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圖曼：可汗、凱撒與哈里發，連結三個世界的帝國

前言（節錄）／鄂圖曼人通往宗教寬容、世俗主義、現代性與種族滅絕的途徑

將鄂圖曼人的歷史視為歐洲史的重要部分，就能使我們以不同角度理解例如宗教寬容、世俗主義、現代性，甚至是種族滅絕等議題的概念與實務的起源以及意義。我們認識到，鄂圖曼人從信仰伊斯蘭教的歐洲人開始。對歐洲歷史的傳統說法聲稱，僅僅由於宗教改革與反宗教改革，歐洲人遲至十六世紀才開始必須去思考如何與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們共存，這種說法開始讓人覺得不太可能。在那樣的情況下，宗教寬容的概念只有在那時候才首次被討論，並成為日常生活的現實狀況。我們被告知，要到大約從一五五○至一六五○年如火如荼的「宗教戰爭」之後，寬容、現代性與世俗主義才首次出現在西歐。一六四八年《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的簽訂，可說是訂定對宗教的少數派採取寬容原則所跨出的堅定第一步。從一六五○至一七○○年，歐洲進入著名的啟蒙時代，其象徵性著作為約翰．洛克（John Locke）具開創性的論文集《論宗教寬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它開啟對於宗教差異與世俗的、現代的相互寬容的生活方式。隨著愈來愈多知識分子提倡宗教寬容，一些歐洲開明君主也開始在十八世紀實施宗教寬容政策。

然而歷史記錄證明，宗教寬容政策早在鄂圖曼人於十四世紀統治東南歐之初就已創建，在一四五三年鄂圖曼人征服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之後，這一事實尤其明顯。鄂圖曼人的宗教寬容態度建立在以下兩種基礎：在八世紀穆斯林統治西班牙時就已引進歐洲的伊斯蘭教先例，以及來自歐亞草原上的前伊斯蘭、游牧蒙古人的先例──這裡是歐亞交會處，也是鄂圖曼人的發跡處。中世紀信奉基督教的歐洲其實不曾存在完全的宗教寬容，但它卻存在於中世紀信奉伊斯蘭教的歐洲，包括鄂圖曼人的領土在內。鄂圖曼的宗教寬容就是歐洲的宗教寬容。

那麼，歐洲的宗教寬容史，傳統上為何不包括鄂圖曼的宗教寬容史？等到西歐人第一次遭遇不同宗教的人如何共同生活時，鄂圖曼人早已替他們弄懂這個問題。這包括每個宗教團體該擁有的權利與特權；不同宗教團體該在哪裡進行禮拜儀式；他們要如何支付各自社群的維護費用（包括禮拜儀式與學校的房舍）；如何募集與分配慈善基金；來自不同宗教團體的人是否能通婚；他們可以住在哪裡；他們如何進行社交與經濟交流；節慶如何公開慶祝；以及政府如何管理每個宗教團體與它們各自與政府的關係。在一名十七世紀中期歐洲作者的眼中，鄂圖曼人對諸多宗教的寬容政策，優於粗暴實施的政策，後者就是發生在歐洲的情況。在歐洲大部分信奉天主教與新教的地區，這種宗教內戰與迫害信仰不同者的狀況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

雖然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一直以來聲稱是他們在十七世紀創建了世俗主義的制度，鄂圖曼人其實早在數世紀前就已將宗教權威臣服於皇權之下，使世俗法與宗教法具有同等效力，在這方面超過了任何其他歐洲或伊斯蘭政體。他們甚至將一些顯然有利於世俗法但違背伊斯蘭律法與習俗的做法制度化，這為何不屬於當現代化與世俗化開始時我們要訴說的故事？

雖然鄂圖曼帝國欣然採取宗教寬容的態度，但皈依才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鄂圖曼王朝強調從上層社會開始的皈依。在鄂圖曼土耳其語中，唯一一個「皈依」的字眼，指的就是皈依伊斯蘭教。信仰改變是單向的；用來形容穆斯林變成基督教或猶太教徒的唯一用語就是「叛教」。我們不能說，「某個穆斯林皈依基督教」。因此叛教者會被處死。宗教寬容與頌揚多樣性、兼容並蓄、平等、多元文化主義或接受彼此是兩件事。寬容代表「遭受、忍耐或忍受某種令人反感的事物」。寬容的那一方認為自己的宗教是真理，而他們寬容的宗教團體的主張是錯誤的。眾所周知，約翰．洛克拒絕將天主教納入他的寬容概念中。宗教寬容其實是權力關係的表現。它的存在或消失，可以被政權用來當作對弱勢團體的警告或威脅。寬容是一種不平等的狀態，有權力的一方，例如統治者，能決定權力較小的團體是否能存在，以及該團體的成員所表現的差異能被容忍到何種程度。某統治者或政權可以歧視某個團體，然而同時又容忍其成員與統治精英表現得不同。 這就是鄂圖曼人在階級、性別與宗教差異上操作寬容的方式。

