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出版理想國：我在岩波書店的40年

台灣版序／大塚信一 著

劉姿君　譯

提筆寫這篇台灣版序文，令我格外有所感觸。我想先由記述箇中理由開始說起。

家父曾任製糖公司的社員，於我出生未滿一年的一九四○年被調往台灣，因此我的幼兒時期是在台灣度過的。公司的工廠位於台中附近，我們一家人便住在豐原與台中之間一個叫作潭子的地方。

我幾乎沒有當時的記憶。據雙親所言，住在公司宿舍周圍的人對我們一家人親切有加，多方照拂。但家父後來被徵召為軍屬，必須前往當時由日本統治的印尼爪哇島。在美日戰爭越演越烈之中，家母與我勉強回到日本。家父於日本戰敗後遭到荷蘭軍隊俘虜，所幸不久便獲釋，得以返回日本。

雙親說，戰後的混亂平靜下來之後，台灣的朋友們很擔心，經常與我們聯絡。我上高中時，台灣的朋友與他們的孩子便開始偶爾到東京家裡。我上大學時，台灣朋友的兒子、女兒也到日本的大學或專門學校留學，假日時經常到我家玩。

雙親還在世時，一到正月，台灣的朋友們必定會來電賀年，雙親與台灣朋友們長聊，顯得十分懷念。而且每次都邀約雙親到台灣──「你們種的樹木現在長得好大，在潭子長成了美麗的行道樹呢！你們一定要來看。」雙親雖年事已高，仍一度應邀訪台，受到熱烈的歡迎。

而當我結婚生子時，台灣朋友的孫子們也開始因工作、求學造訪日本。

因此我對台灣的印象，完全不脫父母所敘述的：「出產好多水果，人們親切友善，是個很容易融入的地方」。

然而，當我進入大學，學習了台灣的歷史，才知道台灣在歷經荷蘭、西班牙統治時代、鄭成功統治時代、以及清朝統治時代之後，緊接著又是長達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時代。雙親與我在潭子受到台灣人們親切照顧的時期，正是日本殖民主義最後的時期。

舉例來說，家父家母當然知道「霧社事件」。但是，他們的認識完全是基於殖民主義這一方。由當地人與從反殖民主義的立場來看，沒有比這更殘酷的事件。我知道殖民主義甚至會剝奪人類最基本的想像力。

大學畢業後，我任職於出版社。透過出版的工作，我學習到，我們絕對不能容許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以任何形式存在。

同時我也學習到，出版這項事業，目的便是藉由促進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早日使人類脫離不合理的歷史。四十年來，我懷著這樣的想法從事出版，這段期間一點一滴的紀錄，便成了本書。

由於這樣的經歷，讀者想必能夠理解拙作在聯經出版公司林載爵先生的大力幫助下得以在台灣出版，對我而言是一件多麼令人感激的事。因為我熱切希望，未來能夠透過與台灣人共同開創新世界，多少彌補我們日本人過去所犯的錯。因此，若本書能夠成為台灣年輕一代出版人帶來一些用處，將使我感到無比欣喜。

在此，我要感謝聯經出版社編輯部的林亞萱小姐，謝謝她為台灣版的出版不遺餘力。

以下幾位也在本書中文版出版之際，惠予種種協助，我也要在此表達深沉的謝意。

董秀玉、汪家明、陳萬雄、程三國、舒煒、陸智昌、馬健全、楊晶（敬稱略）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林載爵先生賢伉儷，為我啟蒙複雜微妙的台灣被統治史。我深信台灣人們的親切，乃是經過不盡幸福的歷史淬煉，源自於高尚的人性。

二○一二年九月　書於東京

「大塚的引導功夫實在高明！」（木田元）
「我從他（湯普斯）那裡常聽說你啊！」（紀登斯）
「今天回望過去……大塚先生是第一個理解我的編輯。」（松下圭一）
「大塚信一先生，一直以來受您的各方照應，非常感謝。」（松田道雄過世後，寄出的平信內容）
「三十年以上始終、直接、間接地支持我著作活動的岩波書店大塚信一先生──不是因為工作上的關係，而是作為個人──是我要致謝的。」（中村雄二郎）
「與我長期交往的編輯大塚信一像我提出了……那麼酷的主題，我完全被迷惑了而出現這本書。因為採訪者是大塚，我得以乘興侃侃而談。不可思議的是一但開始，沉睡了的被喚起，果然是受到『採訪者』的力量所感召。」（河合隼雄）

