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外：台日跨國女性的離返經驗

「台灣與東亞」發行旨趣／陳芳明

「東亞」觀念進入台灣學術界，大約是近十年的事。但歷史上的東亞，其實像幽靈一樣，早就籠罩在這海島之上。在戰爭結束以前，「東亞」一詞，挾帶著相當程度的侵略性與壟斷性。它是屬於帝國主義論述不可分割的一環，用來概括日本殖民者所具有的權力視野。傲慢的帝國氣象終於禁不起檢驗，而在太平洋戰爭中一敗塗地。所謂東亞概念，從此再也不能由日本單方面來解釋。尤其在跨入一九八○年代之後，整個東亞地區，包括前殖民地的台灣與韓國，開始經歷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改造與民主政治變革。一個新的東亞時期於焉展開。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學界，開始浮現「後東亞」一詞，顯然是相應於後結構主義的思考。所謂「後」，在於強調新的客觀條件已經與過去的歷史情境產生極大差異。在新形勢的要求下，東亞已經成為一個複數的名詞。確切而言，東亞不再是屬於帝國的獨占，而是由東亞不同國家所構成的共同觀念。每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站在自己的立場重新出發，注入殖民時期與戰爭時期的記憶，再定義東亞的政經內容與文化意涵。他們在受害的經驗之外，又具備信心重建主體的價值觀念。因此東亞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概念，不僅要找到本身的歷史定位，同時也要照顧到東亞範圍內不同國籍知識分子所提出的文化反省。
東亞的觀念，其實富有繁複的現代性意義。所謂現代性，一方面與西方中心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一方面又與資本主義的引介有相當程度的共謀。當台灣學界開始討論東亞議題時，便立即觸及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在歷史上不斷受到帝國支配的台灣，不可能永遠處在被壓抑、被領導的位置。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台灣學界開始呈現活潑生動的狀態，許多學術工作已經不能只是限制在海島的格局。凡是發出聲音就必然可以回應國際的學術生態，甚至也可以分庭抗禮。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不僅台灣要與國際接軌，國際也要與台灣接軌。
「台灣與東亞」叢刊的成立，正是鑑於國內學術風氣的日漸成熟，而且也見證研究成果的日益豐碩。這套叢刊希望能夠結合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嘗試探索東亞議題的可能性。無論是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專業訓練，都可以藉由東亞作為媒介，展開跨領域的對話。東亞的視野極為龐大，現代性的議題則極為複雜，尤其進入全球化的歷史階段，台灣學術研究也因而更加豐富。小小的海島，其實也牽動著當代許多敏感的議題，從歷史記憶到文學審美，從環保行動到反核運動，從民主改革到公民社會，從本土立場到兩岸關係，從經濟升級到勞工遷徙，無不細膩且細緻地開啟東亞思維。本叢刊強調嚴謹的學術精神，卻又不偏廢入世的人文關懷。站在台灣的立場，以開放態度與當代知識分子開啟無盡止的對話。

序言：為何不走不行

書寫，是為了自我救贖，這本書也不例外。
