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托邦指南／閱讀卷：魅與祛魅

序　　來自威斯卡河畔的泥濘岸邊──饑餓一代的反省

生於上個世紀七○年代的大陸，後來在自己曾經臆想為「正朔所在」的台灣，被按照「正朔」的編年列入六年級作家，我一直對這個「歸隊」如有榮焉。不過後來慢慢發現，自己似乎更接近台灣的五年級作家、或者香港的六○年代作家（生於四○年代末），有著相似的胃口，或者說：同等的饑餓。
其實是每次搬家收拾書籍和音像藏品的時候，它們提醒我的，這種饑餓，既值得驕傲，也帶有病態。在八○年代末開始醒覺的一個大陸沿海地區文青，面對的荒涼狂亂，並非像台灣解嚴後的那個快速變得正常健康的豐盛文化社會，而更像解嚴前十多年多少帶著地下、野生狀態的文化泥石流。我的高中時代，就像上一輩的大學時代，是饑不擇食的。
在我書櫃的壓艙物中，有大量八、九○年代大陸出版的哲學、美學原著翻譯及普及讀物，從尼采、海德格到伽達默爾、德希達，從索緒爾、施特勞斯到羅蘭巴特，它們滋養了二十歲前後的我，當時我按照哲學史列出的書單，生吞活剝地啃下這些經典。然後這些名字又再度於一批六七○年代台灣出版的像志文、水牛出版社的文庫本上出現，印刷質量和裝幀同樣的簡陋，因為我一九九七年移居香港後，饑餓症二度爆發，在舊書店裡重又蒐羅了一遍這些耀眼的名字。
這種饑餓症，一直延續到近兩年，每次我去台北還會復發，買回來很多早已是台灣同代人的父輩架上讀物的舊書。其實我早已不缺乏精神食糧，這種行為如果不是一個彙集記憶的病態行為，就只能理解為我對「啟蒙時代」的一種致敬。中國大陸經歷過兩次（最終夭折的）啟蒙時代，所謂的「五四時代」和短促的八○年代，我有幸以少年之姿遇見後一次，懵懵懂懂地打開自己，放肆吸收，所以對那個時代的致敬也是對自己的少年初心的一次顧影自憐。
應該以批判眼光視之的是，年輕時我們對思想界革命者的崇拜，本質上和同齡人對娛樂明星的崇拜是很像的。思想的饑餓毋寧是一種審美上的饑餓，因為相對於教科書和大眾媒體上面那些死板的面孔，這些異端大師們酷斃了，別開生面的思想加上傳奇性的生平，滿足著一個生於共產幻象時代末端的少年的「犧牲」情結。信仰共產主義和信仰宗教的人，自然有一大批他們組織安排的聖徒可供膜拜學習，而我等流離於黑暗水域的諾斯替異教徒，從自己尋找來的英雄上得到更大的快感。
所幸這種帶著審美快感的朝聖式閱讀，還是給我留下了很多不止於快感的東西，否則今天也無法反省──我後來認識了不少在這種幻象中不能出來的父兄一輩和同齡人，他們擅於誇誇其談終極問題，而對眼前的美醜或悲喜視而不見。思想巨人們的財產，有幸得到另一種資源的修正，那就是文學，比如說作為作家的那個齊克果在修正著哲學家齊克果，詩人尼采修正著思想家尼采，海德格爾喜歡的荷爾德林、里爾克和特拉克爾、策蘭，同樣引導我去修正那個龐大、高聳、偶爾蹈空的神秘主義者海德格爾。
在文學修正之後，我留下了十五歲所遭遇的叔本華的虛無和尼采的決絕，十七歲從海德格爾處習到的向思之深淵、語言之瀚海溯源的毅力，是這些加持著我去面對如今從青年步入中年所遭遇的種種矛盾與不堪的現實。我習慣了那個少年的幽靈隨身與我碎碎念，常常提醒我抽離身處的漩渦，以初心行事，原來不難。
二十歲前後我給自己留下佐證那個饕餮精神盛宴的，是十多本日記本，所謂的日記其實只有兩項內容：閱讀筆記和畫夢錄。大概二十六歲我停止了寫日記，前幾年我從防潮箱裡找到它們，重讀之時寫下了這麼一首詩：

