得過於冗長和突兀，但我認為，像第三章這樣的內容才是我們要求學術專論必須具備的關鍵章節──作者獨創的理論見解。因為核心論述及其建構歷程對於強調原創性的學術專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充分必要條件；而對既有的理論文獻加以回顧只是學術論著的必要步驟，但並不充分。真是重要的是必須提出自己的理論觀點，並據此分析現實世界的經驗現象。在《廚房之舞》當中我之所以要用第三章一整章的篇幅來建構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架構，就是為了體現這樣的學術理念。遺憾的是，在多數的審查意見中，完全看不出審查委員們有讀到這個訊息，因此也看不到他們對日常生活地理學理論的任何評論。

至於本書第四章有關分析架構和研究設計的部份，許多學術專書不是一筆帶過就是完全捨棄，比較細心的作者則是將研究方法放在書後的附錄。但是我卻反其道而行，不僅鉅細靡遺地交代經驗資料的取得方式和田野工作的實際過程，甚至以半章的篇幅說明銜接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之間的分析架構。有經驗和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分析架構是我試圖結合既有理論觀點和自創理論架構的概念重整，同時也是五、六兩章討論與分析章節的敘事架構。換言之，從分析架構到研究設計的概念整合和操作化轉換，是進出理論世界和經驗世界的隘口，也是檢驗學術論著最重要的關卡。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詳述這些技術操作的細節，是希望「回復」研究設計和研究方法在學術專書中應有的角色與地位。目前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著作似乎越來越不重視研究設計對於整個研究成果的關鍵影響。不僅碩、博士的學位論文常常只在作為序論的第一章中用極短的篇幅草草帶過資料取得的方式，例如文獻回顧法、問卷、田野觀察、深入訪談等制式的研究方法，連許多正式出版的學術專論也未清楚交代經驗資料和問題意識之間的關係，使得讀者難以判斷後續因著這些資料而來的分析討論是否具有價值或遭到扭曲。殊不知資料取得的對象、方法、過程、內容和記錄方式等，都會影響研究的結果的詮釋的意義。它不只是「研究方法」的直接應用而已，而是必須針對理論觀點、資料特性和實際限制精心設計的「研究策略」，因此也是學術專論中必須詳加討論的核心部份。本書在第四章中詳述銜接理論概念和經驗資料的分析架構及研究設計，就是希望找回在大多數學術著作中不受重視而逐漸消失的「研究歷程」。我對於審查委員們認為這些研究歷程的「內幕」過於累贅，應該加以隱藏和割捨的看法，並不認同。至於孰是孰非，就留待讀者自行判斷。

此外，在整本書的寫作策略上，我則是儘可能採取淺白但非口語的敘寫風格來銜接理論和生活之間的間隙，希望朝向淺顯易懂的學術著作方向發展。它不是通識教育或是科普書籍的學術簡化版，而是「原原本本」的學術著作，目的是要讓複雜的社會現象和深奧的理論概念因為相互檢證而獲得釐清。因此有必要在內容上儘可能詳實完整，文字也要力求簡白，讓讀者能夠輕鬆閱讀和順利理解。但是我猜，這一番話必定惹來不少訕笑。因為一本沒有市場的學術著作，怎麼可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呢？這樣的理想，實在不切實際。不過，我寧可樂觀地期待這個散佈在學術象牙塔、科普和通俗著作之間的「嚴肅類圖書市場」能夠凝聚擴大，因為這是知識分子汲取思想養分的重要來源，也是不同領域之間進行學術對話的關鍵橋樑。可惜的是，目前這塊嚴肅類圖書的閱讀市場主要是靠翻譯西方的學術著作來充場面（包括大量的科普／社科普著作），國內學者的學術專論在質與量上尚難與之等量齊觀。我目前正在進行的另一個寫作計畫，同時也是國科會的專題研究計畫──《空間好讀，發現新地理：當代人文地理學的經典考掘與系譜再現》也是在為同樣的理想鋪路。我的想法很簡單，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高等教育不能一味仰賴經過剪輯編排的教科書（大學教育）和零碎片斷的期刊論文（研究所），而是需要回歸學術經典的原始文本，才能一窺理論思潮的完整樣貌。而且，除了西方的學術原典之外，我們更需要從這塊土地上孕育出來的原創性中文學術經典。這也是國內學者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在努力生產期刊論文的「學術工廠」之外，我們必須積極擴大中文學術專書在整個圖書市場中的版圖，甚至有計劃的延伸到英文學術出版的領域（例如以中、英文並置的雙語模式將「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期刊變為SSCI期刊，或是將國科會社會科學中心補助出版的學術專書導向英文專書的出版），否則「孤島式」的本土研究或「單向式」的進口理論恐怕都不是積極推動台灣學術研究的長久之計。