〈與大塚對談〉(個人經驗／編輯、出版的意義／出版產業觀察)
──可否稍微跟台灣讀者介紹您的個人背景？您為什麼會踏入出版產業？
大塚 一九六三年春天，我大學畢業進入了岩波書店。當時日本經濟正邁入高度成長期，因此希望進入製造業、銀行、貿易公司等的學生，於畢業前一年的春天就幾乎都已經獲得錄取了。唯有新聞傳播（報紙、廣電、出版）九月才舉行考試（而且錄取率非常低），所以只有我們以新聞傳播為志願的人出路一直懸而未決，每天在不安中度日。到了九月，首先舉行考試的是NHK（日本放送協會）。我雖報考了記者，卻在書面審查的階段就被刷下來了。因為試題中有一題要求我們寫出喜愛的書，我就寫了當時身為法國共產黨幹部的羅傑．賈洛迪（Roger Garaudy）所著的《總和與剩餘》。如今回頭想想，保守的NHK當然不可能讓我過關。接著考試的就是岩波書店。我在和NHK的同一個問題中寫了同樣的回答。岩波書店接受了，我才得以順利進入公司。

──您說到編輯工作就像「黑子」（歌舞伎演出者背後的輔佐員），工作本質簡單來說就是為人作嫁。您覺得是什麼讓您可以當編輯當這麼久？
大塚 如前所提及的，能夠組織為數眾多的作者與作者群之後，便能夠運用他們的力量，提出前所未有的新鮮企畫。為此，必須組織研究會和企畫委員會。將不同領域具有影響力的作者和作者群組織起來，交換各種意見，一定能激盪出意想不到的新鮮企畫創意。而且如果能夠組織出一群真正實力堅強的作者，也會影響到後來改變社會的運動。其實每一個領域都有「黑子」的存在，發揮重要的功用。編輯可說是一種有目的地從事這些工作的職業。而這些工作實在是有趣得令人欲罷不能。這正是我能夠多年來繼續從事編輯的理由。

──您在書裡說到：「編輯的工作是產生新的見解，因為對人類迄今積累的東西必須要有整體的瞭解，否則無法判斷什麼確實是新的。」編輯工作量本來就不小，要如何盡可能企及這個目標？
大塚 要實現前述，編輯就必須比一般人更用功。而且這種用功並不痛苦，應該會越來越令人樂在其中才對。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用功的成果會你在與一些具有影響力的作者的交流之中，漸漸呈現出來。

──您在書中提到岩波書店不同種類、形式的出版物：《思想》雜誌、「單行本」、「新書」等。跟台灣出版社的習慣分法不同，台灣出版社常常是以作法內容來區分。可否稍微跟台灣讀者介紹日本出版社一般的分法，像是「單行本」、「新書」、「文庫本」各有什麼不同？
大塚 岩波書店是如前所述來進行分類。其中新書指的是新書版的小型書籍（長十七公分，寬十一公分）。文庫版則是十五×十．五公分大小的書。當初，新書是由某個領域的權威人士簡單明瞭地為讀者解說該領域的學術成果，具有強烈的啟蒙特質。而文庫則是特別為了讓讀者能夠親近日本與全世界的古典文學與文學作品所設計的。兩者都以平易近人的定價出版，讓讀者閱讀沒有負擔。只不過現在除了岩波以外的析書、文庫，版型雖然相同，內容卻千差萬別，難以簡單概括。新書與文庫目前是日本出版界發行數量最多的書。這兩者的形態都是數十年前由岩波書店最先發明提出的。而所謂講座，本來是針對哲學、物理學等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等特定領域，集結學術界的全力，如大學開設講座一般，集專家論文於大成，可說是日本特有的出版形態。