從日本返國後的這十五年來，我主要的教學和研究領域分屬「性別與移動」（gender and migration）和「性別與觀光」（gender and tourism），兩者的共通點是：從性別的觀點，特別是從女性「主體性建構」（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的觀點，去探討「遷徙」這個日趨頻繁的社會現象到底有什麼樣的意涵。我不僅是一名研究者和觀察者，同時，也是參與者及當事者，本身就是一位長期且周期在城鄉、在國內外移動（亞洲為主）的人，深刻瞭解「遷徙」這件事，對於女性建構生命意義的重要與可能。
那麼，為何女性「不走不行」呢？
她們的動機可能是出於自主或被迫，形式也許是單飛或結伴，目的不外是賺錢、逃避或自我追尋，本書就是試圖從台日兩地跨國女性（包括台籍、日本籍以及其他國籍）的生命經驗中，汲取可能的答案。這本書共收錄了八篇論文，主要是我過去連續五年（二○○六─二○一一年）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以及日本野村國際文化財團、横濱國立大學國際交流基金研究補助（二○○七年）的成果結集。八篇論文的特色是：首先，它分屬「性別與移動」和「性別與觀光」兩大研究領域；其次，它架構出「送出國」、「接受國」（性別與移動研究）以及「客方社會」、「主方社會」（性別與觀光研究）的雙重視角；再則，它涵蓋了台灣和日本兩處實地調查的成果，日本方面，我在二○○七年六月─七月取得横濱國立大學教育人間科學部外國人研修者之資格，以及二○一○年一月─二月取得琉球大學國際沖繩研究所客員研究員之資格，分別前往川崎市及南大東島進行田野研究；還有，它涉及了台日兩地跨國女性也就是女工、女遊、女性移民、女性解說員等不同階級、族群的研究對象之生命經驗；最後，它橫跨了一九六○年代到千禧年之後半世紀之久的時序。
關於本書各章的內容摘要與學術特色，分述如下。

第一章　　離返與性別規範：一九六○至七○年代沖繩諸島的台灣女工
本章從離返與性別規範的關連性切入，解構一九六○至七○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跨國生命經驗，並以嘉義縣大林鎮八位女工的訪談內容進行描述與分析。本章突顯了「夫家」在她們這趟離返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力，特別是以夫家為主、為尊所延伸出去的性別規範，深刻地影響著女工的移動以及她們日後對於離返經驗的詮釋。研究發現：（一）、女工出國工作被當成是一種夫家的家族生存策略，從夫家對於女工出國動機的左右、夫家對於女工移動形式的干預、以及夫家在女工出國期間的支援等三點可以看出，這個策略的決定和行使，不在女工身上而是在於夫家。（二）、女工在這趟「苦工旅行」中，必須承擔精神上的苦痛也就是想家，女工返鄉後，確實對於改善夫家家計有所貢獻，但她們對辛苦賺來的金錢無權過問，與夫家成員的關係變化也不大，更沒有去反省身處農村性別規範下的困境與卑微，只能繼續默默地吞忍。究其原因，她們本身對於傳統性別角色的認知根深柢固，而且，農村父權制家庭內的倫常關係確實難以轉變。
本章最大的貢獻是，指出二十年來台灣雖然已成為東南亞外勞和外傭的重要接受國，但歷史上，台灣也曾經是一個女性移工的送出國，這個事實可能已被遺忘或不願面對。和先行研究對照，本章的主要特色有以下三點：一、本章從「送出國」農村的性別規範去探討台灣女工的離返經驗，這和目前國內以「接受國」觀點為主流的研究論述，非常不同。同時，本章以一九六○至七○年代南台灣的農村為「性別與移動」研究的時空背景，算是國內的先驅之作。二、本章在研究時序、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三方面，對於既存的「台沖人口移動研究」，也有一定程度的補強。三、本章呼應了先行研究的手法，從「移動動機」、「移動形式」、「移動中的角色遞補」等幾個面向，爬梳了離返與性別規範之間的密切關係。

第二章　　東方主義的再思考：南大東島島民與大林女工的雙向凝視