最後，由於審查委員不太明瞭書名「廚房之『舞』」究竟在「舞」什麼，所以在此我想簡單說明一下書名的意義。原本我只是要寫一篇英文論文，所以最初的標題是用英文構思的，叫做The Kitchen Drama: Cooking Gender, Spa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主標題The Kitchen Drama除了廚房的關鍵概念之外，旨在強調從性別、空間、科技和文化等面向來探討廚房生活的故事。但是發現光是性別角色、居家空間、廚房科技和飲食文化等內容元素尚不足以傳達我想用來分析廚房議題的核心概念，也因為後來發展出身體–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架構，所以就將副標題改為「身體與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

至於主標題部份，我曾經想過好幾種可能，例如「廚房劇場」、「廚房故事」、「廚房芭蕾」等足以凸顯廚房生活動態的標題，最後決定用「廚房之舞」來命名。一方面是因為緊張忙碌的廚房工作常常讓女性手忙腳亂，舞蹈比戲劇容易傳達廚房動態的視覺意象；而廚房作為女性家務工作的生活場域也具有現象地理學所說的「身體芭蕾」和「地方芭蕾」的身體／空間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我母親生前非常喜歡跳土風舞，儘管她的身材稍胖，但是腳步和舞姿卻相當輕盈曼妙，就像許多婦女在處理日常家務時的機智靈巧。加上母親過世後，我曾經夢見母親沒有病痛婆娑起舞的輕快模樣，讓我相信生前為人和善的母親從此無憂無慮地安居在天堂，所以我決定用「廚房之舞」作為書名。其實，我應該讓讀者自己去領略書名的意義，因為不論是在書中或真實生活裡都不難發現這些線索。我之所以把我為書命名的想法統統攤出來，尤其是後者那些非常私人的理由，是想乞求讀者原諒我的私心，畢竟這個研究的起心動念是來自於我對母親去世的不捨。也希望我對於公寓廚房和女性家務處境的初步觀察，以及對於日常生活地理學和身體–空間社會經濟學的粗淺想法，能夠引發更多相關議題的研究和討論。

第三章 「身體–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

規訓是一種有關細節的政治解剖學，……
是一種支配人體的微觀物理學，……
人體是權力的的對象和目標，……
其主要宗旨是增強每個人對自身肉體的控制，……
其目標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
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
而是要建立一種關係，
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變得更順從，
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
米契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規訓與懲罰》

　　在前一章中，我們分別從社會分工的性別角色、隱含在「男造環境」內的設計歧視、家庭科技的現代化和日常飲食的工業化等不角度來探討國家／資本的父權思維，如何透過它在空間生產和性別支配上的結構性力量，造成當代婦女在家務工作上的艱困處境。但是，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取徑卻疏於關照女性身體在適應、協商和抵抗的過程，如何再現或扭轉煮食家務空間特性與性別關係的潛在力量。因此，也容易錯失運用機巧靈活的「女補情境」（woman-mended situation）來修補「男造環境」（man-made environment）的大好機會。而欲促成此一重大的社會變革，最根本的事情就是讓男性充分理解當代女性的家務處境，以及她們跨界協商的活歷經驗，尤其是以身體作為空間延展與性別協商的體現過程。這意味著在性別關係與空間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之外，我們必須發展出一個身體與日常生活再生產的社會經濟學分析架構。
　　為了解決理論不足的窘境，在進一步檢視當代台灣婦女廚房生活的家務處境之前，本書將採取一個「理論迂迴」（theoretical detour）的策略：先回顧和整理一些和社會經濟學有關的理論觀點，以釐清本書從身體–空間的生產／再生產過程看待女性家務工作的分析視野，進而建構出一個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架構，以作為理解當代台灣婦女廚房生活的概念起點。整個理論的耙梳將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先從認識論和本體論的角度出發，概要地回顧戰後迄今有關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文獻，尤其是昂西．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1991）、米契爾．狄塞托（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亞佛雷德．舒茲（Alfred Schutz，1899–1959）、阿格涅斯．赫勒（Ágnes Heller）等人的日常生活論述，以確立日常生活作為理解與批判現代社會中身體與空間動態關係的基本視野。整體的問題意識是從例行化的生活世界切入，進而揭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高度混雜、零碎和異化的神秘化過程。第二部份則是將日常生活批判的觀點與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加以結合，試圖藉由「日常生活空間生產」和「日常身體空間再生產」之間的結構化歷程關係，建構出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架構。最後，本章試圖從方法論的角度思考日常生活地理學在經驗研究和社會實踐上的可行性，希望能夠有效地捕捉日常生活裡面各種身體與空間的情境脈絡。更重要的是，我期待日常生活研究「反學科規訓」（anti-disciplinary）的基本特質和「改變生活即是改造世界」的基進理念，能夠讓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社會關懷進一步發展為更人性化的社會經濟學。

