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游與疑（思想15）

致讀者

過去十餘年間，從西方開始而漸及東方，文化研究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掀起了根本的典範轉移效應，影響既深且廣。舉凡學科的疆界如何區劃、問題意識如何構成、如何設想知識的性格、學術與社會實踐的關係等議題，文化研究都提出了紛雜但不失獨特的觀點，形成強大的挑戰。1998年台灣的文化研究學會成立，每逢定期年會，參與的人數和學科之眾多、議題之廣泛與活潑，都不是傳統人文社會學門所能望其項背者。不過，文化研究的反思與批判動力，不能不指向自己。文化研究對於本身的自我意識與背後的眾多設定，也應該有所反省和質疑。
在2009年初的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中，主事者安排了一次座談，針對文化研究的積累成果、發展路徑、以及文化研究與廣泛學術界和大社會的關係，有所探討反思。有鑑於文化研究的影響並不侷限在該領域內部、更不囿於學界本身，這次討論很值得公諸最廣泛的知識、文化、藝文界。感謝文化研究學會以及諸位與談人的協助，本期《思想》得以刊佈整個討論內容。尤其需要指出，這次的討論引進了香港以及新加坡文化研究發展的經驗，關注範圍也涉及亞洲，正符合文化研究的「跨域」抱負。未來，若是「跨域」能及於傳統的學科畛域，能見到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反向對文化研究作分析、提意見，應當更有相互攻錯的意義。
由於文化研究標舉「文化」，論者有謂「結構」會不會因此隱而不彰呢？會不會遺忘了歷史上政治經濟學的整體性關懷呢？其實，只要問題意識完整，結構與文化完全可以兼顧。美國哲學家安卡德教授應邀來台灣演講，從女性主義的立場肯定資本主義體制，著眼點便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於傳統性別文化的顛覆作用，以及資本主義提倡技術與文化的創新有助於女性的福祉和解放。資本主義與女性主義都是聚訟紛紜的主題，其間關係更常被視為水火，安卡德對於兩者有自己的獨特理解與評價，所言勢必會引起相反的意見，值得進一步討論。這篇演講能在《思想》發表，我們要感謝安卡德教授的惠允、以及陸品妃博士的鼎力協助。
李安的電影《色戒》、以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本刊都已經發表過評論文章，但是評論不會有定論或止境。本期孫筑瑾教授的文章甘冒不諱別立一說，對張愛玲原著以及李安電影均提出了相當負面的評價，當然值得發表，供讀者參考。高華教授是大陸很知名的黨史學者，病榻上寫下了龍應台所述六十年前歷史變局在他心裡引起的悲情與思緒，尤其不能不讓跨海的讀者一讀與共鳴。我們在此祝福高華教授早占勿藥，恢復健康。（高華此文的簡體字版，將在北京的《領導者》雙月刊六月號發表。）
最後需要說明，本刊的文章以首發為原則，一般不再翻譯已經以外文發表的文字。本期發表的培瑞安德森〈中國熱〉一文，英文版雖已在二月間以英文發表，但本刊係在英文版發表之前即獲安德森教授授權刊登中文版。中譯的發表有所耽擱，請讀者、作者以及譯者諒解。今後，本刊會在首發的原則之下，不時翻譯發表具有介入中文世界知識討論功能的外文文章，以資豐富整個中文世界的思想資源。

根源與路徑：文化研究十周年*
劉紀蕙

I. 台灣這十年的文化研究發生了什麼？
台灣的文化研究學會創立於一九九八年。但是，其根源當然並不是始於此點。從八零年代中後期衝撞威權體制的各階層運動，以及知識界所展開的在地化反省與實踐，例如一九八八年以左翼批判立場出發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九九一年以邊緣位置挑戰正統的《島嶼邊緣》，或是當時大量出現的街頭政治劇場與後現代文學藝術：這些轉變的底層所牽連的，是台灣知識場域某種從邊緣掀起的地層擠壓與轉型。
一九九八年，陳光興結合台灣學界人士，成立了文化研究學會。這十年間，經過了五任理監事工作團隊的努力，舉辦了十次的年會，由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師範大學輪流舉辦，文化研究電子月刊出刊了８６期，文化研究學刊出版了六期。目前學會成員兩百人左右，不過，每一次年會的參與人數眾多，曾經高達一千人次。這些活動顯示了文化研究所累積的影響力。
但是，如何理解這些現象，則須要認真面對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轉變的路徑？文化研究為何會吸引學院內外的研究者？體制內的學術成規為何不能滿足文化研究的學者與學子？甚麼是學術體制？為何文化研究的工作持續是處於體制外的活動？為何體制外的文化研究之體制化工作仍舊需要被討論？