──您見證了日本出版業人文思潮眾聲喧嘩的美好，也面臨過九○年代出版業蕭條的陰影悄然降臨的嚴峻。出版生態的環境越來越惡劣，不知多久以前，出版產業就被稱為黃昏產業了。請問您現在對出版界的未來觀察是什麼？
大塚 以長遠的眼光來看，自古騰堡印刷術發明以來，活字文化亦即出版業位居主流位置達數百年。而到了二十世紀，如加拿大的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與匈牙利的貝拉．巴拉茲（Béla Balázs）所說，電影、電視等視覺文化逐漸復權。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漫畫、電玩等視覺文化看似位居優勢。
然而，歷經數百年所成就的活字文化是人類共通的世界遺產，是無可動搖的。換句話說，沒有活字文化，就不可能有人類的歷史。科技也是由活字文化支撐的。我認為我們應該站在重新確認這個事實的基礎上，致力於振興出版文化。
我任職於岩波書店期間，曾利用IT技術做了各種嘗試。本書中也提出了其中好幾個例子。我們不應害怕IT技術，而是應該積極運用，來守護活字文化的傳統不是嗎？為了讓人類發揮理性，創造更美好的社會，活字文化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必須運用IT技術做不到的書本的優點，同時創造出活字文化的新形態。為此，我們有必要讓每一本書都更美、更有手感，也更加便利。
我相信，年輕一代的編輯們一定能夠跨越文化與國界，創造出新的出版文化。

〈被秘密錄音激怒〉
一九六○年代中葉，當時民族主義在各個層面都掀起波瀾。O提出了以南原繁為中心，聚集大塚久雄和福田歡一兩位，聽聽他們對民族主義有什麼想法。我被指派「去找這三位老師，協調一下日程」，並決定了聚會的日子。臨到聚會前O命令我「把錄音機帶著，在老師們不知道的情況下錄音」。我十分驚訝，但是不得不聽從，便對三人的議論錄了音。請專人整理出的逐字稿，果然是非常有意思的內容。O對我說：「你得再去老師們那裡走一趟，向他們說明相關情況，並請求許可刊登在雜誌上。」
我想這事麻煩大了，於是依次去拜訪南原、大塚、福田三位老師。當我戰戰兢兢和盤托出：「其實我偷偷地錄了音……」南原、大塚兩位大家都嗤嗤地笑，回答我：「O君就會幹這種事，真是沒轍呀。」最後，我到東京大學法學部研究室拜訪福田老師。當我開始說明情況，他就不容分說地怒斥我：「擅作主張幹這種事，我絕對不能饒恕。還要刊登在雜誌上，簡直豈有此理！」不過，被怒斥是理所當然的。我唯有拚命地道歉：「真的非常對不起，一定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我想我向他低頭認錯最少也有一個小時。
不久福田老師的語調有所改變，說：「雖然是不可饒恕的行為，但是因為問題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緊急考慮。我會整理一下議論的思路寫個提綱，然後你拿到南原、大塚兩位老師那裡。如果可以得到他們的諒解，就重新設定時間三人進行議論。」我已被訓得內心縮成一團，聽到這話，感激得幾乎想哭。幸虧獲得了南原、大塚二位老師的諒解，三人重新進行了會談。這個成品就是刊登在一九六五年一月號的〈圍繞民族主義：有關問題及現代日本的課題〉。自此到我退休為止的四十年間，我一直在各方面都得到福田老師親授機宜。

〈「你們不可能拿到稿子的」〉
林達夫在第四卷《歷史哲學》中撰寫了〈精神史：一種方法概論〉。當講座的內容介紹（宣傳冊）製作好時，我與F課長及K前輩一起拿到主管室，小林勇（當時的岩波書店會長）看過後說：「這裡寫著林達夫，但是你們絕不可能拿到林老師的稿子。萬一成真，我剃頭當和尚去！」小林勇敢這麼說，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因為過去十年多，林達夫完全輟筆了。
關於這個著名論稿的內容毋庸言及。但是有必要記一筆，〈精神史〉發表時，在文化人之間流傳夾雜著讚歎「林達夫依然健在」的評論。而且我曾被不下三、四位略知林老師一二的人詢問：「他真的寫了嗎？」。其中一位相熟的學者直接問我：「你到底用什麼方法讓林老師寫稿的？」
可是，作為責編的我沒有做過任何特別的事情，只是純粹當一個聆聽者，努力盡快為林先生找到他需要的書籍（幾乎都是外文書）。後來他答應我們以〈精神史〉為核心整理成單行本。有一封當時林老師的來信，節錄如下：

