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人物

自序

這部《思想與人物》主要是收輯了我自一九七五年以來陸續用中文撰寫的不同類型的文字，以及與幾位青年朋友合譯的原用英文發表的論文。一九七五年以前我只寫過兩、三篇當時必須寫的文章，在這裡也一併收入。談起用中文撰文的因緣，不能不提到一段往事。一九七四年年底，我與家人藉著一個難得的機會，重返闊別了十年的台灣，我計劃在半年裡做一些研究，並重返母校教一點書。過了農曆年節，尚未回臺大歷史系講授「思想史方法論」之前，知道友人余英時先生那時剛巧也在台北，我去看他，他談到我們旅美的人文學者應該撥出一部分時間用中文撰文，並特別強調這種工作的重要性。他一再鼓勵我也要努力一試，當時甚感其盛意，心中頗為所動。開始授課之後，又剛巧遇到一批奮發有為的青年朋友。在台灣種種不良的社會與文化風氣籠罩之下，這批純潔的青年居然無動於衷；從他們的身上，我重新燃起了對台灣的關懷，也重新更具體地看到了中國文化前途的曙光。這批青年大都極為關心中國文化的未來，並誠懇地企盼著能夠獲得更正確的思想取向、更精密的思想方式、與更豐實的思想內容。我受了他們對於思想問題的重視的鼓勵，覺得應該把自己歷年來的思索所得儘量明晰地、周延地提出來與他們以及別的中文讀者一起來切磋，這樣也許可能對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產生一點直接的影響。
在我自己的思想的成長過程中，一九七五年也是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我的工作的重點主要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我曾盡力去了解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發展與理論根據，以及繁富的自由人文主義傳統所肯定的價值與理念；另一方面，我也曾盡力建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基礎，希望站在這個基礎上能夠應用分析思想史的方法，探討多年來一個一直困擾著我的問題：「為什麼在中國實現多元化的自由主義是那麼艱難？」可是，因為個人能力有限，而承受的文化也帶來了不少阻力；另外，也因為這兩方面工作的本身的確並非易事；我在國外困思、苦讀，從最初漫無頭緒到後來能夠整理出一些條理來並逐漸形成一套比較有系統的看法的過程，足足花了十四年的歲月。在這兩方面的工作交互為用的情況下，我在一九七四年返台之前完成了探討五四激烈反傳統主義的成因、內容與涵義的英文著作（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的初稿。根據這部著作所提出的、及其衍生涵義所提供的觀點，我心中產生了對於五四以來在中國占有勢力的一些思想與風氣的來源的看法，以及面對未來，中國思想與文化應該往何處去的意見。有了這些看法與意見，自己也自然有主動表達出來的意願。就這樣，我開始在一九七五年用中文撰文。
回想自一九六○年負笈來美以來，其間有許多年對中國現實的許多方面，甚感失望，以致變得很是消極——自覺無論個人如何努力，將來終究不會發生多大作用；個人只能在純學術的範圍之內做一點研究工作。可是，即使在最悲觀的時候，卻總不能忘懷自己同胞的苦難，也總不能不想到中國民族的未來。同胞的苦難與民族的未來需要大家關心，從各方面謀求解救與發展，所以每個人（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都需站在個人的崗位上，盡一己之力；而這一念不能忘卻的心情，在十四年後導使我藉著外緣與內在思想發展之間相互激盪所產生的刺激，發為文章—現在看來，毋寧是一樁極為自然之事。但，用中文撰述我希望表達的看法與意見，真是談何容易！這種工作不但要把新的理念引進到中文世界裡來，而且要把產生與論析這些理念的思想方式引進到中文世界裡來。我在撰寫本書各文時，於文字層面曾遭遇到許多困難，這些困難只能慢慢地克服，再加上我的其他工作很是忙碌，所以每年只能寫成兩三篇，成績是很有限的。
中文是世界上最優美的文字之一，它特別能夠表達具體的感情與豐富的意象，所以它特別適合抒情。有人說，中國文化是詩的文化，中國民族是重情的民族，如只看這句話所要表達的重點所在，它不是沒有道理的。這裡「詩」的意思主要是指抒情詩。同時，中文也特別適合用來激發情感或情緒，無論動之以義憤，動之以憐憫，或動之以仇恨，以中文為文都是很有效的。但如果希望用中文表達比較曲折、精密、處處要加以限定的（qualified）論式，這種工作雖然並不是不可能，但作文的人可就苦字臨頭了。在人類學與語言學界，有些人認為一個民族的思想性質決定於它的語言與文字。我是不同意這種語言與文字命定論的，何況中文是往前演進的自然語言。我覺得無論論式是如何繁複、需要引進中文世界的理念是如何生疏，只要作者自己先想清楚了、先消化了，而且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並不洩氣，他終究可以把他的看法與意見明晰而周延地表達出來。本書所收各篇文字，行文力求避免俗套與沒有必要的成語，以免讀者產生無關的聯想。我在看清樣的時候，又曾花了三個禮拜的時間仔細校正過一次，希望儘量能使一般讀者於本書各文都可順暢地看下去。
