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動於「中」：當代中國的思想爭鳴與情感政治

導論／思想的「情動力」

一、革命之後
中國大陸在過去四十年所經歷的引人矚目的市場經濟轉向引發了學界對中國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重估」。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以空前之姿重塑知識場域和政治想像的同時，毛澤東革命的幽靈卻徘徊不去，以文學敘述、思想爭鳴和記憶政治等諸多形式魂兮歸來，甚至變本加厲地挑戰和嘲弄啟蒙的共識和資本主義的合法性。本書試圖深入梳理中國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期間的諸多重要思想與文學脈絡：新啟蒙運動的起伏、左派與自由主義者的激辯、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以及中國崛起所激發的大國想像。我認為，改革時代文壇與思想界爭論不休的核心議題即革命遺產為當代中國所提供的價值與靈感：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究竟應該以徹底否思社會主義實踐的方式「告別革命」，還是應該從「革命的回歸」中喚起新的替代性方案和烏托邦圖景？換言之，這是與毛澤東革命「遺骸」（the remainder and reminder of Mao’s Revolution）的對話。1976年以後，雖然革命激進主義政治實踐土崩瓦解，革命的慾望仍然以話語、符號、和想像為載體延展播散，生生不息，引起公眾討論和學術爭鳴。我將論證：有關如何「對證革命」的辯論引發了迥異的政治情感和嶄新的敘述歷史的框架—從左翼知識人的憂鬱、自由主義學人的言說到政治神學家的想像力，進而展現、更新和重釋中國（後）現代性的可能。
時至今日，兩岸三地的知識分子圍繞中國革命的歷史與記憶展開了不絕如縷的思想論戰，而與此相關的學術論述更是汗牛充棟。與傳統的觀念史研究不同，我思考的核心問題是情感與思想之間的辯證關係：作為情感結構、道德激情和倫理判斷的「情動力」（affect）如何塑造了關於革命的文化和政治辯論？簡而言之，情感（emotion）如何參與「思想體系」的構築、影響各種「主義」、「學理」的闡發、乃至塑造形形色色的「政治立場」。
誠然，聲稱當代中國知識界仍然被革命的幽靈所困擾，最初聽起來可能有悖常理。自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關於中國已從宣揚世界革命轉向「發展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說法幾乎成為西方學界的共識。在西方觀察家看來，1981年由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試圖對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做最後的歷史裁決，否定極左政治，推動形成發展市場經濟、參與資本主義全球生產的共識。 九十年代以降，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大陸思想界眾聲喧嘩，支持文化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民族主義的呼聲層出不窮，使得整個學界呈顯出告別革命、拒斥烏托邦空想、走向「漸進改良」和「現實主義」的趨勢。
即便世界共產革命大勢已去，正如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有革命的「魂在論」（hauntology）一說，看似抹卻的社會主義「情感結構」有如彷徨鬼魅，難以抹消，暗中解構著右翼福音主義的「歷史終結論」。與江澤民時代的放任自由不同，胡、溫政府（2002-2012）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採取了一系列帶有左翼民粹主義色彩的改革舉措來應對中國經濟發展不平等所滋生的合法性危機。其宣傳口徑也不再一味強調經濟發展，而是多管齊下，在公眾輿論界掀起一陣陣重溫紅色遺產的文化熱潮。社會主義正朔的回歸與自八十年代以來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的資本主義倫理相互激盪，使得思想場域呈現出百舸爭流的姿態。由於蘇東劇變的國際局勢、全球資本主義浪潮的席捲、以及日漸商業化的文化生活，不少大陸學者開始反思八十年代知識界的改革共識，認為必須建立一套新的話語體系和政治理想來矯正「啟蒙狂熱」。1997年，新左派領軍人物汪暉在《天涯》雜誌發表長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認為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代表了自康有為、章太炎以降愈演愈烈的「反現代的現代性」。