日前我把至為重要的事情給忘了。
工作附帶的義務──為了作繭自縛，另張紙上所列的書籍，如能代為訂購則幸甚。
標有紅圈的希望空運。書出版後，費用請從版稅中扣除。

雖然費了很長時間，但也終於到了前往接收〈精神史〉稿子的日子。我經過老師位於鵠沼的住宅書齋，夫人給我端了茶，趁著林老師還沒出現時跟我說：「在林還沒有完全把原稿交到你手上之前，絕對不能看。」林老師一邊把稿子遞給我，一邊看著夫人的臉說：「記得交稿給小林（勇）君時的情形嗎？他多次來催促，一頁、兩頁的拿走。最後的那天，他一直等到半夜我還沒寫好。天亮時我終於完成了，打開窗戶一看，小林君沙沙地撥開庭院落葉出現了。他說昨晚已經沒電車了，只好裹著庭院的落葉打盹。」我終於明白小林說出：「你們這幫小毛頭絕不可能拿到林老師的稿子」的這番豪語的理由。但是，小林勇並沒有遵守約定去當和尚。

〈林達夫的聖與俗〉
經由這個講座的編輯工作我學到了很多，對我來說，能夠遇到編輯之師林達夫，實在很幸運。包括其後的逸事，雖然有點長，但還是應該將十多年前發表的文章再抄錄如下。（此文收錄於久野收編《回想林達夫》，日本編輯學校出版部，一九六二年）

作為編輯的林達夫

前言

對於林達夫這位偉大人物，光照射在他某個側面時，可以描繪出什麼樣的形象呢？我在近三十年編輯生涯的最初階段與他相遇，其後不斷受到啟發，因此被指派以「作為編輯的林達夫」這樣的題目撰文，為報知遇之恩，當然義不容辭。
我就職於以學術出版為中心的出版社，有很多機會接觸優秀的學者、研究者。但是林達夫並非學者，也不是研究者。稱他為思想家也許不錯，不過就此一錘定音也未必恰當。那麼姑妄稱之為「倫理學者」（moraliste）吧！這是最貼切的。如果要更加切題的話，應該是「作為倫理學者的編輯」吧。我以超過二十年的體驗，暫且在這樣的定義上來談一下林達夫。