本章從東方主義的再思考這個視角出發，以「沖繩島民和台灣女工雙向的凝視與互動」切入，掌握一九六○至七○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研究發現有三：（一）不同的島民對於女工有不同的凝視，有的正向有的負向，無論是從勤奮的勞動者到省錢達人或消費者，還是從愛人到家人；反之亦然，不同的女工對於島民也有不同的回望，有好有壞，基本上是陌生而遙遠的，但對於蔗農家的評價普遍良好。（二）女工採藥草的技術、節省不浪費的態度、防曬護膚的好習慣，這些都成為當地人嘖嘖稱奇、學習仿傚的對象。（三）女工和蔗農仍無法脫離雇主雇傭的主從關係，但雙方未必一定存在著壓迫關係；女工選擇穩定認份的和平相處，沒有出現什麼日常反抗的舉動，力求彼此相安無事。
透過本章清楚看到的是，確實存在著「各種不同島民」與「各種不同女工」凝視與互動的實況。值得注意的是，女工的某些特質成為當地人嘖嘖稱奇、學習仿傚的對象，此點打破了薩伊德鉅作《東方主義》中殖民者對於被殖民者、或是強勢者對於他者女性慣常性地扭曲地再現，相反地，它呈現出另類的翻轉，凸顯出殖民者並非全然高高在上，他也有向被殖民者學習的一面。此外，本章不刻意強調女工在台沖二元對立的不平等處境下之無奈，而是去凸顯女工在這趟跨海苦工旅行中的「自處之道」，簡言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的關係不能被視為單純的「壓迫─抵抗」而已，倒不如看成是超越「壓迫─抵抗」以外的相互實踐。

第三章　　展演與認同：台北縣市國小多元文化週的女性移民
本章的目的在探討文化展演、移民與認同三者之間的關連，並以台北縣市國小多元文化週的女性移民為研究對象，由她們自身對展演經驗的詮釋去掌握認同的變化。研究發現如下：（一）這些可以現身、願意現身、並出來展演文化的女性移民，確實具備了許多積極參與的正向特質。（二）她們的展演經驗主要是呈現熟悉的今昔以及扭轉台灣人對其母文化的誤解，也就是返回原生或傳統文化去找尋慰藉，其內容通常是沒有太大爭議、早已定著的，但不會觸及她們在台灣的真實生活。換言之，女性移民並未積極地想去抵抗台灣既存的價值體系，頂多只是透過出來展演的機會，將台灣人對她們母文化的誤解，做了些許澄清或重新詮釋。（三）展演過後，她們從自我的提升、子女的肯認與台灣人的接納中，來省視自／他關係的良性變化，重塑自己在接待社會台灣的認同。
國內的先行研究主要將新移民女性圈限在兩個空間和角色中去討論，一是「教室」：台灣各級政府單位或民間團體主導下的生活適應班、中文識字班、駕訓班、成長班、親職教室裡的聆聽者、學習者或是等待被輔導的人。二是「夫家」：從她們深陷台灣夫家的各種不平等關係或角色切入，去解構其困境或出路。因此，本章最大的特色是：突破了先行研究只將新移民女性圈限在「教室」和「夫家」這兩個空間的狹隘性，進一步挖掘新移民女性扮演其他角色的多元性，她們不再只是教室內被動的學習者，也不再只是夫家家庭內的勞動者、再生產者、經濟提供者或一家老小的照顧者。她們除了學生、人妻、人母、人媳等角色外，還有其他機會去扮演「教室和夫家以外不同的自我」，她們已經是一名站在公開場合侃侃訴說、展演自己母文化的的女性，這是本章提供的一個嶄新視角。

第四章　　從國際理解教育看女性移民的社會參與：川崎市的民族文化講師
本章從女性移民日常生活的歧視經驗出發，探討她們在接待社會如何透過國際理解教育進行社會參與，並以日本川崎市的民族文化講師為例加以說明。透過訪談得到三個研究發現，一是女性移民的參與動機和母職經驗有關，二是她們在課堂中的參與形態主要是異文化的介紹，只有少數人會觸及反歧視的啟蒙，換言之，她們被歧視的經驗並沒有延伸至實際的參與形態上，三是她們的參與回饋，縮限在學校的學童而非教師的觀念變革裡。