讀舊日記

嘿，這位長髮過肩的搖滾青年
你以為你體驗過黑暗
我今天向同一雙手嵌進更多的石頭

嘿，這位目光灼灼的哲學青年
你以為你嘗試過饑餓
我今天向同一個胃埋進更多的松露

你曾經在炎夏清晨走過異鄉的堤灣
不回頭，好吧，那些屍骸我來收拾
把腐爛了的旗幟也給我，還有鐵心
你的背囊難道不應該更輕嗎？

你的坐騎難道不應該是消失的外星信號？
你的吉他難道不是捅向我的光劍？
你的陰莖難道還在寫詩嗎？

你裸體行於珠絡之市，已經一萬個晝夜
通讀衰老經的人在拿你的傷勢圖來紋身
我今天向同一尾青魚撕碎同一朵雲

我瞧見你擁有這些金色的霧
我嫉妒你，並未夢見我也擁有同樣的霧
依舊濕淋淋，在威斯卡河畔的泥濘岸邊。

「威斯卡河畔的泥濘岸邊」是另一個屬於那個時代的接頭暗號，那是超脫搖滾樂隊Nirvana的主唱Kurt Cobain在一九九四年自殺之後，樂隊出版的最後一張現場專輯的名字（From the Muddy Banks of the Wishkah），這個名字擊中我，因為它就和我們一代的青春一樣草莽、糾結、荒涼。Kurt Cobain的自殺相信是六年級同齡音樂人記憶中一件大事，就像海子在一九八九年自殺一樣，他們客觀上成為了我們成人禮的一件代祭品，從此以後，我們的前路不再存在兄長式的人物，我們開始成為兄長，在泥濘河岸上為饑腸轆轆的弟妹們尋找新的食糧。
另一個充溢於我心的饑餓是良心的饑餓，一九八九年的鎮壓，除了是一代人的精英被瘋狂摧毀，也是迫使精神變得怯懦、犬儒、蒼白的一次浩劫，我年少狂狷，不能接受犬儒，更不能接受鄧政府此後為了安撫民心而拋出的資本主義狗糧，因為後者把大陸的貧富懸殊赤裸裸地拉大到極點。作為一個年輕的「知識份子」彷彿帶有原罪：你擁有知識已經使你更靠近權力和利益，唯一自救的可能是批判與自我批判，因此只可以選擇左翼。
我從接觸新左派開始，十八歲讀馬爾庫塞，後不喜大陸的一批心繫權力的偽左派，轉向更純粹、更有想像力的無政府主義。來香港後接觸了托派，也迷上了切‧格瓦拉、拉美左翼和解放神學，最後還是回到無政府主義的自由當中 。二十一世紀初在北京生活的五年，因為從事紀實攝影工作，得以親身見識基層人民的艱難生活，之前對切‧格瓦拉那種對不公的義憤的認同更加強烈，這直接導致我回到香港後積極參與社運，不缺席每一次嘗試阻撓資本齒輪運轉的行動，因為無論是切‧格瓦拉還是孔子還是蓋瑞‧斯耐德，都教導我坐言起行是一個赤子的基本素質。
從饕餮形而上的精神食糧，到親自到人間去尋找答案，我同時感謝這兩者的餽贈，並不因為接受了後者的殘酷鍛鍊而否認前者的超越性。此刻我想起我的思想啟蒙書之一：紀德的《地糧》（又譯作《人間食糧》），它幾乎是宿命地在十六歲左右給我奠定了美學和人生觀的基礎，就是對美永存敬意、不否認「無用」的事物、同時面對光明與黑暗──保存神秘，然後敞開自身去迎受命運拋給你的所有風浪，知道它們都有其意義。後來我在卡繆的小說和散文、荷索的電影、更多人的詩裡面再次確認這一切。
從虛無始，到反抗虛無，這是一個有力的胃所應該匹配的隱喻。我曾經在多篇文章中論述我們這一代的反叛、堅忍和清醒，最後它們都匯聚到這個有力的胃周圍，準備去消化那個更頑劣的未來：中年──這就是我對自己的祝福和期許。