在新左引領的知識潮流中，除了人文學者呼籲從思想脈絡層面闡發五四運動與共產革命的連續性之外，也有不少政治學者和經濟學家從制度層面深入考察毛時代的各種大眾經濟民主和法制實踐，宣揚以黨國體制的「自動糾錯」機制來抵禦私有化引發的社會腐敗和價值的混亂失序。這些標新立異的理論言說隨即引來堅守啟蒙理念和市場經濟的自由派學者的口誅筆伐。出於個人的經歷和現實的挫敗感，不少自由派學人對於任何復興「大鳴大放」式的政治民主嘗試深惡痛絕，他們強調經濟自由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市場化和法制化進程來逐漸形成一個保衛公民權利和政治民主的憲政體制。
時至今日，官方意識形態回潮和學術論戰造成的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在網絡時代的公眾輿論界更是呈現出有增無減之勢頭。2014年，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回到母校向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師們道歉，引發軒然大波，以至於一時間「群情洶洶，議論蜂起，唇槍舌劍，派別林立」。讚成者認為鑒於往昔歷史創傷尚未撫平，多有作惡者逍遙法外而道歉者寥寥無幾，宋氏之舉無疑對反思文革暴力、對證歷史、追求轉型正義具有促進作用。反之，譴責派認為革命摧枯拉朽的詩學正義高於人道主義的膚淺正義，而「道歉」與「寬恕」話語所蘊含的道德主義姿態將一切罪惡歸咎於毛澤東的激進政治實踐，實在是用心險惡。這些此起彼伏的思想論戰和洶湧輿情提醒我們，關於革命往昔的是非之爭，遠遠沒有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平息，反而藉著瞬息萬變的時勢去而復返，幽幽歸來。
為了進一步闡明情感在當代中國思想爭鳴中的關鍵作用，我需要先簡略介紹後毛澤東時代四種主流思潮的形成。從文革結束後到千禧年前後，中國大陸知識界基本上形成了四種立場鮮明卻又相互滲透的「主義」：（1）譴責「救亡壓倒啟蒙」、要求告別革命、恢復五四一代「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之啟蒙訴求的自由主義言說；（2）認為「新啟蒙」話語已無力回應全球資本主義的病症、並藉此推崇毛時代平等主義精神和黨國體制優勢的新左派理論；（3）提出揚棄「啟蒙」與「革命」、重建儒家政教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4）延續官方「百年國恥」的歷史敘事、迎合民間高漲的「民族復興」情懷的大眾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話語。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分化、理念碰撞的背後，每一種主義的言說都蘊含了獨特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慾望。在自由派看來，從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到群眾運動氾濫的「十年浩劫」，三十年的極左實踐不啻於一連串的人道主義災難，凸顯極權政治的暴虐，因而告別革命、擁抱自由民主乃是歷史正義使然。新左派卻認為，需要區分作為歷史性悲劇的文革和作為解放性理念的文革：激進民主實踐的歷史性失敗並不意味著左翼平等理念的破產。相反，只要壓迫性的資本主義宰制仍四下蔓延，左翼的鬥爭總是未有盡時。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眼中，五四以降的左右之爭凸顯世俗主義（secularism）之濫觴。無論是「革命」還是「啟蒙」都是誤入歧途、積重難返的西洋現代性之產物，而唯有回到靈韻猶存的儒家政教傳統方能重鑄共識，以超越性的文明理念來維護政治共同體之存有。最後，民族主義的旗手們將毛澤東的革命大業看做是結束屈辱歷史、重建國威、復興天朝榮光的里程碑。將「大國崛起」奉為圭臬的民族主義者因此極力淡化中國革命中有關階級鬥爭、國際共運、以及反傳統主義的激進左翼元素，轉而宣揚社會主義實踐的反帝反殖民色彩。