主要貢獻有三點：首先，本章跨越出近年來「性別與移動」研究只將女性移民圈限在家務勞動或家庭的這個脈絡，突顯了「從事非家務勞動、走出家庭場域、在公共空間中進行社會參與、具備一定學經歷」的女性移民之存在價值。其次，先行研究多來自日本的教育學者，其關注的焦點是：國際理解教育因外國人的參與產生了什麼變化，包括教學主旨、授課內容、師資問題、學習成效、對學童異文化觀念型塑等。但是，做為日本國際理解教育主要師資來源的外籍講師這些當事者的想法到底為何？此點，似乎沒有受到太多的注意。筆者跳脫日本教育學者的視角，從移民當事者也就是女性移民的立場切入，藉由國際理解教育這項社會參與的具體實踐，挖掘「女性移民─社會參與─國際理解教育」三者之間的關連，窺探她們在接待社會的生存方式。最後，被歧視的經驗有可能是具備母職的女性移民社會參與之助力，而非如先行研究中強調的全然只是阻力。
此外，二○○七年夏天，筆者在川崎市進行本研究調查時，承蒙公共電視製作人王瓊文女士等一行，隨行拍攝川崎市民族文化講師交流事業的實況，並完成紀錄片《幸福的地圖》，已於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於公視頻道首播。

第五章　　「移民區病理─網絡集結點」的衝突與克服：在台越南女性的店家
本章以在台越南女性的店家為例，探討她們如何面對「移民區病理─網絡集結點」的衝突以及克服的方法，研究發現，因國際通婚而出現在夫方社會的族群自營業店家之女性移民，面對「移民區病理─網絡集結點」的衝突時，針對來自接待社會不同人所加諸的污名，她們會採取不同策略去克服，包括積極柔軟或是消極隱忍等態度。影響這些策略運用的主因是，接待社會中的誰（附近台灣人店家、一般台灣人食客）對她們而言存在什麼樣的害關係（是否成為客源），此外，她們個人自身的特質及實力：人好、外表乾淨、吃苦耐勞、親切有禮又健談、主動打招呼、國台語的流暢等也都是影響的因素之一。
主要貢獻有三點：首先，本章旨在處理「族群」議題而非「性別」議題，換言之，越南女性牽引出的性別權力關係，也就是以父權制為軸心所延伸出去的社會關係或人際關係之衝突與化解，並非本章的焦點，越南女性透過經營小吃店家與台灣人及台灣社會的權力折衝，才是研究的主軸。其次，本章不同於部份先行研究的前提，把族群自營業店家的「客群」只鎖定在東南亞人（特別是外勞），而忽略了族群自營業中的移民也想賺更多的錢、掌握更多不同的客源、做更多台灣人的生意，無論是同國人、其他東南亞人或接待社會的台灣人。還有，克服「移民區病理─網絡集結點」衝突的方法很多，本章也不同於部份先行研究，把店家視為一個「戰場」，刻意強調移民以「對抗他者、文化鬥爭」的強硬手段面對接待社會。她們以和善的態度、禮貌及自身的實力，取得台灣人的信賴，化解「移民區病理─網絡集結點」的矛盾，也從台灣人的捧場、肯定與國台語變得流利等過程中，獲得一定的自我肯定。

第六章　　過剩與闕如：千禧年後日本女遊書寫下的台灣意象
本章目的在於解構一九九○年代之後日本女遊書寫下的台灣意象，透過五個不同意象來源做交叉對比，再從女遊書寫中整理出：「過剩的觀光意象」、「台灣療癒日本人的疲勞」、「闕如的觀光意象」等三部份。研究發現，（一）女遊書寫下的台灣意象糾結了觀光資本主義、東方主義、國家機器、父權制等錯綜複雜的結構，它們共同捆綁著女遊以及隨後的女遊書寫，女遊似乎沒有太多選擇，只能被迫地在旅行社推出的行程以及媒體打造的行程之間打轉，特別是在國際大都會的台北。（二）此外，女遊書寫的意象中可以看到，客方社會的旅行社及主方社會的國家機器共同打造出「台灣療癒日本人的疲勞」為主的訴求，台灣被建構成一個足以提供日本女遊親切款待、順從與體貼的地方，持續了日本人對亞洲不平等的消費及凝視。（三）女遊書寫最為匱乏的是登山、鐵路、遺跡、建築、殖民、歷史等意象，女遊不想或不敢從事這些活動的原因，可能是父權制對女遊行動的捆綁，她們很難克服來自男性與家的束縛，只能在安全和被默許的範圍內從事觀光旅遊。
多數先行研究解構的是，以先進國家「男遊」為國際觀光消費主體時所打造出來的觀光意象，其中，東方主義已經和父權制、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機器、觀光資本主義等結構盤根錯節，這些都成為解構批判的主要焦點。那麼，當解構以先進國家「女遊」為國際觀光消費主體而打造出來的觀光意象時，又會有什麼發現呢？本章強調，其實和男遊一樣，這些相互糾纏的多重結構仍然牢牢地綑綁著女遊，因此，本章的最大貢獻是：掀開日本女遊書寫下的台灣意象，以及點破這些意象之所以淺薄其背後的原因和機制。