在鄂圖曼帝國，某些群體──女性、基督徒與猶太教徒、奴隸──的法律地位次於另一些群體──男人、穆斯林與自由人。並非所有宗教都一樣具有合法性。有些宗教團體被褫奪公權，例如什葉派教徒（相信其領袖必須是先知穆罕默德與其家人後代的穆斯林）、持不同意見的穆斯林團體以及佛教徒。鄂圖曼人的社會是多元的，個人有時可以改變所屬的團體或權力地位，然而每個團體會根據其階級、性別與宗教的階級制度，有固定的位置。

在實際執行上，對多元性的寬容就代表創造一個建立在維護差異性的帝國。鄂圖曼人沒有設法將所有臣民都變成穆斯林人，或甚至變成身為統治精英成員的鄂圖曼人。反之，他們設計制度，例如亞美尼亞與希臘教會領袖的宗主教區、靈修辦事處與管轄區，讓基督徒與猶太教徒過私人生活，享受文化、宗教和語言的權利，沒有過於介入或設立太多限制。

但在此同時，鄂圖曼利用信仰改變作為融入帝國高度分層社會結構的手段。帝國從被征服人民中千挑萬選，徵召精英分子，尤其是年輕人與青少年，因而確保帝國的偉大以及臣民的順服。被征服的基督教徒與穆斯林皇族、軍事與宗教領袖以及平民，從一開始就都併入帝國的計畫之中。鄂圖曼王朝與歐洲皇室通婚，包括拜占庭人與塞爾維亞人，這是將穆斯林皇室家族納入歐洲歷史的另一個原因。奴隸制度雖然殘忍、不公不義且暴力，尤其是對女性而言，它卻能在挑選女人進入後宮、吸收男孩進入管理階層與軍隊的同時，使他們得以被納入社會的精英階層。基督教徒透過合作、臣服或皈依伊斯蘭教，成為鄂圖曼統治精英的一分子。就像歷史上其他帝國一樣，鄂圖曼人透過所統治人口的皈依，監管大規模的人口學變化。今日的波士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匈牙利、塞爾維亞與土耳其等國，在鄂圖曼統治的數世紀中，都曾經歷大規模的宗教改變。基督教徒以及相對較少的猶太教徒成為穆斯林，他們的土地大量伊斯蘭化，最重要的教堂被清真寺取代，神學院被馬德拉薩（madrasas，伊斯蘭教的經學院）取代，修女院則是改成蘇非派（神祕主義者）的聚會所。

雖然如埃及的馬木路克蘇丹國（Mamluk Sultanate of Egypt，一二五○—一五一七年）等政權依賴改信伊斯蘭教的奴隸士兵，該王朝的蘇丹正是從奴隸階級崛起，然而鄂圖曼帝國靠的主要卻是由皈依者構成其統治家族王朝、行政體系與軍隊，在帝國的前三世紀中的上述過程裡使大批人民皈依。藉由改信伊斯蘭教與持續改變對其宗教的詮釋，帝國定義其精英階級基本階層中的成員身分。正如十七世紀駐鄂圖曼帝國的英國外交官保羅．瑞考特爵士（Sir Paul Rycaut）所做的敏銳觀察：「世界上沒有人比他們更開放，願意接受各式各樣的民族」，以及「英國人稱之為歸化，法國人稱之為授予參政權，而土耳其人〔鄂圖曼人〕則稱之為『成為信徒』」。鄂圖曼不折不扣是一個皈依的帝國，它促成了大量的人口變化，同時幾乎直到悲劇性的殞落之前，它都容忍與統治者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各種宗教團體的存在。

對待宗教的寬容與不寬容並非兩種對立的態度。寬容、歧視與迫害總是並存的。在此同時社會與法律階層仍維持數世紀的和平，歧視與分化是日常生活的現實，也是機會。數世紀以來，鄂圖曼人以開放的態度接受每一種人成為穆斯林，無論其語言或背景為何，無論他或她是奴隸、平民或精英分子。然而在往後的歲月裡，鄂圖曼人卻反其道而行，不再擁抱多元性，而是在拯救帝國的嘗試中，先將國家重新塑造為鄂圖曼穆斯林政體，之後則是使它成為更土耳其化的國家。結果是，儘管有限卻仍存在的寬容，被種族清洗與大屠殺所取代，最終導致王朝滅亡。

十九世紀末，鄂圖曼帝國的知識分子融合歐洲啟蒙運動思想與伊斯蘭教思想，形成令人信服的憲政與議會民主的實驗。然而這些努力終究失敗，導致血流成河，包括一八九○年代與一九○九年對數萬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以及一九一五年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除了之前鄂圖曼人的宗教寬容，這場種族滅絕為何不也是歐洲史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將軍與士兵協助鄂圖曼人進行這場大屠殺，的確能使它成為歐洲史的一部分。然而更重要的是，接受鄂圖曼是一個歐洲的帝國，就能使我們承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是一個歐洲帝國在歐洲首次犯下的滅種行動，而這個歐洲帝國始於伊斯坦堡。將鄂圖曼視為歐洲史的一部分，不代表鄂圖曼人總是有正面的貢獻。在以下書頁中敘述的鄂圖曼王朝與其帝國的故事，既不是為了榮耀奧斯曼世系，也不是為了貶抑它，而是將所有使它與眾不同又極其熟悉的一切，呈現在一般讀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