II. 文化研究的體制外性質
學術體制是知識形態穩定自身的框架。十九世紀以來的學科透過知識分工原則，根據研究對象，設立了區分知識形態的範疇。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文學、藝術、哲學等等不同傳統學科，成為規範人們學術工作的認知模式與研究路徑。學科的分化越精細，研究的對象越具體，則知識的格局也就越被侷限；更有甚者，研究問題的設定與解決方案，也早已在預設的框架中被決定。如此，學術體制所完成的，只是不斷自動複製的知識工作。
但是，我們對於知識的需求往往來自於我們對於變化中的世界所帶來的難題之思考，以及對於種種文化現象所產生的問題之探索。這些難題之思考與探索無法被既定的學術體制所滿足；它們是屬於歷史的，也屬於社會的，牽涉了政治經濟，也牽涉了文學藝術；最終，這些思考都會進入哲學式的思維。
文化研究之所以會發生，便是因為問題感的迫切性以及知識上的不滿足。無論是從社會學領域岔開，而進入批判理論與文學藝術的檢視，或是從歷史學延展，而納入文學藝術、性別與政治經濟的考量，或者從文學藝術切入，拓展出族群關係、社會歷史脈絡與政治經濟因素的探究，都是從根本的問題感所驅動而進行的銜接與拓展。文化研究只是個空泛的名稱，跨領域研究也只是表面的現象：在文化研究這個空泛的名稱所撐開並容許的各種跨領域路徑之下，真正發生的，是不斷變化與發生中的知識活動。
因此，文化研究並無法被任何定義或是根源所固定。在不同歷史社會環節以及不同的在地機構中，由於不同的問題感之驅動以及不同研究者的組合，都會形成不同的文化研究。台灣二十世紀末期所啓動而到二十一世紀當前延續的文化研究，必然與二十世紀中後期在英國或是美國所發生的文化研究不同，也與亞洲地區不同國家所發生的文化研究不同。文化研究如何能夠在不被固定的同時，持續讓其所撐開的知識空間發揮其刺激研究與累積思考的效果，就是文化研究學會可以進行的體制外之體制化工作。
在過去十年之間，台灣的文化研究學會完成了甚麼體制外的體制化工作呢？