第七章　　過猶不及：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
本章旨在解構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並以西方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以及日本對於這些書寫的回應做對照，去定位台灣女遊書寫的可能價值。主要研究發現有四：（一）旅行，是女遊展現積極生命態度的重要實踐，女遊書寫，是這項實踐的反芻與記錄，女遊多從「哈日」出發，透過不同的因緣及方式，讓自己和日本產生積極的連結。（二）無論從眾或獨走，女遊書寫的出版品之調性，多屬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三）女遊凝視著日本女性的「優雅舉止」、「細心妝扮」以及「認真對應」，多採遠眺、旁觀或擦身而過的輕描淡抹，並沒有出現深層、長期、多方交流後的描述或自省。女遊也從「新奇有趣」、「專注認真」和「煩人厭遇」等方面注視著日本男性，依然是從旁眺望或遠觀，彼此並無真實的互動，只在安全、不麻煩的範疇下，有距離地去想像、去觀看、去接觸。（四）因此，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之價值在於，提供台灣人瞭解日本旅遊的一個可能文本，但它只稍縱即逝，滿足了女遊自身或台灣本地出版市場、讀者的短暫需求而已。
回顧「台灣女遊書寫」之相關先行研究，本章找出了女遊書寫研究的四個主要座標軸：文學的價值、女遊的價值、客方社會與主方社會，準此，本章以女遊對於「主方社會」日本的意象書寫做為主軸，分成「女遊特質概觀」、「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從眾與獨走」、「若即若離：從凝視到互動」三部曲來做鋪陳。本章最大的貢獻在於，點出了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之破綻，並借取「西方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以及日本對於這些書寫的回應」做為反思的座標軸，這是國內先行研究中未曾出現過的嶄新視角。

第八章　　觀光業原住民女性的勞動身影：太魯閣族解說員對主客互動的詮釋
本章旨在處理特定觀光業中原住民女性的勞動身影，並以太魯閣族女性解說員為例加以說明，嘗試跳出「性別化的國際關係」或「政治經濟學」等巨視觀點，藉由她們對於主客互動的詮釋，還原原住民女性解說員的勞動實況，從太管處、民宿、社區協會三種正式與非正式、規模大小不同的工作場域切入，以五位太魯閣族女性解說員當事者的立場出發，瞭解她們對解說這份工作的認知態度。研究發現：（一）她們努力培養勞動條件，從專業知識、情緒管理、體力負荷、外貌形象等四個面向著手，讓自己「變成」原住民女性解說員。（二）她們在勞動現場和遊客互動的過程中，巧妙地處理族群╱性別╱階級的衝突，在「以客為尊」的基本原則下，她們的解決之道是各顯神通、剛柔並濟。（三）她們從主客互動的解說工作中獲得很多成果與收穫，連帶地，也影響到原住民女性解說員對於自我、對於太魯閣族文化的重新認識。
本章排除了國內先行研究已討論過的當代台灣觀光業原住民女性的勞動身影（紀念品販賣者、陪照者、理票員、傳統服飾編織者、歌舞表演者、觀光親善大使、原住民風味餐廳的女廚），而去選擇不同的、晚近才出現的「原住民女性解說員」為研究對象。可以看到，在個人資質條件、工作場所屬性、勞動特質等因素交疊下，形塑了原住民女性解說員的勞動身影。近年來，她們已逐漸出現在各種以原住民文化為訴求的正式或非正式、規模大小不等的觀光場所，女性解說員的勞動特質是非家務勞動延伸、必須與遊客互動頻繁、不刻意賣弄女性的身體魅力。本章以主客互動論的角度，還原「原住民」、「女性」、「解說員」的勞動實況，太魯閣族女性解說員的現身說法，提供了我們對主客互動的真實認識，也肯定了主客互動帶給主方社會女性觀光從業人員的影響，確實不容小覷。