後學科時代的「日常生活轉向」

　　從十九世紀末迄今，橫跨整個二十世紀的「現代」社會科學發展歷程可以概括地分為兩大階段：前半時期是以實證科學作為主軸的學術分化階段，諸如政治、經濟、社會等專殊化的學科紛紛成立，並於一九六○、七○年代達到巔峰。另一方面，二戰之後，一些跨學科的整合風潮也藉由諸如「語言轉向」、「文化轉向」、「空間轉向」和「環境轉向」等整合性議題，重新搭起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平台，也奠定了「後現代」的理論基礎。在這段由「現代」朝向「後現代」，由學科分化朝向學科整合的社會思潮演進過程中，陸續出現許多關於日常生活的反省批判，零星漂浮在歷史、地理、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不同領域的思潮暗流當中。其中不乏各個領域的大師，例如心理學的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歷史學的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社會學的齊美爾（Georg Simmel）、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以及人類學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等（有關日常生活研究的名家例子，可參閱Highmore，2002a；2002b）。這些日常生活理論文獻的零散和分歧，充分反映出「日常生活」作為一種理論視野的備受忽略。除了學科本身特別關注日常生活事物的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之外，其他學科通常只將「日常生活」視為一個理所當然的社會脈絡或經驗背景，是科學活動之外的現實世界。唯有當日常生活裡的某些現象或議題因為具有政治或是經濟價值，抑或威脅社會和諧或是族群延續時，才會被當作研究的課題。就像時間和空間在被納入社會理論的核心之前，也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是被視為社會互動的刻痕和容器（Thrift 1983；Giddens 1984：110），這樣的僵化觀點甚至還普遍存在於目前台灣的歷史和地理學科當中。
　　二十世紀中葉之後，隨著人類整體物質生活的高度發展，有關建構日常生活理論的必要性才逐漸受到重視。原先散落在不同學科裡面片段的日常生活觀點，有如拼圖般地逐漸浮現出輪廓，匯聚成一股「日常生活轉向」（the quotidian turn）的思想浪潮。作為一種社會分析的整合觀點，日常生活研究除了可以填補傳統社會科學各個學科之間疏於關照的理論縫隙，它著重個人行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結構化歷程關係，以及深層機制、客觀事實和主觀經驗之間的必然／偶然關係，也宣示了「後學科」時代的到來──由學術分工開始，經由學科整合，邁向反學科規訓的學術思潮歷程。
　　然而，作為學術主流的英美學界，一直到二十世紀末才「發現」日常生活作為整合的理論視野和學科的對話平台之重要性。其中幾個比較重要的指標包括：（一）知名的學術期刊開始針對日常生活的議題出版專刊，例如：1989年《當代社會學》（Current Sociology）的第37期、1998年《反論》（Antithesis）的第9期、2000年德國建築期刊Daidalos的第75期，還有2000年《跨文化詩學》（XCP－Cross-Cultural Poetics）的第7期等。（二）歐陸一些有關日常生活的重要理論在出版多年之後，從1980年代開始相繼被翻譯成英文，例如：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導論》（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Introduction，1947，第二版1958年，英文譯本1991年）、赫勒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1970，英文譯本1984年）、狄賽托的《日常生活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1980，英文譯本1984年）、狄塞托及其弟子紀亞德（Luce Giard）、梅勒（Pierre Mayol）合著的《日常生活實踐》第二卷（1994，英文譯本1998）等。而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卷（1961，英文譯本2002）、第三卷（1981，英文譯本2005）和未竟的辭世之作《節奏分析：空間、時間與日常生活》（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1992，英文譯本2004）等，都是在2000年之後才被翻譯成英文。（三）英國文化研究學者班．海姆（Ben Highmore）蒐羅和整理了有關日常生活的理論和經驗課題，於2002年出版了兩本引介日常生活研究的讀本──《日常生活讀本》（The Everyday Life Reader，2002a）和《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2002b），讓日常生活研究藉由跨領域的文化研究，暫時找到一個棲身之地。（四）1990年代之後，有越來越多以日常生活為對象的學術研究出版，例如：Vaneiqem（1994）、Nippert-Eng（1996）、Mackay（1997）、Lamphere et al.（1997）、Terry and Calvert（1997）、Miller and McHoul（1998）、Nettleton and Watson（1998）、Storey（1999）、Gardiner（2000）、Bhaskar（2002a；2002b）、Scheibe（2002）、Nystrand and Duffy（2003）、 Johnson and Lloyd（2004）、Light and Smith（2005）、Moran（2005）、Paterson（2006）等，使得日常生活研究得以從社會科學的經驗素材，逐漸提升到社會理論與哲學思想的概念層次。
　　在反身現代性的社會思潮之下，這些越來越多以日常生活作為理論觀點和研究課題的趨勢顯示，社會科學的「日常生活轉向」極有可能繼後現代的差異觀點之後，成為連結各種社會反思和批判觀點的理論平台。因為後現代強調差異處境和地方觀點的多元聲音打破了國家、資本與父權宰制的單一論述，讓不同性別、階級、族群、文化和其他弱勢處境的「他者」有了現身／發聲的管道和自我認同的正當性；但是，後現代觀點的最大問題在於從「他者」出發的差異處境往往激化了對立的衝突矛盾，同時也弱化了「他者」之間混雜、類同（hybridity and affinity）的可能性。這時，日常生活所代表的殘缺性和複雜性正好提供了一個對話的平台，讓日常生活中許多深沉和固著的元素得以獲得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以及重新協商、建構的可能性。這樣的日常生活觀點將是我們探討當代女性家務處境和檢視台灣婦女廚房生活最需要的理論視野。