一 編輯的資格
這件事是發生在一九七二年初夏岩波新書的編輯會議上。在每周三上午舉行會議時，我是剛加入新書編輯部的成員，還需要負責接聽電話。那天我毫無預感地拿起了話筒，另一端傳來了震耳欲聾的聲音。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是人類天才必入五甲的人物。與馬基維利（N.Machiavelli）比相形見絀之類的話是怎麼回事。這麼基本的事實都看漏眼，你說得上是個夠格的編輯嗎？如果對我的話有異議，就說來聽聽！」語調激越的斥責持續了三十分鐘。我只有回答「是」或「嗯」的份，繼續在開會的其他編輯部成員開始察覺氣氛不對勁，「到底怎麼回事？」「被林老師痛斥了一頓。」──除此以外我什麼也無法說明。
已故的京都大學文學系教授清水純一，曾為我們撰寫了新書《文藝復興的偉大與頹廢》，其中簡明地描繪了布魯諾（Giordano Bruno）的一生及其思想。清水在此前數年已有關於布魯諾的大作問世，這次以新書這種小規模的形式承載精彩的內容，寫出了名著。林達夫一直對文藝復興非常傾心，新書出版後我們送上一本給他。
持續三十分鐘的斥責以此句話完結：「清水君有關布魯諾的分析很道地。但是第Ι章的這句話卻把整本書給毀了。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是你這個編輯的責任。」作為編輯者必須知道人類天才有什麼人，哪位天才排名於哪個位置──「真有點奇怪。這不該是本質的事情嘛」，實不相瞞這是我當初的心境。
然而，在一連幾天的思考中，我逐漸覺得作為編輯，也許真的需要以這麼大的標準來判斷事物。問題不在於米開朗基羅是否必須歸入人類天才五甲，而在於即使是對生活在數百年前的人物，也必須要有判斷的標準，這肯定是林達夫想說的。但是，我真正地明白話筒那端異常激昂話語的意義，差不多經歷了二十年的歲月。
編輯的工作是產生新的見解，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對人類迄今積累的東西必須要有總體的瞭解，否則無法判斷什麼確實為新。這成為了非常艱巨的事情──其後的二十年，我一直嘗試努力去做，但如此狂妄的目標當然無法企及。不過，我心裡不斷反芻編輯工作的重要性。
想想看，林達夫對於自己喜歡的人，無論是學者也好，編輯也好，都會千方百計啟蒙、激發他們。在我而言，這樣的啟蒙、激發不勝枚舉（當時遇到這樣的事情經常覺得膩煩，但是現在真的感到非常值得慶幸）。通常到到平凡社的辦公室去拜訪林達夫時，都是這樣的情況，「夸黑(Alexandre Koyre)最近的書你讀了嗎？」「舍萊姆（Gershom Scholem）寫的關於猶太神秘主義歷史的書你知道嗎？」每次一定提出十個以上跟書有關的話題，而且幾乎都是外國最新出版的。林達夫跟我只談英語或法語的書，但聽一位德語很好的編輯朋友說，跟他一定也會談到德語新書。
在此介紹一個最具啟蒙、激發的例子。某天林達夫突然出現在公司櫃台，跟我說：「這本有趣的書我多訂了，送你一本。」那就咖特（Jan Kott）的新作《吃掉眾神》（The Eating of the Gods，一九七三）──波蘭出身的戲劇評論家所寫的希臘悲劇論，林達夫專程拿到出版社給我（當時，咖特的前作《莎士比亞，我們同時代的人》（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一九六四）是我們的共有財產之一）。因此在下次與他見面時，我必須把書通讀了，而且要說出一、兩點感想來──結果是，我買了一整套人文書院出版的《希臘悲劇全集》（一九六○），並不得不抱著英文詞典拚命苦讀（以後的經驗使我明白，帶書來脅迫我是林達夫的策略）。還真多虧了他，我才得以把希臘悲劇通讀了一遍。
這樣的啟蒙和激發──至少後者──對於編輯是必須的東西。林達夫親身教會了我，絕不容許自己做的事。那就是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即使在文藝復興的研究上具有超越研究者業績的累積，但並不止步於文藝復興的研究。正如林達夫常說的口頭禪「我希望一直當個業餘愛好者」。一方面作為編輯，整體地認識理解人類遺產，另一方面不斷當個業餘愛好者，好保持輕快的步調──是林達夫的生活態度讓我這樣思考的。

二 世俗的側面
編輯的工作理所當然地，只有置於時代的現實裡才能有效發揮。必須浸透於現實之中，而且整體地參照人類的遺產來做出判斷（假設那是可能的話)。譬如學院派的現實，它並不是只靠所謂純粹學問研究的美麗動機支撐著，這是不言而喻的；也往往受名譽欲望和派系的妨礙所侷限。在徹底瞭解學院派的現實，正視其封閉性之後，當體現新感受和新思想的人物出現時，不拘泥於頭銜和體系做出正當的評價：這是作為編輯的林達夫所顯示的卓越姿態。首先正是這點，使我一直尊崇林達夫為師長。
一九六六年，我剛起步作為《思想》雜誌編輯部成員，有幸得到山口昌男撰寫題為〈文化中的「知識分子」圖像〉的論稿。當時還是沒沒無聞的山口，其知識分子論是後來開花成為跨界者的基礎。林達夫注意到了被放於《思想》接近卷末位置的山口論稿，當我有事去他鵠沼家拜訪時，他對我說：「山口君是怎樣的人？那麼，你很熟悉他嘍。這樣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啊，依我看他是半世紀才能遇到的一位天才。」其後山口的活躍，證實了林達夫的預言。
同樣地，林達夫喜歡發掘各個領域最有希望的新人，讓他們在自己有關係的報刊嶄露頭角。比如大概在十年前，我見到高齡的波多野完治老師時，他跟我說起自己年輕時能夠以修辭學論在《思想》初登場，完全因為林達夫的推薦。而比較近期的，則可以列舉作家庄司薰和評論家高橋英夫為例。
另一方面，作為平凡社百科事典的負責人，林達夫為了調解不同學界的老師，奔走於東京、京都兩地而歷盡艱辛，據說當他因為那些學院派或人事的糾紛而感到疲憊時，就會在箱根的群山裡走動，讓心情平靜。但是對那樣的事情從不多談。
不多談的事情中，有林達夫的愛憎問題。例如與三木清、和辻哲郎之間。特別是對於三木清的思想，林達夫確實曾嚴厲批判。從言語端倪推測，大概是因為即使在構想力的邏輯等與自己的看法非常接近，但卻於微妙之處有不同的見解。而對於和辻哲郎的跨越既成的思想史和哲學界限，冒險向前探索，他一直給予高度評價。提到當前紅極一時的某位知名哲學家，他則說：「××君作為哲學者，不斷地挑戰新課題這點很好。如果和辻還在世的話，相信他也會做同樣的事，不過會在進一步增強了實力以後才如此。」但是，以白蘭士及其後開展的年鑑學派的研究等對照，他是批判和辻哲郎的風土論的。總之，他確實深深愛惜上述兩位。因此，對於兩位的批判也極為嚴厲。（基本上林達夫什麼也不說，而且對他來說或許也是決定性的事情是，對女性的愛憎問題。但是這偏離本文的主題，也沒有確切的資料，只好省略。）
有關林達夫的時髦精神，已是眾所周知。這種理性的時髦形成林達夫編輯工作的基礎，在國家主義風潮高漲之時，西歐化的時髦行為本身明顯地是一種抵抗形式。身穿粗花呢上衣，脖子圍著絲巾的身影，與林達夫暮年精神上的豁達重疊。即使晚年臥病在床，林達夫也沒有失去他的時髦精神。我曾多次轉告林達夫，山口昌男和中村雄二郎等親近的人，再三提出想去探視他，但是他一次也沒有答應。「因為與他們見面，我必須要學習兩、三個月才行啊。」他一直這樣說而婉拒探望。

