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企業、技術與關係網

緒章（節錄）

托辣斯實20世紀之驕兒，必非以人力所能摧沮，此今世稍有識者所周知也。自今以往且由國內托辣斯進為國際托辣斯，而受害最劇者必在我中國，然則我輩不能以對岸火災視此問題也明矣。
──梁啟超，1903

一、研究源起
1825年橫跨紐約州北部，長達365英里的伊利運河完工，使五大湖和紐約市之間的貨物運輸暢通無阻，運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應運而生。當時紐約州長德懷特．克林頓（DeWitt Clinton）預言說，這條運河將使紐約市成為「世界的糧倉、商業世界的中心、製造業的場所、重要金融運行的焦點」。懷特．克林頓的預言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果然實現，到了1890年代紐約成為美國托辣斯（Trust）集團和大企業的中心。不惟如此，一次大戰前後，美國大型管理一體化的企業通過大規模生產和分銷系統，向世界市場銷售標準化與品牌化的商品，使美國大企業在全球競爭中獨樹一幟。1920年代的紐約早已是全球金融和工商業中心，以至於1929年華爾街股市震盪，造成全球經濟大恐慌效應。
20世紀之初，梁啟超赴新大陸旅行。1903年4月，在紐約目睹華爾街大資本家掌控托辣斯之盛況，梁啟超稱「此怪物者產於紐約，而其勢力及於全美國且駸駸乎及於全世界」，使美國之資本在托辣斯支配下十之占八，且使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之資本國，初識資本主義市場的梁啟超頗表「嘻！豈不異哉，豈不偉哉！」但梁啟超更焦慮的是美國托辣斯可望演進成國際托辣斯；果如此，中國廣大市場將受其禍害，中國人絕對不能有隔岸觀火的僥倖心態。美國大企業在一次大戰後大舉向全球擴展，它對中國市場的經濟活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中美經濟貿易的逆差和改變，確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美國大企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衝擊，其結果未必如梁啟超所言將由托辣斯集團引爆禍患慘劇，但梁啟超可能是中國最早實地考察美國華爾街，受邀為紐約商業鉅子座上賓，並為文呼籲中國不能不予以重視托辣斯的知識分子。本書研究關懷的起點，莫不是梁任公遊記中的大哉問，但作為嚴謹的學術著作，本書所致意關切者，則更須從歷史脈絡，上下而求索。
美國因受益於第二次工業革命之惠，在技術研發不斷創新的基礎上，以及美國大企業所創建的官僚化企業管理組織、管理單位的專業化、高效率和薪資差距等特色，使得美國大企業得以向全球輸出，成為全球最早擁有最多跨國企業的國家，跨國企業是美國成為世界政治經濟霸主並向全球輸出的最大特色之一。美國跨國企業向海外擴張的歷史，以及伴隨著美國跨國企業的入侵而帶動的全球商品同質化（homogenization）或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過程，早為諸多經濟史大家所討論，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美國跨國企業事實上並未帶來全球化，同時美國化是一種建構的概念，世界並未美國化，也未全球化。然而，英文學界迄今的研究成果中，極少留意到跨國企業或大企業在近代中國的發展；如有，也多屬全球化議題的宏觀論述而非具體對近代中國的實證研究。當今中美兩國作為世界最重要的兩大經濟實體國家，它們在中國本土的最初相遇以及在全球化網絡意義下的中美交會，是帶領筆者一步步追蹤和探索此一題旨的研究動力。
2012年筆者所著《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出版之際，這本書已悄然蘊釀。而且立意要有不同的視野來完成中國邁向國際化的續篇，現在這本書已經呈現在讀者面前，距離前本書已有七年的時間了。事實上我對「企業、技術與關係網」的關注和相關論文的撰述則早已超過十年。本文一些章節由於無法融入前本書的架構而必須割捨，但也因為這樣的割捨使得自己的研究必須持續往前推進。近代中美之間的發展有種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s）或美國人相較於其他歐洲和日本國家可謂一種改良的帝國主義者（ameliorative imperialist），此一想法韓德（Michael Hunt）等學者早已提出一些精闢的學術論述，筆者不能掠人之美。在學術大家輩出的中美關係史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嘗試從多元原始材料找出別具意義的研究主題和不同的研究路徑。前本書《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著重於清末到1920年代中美兩國商務關係的建立和各種投資類型（跨國大企業的實業投資、國際大財團鐵路開發、人道主義工程投資、跨世紀的無線電業工程及南方大港等等）。這本書則是聚焦於美國人如何改變中國及其相關網絡的連結。如何在中國的廣大市場獲得更大的利益，固然為驅使美國大企業前來的動力，但大企業帶來商品、技術、管理方式、組織變革等等衝激；伴隨著大企業前進的各種關係網絡──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等層面所交織的改變效應，我們看到美國人對近代中國確實有種「改變中國」的夢想。本書探討的時間上限，在美國一方為南北戰爭之後，美國開展國家大重建計畫（Reconstruction），並探索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初定位；在中國則為清末以來的自強運動，在「以夷制夷」的國家治理概念下，開展地對待「米夷」（美國）關係。下限則為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國崛起為世界經濟和政治霸主，有意在戰後新條約和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架構下，貫徹其對自由市場的主張和理念。簡而言之，本書探討1870年代以來美國人打開中國市場，並歷經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大企業及其關係網在中國的遭逢、美國人如何改變中國的夢想，以及中國人如何通過中美兩國的合作和交往案例，走向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之夢。
近十年來國際史的研究更加勃興，特別是以跨國和全球視角的經濟史著作不停推陳出新，有些著作容或觀點是新穎，但沒有扎實的文獻和材料為基礎，徒託空言，並非歷史學者的職志。本書的撰述過程中儘可能網羅多元材料，立論於史料基礎，同時希望將中美關係放置於一個更大的國際交往範疇，希望通過逐一個案的具象考察，將研究視角放入近代中美交往中的企業、技術活動和國家治理的意義。因此，本書緒章中先概述近二十餘年來關於跨國史和國際史的研究趨勢，以及此一研究取徑對中美關係史研究上的突破口，接著介紹本書研究架構的安排，以使讀者清楚理解本書撰寫之旨趣。