問題意識：從意識日常生活到批判日常生活

　　前面列舉的一些看似零散、分歧的日常生活研究背後有一個共同的歷史脈絡：西方社會從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以來一直延續到現在的「現代生活」。簡言之，這種具體展現在工業資本主義都市社會裡的現代化日常生活，是一種在生產和消費過程裡逐漸遠離自然環境和人類基本需求的「異化」（alienation）狀態。因此，要理解現代生活中從生產延伸到消費的異化現象，必須先釐清什麼是「日常生活」？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具有哪些特徵？這些日常生活的特徵，代表什麼樣的社會意義？最重要的是，從現代生活的異化分析當中，我們可以獲得哪些社會實踐的啟發，進而以行動來改變生活和改造世界？
　　本節將從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角度來探討日常生活的本質，以及它作為一種理論視野的重要性，以便我們後續用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理解當代女性的家務處境。

日常生活：一個反覆、殘存、不定型的零碎整體

　　英國的文化研究學者海姆在《日常生活讀本》導論的一開始就指出，「日常生活」是一個曖昧模糊、充滿問題的辭彙（Highmore，2002a：1）。對於一般人而言，「日－常生活」（day-to-day life）代表每天反覆出現、讓人覺得熟悉、理所當然和不言自明的一般事物，以及和這些日常事物有關的想法或做法；也就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常規事物和相關心態（Highmore，2002a：4–8）。法國哲學家兼社會學家列斐伏爾更進一步指出，從日常生活的形式和內容來看，它是一種剩餘（left-over）和殘存（residual deposits）的整體現象，是「所有能夠被特別加以分析的特殊、優越、專門和有結構的活動之外，剩餘的事物」（Lefebvre，1991a：97，本書的強調）。「日常生活」代表了所有專業領域之外，各種零星、瑣碎、平凡、重複的小事，但是卻又和人類具體生存的所有事項，息息相關。它是所有社會關係的產物，也是最後剩下不可化約的具體沈澱──一種零碎、片斷和不均衡的整體現象，一種缺乏整體形式、不定形（unformed）的殘餘事物（Lefebvre，2002：57）。換言之，如果一件一件單獨去看日常生活裡的事物，它都無關緊要：既被框限了，卻又有些轉圜的餘地。但是，整體來看，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瑣小事也佈滿了整個社會，形成一個整體現象──一個零碎的整體性（a fragmented totality）。
　　由於這個零碎、片斷的整體現象是如此貼近我們的身心，日復一日地反覆出現，所以在「習慣成自然」的常規化過程中，日常生活中的各種事物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理所當然的「第二天性」（the second nature）。奧裔美籍的存在主義社會學家舒茲將這種先於科學知識、一般人相互了解、不言自明的生活事物稱為「日常生活世界」（everyday life-world）或簡稱為「生活世界」（life-world）。它是社會生活裡面最根本和最真實的部份，是一個互為主體性的社會情境，是人們不斷透過行動來適應和改變自然及社會的生活舞台（Schutz and Luckmann，1973：3–6）。對舒茲而言，生活世界最重要的結構特徵是人們將某些事物視為自然而然和理所當然的「自然態度」（natural attitude），也就是無須思索便自然接受的生活經驗。而自然態度之所以廣為一般人所接受是因為這些生活世界的慣常模式是從日積月累的生活經驗中逐漸形成，除非有特殊狀況，否則過去、現在和未來碰到這些熟悉的事物，多半會依照這些既有模式處理。而且，受自然態度主宰的生活世界並非少數個人的主觀經驗世界，而是大多數人共有的類似經驗和態度所形成的社會習慣和常識（common sense）。
　　這個人們共同熟悉的經驗世界可以進一步從生活知識──也就是常識──的內涵，以及它的獲取過程，加以理解。舒茲認為，生活知識永遠都和具體的情境有關，是主觀經驗的累積和學習過程，包括有用的身體動作、工作技能、技術知識等例行知識或是習慣知識（routine knowledge or habitual knowledge）。這些生活事物在剛開始接觸時都是新奇、陌生的感官經驗和肢體挑戰，需要不同程度的嚐試、摸索、學習和練習，才能夠適應。一旦駕輕就熟之後，人們便毋需細思日常活動的每一個步驟，也都能夠輕鬆自在地操作這些例行事物（Schutz and Lcukmann，1973：105–111）。
　　這些例行、習慣和實用的生活知識充塞在我們日常生活周遭所有的事物當中，尤其是身體對日常器物和生活環境的「使用」過程，例如走路、閱讀、吃飯、穿衣、睡覺、煮飯等。因為絕大多數的人都有類似的身體經驗，而且不像需要專業知識／技術和特殊工具／技巧的生產工作，所以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而遭漠視，也就很被難當作正式的「問題」提出來討論和作有系統的研究。法國社會學家狄賽托則指出，在日常生活實踐過程中有許多被認為是被動遵循既有規則的使用方式和消費行為，其實是非常具有協商性和創造性的「消費者生產」（consumer production）。因為同一種「產品／產物」（product），不管是工業生產的商品或是社會關係的空間生產，往往會因為不同人和不同場合而有截然不同的使用方式；就其社會意義而言，也就「再生產」出不同的產品用途和空間意涵（de Certeau，1984：xi–xxiv）。就像庶民大眾並非語言的發明者，但是他們在聽、讀、說、寫的語言使用過程中，不僅維繫了整個語言系統的基本結構，甚至在偶然和特殊的情況下悄悄地改變了部份的用法，因而形成個人特殊的語言／文字風格，也間接促成了語言文字再生產的動態演化。同理，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並非全然表現在有形的「產品」上面；消費過程中的各種使用方式和操作技巧，也是體現產品內涵和商品價值的最終「消費者生產」。換言之，大多數人在既有處境之下雖然沈默無聲，但是各有巧妙不同的戰術因應，也是維繫與再現整體生活文化和結構特性的充分條件。它是族群繁衍擴散的生存之道，也是構成社會文化的重要基石。