下面我想對書中所採用的基本取向與書中內容的基本涵義做一點扼要的說明。基本上，本書所提出的是一些有關中國思想現代化的意見。這項工作在於引進有用的西方理念與思想方式而不被其所蔽。我肯定了五四運動所揭櫫的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目標。但，我卻對五四思想的實質內容與思想方式的許多方面做了嚴格的批評。我在本書探討了作為五四思想基調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1的歷史淵源，指出許多五四人物雖然主觀上自覺地極力要攻擊中國的傳統，但事實上，他們卻未能從傳統一元論的思想方式的影響中解放出來，以致犯了許多形式主義的謬誤。我們從歷史的觀點知道，許多五四人物的內在限制有客觀的因素在，他們思想的膚淺與錯誤，雖然不能完全化約或歸咎到客觀的環境或時代的影響—因為我不是一個絕對的歷史主義者（absolute historicist），但了解了客觀的因素可使我們對五四人物不必深責。不過，我們站在關懷未來思想與文化發展的立場，卻需對五四思想中某些至今仍占勢力的部分加以嚴格的批評，以免重複其錯誤，以便使它們不再在中國發生惡劣的影響。我一方面主張對五四人物不必過分深責，另一方面又主張對之做嚴格的批評，這兩個立場看來似很矛盾，實際上並不矛盾，而且都是必要的。因為兩者的層次不同，前者是歷史的層次，後者是思想的層次。從歷史的層次來看，我們可以對五四人物內在的限制與受了五四的影響到現在仍然呈現在文化界與思想界的許多混淆加以說明。這樣可以對我們的處境有一些客觀的了解。但，另一方面，站在關懷未來中國思想發展的立場來說：當我們對五四思想的實際內容做了合理的批評以後，我們才易不受其影響，然後才能自由地為繼續作為我們的理想的五四目標而奮鬥。
所以，本書採取的觀點是：邁出五四以光大五四。在這方面的工作，我們除了對五四思潮需做一番歷史的了解與分析的批評以外，更需超越五四時代對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口號式的了解的層次，進而掌握這些理念的實質內容與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本書對這些現代國民均應明瞭的基本理念曾盡力加以切實的說明。另外，我們必須重新界定中國人文傳統的優美質素的現代意義，在這方面，我做的很不夠，只在論述鍾理和先生一生所表現的中國人文精神的那篇文字中，做了一些簡要的說明。（我曾在一篇英文論文中根據「仁」的哲學，對儒家道德自主性的觀念做了一些闡釋，可惜此文中譯，尚未完成。）希望今後能夠在這方面多做努力，也希望關心中國文化未來的朋友們一起努力。
從純正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維持社會與文化的穩定而又同時促進社會與文化的進步（易言之，維護與滋養自由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是一個豐富而有生機的傳統。懷海德（A. N. Whitehead） 曾說：「生命有要求原創的衝動，但社會與文化必須穩定到能夠使追求原創的冒險得到滋養；如此，這種冒險才能開花結果而不至於變成沒有導向的混亂。」（這句話在本書正文頁一一四亦曾引用。）有生機的傳統對於維護自由與促導進步的重要性是懷海德、博蘭霓、海耶克—這三位二十世紀傑出而深刻的思想家—共同的識見，也是歷代純正自由主義思想家所公認的。可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潮的主流卻偏偏是：一方面企盼與要求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實現與發展，另一方面則是激烈反傳統主義的興起與氾濫。（這兩方面當然都有強有力的客觀因素在；只就反傳統的激烈性而言，我們的傳統在西潮東漸之時，已經相當僵固，其僵固性促進了後來反傳統運動的激烈性。）這是中國近代與現代思想發展的最大矛盾之一，也是過去中國自由主義內在的最大困擾之一。從本書所提出的分析的觀點來看，我們知道：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不能經由打倒傳統而獲得，只能在傳統經由創造的轉化而逐漸建立起一個新的、有生機的傳統的時候才能逐漸獲得。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當前最重大的課題，這也是本書不厭其煩地多次提出這個目標，並試著探討其進行步驟的主因。這項艱鉅的工作是急不來的，必須以深思與篤實的態度進行才能奏效。這也是我多次提倡「比慢精神」的主因。（比慢不是比懶，是在心情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用適合自己的速度，走自己所要走的路。）