III. 體制外的文化研究的體制化工作
首先，我們要從台灣的文化研究學會過去所進行的幾項體制化的工作來討論。
1、 文化研究年會
過去十年來，文化研究學會與不同大學的相關科系合作，英美文學、社會學、大眾傳播、城鄉所，籌劃了不同議題的會議，包括「科學、美學、權力」，「人文社會學術的文化專向」，「重訪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靠文化」，「去國／汶化／華文祭」，「眾生眾身」，「城鄉流動」，「樂生怒活」。每隔一年會有一次擴大的東亞國際性會議。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的年會都是由學會當屆的理監事工作群與不同學校的研究者組成會議籌備小組，因此這些組成是臨時而流動性的。在集思廣益與腦力激盪之下，每一屆年會的形成都具有相當大的機動性。這些標題之下所涵蓋的複雜議題，以及投稿者的多元來源，顯示了文化研究在不同學科領域所產生的撞擊。每一屆年會所產生的大量論文以及吸引的眾多參與者，已經呈現了文化研究的豐富生命力。值得我們觀察的是，今後文化研究學會是否會繼續充分發揮此具有邀請現有的學術工作提供深化的成果，又有激發與開啓新興學術生態的功能（？這句話有點難解），而可以具體促成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對話與挑戰。
2、 文化研究電子月報與文化批判論壇
《文化研究電子月刊》的「三角公園」與「文化批判論壇」，以電子期刊與文化批判論壇的機動性，充分利用每一屆理監事工作團隊的活力，邀請學會會員與學界、社運或是文化人士，對於當前社會的文化議題與學術脈動進行觀察與評論。因此，幾年下來，文化研究月報所刊載的專題與論壇紀錄，反映出了這段時間文化研究學者的敏感焦點。
我們大致可以區分為幾個範疇：
(1) 政治文化觀察：呂秀蓮抓狂，族群認同，選舉文化，大和解可能或是不可能，轉型正義論述，政治暴力研究，激進和平，後殖民台灣
(2) 文化現象與公共政策的分析與批判：電視改革與媒體政治，電眼與城市監視，電影環境與產業，移民與外勞問題，外籍新娘與代理孕母，生命政治與生命管理，社會創傷經驗療傷策略，人文醫學與疾病敘事，博物館文化政治，體育、奧運與文化，暢銷書與出版文化，學生制服，動物權，環境政治，全球化，社會運動的多元化
(3) 大眾文化的分析：城市空間，流行音樂與消費文化，飲食文化，搖頭丸，台客，哈日，迷文化，酷兒研究，霹靂火，性產業，援交
(4) 東亞議題：上海摩登，東亞後冷戰問題，緬甸連線，日本國族主義，想像中國崛起
(5) 學術體制檢討：文化研究方法論與學程規劃座談，台灣學術教育國際化的問題、教育改革出了什麼錯、卓越如何追求–從教育部推動大學整併談起、全球化與學術生產、ＳＣＩ／ＳＳＣＩ迷思之檢討
這些具有當前性的新興議題，由於是仍在發生中、尚未解決、甚至是尚無法清楚思考的問題，因此吸引了大眾的關注，也刺激了學術界的焦慮。在紫藤廬所舉辦的文化批判論壇，是思考與辯論的激盪，也是後續研究與書寫的動力起點。透過文化研究電子月報的流通，更可以邀請不同角落的讀者參與此思考與回應的工作。
由於文化研究月報的三角公園可以透過電子作業完成，因此仍舊可以維持每月或是隔月一期。不過，三角公園需要規劃，或是由專題主編提供稿源，文化研究電子月報的編輯往往為了稿源不足而焦慮，偶而不得不脫刊。文化批判論壇在近兩年則更顯得漸趨疲弱，2006年與2007年從前兩年的每年十場逐漸降到每年舉辦五場，而2008年則僅舉辦一場。
要敏銳地捕捉當前發生中的文化議題，是不容易的。這個敏銳度還需要配合具有分析問題癥結的犀利觀察能力，以及邀請不同領域關注此問題的研究者參與對話的組織能力。因此，一個可以合作而具有異質性的工作小組的腦力激盪，是必要的基礎。
如何能夠讓文化研究月刊保持這種具有彈性而機動的方式集結與回應社會文化議題，也是值得認真面對的問題。
3、 文化研究學刊
《文化研究學刊》是文化研究學會支持的學術性期刊，半年期，至今進入第七期。除公開徵稿之外，該刊編委也主動規劃專題。論文形式除了正式論文之外，亦有批評與回應、思想論壇、思想翻譯、展評、藝評、訪談。該刊審查嚴謹，退稿率在七成以上。歷年來收到來自於華語世界各地（台灣、新加坡、大陸、香港、澳門、韓國等地）的稿件，不僅促進台灣的跨領域學術對話與知識能力，也凝聚了國內外華語地區文化研究活力，成為華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指標。
在文化研究學刊的論文中，我們注意到了一些新形式的問題意識與論述的發生。比較突出的議題，例如「誰的台灣文學史」、「當代史學與後現代的糾葛」、「政治暴力的反省」、「關於帝國與現代性的當下痕跡」、「影像的紀實與政治」、「子安宣邦與東亞現代性議題」等。這些議題指向了學術關注的變化面貌。
文化研究學刊的繼續發展是值得期待與嚴格要求的。文化研究的拓展，思考的累積，學術知識工作的突破，要在這些學術論文的格局中觀察。這是更不容易的工作。組織上唯一可以考慮的，是維持一個具有前瞻性、理想性、長期發展、穩定的主編人選與適度汰換更新的編輯群編制，既有規劃的主導性原則，又有開放的彈性。但是，學術論文有其學術規範的慣性，研究問題也有其難以突破的認識框架與知識範疇之限制；要挑戰此框架，並不是組織工作所可以完成的面向，而需要每一個研究者自身的突破與持續工作。文化研究學刊如何能夠鼓勵與吸引研究者的思考工作，抗拒學術體制的內在重複，也抗拒流行理論的套式遊戲，則是個複雜的問題。