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在日常生活中反覆出現、習慣成自然的例行事物，主要是受到「實踐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掌控的一種本體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也就是對於可預測的例行事物所產生的身體調控自主性；尤其是一些可以感受得到、做得來，卻未必能夠用言語說清楚的一般事情（Giddens，1984：49–50）。這是介於推論意識（discursive consciousness）的理性思考和無意識（unconsciousness）／潛意識（sub-consciousness）的肢體動作之間，用來協調個人行動和整合社會結構的共同場域。因此，日常生活涉及的不單只有社會結構的框架性，也不只是生活實踐的易變性，而是結構和行動、必然機制和偶然關係之間，相互拉扯和協商妥協的核心場域，是一種生成（becoming）的社會產物和空間過程：它不只是既成的「現實」（reality）結果，更是「實現」（realizing）的動態過程。由於這種不定形的開放特性，讓看似非常細瑣、零碎的日常生活，潛藏著一股改變創新的革命力量。
　　就本體論的觀點而言，日常生活所代表的社會實體（social entity）既非以韋伯（Max Weber）的意志論（voluntarism）為代表的微觀社會學，抑非以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具體論（reification）為代表的宏觀社會學，而是更接近當代英國社會學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80年代所提出來的結構化歷程（structuration）概念（Giddens，1984)。簡言之，結構化歷程理論是一種關於行動的脈絡理論（the contextual theory of action），描述社會結構在日常生活的過程中如何不斷地被行動所重構：一方面，人類行動構成社會結構作為社會互動的基本脈絡；另一方面，人類行動也不斷反映和重建這些社會結構。換言之，社會結構是不斷呈現的物質條件，也是人類行動持續再現的結果（Bhaskar，1989b：34–35，原作者的強調）。而紀登斯本人也引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言──「人類創造歷史，但並非在其自由選擇情境之下的結果」（Men make history, but not in circumstances of their own choosing）──來描述結構化歷程的精義（Marx and Engels，1960：115，cited in Giddens，1984：xxi）。用比較通俗的話來比喻，就是「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動態關係。換言之，社會結構並非完全如結構主義所言，是一種自發的社會「形態」（patterning）和行動「限制」（constraining），而是在過去和當前人類行動不斷推進過程中的動態處境關係（Carlstein，1981：41）。這種行動與結構交織而成的結構化歷程關係充分體現在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動態過程中；它同時也是構成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具體脈絡（contextuality）：社會制度的結構特性是個人行動所仰賴的重要媒介，同時也是人們行動不斷累積的實踐結果。
　　透過結構化歷程的觀點，紀登斯更進一步結合時間與空間的概念，發展出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脈絡化理論架構（圖5）。一方面，在時空共現（time-space co-presence）的社會場合，人們透過面對面的社會互動和例行化的生活實踐，構成了社交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的行動脈絡；另一方面，當社交整合的社會關係跨越了時空限制而產生時空延展（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制度化效果時，就形成一種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的結構特性（Gregory，2000b：798–801）。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脈絡就蘊藏在社交整合和系統整合之間，個人行動與社會結構相互拉扯、調適的動態情境之中。從這個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問題時，例如環境污染、資源耗竭、社會不公、貧富不均等，會發現其深層的根源之一在於例行化的個人生活和制度化的社會結構之間落差越來越大的「時空衝突」，以及因此產生的各種「社會永續」（social sustainability）和「物質永續」（physical sustainability）無以為繼的再生產問題（吳鄭重，2001：70–72；Jarvis, Pratt and Wu，2001：128–141）。遺憾的是，許多由上而下的政策方案往往只看到政治經濟面的制度結構，卻忽略了個人日常生活實踐可能產生的反制效果。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實踐過程中，政策績效往往大打折扣，甚至產生本末倒置的情況。因此，了解日常生活的基本特性和建立日常生活的理論視野，將是建構社會理論和落實民生政策的首要任務之一。
和結構化歷程理論相通，但更貼近日常生活脈絡性的概念就是法國社會人類學家皮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慣習」（habitus）概念（Bourdieu，1977；1990）。它是一種介於個人行動和社會結構之間的動態關係和實踐邏輯：存乎於內，就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生存心態；表現在外，則是一種「習慣成自然」的行為模式。而且，這樣的實踐邏輯不僅適用於單獨的個人行為，同時也是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的行為準則。於是，日常生活的「慣習」就成為社會當中眾人皆知、理所當然的生活「常識」。也由於生活常識是大家都知道，也都這麼做的事情，所以反而說不出來，或是不會刻意去談論。儘管它和所有的學科都有關係，卻沒有一門學科專門處理日常生活的問題，而是將它摒除在科學的知識領域之外，包括通識教育在內。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知其然，但未必知其所以然的日常生活知識被歸屬為常識的範疇；但因為缺乏正式的科學研究，有時候這些在經驗上行得通卻講不明白的事物，也會被視為愚昧、迷信和不理性等負面的「反智」愚行。