本書是散篇文字的結集，各文撰寫的時間不同，文體未能劃一（有的是講演稿改寫的，有的是學術論文，有的是校正與增訂過的訪問稿，有的是議論文字），內容也難免有重複之處，尚望讀者勿做求全的責備。既然是散篇的結集，讀者自然不一定要按照編定的順序閱讀，儘可自由地根據自己的興趣選閱。不過，初看我的文字的讀者，也許先看本書的第五部分，比較合適。另外，初看我的文字的讀者，如發現本書的文字與句法不夠淺易，但卻仍有興趣看下去的話，我私心希望書中幾處在不同脈絡中出現的重複可以提供一些「緩衝地帶」，這樣也許能夠幫助這些讀者徹底了解書中的許多論式。
本書的次序，不是根據各文發表的時間之先後編定的，大致是根據篇章的性質編定的。為了幫助一般讀者選讀的便利，我簡略地說明一下各部分篇章的論旨：第一部分是由四篇理論性的文字組成。其中三篇是論析自由主義所肯定的幾項重要理念與價值以及它們之間相互的關係。另外一篇則是討論有關中國人文重建的種種。希望這四篇文字能在理論的層次上與論說的轉折上使中國自由主義往前推進一步。第五部分的「論民主與法治的關係」，也應收在這裡。那篇文字是今年二月才寫成的，當時書稿已經發排，所以只能放在正文的最後。第二部分包括三篇論析五四激烈反傳統主義的歷史成因與涵義以及與其有關的一部分道德保守主義的歷史困境的英文論文的中譯。第三部分有四份內容不同的訪問稿與一篇論及台灣當前文化發展的短文。另外一篇是以一個具體的實例說明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研究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精讀原典的種種。第四部分包括四篇文字。頭兩篇論述先師殷海光先生的志業與他的未竟志業的現階段應有的進展。後兩篇則是介紹海耶克先生的行誼與風格，並對他這樣一類具有原創力的思想家的頭腦運作方式，做了一些說明。第五部分包括兩篇論析我所敬佩的兩位文藝作家的人文精神，與他們的創作在思想上的意義。另一篇是為新生代政治人物而作。我希望他們能夠根據「責任倫理」的原則從泛道德主義與激動的情緒中得到觀念的解放，進而突破過去處世行事的局限，使中國自由主義在政治層面獲得實質的進展。（至於新生代政治人物是否能夠了解與力行此文所論析的原則，那要看他們的氣度、能力與智慧了。）另一篇是我對幾位當代新儒家的一些簡要的看法。本書附錄收存了四篇不同性質的文字。第一篇是史華慈先生與我的中英文對照的「對話錄」，檢討了一些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與政治的問題。第二篇是殷海光先生與我的「書信錄」代序。這篇文字除了談到一些有關的事情以外，在正文與注釋中特別說明了我現在的思想與殷先生的思想在內容與論式方面已頗有不同以及這些不同的來由；當然，在基本方向與大原則方面仍是一致的。（在繼續堅持殷先生所提出的大方向與大原則的前提之下，我覺得我現在與殷先生的差異毋寧是在先師的自由精神薰陶之下的自然發展。這也許是自由學派與一些別的學派的基本不同之一。）最後兩篇是我在大學時代跟隨殷先生讀書的時候所作的翻譯。第一篇曾經殷先生細心校改過。收錄在這裡，一方面做一個紀念，另一方面做一個比照：希望看過本書前面各文的讀者能夠察覺到我現在所主張的自由主義，在內容與論式上與羅素所講的那些粗枝大葉與相當武斷的看法的不同之處。
本書各文得以撰成，多承去年故世的徐復觀先生，與周德偉先生、夏道平先生、夏志清先生、余英時先生、張亨先生、韋政通先生、沈君山先生、李歐梵先生、陳宏正先生、高信疆先生、王慶麟先生、鄭淑敏女士，以及許多識與不識的讀者的督促與鼓勵，封面又承臺靜農先生惠賜題簽，謹此敬致謝忱。過去在聯經公司任職的陳秀芳小姐為了此書，多年來與我保持連繫，可惜我未能在她離職去日之前脫稿，但後來繼任的林載爵先生則以同樣的熱忱照顧本書的編排與出版，聯經公司負責人多年來容忍我的遲延，這都是我非常感念的。本書各文最初多由內子宋祖錦女士清抄後才寄出發表的，這些年來如無她對我的工作無條件的支持與協助，我是無法進行的，本書也就不可能出版，我在這裡向她敬致衷心的感謝。

● 中國人文的重建