除了平述各章的內容摘要與學術特色外，當然，這本書還有幾種對照式的可能「讀法」。
〈離返與性別規範：一九六○至七○年代沖繩諸島的台灣女工〉和〈東方主義的再思考：南大東島島民與大林女工的雙向凝視〉這兩篇，分別以「送出國」和「接受國」的觀點，來關照台灣女工的跨國生命經驗。〈展演與認同：台北縣市國小多元文化週的外籍母親〉和〈從國際理解教育看女性移民的社會參與：川崎市的民族文化講師〉這兩篇，則以台日雙方類似的校園活動為研究對象，去貼近接待社會中有展演母文化經驗的女性移民。就篇名來看，無庸置疑地，〈過剩與闕如：千禧年後日本女遊書寫下的台灣意象〉和〈過猶不及：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這兩篇，是台日雙方高度的對照之作，女遊書寫的「特色」與「極限」表露無遺。〈「移民區病理─網絡集結點」的衝突與克服：在台越南女性的店家〉與〈觀光業原住民女性的勞動身影：太魯閣族解說員對主客互動的詮釋〉這兩篇，共同處理了女性移民和女性解說員面對食客、遊客時的自處之道，以及她們如何從主客互動中建構自我的主體性。或許，透過這樣的讀法，更可以看到台日兩地跨國女性展開生命經驗時的軌跡，也能嗅出台日雙方存在的「普遍性」及「特殊性」。
在此，想要特別交代一下我和大林、沖繩兩地之所以連結的因緣。
十五年前，我剛到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任教，開啟了和大林這個與世無爭、與世隔絕的小鎮之緣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離開都會到農村長期生活。轉眼之間，大林已成為我生命裏不可抹滅的另一個精神原鄉，這個原鄉和我曾經生活過的台北、東京並非截然的斷裂，而是若即若離、若隱若現，我可以在此找到老台北、日本、殖民的種種建物與風情，它們脈脈地映照著過去，過去的台灣、過去的日本以及過往的自己。（參考邱琡雯主編，二○○九年，〈凝視大林、凝視自我〉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七十八期四月十五日）那麼，沖繩呢？位處南台灣的大林，終年風和日麗，放眼望去四處綿延的甘蔗園和鳳梨田，確實讓人連想到沖繩的地景與氛圍。但平心而論，沖繩是我生命中意外出現的旅地，也算是另一個意外的日本，如果，沒有這些大林女工的跨國生命經驗，我可能無法和沖繩產生積極的連結，它只是我海外旅遊的一個選項罷了。最後，這本書想要獻給我摯愛的兩位外婆，一位是台北都會區的養女，一位是桃園農村的凡婦，她們幾乎都不識字、中年守寡、子孫成群、終其一生冠夫姓……。和本書中出現的多位大林女工相仿，她們被迫生在一個「貧困、保守、而且男尊女卑的價值觀難以鬆動」之舊社會，卻憑藉著堅定的宗教信仰以及吞忍、良善、柔和的德行，不願向命運低頭，默默地走過坎坷的人生。
二○○五年我出版了《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增訂一版）》（台北：巨流出版社)，對於女性移民或結婚移民婦女的相關議題，做了一定程度的爬梳。即將問世的本書可以當成姐妹作，算是這些年來研究成果的階段性整理，也是反芻自我移動經驗的紀錄，更是我落腳於美麗的大林後，對於斯土斯人的一種留念，以及對台灣、日本兩地深深眷戀的印記。我要特別感謝的是，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虞和芳教授、譯作家朱侃如女士兩位友人多年來的分享與源源不絕的鼓勵，福智《菩提道次第廣論》研討班同行善友的扶持，讓我在跌跌撞撞的路途上，繼續無畏地匍匐前行。
衷心地期盼對於移動、觀光所牽涉出的性別、階級、族群、後殖民等議題有興趣的讀者，能以「略帶嚴肅的輕鬆心情」打開此書。