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梅佛索里（Michel Maffesoli）認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存在，是一種零碎片斷和意義分歧（fragmentary and polysemic）的整體關係。在真實的生活裡，這許許多多看似不理性（irrational）但未必不合乎邏輯（non-logical）的零碎「小概念」（mini-concepts），有如大榕樹錯根盤結的蜷伏根莖，根深蒂固地貫穿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部分。它是生活實踐的重要依據，也是構成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Maffesoli，1989：1–9）。然而，傳統實證科學過度拘泥於理性邏輯的嚴謹性和價值中立的客觀性，往往忽略了生活實踐的使用過程中看似混亂實則有序的人性考量。而許多制度規範與空間設計更因為侷限於抽象理性而漠視這些活生生的切身經驗，反而成為阻礙生活實踐的結構限制。這種單一、狹隘的科學思維無法充分展現多元分歧的生活經驗所建構而成的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也反映出實證科學在認識論上的褊狹困境。因此，社會科學有必要從個人生活的內部經驗描繪出社會結構的整體輪廓，這是無可忽略的社會真實。換言之，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將日常生活的瑣碎內容作為研究的素材，而是要將日常生活的「普通知識」（ordinary knowledge）視為一種社會理論的生活視野。也唯有透過日常生活社會學的建立，才能夠真正落實社會學作為一門「人性的科學」（human science）（Maffesoli，1996：134–137）。
　　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的理論視野還具有社會關懷的倫理價值：它是有意識地讓被邊緣化的社會大眾和他們受壓迫的無言歷史，浮上臺面。這些無名小卒（everyman and nobody）和匿名大眾（anonymous majority）的共同處境及其順應與協商的生活經驗，正是社會科學研究最需要關懷和關照的對象。然而，正因為日常生活零碎、但又彼此牽連的整體特性，使得日常生活的研究並不因為研究對象的具體、熟悉而落入微觀分析的框架（de Certeau，1984：xi；Maffesoli，1996：161）。相反地，它所需要的理論視野是一種整體現象的情境分析，強調埋藏在具體行動裡面的社會結構，以及在社會結構媒介之下的具體行動。換言之，日常生活是一種連結行動與結構、個人與集體、身體與心靈、主體與客體、理論與現實的整體關係，無法化約成個別和片面的社會層面（Bhaskar，2002b：125–126）。日常生活的理論視野代表一種複雜、具有不同本體深度（ontological depth）的社會觀。用批判實在論的話來說，社會實體至少涵蓋三個不同的重要層面：（一）感官無法直接觀察，事物之間因果機制的內部深層「實在」層面（the real）；（二）感官可以觀察和量測的事物外部物理特性的「實際」層面（the actual），以及（三）人們身體與內心對這些事物關係體驗和感知到的「經驗」層面（the empirical）（Bhaskar，1997：56–57）。日常生活所承載和反映的正是這種開放系統（open systems）的複雜關係。根據英國實在論者安德魯．賽爾（Andrew Sayer）的觀點，社會科學的目的不應該只是找尋某種類似定律的結構規則，也不應該只是單純記錄個人處境的經驗細節，而是要在複雜糾結的歷史情境中，耙梳出必然的結構特性和偶然的情境因素之間微妙的關係，藉由「承載理論的具體研究」（theory-laden concrete research），對處於開放系統之中的社會現象提出「切合實際的適當解釋」（a practically adequate explanation）（Sayer，1992：72–79）。
　　這種強調用心體驗和動腦批判現實情境的日常生活研究，不僅需要摒棄西方從十八世紀以來現代主義以自我為中心，建築在抽象普遍性（abstract universality）和單一線性（unilinear）上的褊狹科學觀，也需要超越後現代主義強調差異、相對和多元觀點，但是不重視普同性的片斷立場（Wu，1998：52–54）。這意味著日常生活研究非但不能侷限在某一個特定的學科領域之內，還必須刻意打破傳統學科分工的藩籬。它不是過去「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或是「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綜合觀點，而是更接近一種「反學科」（anti-disciplinary）的整合觀點（Highmore，2002b：4）。唯有打破行動理性和結構功能彼此對立、互不相容的封閉思維，對現代社會和日常生活的「常識學」（commonsensology）採取更為包容和開放的探索態度，並用「神入」（empathy）的社會同理心去體認和解開社會結構的生產和再生產關係（Maffesoli，1996：152–153）。更重要的是，在解密（demystify）日常生活的反思過程中，如果我們不斷對這些習慣成自然的常規化生活採取「反規訓」（anti-disciplinary）的批判態度，那麼就有可能在批判的過程中匯聚出一股顛覆既有秩序的龐大能量，從最細微的日常瑣事當中發動日常生活的「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進而形成「後學科」（post-disciplinary）時代的新的認識論觀點。