三 對神聖的憧憬
鵠沼的林宅很美。灰水泥牆和橫梁外露的英國民居風格的建築，據說是林達夫親自設計，並籌畫安排室內設計細節的。比如我曾經聽他說起費盡心思搜尋門的把手，結果是在淺草的工具店訂製的（然後接著由此展開齊美爾[Georg Simmel]論，這是不折不扣的林式風格對話）。庭園也很漂亮，一點都不會讓人感覺到是日本風庭園，而是自由建造的，裡面有許多珍貴的外國種植物。敬愛林達夫的學者或研究者，會從他們留學的地方把大型園藝店的目錄和植物園的指南圖冊寄送給他。
我應邀到這美麗的家，首先會注意到的是，在書架側面、壁爐檯上，還有寫字檯上裝飾著幾張樸素的聖母瑪麗亞複製畫像。以我貧乏的文藝復興繪畫知識，雖然無法很明確地識別，但至少看得出其中有喬托（Giotto）和席耶納（Siena）畫派的作品。這些東西明顯有別於林達夫的知性時髦精神。通常林達夫熱情談論的是，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和拉斐爾（Raphael Cenci）等巨匠的事蹟或他們工作室的狀態。基本上都是最為絢爛興盛的、人道主義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事情，決不會是可以看出早期樸素的基督教信仰作品。
但是，如果知道林達夫喜愛的文學作品之一是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聖母院的雜耍人〉（Le jongleur de Notre-Dame），就應該不難想像，他心之所繫的是人類最樸素、最純粹的信仰狀態。事實上，他與年歲差不多的宗教人類學者古野清人（已故）關係非常密切，從兩人的談話可以瞭解，林達夫對宗教抱持著莫大的關心和深厚的知識。同時，談到有關哲學家松本正夫的工作時，也可以推測，他一直在關注新托馬斯主義（Neo-Thomism）的動向和蘇聯的宗教狀況。《共產主義的人類》的作者林達夫先生原來具有這樣的宗教知識背景。
同樣的，他也體現了對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的炙熱關心。就是說，人的原始狀態是如何？與其相應的人類文化是什麼？甚至於對現代文化和政治的狀況也由此進行判斷。換言之，就是將人類史上的定位與字面上的全球化視點兩者交差而成立，這是林達夫對事物的見解。當然是我難以企及的，我景仰林達夫，把林達夫尊為編輯之師的最大理由正在於此。
在引言所寫的「作為倫理學者的編輯」正是這個意義，這裡的倫理學者與通常意義的倫理幾乎無關。大膽地說，他可謂是人類原本狀態的探究者、從那裡發端的人類觀察者。