「中國人文的重建」這個題目可以從很多觀點來談：可以從很籠統的觀點來談，可以從知識論的觀點來談，也可以從歷史的觀點來談。我今天不想從艱深的知識論的觀點來談，我想先從結論談起。本來我想用論式的（argumentative）方式，一點一點的討論與證明我的看法；但現在我想先把我的結論講出來，然後再談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結論。
什麼是人文？
首先，什麼是「人文」？我們關於人文研究的種種，呈現著非常混亂的現象。什麼是「人文」許多人都沒弄清楚，甚至有人把「人文學科」（humanities）叫做「人文科學」，好像不加「科學」兩個字就不覺得這種學問值得研究似的。我認為「人文學科」絕對不能把它叫做「人文科學」。當然，名詞上的纏繞也不一定就是那麼重要；但，如果我們可以使用一個比較恰當的名詞來指謂我們所要指謂的東西，那麼我們就應該放棄那個比較不恰當的名詞。事實上，「人文學科」與「科學」是有很大差別的。那麼，究竟什麼是「人文」呢？為什麼有的人——當然不是每個人——願意研究「人文」裡面的一些學問，而不願把「人文學科」稱做「人文科學」呢？簡單地說，答案如下：因為我們是「人」而不是「機器」。因為是「人」，所以有特別對自己的要求；因為我們是人，所以要肯定人的價值，找尋人的意義。可是用什麼辦法來找尋人的意義，用什麼辦法來說明「人」有意義呢？
假如有人問這個問題的話，我的第一個答覆就是：「因為我們想找尋人的意義，所以要找尋人的意義。」為什麼這麼說呢？要解釋這一點，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大家都知道柏拉圖寫了許多「對話錄」。其中有一篇叫做〈米諾〉（Meno），是記述米諾與蘇格拉底的對話。在這篇「對話錄」裡有一段交談的大意如下：蘇格拉底說他不知道道德的意義是什麼，因此，他要找尋道德的意義。他常常到市場裡去找些年輕人問：「你們活著為了什麼？」有的年輕人就開始回答他的問題，蘇格拉底然後繼續問下去，等到年輕人沒有話講的時候，他就再找另一個人問，這就是西方最有名的蘇格拉底的教學方法。但是，米諾卻反問蘇格拉底：「你是不是在找尋人生的意義呢？」蘇格拉底說：「對，我是在找尋人生的意義。」米諾問：「你現在是否已經找到了人生的意義？」蘇格拉底說：「我還沒有找到人生的意義，我正在找尋人生意義的過程當中，我希望能找到人生的意義。」米諾說：「你既然還沒有找到人生的意義，只是在過程當中，那麼你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義？假若有一天有人告訴你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而他的答案是正確的，可是你如何曉得他的答案是正確的呢？你用什麼標準來衡量，來鑑別那是正確的答案呢？」這個問題是柏拉圖《對話錄》裡最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涵義（implications）的探討在西方思想界起承轉合幾千年，有時候高，有時候低，最近幾十年由於博蘭霓（Michael Polanyi）的哲學的工作，又重新發揚起來。這個問題的細節牽涉到非常複雜的知識論的問題，今天在這個場合不適合一點一滴地用論式的方法予以細緻的解釋；不過，這個問題所涉及之確切涵義是很重要的，可以簡單地提示出來。
當我們想找尋人生意義的時候，這找尋的本身已經蘊涵了人生有意義；要不然，假定人生沒有意義，為什麼還去找尋呢？換句話說，這個找尋的活動已經蘊涵了對人生意義的肯定，這是第一點。其次，這種找尋的活動已經蘊涵我們已經得知了一個方向，我們雖然不一定對於人生的意義已經有了精確的了解，但我們已經有了方向，所以當你覺得人生應該有意義，或者在你找尋人生意義的時候，事實上已經蘊涵你已經對人生的意義加以肯定了，而且已經相當地知道人生意義的方向。易言之，當你找尋人生意義的時候，已經「知道」人生有意義了。要不然，沒有辦法找尋，也無從找尋起。假若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則「人文學科」所關心的問題，基本上是無法用「科學方法」、或是一般人所了解的「社會科學」來解答的；雖然，社會科學的成果可以作為「人文學科」工作人員的參考。什麼是「社會科學」呢？社會科學也與人有關係，但是觀點不一樣；社會科學所關心的是人的社會，是關心人際關係的一種學問，是要了解一群人集合在一起的時候，在什麼規律，什麼秩序之下大家容易生活在一起；在什麼情況之下，不容易產生秩序，大家不容易生活在一起。這種學問與追尋人生意義的學問或創造活動是非常不同的。換句話說，社會科學所關心的是人類活動的「功能」（functions）與「功效」（effects）（有人說，社會科學也關心「價值」〔value〕；但，實際上，這種「價值」也只是「功能」而已），所以社會科學並不觸及人類活動本身的意義，因此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找尋人生的意義，是辦不到的。那麼，什麼學科和創造活動與找尋人生的意義有直接的關係呢？哲學、文學、注重人文學科方面的史學、宗教、藝術（包括音樂、舞蹈、雕刻、繪畫等等）的研究與創造活動，才是與找尋人生意義有密切關係的活動。