反抗，為革命祛魅
坐言起行，太陽花運動從言到行，前進的速度以秒為單位，在樸素、直接的理念驅使下，人民用腳投票，迅速以行動去印證理念，這符合一場社運的無邪特徵。當行動轉入潛行默長之時，就當重新坐下來反思言說與行動，此刻有幾本書從行動到宣言到精神，連結當下、革命的星火時期和曾經的狂飆時期，為我們提供鏡鑒。
最貼近我們日常的一本，是鶴見濟的《脫資本主義宣言》。《脫資本主義宣言》首先論證了脫離資本主義生活模式的必要，它昭示了資本的變形盤剝已經無孔不入，而且我們只要繼續著我們的時尚生活就都多少成為幫兇。消費社會中，無論是核能、體育還是牛仔褲、易開罐，原來都是資本主義的大氅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蝨子，巨細無遺地勾勒出這一本簡明的血汗地圖。
「不拚經濟，我們也可以活下去」是《脫資本主義宣言》的核心思想，此語破除經濟迷思，也讓我們回到反服貿甚至反世貿的初心，拒中不過是反對發展至上的資本邏輯的一面，假如入侵的是日美，小國民眾照樣得拿出拒絕的勇氣，因為若賣國與中是眾目睽睽，賣民與後者則是潛移默化的暗通款曲，後者更需要清醒警惕。
《脫資本主義宣言》和《共產黨宣言》都是小冊子的寫作方法，俱有一目了然的棒喝作用，前者特別之處還有「抗爭錦囊」，羅列出各種可行的反抗方法。現時代的行動雖然未必如兩百年前那樣訴諸直接暴力，但抗爭方法倒是也比《共產黨宣言》時代要多樣化得多，這恰恰也同時反抗了後者曾衍生的許多革命的清規戒律。
波瀾從未絕，《共產黨宣言》列入麥田的「時代感」系列重刊適逢其時。新版本的《共產黨宣言》最重要的是收錄了霍布斯邦的〈論共產黨宣言〉，還有林宗弘的長篇導讀，使它的原文更有發散性，與當下的勾連也更明晰。讀之識其對人類壓迫與反抗的關係永恆不變的剖析，也應省視一百五十年過去，宣言中哪些話語被利用扭曲，而哪些又在新的鬥爭環境中出現了新的變異。
《共產黨宣言》有一個著名的開頭：「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共產主義曾經做為一個幽靈有它反叛的鬼魅吸引力，隨後又曾躋身神靈的隊列反而成為自由的威脅。而現在我們必須祛魅，使它不只是一個幽靈，而成為當下抗爭行為的一面鏡子，那樣我們才可能深入「反抗」的內核，去思索「反抗」對於人類存在的決定意義。為何卡繆說：「我反抗，故我存在」？當你認識了你的目的（而不是革命導師告訴你的目的），你才可能為自己的行動找到更有想像力的突破口。
卡繆寫於六十多年前的《反抗者》，也是非共產主義者卡繆在歐洲知識界普遍左傾的一九五○年代所做出的一種獨立的祛魅宣言，他論證反抗的普遍性凌越於階級鬥爭之上，其本意並非否定共產主義曾經的先鋒性，實質是追溯左翼的反抗精神在人類血脈裡的根源，但此舉觸怒了其時唯主義是舉的沙特，這本書成了他倆決裂的主要引爆物。
卡繆的書名叫「反抗者」而不是反抗（行為），更反應出他思想中一貫以人而非主義為出發點的用意。在反抗行為中首先獲得意義的是個人、是無所依傍的孤獨存在。反抗是受奴役的人獲得尊嚴的唯一形式，是精神站立的前提。如果說資本主義通過物質消費去奴役人類和耗損地球，後來變質的共產主義則通過集體意志吞噬個體意志來從精神上泯滅人性，兩者都是卡繆的反抗對象。
覺醒的個人又為群體賦予意義，基於反抗而生的人類的互助覺醒，在資本主義社會被舒適消費的柔軟手段予以隔絕（這也是《脫資本主義宣言》所揭露的），卡繆早在戰後經濟上揚的初期就看出這一點，因此《反抗者》特別強調個體的「互助」，實際上與早期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等的主張相承，卡繆的思想也通過此與今日反資本主義者當中的積極無政府主義匯流。
「奴隸起而反抗是為了同時代所有的人，因為他認為，這種命令否定了他身上的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不僅屬於他自己」，這是自由也是尊嚴，反抗的最高意義在此，是形而上的互助精神。而自我的立命精進，在運動中除了反抗，還建立著自身存在的意義，則是我們在一場一場更替的運動中可以秉持的初心。卡繆提示出兩點，實乃反抗者之於革命者的不同，當下，我選擇前者。