馬克思主義的日常生活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異化

　　在過去半世紀裡，最早對日常生活作有系統的反省批判和理論建構，影響也最為深遠的學者首推法國的哲學家、社會學家和被逐出共產黨的馬克思理論學家列斐伏爾。他被視為開啟當代「日常生活轉向」的先鋒人物，甚至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論之父」的稱號（吳宁，2007：9）。列斐伏爾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活了九十歲（1901–1991），幾乎橫跨整個二十世紀；生前出版了六十多本書（如果連死後出版的書一併計入，則超過七十本），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另外還有三百多篇論文，是一位相當多產的學者。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專門研究列斐伏爾理論和思想的專書出版（例如：Burkhard，2000；Elden，2004；Elden, Lebas and Kofman，2003；Gardiner，2000；Shields，1999；Merrifield，2006等），是二十世紀引領當代社會思潮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刘怀玉，2006：1–8）。列斐伏爾畢生致力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建構成分析現代社會的基礎理論，同時也不斷將相關理論應用在具體的生活情境和實際的政治行動當中；他是二十世紀西方都市生活的最佳見證者，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嚴厲的批判者。
　　和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一樣，列斐伏爾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和批判主要是建構在改造社會和改變生活的革命理想上面。除了從1947年開始直接以《日常生活批判》作為書名的三冊專論之外（另兩冊分別於1962年和1981年出版） ，其他和日常生活批判相關的著作還包括1968年出版的《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英譯本1971年）和1970年出版的《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英譯本2003年）等。儘管間隔的時間很長（從1947年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到1992年的《節奏分析》前後長達45年），這些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圍繞在現代性和異化所交織而成的日常生活批判。甚至連列斐伏爾在整個學術生涯裡的巔峰之作──《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1974，英文譯本1991年)，都可以視為相關理論的延伸和集大成。儘管書中涵蓋建築、都市計畫、城市史、自然與環境、意識型態、知識論、馬克思主義、尼采哲學等相當龐雜的內容（這也是列斐伏爾一貫的寫作風格），但是它的中心主旨還是在強調：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過程所生產出來的特殊社會空間，不論是巴黎郊區的國民住宅或是地中海岸的渡假沙灘，甚至連接這些地方的高速公路和捷運、機場等，都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下，某種單調、僵化和疏離的都市狀態。
　　綜觀列斐伏爾生前和死後超過半個世紀所出版的日常生活批判著作，大致可用1960年作為分水嶺區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呈現出他對資本主義、都市社會、現代性等日常生活批判的整體思路（刘怀玉，2006：41）。前期是以1947年初版，1958年再版（增加了篇幅很長的導論，英文譯本的導論頁數多達97頁，幾乎與原來的正文一樣長）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為代表。主要是提出對日常生活批判的基本發問，並且重拾青年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人道主義精神，建立以馬克思哲學為基礎的日常生活理論，試圖扭轉當時古典和教條馬克思主義重經濟政治、輕社會文化的理論與道德危機。後期則是以《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1962）、《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1968）和《空間的生產》（1971）等書為代表，將早期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勞動異化和商品拜物的異化理論，延伸到新資本主義時代的消費異化，完備馬克思思想在社會再生產分析方面的不足；並嘗試建立日常生活批判的社會理論，進而達到將馬克思的哲學批判轉化為日常生活文化革命的實踐目標。有關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的詳細內容將不在本書詳述，此處僅就列斐伏爾這兩個時期有關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觀點，扼要說明。