第一章 清末輪船招商局與美商旗昌洋行的交易
布（普）法之戰兩國商船多售於他國，易旗駛行，事後仍復原主。若暫行租賃，則非實在轉售，他國必不能保護，此萬國通行之公例也。
──李鴻章，1884

前言
1873年由李鴻章負責成立的輪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官督商辦」企業中，最早引進西方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最大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的主要目的為藉由民間投資、政府經營，用以發展中國內河和沿海的航運運輸，免得中國航權和利益始終掌控於外人手中。招商局成立以後和美國旗昌洋行有兩次重大的交易。一是，1877年順利盤購旗昌輪船公司，使得招商局成為航行中國內河和沿海最大規模的輪船公司，擁有船隻量甚至超逾任何一家外國在華經營的輪船公司。二是1884-1885年清法越南戰爭中，李鴻章鑑於中國海防危急，將招商局所有船隻全部轉讓給旗昌洋行，改懸美國國旗，雙方密約待戰事結束後，船隊始歸還招商局。關於招商局與旗昌的交易，過去的研究主要針對1877年招商局成立之初盤購旗昌輪船公司案的經過及其與英美輪船公司在中國內河的航運競爭。至於清法戰爭期間的這場中美交易，並未有學者深入研究。如間有提及者也多囿於中國民族主義觀點的負面評述，反映了二、三十年前史學研究的時代局限。在清法戰爭期間，兩國的輪船交易是否純為商人企業的私人交易？在國際關係上，這件交易攸關已進入近代國際秩序的國家主權者對於國際戰爭採取怎樣相應國家行為的認知和處置。
自海運開通以來，中國民間船隻為逃避海盜或為逃避重複徵稅等問題，屢有懸掛外國旗幟接受保護的情形。然而，招商局為清季洋務運動中標舉自辦輪船企業用以抵制長期掌控中國內河航運的英美輪船公司，如何能懸掛外國國旗並接受其保護？此事攸關中國初起步的航運事業之成敗毀譽，其和一般商船懸掛洋旗的性質大大不同。當時招商局何以選擇旗昌洋行換旗，或是旗昌洋行何以接受這項交易？其間不僅牽涉兩個企業間長期的交往關係，更與清法戰爭時期中美兩國政府的聯繫有關。這件懸掛美國國旗的輪船交易案本身已頗不尋常，同時也突顯戰爭期間外人在華各個條約口岸的貿易投資和航行內河等權益該如何處置的問題。本章利用總理衙門檔案，美國政府檔案和《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等資料，探討此一輪船交易案在中美關係上的意義，並從企業活動、國家治理與對外關係的相應，探討近代中國尋求富強之路的特別遭逢。
一、美商旗昌洋行和招商局的早期歷史
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發跡於廣州十三行時代，1824年由撒母耳．羅素（Samuel Russell, 1789-1862）所成立，主要經銷茶葉、絲和鴉片，在華的商業合夥人主要是廣州十三行富商伍秉鑑。183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壟斷被廢除後，旗昌洋行成為僅次於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及顛地洋行（Dent & Co.）之後的第三大鴉片走私商。當時美國在華貿易量雖不大，但集中在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和旗昌洋行等大洋行手中。1840年代波士頓商人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 1804-1889）掌控公司大股，福布斯家族（Forbes Family）成員福士（Paul Siemen Forbes, 1806-1886）於1844年出任美國駐廣州口岸領事。該行經理兼合夥人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 1823-1889年）於1852年任上海副領事，並曾任上海工部局董事，是遊走政商界的風雲人物。清法戰爭期間廈門美副領事哮哈（J. J. Howard）也是旗昌洋行的合夥人。旗昌洋行的股東與波士頓商業集團及華盛頓政要均有密切關係，且其洋行經理或合夥人出任美國駐中國主要通商口岸的領事職位，是一家代表美國對華商業利益集團的典型大企業。
金能亨看到中國航運界的商機潛力，在1861年2月，向旗昌洋行董事會力薦，成立一家開闢長江航運的輪船公司。他同時利用個人的關係募集華人買辦和英國商人資金合計70萬關兩，再加上公司的挹注，以一百萬關兩（約美金1,358,000）為起步，該年3月27日旗昌輪船公司（The 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創立。這是美國資本在華設立的第一家輪船公司，很快稱霸於中國長江水域，並獲得巨大利益。旗昌輪船公司於1867年有12艘船，1869年成長為15艘船；到了1872年有18艘船，該年帳面載明的股本是225萬兩，此外共有現金儲備100萬兩。由於中國內河輪船航運業務的利潤不斷增加，1870年代初期外資輪船紛紛投入，旗昌洋行在輪船航運業的龍頭地位因而發生動搖。它的對手有較早成立的英國公正輪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資金雄厚的太古輪船公司（The China Navigation Co. Ltd.）和成立於1873年由英商怡和洋行創辦的華海輪船公司（The China Coast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