那麼，如何解釋當代中國思想界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對革命的評價如此兩極分化，以至於一部分將「國父」毛澤東奉若神明，另一部分則將革命的遺產視為洪水猛獸？究竟是什麼導致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共識崩塌、內部分化、派系林立、最終走向政治極化？多有學者將意識形態的兩極化歸咎於不同派系的知識分子所持的基本學理立場和政治信仰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許紀霖、張旭東和汪暉等學者認為，九十年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根源在於當新啟蒙運動所持「態度的同一性」瓦解之後，不同學者對於現代性的基本價值「自由、民主、市場、公正、平等」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堅持個人權利優先的自由派希望通過引入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來推進自由和法治進程，而左派則更為強調激進民主和經濟平等，認為毛時代的政治遺產有助遏制跨國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差距和體制性腐敗。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義者關心的則是現代性的倫理規範虧空（the normative deficit of modernity）：失去了宗教靈韻庇佑的世俗國家無法以超越性的價值來塑造國民認同和政治共識。簡而言之，八十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共識崩塌之後，道術為天下裂。思想分化的根本原因在於「道不同不相為謀」。
學者和批評家們熱衷於從觀念史學（history of ideas）的角度將思想論爭闡釋為抽象的政治哲學話語、意識形態和世界觀之間的碰撞：「自由」與「平等」之爭、「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之爭、以及「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之爭。我認為，觀念史的理路承自西方思想史家對古希臘以降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學」傳統的細緻分梳，其方法精髓在於把「思想」看做獨立於生活世界以及歷史變遷的「物自體」的存在，其起承轉合遵循著內在的邏輯。因此，注重哲學思辨的觀念史家雖然細緻地釐清了「主義」之爭所折射的價值衝突（the clash of values），卻往往把「思想」的過程化約為抽象哲學理論體系的構築，從而忽略了思想與「生活世界」（lifeworld）之間的互動。此外，與西方語境中恪守某種理論傳統的思想流派（例如法蘭克福學派）不同的是，當代中國思想家常常以「拿來主義」的心態在幾種相互矛盾的中西學術傳統中來回切換，以令傳統學院派難以想像的方式創造性闡釋（或者歪曲）各種西洋哲學概念，將不同的理論言說糅合在一起為我所用。單從某一抽象概念入手梳理當代中國思想的譜系，難免會感覺「亂花漸欲迷人眼」，陷入時空錯亂之迷障。如果不了解抽象思想背後的「生活世界」—由思想者的情緒、記憶、生活經歷、政治信仰等構成的實相世界，我們便很難理解為何對革命遺產的理性思辨會導致強烈的情緒化反應和兩極分化的政治立場。
為了彌合這一缺失，本論題注重思想和「生活世界」之間的互動，既關注情緒、私人記憶、和政治慾望如何創生抽象的哲學概念，又注重從實相世界抽離之後的思想活動如何詮釋包括情緒、感覺和慾望在內的生命書寫。王汎森在對近代中國思想「生活性」的研究中提議，廣義的思想活動「Intellection」是「一切『思』之事物，是思想如微血管般遍布整個社會的現象」。如果思想如毛細管一般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那麼反過來說，生活世界的百態—思想家置身於凡塵之中所經歷的生活起伏、慾望、情緒—是否會反過來影響高度抽象性、概念性的哲學思想的生成？由此，我所謂之「思想的情動力」並非僅指形而上學傳統下的哲學反思，而指的是將歷史意識、倫理關切和內在「情動」（affect）轉化成各色「主義」、「理念」和「信仰」的由情入理的思維過程。
以 「思想的情動力」為切入點，這項研究旨在探討當代兩岸三地（大陸、台灣、華語世界）文學想像和思想論戰中對毛澤東革命的「遺骸」的追蹤、指認和敘述。在革命「正統」被質疑、革命慾望卻完而不了的曖昧歷史時期，烏托邦熱情喚起的情感、記憶和理念如彷徨鬼魅，構成當代思想文化界眾聲喧嘩背後三條隱而不彰的線索：一為對毛時代摧枯拉朽之暴力和破壞的沉痛批判，二為因左翼理念幻滅和歷史斷裂所觸發的耽溺憂鬱之哀思，三為革命崇高意象所激發的天啟想像和政治神學。我認為，解答後毛澤東時代文學與思想的激烈轉化的關鍵便在於處理「革命已逝」與「革命猶存」之間的辯證性。同樣面對烏托邦的塌陷，前者以超越和揚棄的方式同革命的經驗和理想決裂，而後者則藉著革命遺骸魂兮歸來之勢尋找使左翼政治「綻出」的另類可能。誠然，如此「類型學」式的解讀雖有以偏概全之虞，然而我無意從社會思想史或是觀念史學的角度梳理出一套全盤敘述。我的目的是細緻地描繪革命的情感結構、政治慾望和文學想像以嬗變的「文」與「思」為媒介，生生不息乃至愈演愈烈的能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