當我們對於上述各種人文學科進行研究或在人文的領域內進行創造活動的時候，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用什麼樣的方法來進行呢？換句話說，我們用什麼態度與方法才能使這種活動比較豐富，比較有成果？
中國人文內在的危機：權威的失落
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我想先談談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
對我們的環境我們應該有一個歷史的了解，這樣，對我們所願意進行的各種活動容易產生比較有效的辦法。我想很少人會不同意我下面這個看法：我們的「人文」實在是處於極嚴重的危機之中；而這個危機是雙重的，它有內在的一面，也有外在的一面。內在的危機方面甚多，現在我想特別討論一點，也是比較主要的一點，那就是「權威的失落」。
「人文學科」的工作必須根據權威才能進行，不能任憑自己進行，如果一切皆由自己從頭做起，那只得退回「周口店的時代」。（這裡所謂的權威是指真正具有權威性的或實質的權威〔authoritative or substantive autbority〕而言，不是指強制的或形式的「權威」〔authoritarian or formal authority〕而言。）我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譬如你現在對文學特別有興趣，你想做一個文學家，做一個小說家或詩人，或做一個研究文學的學者。那麼，你如何開始呢？如何進行呢？首要之務就是：必須服從你所心悅誠服的權威，如果你不根據權威來進行，就根本沒有辦法起步。首先，你必須先服從語言的權威，這在美國就有很大的困難。（我所接觸到的美國的各種現象和我所接觸到的國內的各種現象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也有許多彼此非常不一樣的地方。美國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危機，就是很多年輕人不會英文，現在一般美國大學幾乎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學生連情書都不會寫，因為他們不知道該怎樣寫，每一句話裡都有文法錯誤，而且他們腦筋裡沒有什麼語彙，只會幾句口頭上說的話，稍微要表示一點自己意思的時候，就會犯文法的錯誤。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很複雜，諸如美國人反對學校裡教文法，對「進步的觀念」很是誤解，以及電視的影響等等。）一個人如要寫文章，一定要能駕馭語言，那麼語言才能做很好的工具。如何使語言成為很好的工具呢？第一，要相信你底語言是對的；第二要服從對這種語言有重要貢獻的人的權威性。以寫中國舊詩為例，你必須承認李白、杜甫寫得好，晚唐的李賀雖然有些問題，但也不失他的權威性。服從了某些權威，根據這些權威才易開始你的寫作。假如像美國一些年輕人那樣，連文法都不相信的話，那麼起步都不能，當然做不了詩人了。假如你要寫小說，就必須學習如何寫小說。我們中國人特別聰明，有些在高中的少年，經過兩、三年的努力和老師的啟發，就可以駕馭我們非常困難的語言，就可以寫出很漂亮的中文來。但是，他們卻遇到一個問題，就是作品沒有什麼內容，寫來寫去還是那幾句很漂亮的話。很可惜的是，一些成名的作家卻一直停留在這種青春期。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服從過深厚的權威，沒有根據深厚的權威來演變。大家要是看過托爾斯泰的小說，如果看過杜思妥也夫斯基寫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話——我相信在座的朋友當中一定有人看過這些小說—就會曉得我說的是什麼意思：當你真正要寫小說的時候，當你真正欣賞別人寫的經典之作的時候，當你發現那種經典之作真是了不起，那些著作就很自然地變成了你的權威，那麼，你就能根據你所信服的權威一步一步地演變，為自己的工作開出一條路來——當然你不一定要一直完全信服那些權威，更不必也不可重複別人寫的東西。然而，我們只能在「學習」中找尋「轉化」與「創造」的契機；而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根據權威才能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