人道馬克思主義的日常生活哲學批判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列斐伏爾看到歐洲正統馬克思學說只聚焦在生產關係的科學分析，因而面臨理論貧乏的論述危機，而上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過度強調階級衝突的政治鬥爭醜態，更讓馬克思主義陷入僵化的教條口號。於是，列斐伏爾轉向青年馬克思，試圖從更具人道主義精神與哲學思辯企圖的馬克思早期著作中汲取養分，尤其是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及都市日常生活有關的異化理論，從而開啟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社會理論的「日常生活轉向」風潮。
　　首先，列斐伏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之下的日常生活，已經變成那些受到獨特、優越和專殊化的生產活動所框限的殘餘事物；它是一種充滿了勞動異化、商品拜物和空虛不滿的生存狀態。但是，人們又必須忍受這些日常生活的異化狀態，否則日常生計可能就難以維繫。換言之，日常生活是先於一切存在，無人得以擺脫的基本狀態；人類存在的本體就是日常生活的事實。問題是：日常生活零碎片斷和渾沌曖昧的基本特性，以及人們因為過度熟悉而逐漸麻木不察的日常生活態度，反而讓它淪為資本主義制度宰制的對象。也唯有當日常生活遭到巨大變革、無以為繼的時候，人們才會認真思考日常生活的目的和手段，甚至爆發革命性的激烈行動。因此，有問題的不是日常生活本身，而是遭到資本主義控制和扭曲的生活狀態／生存態度。列斐伏爾認為重拾青年馬克思有關勞動異化的批判哲學，將有助於從隱匿在日常生活中最細微和最繁瑣的異化現象中，以人道精神和哲學思維來對資本主義進行徹底的分析和批判。他認為當代哲學的純粹理性與現實生活的斷裂本身，就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異化現象。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既非精神亦非物質，而是活生生的人──人道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核心。因此，列斐伏爾認為馬克思主義必須先關注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宰制中最為隱蔽也最普遍的日常生活，而非侷限在抽象的經濟科學分析或是狂熱地跳入政治鬥爭的革命行動當中，因為這兩者經常背離個人及社會最具體而微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說，如果馬克思主義要有效地達成改造社會和改變生活的革命意圖，就必須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階級衝突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具體批判。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口號就是「改造世界」，而奉行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世界」最終還是得落實到身體經驗和物質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是兼具手段與目的的本體存在，也是個人活動與社會制度結構之間最深層和最緊密的連結點；它是一切文化現象的共同基礎，因此也是發動「日常生活文化革命」的關鍵環節。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列斐伏爾如何審視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異化的相關論點，並轉換成他對資本主義社會日常生活的哲學批判。列斐伏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透過商品、貨幣和資本，在商品製造的生產過程中造成社會關係的經濟異化：在大規模、專業化和機械化的社會分工之下，生產分工進一步讓個別勞工和整個生產過程、讓個別勞工與其他生產者，以及讓生產和消費、流通和交換等資本循環過程之間，產生疏離的異化關係。勞動者被化約成不同職業和技能的勞工，而各種勞工又被轉換成更抽象的生產元素──以工時計算，可以在市場上買賣交換的勞動力。它和機器、原料一樣，都是工業生產的投入元素，是資本循環的中介要素。這時候，不再是勞工支配勞動條件，而是勞動條件支配勞工。這樣的異化狀態具體表現在工廠裝配線上惡劣工作環境、長時間單調的工作內容，還有工作之外，剩下僅得溫飽、貧乏的家庭生活。同時，這種生產的經濟異化又透過意識型態的「神祕化」（mystification）過程，被轉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作倫理。它不僅被強加在出賣勞力的工人階級身上，連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本身也奉行不渝。這個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眼中與基督新教倫理關係密切的資本主義精神（Weber，1958），造成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分割、斷裂，也助長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離領域」意識型態。所以，列斐伏爾在反思什麼是日常生活批判的目的時，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把專殊化的職業從人們身上拿掉，那我們還剩下什麼（Lefebvre，1991a：86）？這是人類社會過度強調生產活動在個人和社會生存上的重要性所產生自我物化／工具化的異化現象。因此，與其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有經濟化約論和科技決定論的傾向，還不如回頭反省，為什麼我們會陷入這種自我剝奪、分裂和疏離的異化狀態？
　　除了延續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勞動異化論述之外，列斐伏爾也將異化批判的矛頭指向都市生活表面化、數量化和物質化的商品交換過程和日常消費上面。他將馬克思有關商品、貨幣和資本的拜物理論（fetishism）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人與物質環境之間，還有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客體化關係（objectivation）。簡言之，在人類的本真需求被資本主義化約為商品、貨幣和資本循環的物質關係之後，物品的使用價值也被商品的交換價值所蒙蔽：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的虛假拜物需求更讓人類生存所需的「物用」（the appropriation of things）關係被化約為排他的佔有關係，結果人和器物、商品之間的關係，也從使用商品的「役物」關係變成「役於物」的身體殖民（Lefebvre，1991a：178–181）。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之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化約成以物為主體的物質關係──人除了在生產過程中被物化成生產要素的勞動力之外，在商品交換的市場經濟裡面，人也被物化成資本循環的消費過程，全面地被資本主義的商品消費所殖民。在由生產轉向消費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下，原本已經存在於工業化生產過程中的不均衡發展，更擴大為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不均衡發展。尤其是在一些生產技術相對落後，但商品消費需求卻不斷攀升的新興社會裡面，這種讓廣告、行銷牽著鼻子走的消費文化造就出一種被商品殖民的拜物異化。而且，消費與生產脫節的異化關係，更表現在商品價值的進一步分化上──由使用價值、交換價值，衍生為象徵價值的符號消費。有關消費異化的論述構成了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後期的理論核心，也確立了從人道立場出發的馬克思哲學批判作為當代社會思潮「日常生活轉向」的領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