「未知生，焉知死」──卡繆的初心與變奏
主動對存在進行否認，也許是人類在必有一死這一強大虛無面前唯一可以進行的反抗：如果人類不能逃避虛無，那麼至少可以選擇提前擁抱它。因此殺人與自殺，就是弱小的人在死亡之永恆背景前面所能擁有的唯一「自由意志」。
這很荒謬，也很嚴肅。殺人與自殺是卡繆幾部經典著作中的關鍵詞：《薛西弗斯的神話》第一句是：「只有一個哲學問題是真正嚴肅的，那就是自殺。」；《反抗者》在引言已經點出殺人也是一個哲學問題：「在否定的時代，思忖自殺問題是有用的。在意識形態的時代，必須清理殺人的問題」；《異鄉人》涉及的他殺，實際上是自殺的條件，莫梭從被動殺人到主動拒絕救贖的過程，是他一步步獲得靈魂自由的過程。
然而如何從否定的存在轉向肯定的存在？這是卡繆一生思考的問題，我們沒有想到的是，問題的發端與答案，都埋藏在他生前並未出版的處女作裡。第一次譯成中文的《快樂的死》幾乎包括了卡繆所有的關鍵詞，而且技巧完美，我猜想卡繆不出版這本傑作的唯一理由是：這是一顆豐滿的種子，要留待它來孕育其他作品。尤其卡繆的成名作《異鄉人》，就是以極端方式從《快樂的死》中吸取了思辨的精髓。
《快樂的死》與《異鄉人》結構上最大的相似，均是以殺人為主人翁思考存在的轉折點—當然莫梭的殺人遇到了過度闡釋的審判，而梅爾索的殺人是被殺者委託的，被偽裝成自殺，他得到了被殺者的酬勞過上了富裕自由的生活—但是他們最後都從中獲得覺悟，都選擇了清醒、拒絕安慰地面對自己的死，從這點來說，他們的死與薛西弗斯的下山一樣，是真正快樂的。
從描寫心理、景致的細膩華麗程度看，《快樂的死》可謂豪華版的《異鄉人》。這首先取決於青年卡繆的銳氣，二十出頭的卡繆充滿對世界的熱情，尤其展現在梅爾索殺人後漫遊歐洲然後回到阿爾及利亞的描寫中，他「感到自身有極強且深的力量，能去愛這個有著淚水和太陽臉孔的人生」。但這些享樂主義的修辭，實際上是為了呈現對死亡的思索，「未知生，焉知死」，梅爾索殺人的意義正是通過此後對生的品嘗才得以顯露，他理解了求死者並非死於絕望，他才能從容堅毅地接受自己的死亡。
這幾年台灣也出版了《異鄉人》新版本以及楊照的深度解讀《忠於自己靈魂的人：卡繆與《異鄉人》》，對照閱讀可知卡繆的更多變與不變。在《快樂的死》裡梅爾索通過離群索居於天地間的思索達致的自我確認，《異鄉人》裡則是極致地通過不公平的審訊、囚獄和處決，迫使莫索置身於義無反顧的存在覺醒中。拒絕希望者，獲得存在，莫梭最後「欣然接受這世界溫柔的冷漠」，使死亡置入自己的經驗中—他在囚禁的日子中才真正親近了母親的死。
以入獄為分界線，莫梭體驗到地獄與煉獄的不同，如果說之前的莫梭有罪，在他被定罪後才是他獲得救贖的開始。監獄是一個覺悟之地，他的真正的罪在於他之前未嘗覺悟自己對現實、當下的忠實。在《快樂的死》中，卡繆沒有安置這麼一個絕境，梅爾索是直接在對當下的快樂體驗中反思死亡的。「漫長的冬天即將展開。但他已經成熟得足以迎接它了。」寫作《快樂的死》時的卡繆正如他筆下的梅爾索，在處女作已經獲得秋天的豐盛，所以他才可以在其後《異鄉人》等作品中以更決絕的筆法迎接存在之凜冽真理。
卡繆曾列出他心愛的十個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這十個詞包含在他寫作生涯的開端《快樂的死》，繼而在《異鄉人》等後來各個著作中結出果實，一直延續到他未完成的遺作《第一人》之中。卡繆正是無意地以自己的意外死亡來完成這最終收穫，我以前曾以為「意外死亡」對於論證以「自殺」獲取自由的卡繆來說，無異於一個虛無的諷刺。但楊照在《忠於自己靈魂的人》中提出的解讀更有力：直面卡繆之死的荒謬，才正符合了卡繆思想的核心取向—忠實於真實，即使真實是虛無。
七○年代台灣學界曾經有過卡繆熱，除了多個譯本，傅佩榮還編輯過論文合集《卡繆的真面目》論及卡繆創作與思想的種種。今天卡繆在台甚至在華語圈迎來一個新的閱讀熱潮，《忠於自己靈魂的人》是一本總結性的著作，啟示的也許就是為什麼我們和七○年代一樣熱衷於卡繆：因為在虛無橫行的時代裡，我們更需要忠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