IV. 台灣的文化研究相關體制的展開與困境
台灣的文化研究活動並不僅限於文化研究學會的相關體制。台社季刊、中央的性／別研究室、國際邊緣、交通大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新興文化研究中心、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原屬清華大學），以及其他社運團體，一直都是台灣文化研究展開的不同側面。除此之外，棲身於不同學術單位的文化研究之研究者，無論是英美文學、傳播、社會學、人類學、歷史、藝術或是人文醫學，都或多或少滲透而調整了各個專業領域的研究取向。
然而，雖然文化研究在台灣這十年來有相當活潑而多元的發展。在體制上，文化研究卻仍舊有其曖昧不明的位置。
交大社文所是比較幸運的例子。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七年前在偶然的機緣之下成立，今年又邀請到了陳光興加入陣營，目前除了本人、朱元鴻、陳光興之外，另外有政治思想、文化歷史、中西古典哲學背景的六名成員。截至目前為止，產出碩士論文二十餘篇，每一篇都有其獨特的問題意識，大致分布於三個區塊：第一是關於歷史論述與文化意識型態的重新問題化，第二是進行中的文化活動與社會現象的觀察與分析，第三是文化體制與機構的運作與生產機制的分析與檢討。過去四、五年來，交大社文所與清華大學、中央大學聯合舉辦跨校文化研究學程，近年來也開始與北京清華大學、上海大學文化研究中心、華東師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這些都是難得的學術力的集結與交流。
但是，整體而言，台灣學界對於「文化研究」仍舊抱持著戒慎的態度，這是難以突破的困境。
文化研究所面對的體制性困境，反映出了台灣整體學術界的學科慣性思維模式。這種慣性模式使得學術審查制度在既有的學科成規中不斷複製自身，也使得新興的學術體制難以出現。
理想上，高等教育的大學部是基礎教育，在基礎教育之上，新興的知識形態可以透過不同的學術機構中人才的組合以及學程的規劃，有彈性地發生。除了大學部的學程之外，研究所更是屬於學程的組織形態。研究者累積多年而發生變化的研究問題意識與研究取徑，無法被其早年求學過程中的學科所規範。一個具有彈性發展的學術生態中，應該容許各機構內發展中與逐漸成熟的研究團隊，根據其長年所專注的研究議題以及自然形成的研究群，規劃一個具有體制性的學程。如此，一則可以使研究者更為投入其研究而尋求突破，再則可以使資深的研究者訓練與帶領年輕的研究者。
但是，台灣的學術界體制實際上是缺乏彈性的。中央大學過去二度申請成立文化研究的博士班，都被教育部的審查程序駁回。其理由十分可笑，其中一種理由指出「缺乏英國或歐美文學之較專門課程，部分教師開設過多專門課程」，「缺乏中古、十八世紀新古典主義等課程，而偏於近代與現代，專注於文化課題；文學課程遠比理論課程少」，另外的理由則是指「以美國與台灣為例，文化研究已趨飽和，英美各大學紛紛取消此一學系，也許應以英美文學博士為主，文化研究為輔。但申請單位目前似乎以文化研究為重點，與市場乃至世界學術潮流頗有差距。」這兩種理由的共通處在於，審查者以既有的體制來質疑新興而仍在變化中的文化研究。
顯然，台灣學界透露出了兩個明顯的心態，其一是以目前文化研究棲身之專業領域來限制與規範文化研究的發展模式，例如英美文學系按照固有的英美文學專業領域，來要求文化研究的必備基礎，或是人類學要求田野的必要性，而不承認歷史敘事分析或是思想史的工作，歷史研究則強調檔案，無法容忍理論的探討；其二是以所謂的英美大學市場（其實或許是美國）以及所謂的世界學術潮流，來限制本地的文化研究之發展與體制化。問題是，為何要以英美模式來預期台灣的學術路徑？為何要以原本所從出的單位來限制新的學術體制的發生？何謂市場？何謂飽和？此處已經牽連了錯誤計算的思考模式與衡量尺度。
當然，中央大學英文系的挫折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多年來，台灣學術界向國科會提出的專題研究計劃申請案，或是升等的過程，若涉及文化研究，便會因為領域定位不明，而被不同專業領域的要求所質疑或是否定。
上述兩種例子，一個是學術機構的審查，一個是個別專題研究計畫的審查，都面對了跨領域學科的窘境。台灣當前的學術環境並不具備充分的跨領域能力的研究人才。因此，所謂跨領域審查，只不過是由兩種或是數種專業的箝制性視野，所進行的多重原則的檢查與排擠。
台灣學術界對於文化研究的抗拒，剛剛好反映出學術界沒有學術探究的自信心，不敢跨越專業領域，不敢面對知識的變化、拓展與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