第六章　　過剩與闕如：千禧年後日本女遊書寫下的台灣意象
一、前奏
本章的書寫動機主要來自以下兩點的個人經驗。
一、我從日本留學返國後，陸陸續續有些日本女性友人來台觀光，無論是自由行或是跟旅遊團，我在幾次充當導遊的經歷中，開始注意她們手中的那本台灣觀光導覽。玲子曾留學台灣，精通中文，對她而言，台灣不僅是舊地重遊的首選之地，也是另一個精神原鄉，但每次她來時，還是手拿一本介紹台灣最新版的旅遊指南。由香是第一次到台灣自由行，正逢九二一大地震的前夕，她已有多年在亞洲各地旅行及研究調查的豐富經驗，手持的是號稱日本人海外旅遊的聖經《地球的走法—台灣篇》（地球の歩き方）。育子和父母一起參加四天三夜的旅遊團來到台灣，抽空要我帶她們逛道地的土產店，也自己拿著觀光首冊去搭剛剛通車不久的台北捷運，還跑到行天宮地下街去算命。翠子和女學生是兩人行，不常出國的這對優雅熟女選擇高檔路線，入住當時北投最頂級的溫泉旅館三二行館，手拿旅遊資訊書坐出租計程車跑旅站。我不禁好奇地想知道，到底，我所生活的台灣是怎麼被介紹、被書寫的呢？
二、我開「觀光社會學」這門課已經有五六年了，發現觀光與性別這個議題中的女遊書寫受到很多學者的關注，但無論古今中外，研究者大多是以特定少數的女作家或名女人之經典遊記作為探討對象，並多從文學（而非社會學)的角度加以論述或定位。當然，這無可厚非，也相當程度反映了一定的時代背景，那就是：女遊和女遊書寫並不十分發達的那個時代。但是，面對越來越多在世界各地趴趴走的各類女遊，坊間的旅遊資訊書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內容？又，這些女遊自身所寫下的通俗旅記反映出什麼？或反映不出什麼？這些都成為筆者想要瞭解的。因此，日本女遊書寫下的台灣意象，就成了我從觀光社會學的視角探索當代女遊書寫的小小初探。
本章目的在於解構千禧年後日本女遊書寫下的台灣意象，首先，從觀光社會學中的「女遊」與「女遊書寫」、觀光意象建構中的性別兩個脈絡切入；緊接著，說明日本女遊在台灣的概況，以及她們得以書寫、得以出版的得天獨厚之條件；然後，透過五個不同意象來源的交叉對比，包括：日本旅行社推出的台北觀光行程、台灣日文媒體打造的台北觀光行程、日本旅行社對亞洲的觀光意象建構、台灣觀光局在日本的系列宣傳、日本男遊書寫，以期找到女遊書寫的確切位置；最後，從女遊書寫的台灣意象中整理出「過剩的觀光意象」、「台灣療癒日本人的疲勞」、「闕如的觀光意象」三個部份，發現這些意象中糾結了觀光資本主義、東方主義、國家機器、父權制等錯綜複雜的結構，分別詳述如下。

二、觀光社會學中的「女遊」與「女遊書寫」
「性別與觀光」（gender and tourism）研究是觀光社會學的次領域，觀光社會學從「行為者、行為的相互作用、社會體系、世界體系」四個層面鋪陳人類的觀光活動（安村克己1996），人的世界由男女所組成，性別權力關係透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結構對男女同時進行宰製，觀光活動中性別關係如何呈現、轉換與對抗，正是「性別與觀光」研究的主要課題。
觀光主體已經從「男性、先進國家白人、異性戀」為主的觀光客，擴大到「女性、發展中國家的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同性戀、銀髮族、身心障礙者」等等，也就是涵蓋不同性別、地區、族群、階級的觀光主體逐漸出現，其中，「男性是移動的─女性是定居的、等待的」這種綑綁女性的傳統觀念慢慢被打破，除了少數仍不鼓勵女性出遊的伊斯蘭社會（Sevil Sonmez 2001）、或是經濟發展未達一定水平的非洲貧窮國家外（Derek R.Hall 2001），全球各地的女遊人數正不斷攀升，女遊研究要凸顯的就是女遊在觀光活動中的位置及意義，探討女遊與家、父權的關係（邱琡雯 2001）、女遊與情慾開發（邱琡雯 2005a）等這些代表性的議題，無不充滿權力的折衝與抗衡。