結語
我沒有參加在藤澤舉行的林達夫告別式。雖然出席了前夜儀式，但是極力避免與認識的人交談，並且很快地離開了會場。沒有什麼清楚的理由，只是覺得這是林達夫式的做法。

尾聲
窺見「理想國」
以上是我做編輯四十載的軌跡。當回首每一個自己企畫、編輯的書刊時，不由想起井上廈的話。那是在《赫爾墨斯》上，與大江健三郎、筒井康隆舉行的鼎談「尋覓烏托邦尋找故事」中，井上談到為什麼自己深陷戲劇不能自拔時說的。

「戲劇在各種意義上是眾人協力完成的。有劇作家，有表演的演員。還需要負責布景、小道具、照明、音響的人。然而，最關鍵的還是觀眾的存在。某日、某時，在劇場上演這個劇。只有兩、三個小時。但是，這兩、三個小時如果戲劇演出成功，演員和觀眾融為一體，那個時間就在那裡定格成某種『理想國』。我是在小松劇團的每場演出中尋覓理想國。」我記得大意如此。

我聽了這段話不能不想：出版不是完全一樣嗎？有作者，有編輯。有製作、校對。有印刷、裝訂，還有紙張。為了宣傳，有負責宣傳和廣告代理的人。代銷店、書店當然不能忘。而且不是有最重要的讀者嗎？如此說來，出版與戲劇一樣，建立在許多人的協作上。戲劇需要劇場的平台，在特定時間展現特定的世界，即使有這一點不同，但如果讀者透過手裡的一本書，可以暫時離開現實世界，生活在另一個宇宙，那麼不就是井上說的尋覓「理想國」嗎？這樣一想，也許我做編輯的四十年就是「尋覓理想國」的四十年。

但是，細想「理想國」正因為它不可能存於現實，才是「理想國」。「世上不存在的地方」是「理想國」的意思。因此這是一種悖論：正因為現實不存在，我才用四十年在尋覓「理想國」。
然而，就在四十年幾乎最後的階段，我的一個經歷，也許可以說讓我窺見了「理想國」。記錄下這件事以結束本書。

二○○一年十二月某日。上午十一時許，桌上電話響了。我拿起話筒放在耳朵上，傳來有三十多年交往的作者X的聲音。

「我看了今天早上的報導了，問題相當嚴重啊。我和內人說起來，我們的孩子都大了獨立了。我們又都老了，沒有什麼用錢的地方了。所以，手頭的存款沒有也無大礙。大塚先生，交給你來支配這筆錢吧？」然後，告訴我現在有多少多少錢。

X意想不到的建議，讓我大驚。而且，被巨大的金額嚇了一跳。事情來得太突然，我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話，勉強說出：「不勝感謝。不過，您的美意我就心領了。」放下電話，我半晌仍陷於一片茫然。而後，淚水滂沱而落。

那一天，一家知名的專業書代銷店S公司倒閉了。當天的日報登出這則消息。自從戰敗後，S公司創業以來，與岩波書店的關係非常密切。因此，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報章、雜誌立即起鬨，渲染岩波書店瀕危。瞭解這些情況的X，放心不下打電話來。

我不認為X提出建議，是為了救助有長期交情的我個人。他是出於對岩波書店這家出版社的厚愛，即恰巧是我任社長負有最終責任的組織，提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建議。

我相信並倍加珍視真正意義的學術。製作無論怎樣通俗的啟蒙書，都要關注它背後學術的鋪墊。毫無疑問，學術專著或學問類講座，這一點是頭等重要的。X一定對岩波書店的這種姿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長期積累產生了共鳴吧。所以如果它瀕危，哪怕自己掏腰包也要相助。也許這話說得大了，換句話也可以說，我用將近四十年的歲月，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起X對岩波書店的評價和信賴。

我的淚如泉湧，怎麼也止不住。對於X以我堅信最重要的為真，為捍衛它不惜捨私財的信賴和行為，我無言以對。難以表達的感激之情，唯有化作淚水。

X的一通電話，讓我從心底感到做四十年編輯的深意。我同時感覺，終於窺見了四十年來尋覓的「理想國」。老實說，我就是為了寫這件事，才動了寫本書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