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 第一篇 黃埔建軍、北伐、清黨

蔣日記之內容體裁及與中國近代史的關係

在刻下中國現代史看來不如人意的時候，將蔣介石的日記公布，可能有匡正的功效。 我所謂不能令人如意，大概由於敍述脫節，評論者沒有看淸自己的立場。比如說有些人所作的蔣介石傳記寫來唯恭必敬，讀來有如新添了一部《二十七史》，內中又來了一篇〈太祖本紀〉。殊不知他蔣先生易簀之日還以為自己是一個大革命家。還有些人恣意批評，不顧及客觀條件及各種背景上之層次。凡是「貪汙無能」，「放棄群眾，不知改革」和「迷信軍事力量」的各色罪名，說時也不費力，即可信口盤出，隨手拋來。好像中國人聚全國之精英，經營幾十年，連門前一團穢水尙沒有看到。倒是外國的一個研究生，做了一篇博士論文便將如此疏忽大意的地方指正過來。

世間無這樣的「歷史」。以上只代表各人以極窄狹的眼光，面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動態，所產生的一種局部反應。

別的不說，這樣寫下的歷史也就平淡無奇，讀來索然寡味。中國過去一個世紀的經歷。既包含著極大規模的顚簸，也有無數的縱橫曲折。不僅人與人之關係間產生了各種驚險離奇的波瀾，尙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無限塊壘之起伏。如果當中激昂憂怨的情節概可以用「善惡」兩字形容，也可見得作者並沒有將筆下題材通盤掌握。如果中國亙世紀的歷史尙是如此的簡陋單調，則我們如何可以產生腸斷魂迴的文藝讀物和看來膽戰心驚的藝術傑作？

在實用的場合上講，以上的情形也亟待糾正。如果我們想增進台灣海峽兩岸文化上的接觸，則先必須對中國現代史之展開，有最基本之共識。再以美國而論：白宮及行政部門與眾院參院對中國大陸方面之態度不同，相持業已多年。其間之差異源遠流長，也仍是由於對中國歷史之看法立場上已有差異。

至此我們也可以問及：要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及他們之接班人所走路線全屬錯誤，所做工作又彼此對銷，則何以中國尙能生存至今，而且從一九二○年間至一九九○年間尙有顯著之差別？難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負因素作祟？並且我們如果更正，則尙須將歷史向後推七十年，恢復到創立黃埔軍校與北伐以前的階段中去？

倘非如此，則可見得我們過去所寫的歷史並未將中國長期革命的積極性格全般托出。更沒有將前述三段人物所領導的群眾運動之所產生的聯貫關係研究得明白。他們在人身關係上或為對頭，可是在大範圍內卻又不經意的彼此支持。有如蔣介石曾在他的日記裡寫出：

凡事有敗必有成，亦有成必有敗。今日認為惡因者，或適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之獲惡果，在昔日反視為善因者。以此證之，無事不在矛盾之中，並無絕對之善果也。（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在這種因果循環的過程中，各種行動在歷史上的長久意義，可能與當事人眼中所看出的不同。我一向提倡的「大歷史」，也無非將他所說的因果關係，拉長放大，使之超過人身經驗。

■ 第三篇 不畏鯨吞，而怕蠶食

蔣人身上之弱點

蔣以革命軍人自居，又叮嚀部下「你們趕快的去死」，則他的自責也應當超過旁人對他的責備。但他認為他全家都已暴露於敵方陷害陰謀之下，業已付出充分代價。自此他更可循戰例，避免直系親屬捲入戰火之中。蔣緯國往德國習軍事，一年半而抗戰爆發，蔣切誡其不得提前回國。緯國於一九四○年回國後，蔣亦不令之獲軍功陞遷。當經國與緯國聯袂赴重慶謁父時，蔣介石在當日日記寫出：「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眈，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為余今日家庭融融之寫照也。若非上帝眷佑，曷能臻此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

其後未一年，則有第二次長沙戰役，第五十八師師長廖齡奇以臨陣脫逃罪名，由蔣在軍事會議場中宣布處死刑。廖臨死前留下遺書三封，一呈其母處理家事，一致其表弟囑代算結師部帳目，一囑其妻改嫁。又囑執行死刑之憲兵團長將各緘抄件送蔣閱（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蔣是否閱及反應如何，不見於現已公布之文件，但憲兵第十八團團長之報告述及各節，則存在檔案，此與上稱「樂爾妻孥」之融融寫照成為一個尖刻之對比。

蔣宋美齡在蔣心目中占極重要地位，日記不時提及，有如：「夫妻相愛之切誠能消愁去憂，在苦痛患難中，惟此足以自慰耳。」（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可是在重慶時他們也不常口角。蔣自奉淡薄能與部下共甘苦，雖政敵李宗仁亦不能否定。但蔣夫人、孫夫人及孔祥熙夫人相遇時三姊妹在曾家岩官邸以撲克牌消遣，坐侍從室汽車出外兜風。報載香港吃緊時，政府派飛機往接在港人士，但通過孔家，產生「飛機載運洋狗」之新聞，引起西南聯大學生抗議。蔣剛責問，蔣宋美齡則在一怒之下出走，避居黃山，數日之後蔣往解謝了事。

蔣夫人也數度以養傷名義出國（她在上海戰役期間，所乘汽車在京滬國道受日機攻擊，車覆受傷）。先往香港，後去巴西。最後一次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出國，至抗戰勝利之後始歸。當她滯留海外時，謠傳蔣宋婚姻發生問題，甚至蔣納藏情婦，經蔣召集茶話會否認，事載白修德、涂克門各人書中。

難道大歷史不能脫離私人生活之細節，及於風聞謠傳？又有如何之大人物全無私人生活之疵瑕？

正因為本文宗旨在縷述蔣中正字介石在舊體制業已崩潰新體制尙未登場前，補苴罅漏的製造一個新國家的高層組織，他已遇到無數技術上的困難。如果在道德上呼籲，可以作為他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則我們務要指出：樹立一個完美的私人道德標準，不是歷史賦予他的任務。因為兩種事業都是驚天撼地的工作，決不可由一人兼容並包。新中國的道德標準，還待在傳統價値與新經濟生活切磋之下樹立。過去所寫歷史，凡一提到蔣介石這樣的一個題材，作者或引用狹義之道德否定他一切作為； 或以道德作為屏風，遮蓋規避事實，造成一種令人不能置信的地步。這也即是本書第一編第一節第一句所提出希圖避免的局面。我們搬出當中瑣聞細節，縱無法完全避免「褒眨」之指責，卻立意不在褒貶。但既有可靠消息則諸事無用隱避。本文希望輔助歷史研究之展開，不以小節封殺歷史。

從蔣介石的日記看來，他希望留下一個模範家庭之典型，是則在他看來仍是籌備一個新國家高層機構之一部，而實際上大抵無效或者結果相反。有如蔣宋美齡當初向外遊說，造成超過事實之美好現象，日後一被攻擊指摘，外間之公眾意見亦作一百八十度之轉向。美國《新聞記者》雜誌（Reporter）曾將孔宋家利用權勢炒買外匯支持「中國說客團」（China Lobby）各節儘量張揚，至今在國外人士心目中構成深刻印象。亞爾索浦（Joseph Alsop）為羅斯福之堂表陳納德之隨從副官，在蔣介石與史迪威衝突時，竭力支持蔣氏。他的自傳題為《我曾見此中妙處》（I’ve Seen The Best of It），在身後出版，內中述及蔣「有偉大之本質」，但是卻也有「超過平均限度之與偉大相衝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