舉例而言，不少研究將西方早期女遊的脈絡置於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擴張過程中，Vivian Kinnaird and Derek Hall（1994）主張，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一八三七─一九○一年）的女遊可說是大英帝國、殖民主義、戰爭與外交底下的產物，身處當時英國國內的這些女性，在「性別」上仍被男性宰製而備感壓抑，但這層壓抑卻透過到帝國內其他殖民地旅行的機會，以「種族」上的優越感取而代之，無論看待的是殖民地的男性或女性，英國女遊都自覺是高高在上的。換句話說，她們透過在殖民地所獲致種族及階級上的優勢，翻轉了在自己國家內性別上的劣勢。
女遊人數日漸增多，反映出來的現象也不少，像是為女遊量身訂做的行程、女遊專門雜誌的陸續創刊，以日本為例，『RECL femme』（一九九九年六月創刊─二○○○年停刊，昭文社）打出「美麗、舒適的熟女旅行時間」，『Cecsa』（一九九九年三月創刊，アジェット婦人畫報社）標榜「選擇優質、學習優質、樂在優質」的熟女旅遊雑誌，『旅』（二○○五年十一月創刊，新潮社）則是鎖定享受愉悅的三十歲年齡層之女遊專門雜誌，其他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各種女性雜誌或總合雜誌，更是不定期或定期推出五花八門的女遊特集。Carla M Dole（2002）也研究女遊雜誌在催生女遊上路中扮演的角色，它們如何開發女遊的需求，為不同女遊築起旅遊夢、為女遊發聲。當然，和本章最有關連的是，女遊書寫（women’s travel narratives）及出版的方興未艾，這是後人窺看她們旅遊動機、心理變化、旅途見聞的最直接資料來源，分別從英國、日本、台灣的女遊書寫相關先行研究之實例來看。
先從西方早期女遊書寫的脈絡去看，大谷裕文（1996）解構英國女遊作家Beatrice Grimshaw一九○七年出版的遊記《在奇妙的南海》（In the strange South Seas），發現她對大洋洲的原始社會有著「雙重」想像：無垢的古樸以及文明的悲慘。她唾棄在英國單調的工作、也唾棄大眾觀光的庸俗，一心嚮往熱帶南國的幽境與靜寂，這點非常符合十八世紀末以來，歐洲人對南海樂園兩大浪漫的「對照的刻板意象」（contrast stereo type）：一是幻想該地無垢美麗、人性善良、未被文明毒害，儼然原始的無人島；另一方面則對西方文明帶給當地的悲慘及污染，寄予深切的同情。
此外，柴桂子（2005、1997）研究近代之前女遊書寫的現象，分析日本江戸時期的女遊日記，從中捕捉和平盛世女遊在國內移動的行為及文藝特質，女遊書寫的背景為何，如何受到儒學、國學和俳諧的影響，她們筆下所呈現出的街道海路風景是什麼，以及女遊的動機是自願還是被迫，女遊返回後如何達到（或達不到）自我改造及自我超越。
即使到了二十世紀末，在資訊相對封閉的地區，少數特立獨行的女遊經驗還是很容易被放大地想像，三毛是一九七○年代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傳奇女遊，她的西班牙、撒哈拉沙漠等系列遊記成為當時最熱門的女遊書寫。但從後人解構性的角度去看，三毛的傳奇之旅仍有許多誇張之謎，返台之後的作風表現，更讓人執疑因旅行而完成的自我生命跨越與潛能開發的「真實性」，有待進一步的商榷（黃雅歆 2003）。
整體而言，古今中外絕大多數的女遊書寫，仍是少數上流社會、知識階級女性或奇女子稀有經驗的告白，女遊書寫的內容繁多，單從上述三個實例來看，女遊書寫的先行研究在探究這些琳瑯滿目的文本時，至少可從兩點切入：一是女遊對異文化的外在凝視、二是女遊與自我內在的生命對話。本章以探討前者為主，也就是透過女遊書寫的內容，爬梳女遊對異文化的外在凝視，而且，這份凝視被視為觀光意象建構的一個環節，所以接下來要說明的是，觀光意象建構中的性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