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的三大思辨：懲罰是什麼？為何要懲罰？懲罰的是誰？

導讀／他山之石：借鏡歐美，反思臺灣／林永頌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對法律人而言，懲罰是對於違法者、犯罪者的處罰，其理至明。但是作者從系譜學與人類學的角度提出三個問題：懲罰是什麼？為何要懲罰？懲罰的是誰？他的論述及舉例，在臺灣講求重刑的民粹主義下，值得深思。
全球各地監所人滿為患，臺灣也不例外，依據矯正署的統計，一○八年七月矯正機關收容人數六二、九○○人，新入監短期刑受刑人七六％有前科，其中二五‧一％再犯，五○‧九％累犯，監禁真的能達到教化的效果嗎？作者也提到監禁或隔離有其副作用，家庭或團體所付出的代價，導致集體付出的經濟及人為成本，促進不平等的增生，帶來犯罪的成長並產生不安全感等。臺灣在監執行的收容人中有三成是毒品案件，監禁或隔離是有效的懲罰嗎？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選擇嗎？
作者提到美國聯邦層級的法庭裡公審的訴訟量從五分之一降至三十分之一，九七％的案件在訴訟前便在檢察官的施壓下，認罪協商而解決，美國有二千二百萬名犯人，其中超過二百萬名犯人因為沒有訴訟權而坐牢，這當中有一部分的人儘管無罪也接受了認罪辯護，懲罰跟犯罪不一定相關。臺灣正值推動陪審或參審制之際，也必須防範經濟弱勢者面對複雜的訴訟程序，在檢察官的威脅利誘下，縱使無罪，也接受認罪協商的結果。
美國每年被關進牢裡的一千二百萬人中，有六二％的人是刑事被告，他們維持羈留的關鍵因素是經濟情況。法國刑事被告在所有羈押者中占二九％，他們被監禁在比犯人更嚴峻的地方，有利於招供，自殺率高出三倍，與無罪推定相違。臺灣依法務部的統計，二○一八年被羈押的被告有六、五一八人，約占被監禁者的一○％，比例還不算偏高，但監禁的條件比犯人的執刑還差，確實容易逼使被告招供，此種提前懲處的預防性羈押，不利於公平審判，可能懲處無辜。
作者認為懲處與族群、經濟條件及教育程度有關，美國一九七○年代末期至二○○○年代初期監禁率增加六倍，主要受到黑人人口的影響，尤其是弱勢族群的黑人。白人在三十五歲以前坐牢者占二‧九％，黑人則是二○‧五％，白人大學畢業的人是坐牢者的十倍以上，黑人取得大學文憑的人則不到坐牢者的二倍。違法數量增加集中在貧窮黑人人口當中，因毒品被逮捕的黑人是白人的三倍，但黑人毒品使用率較白人少四分之一。法國獄中二分之一的人表示沒有工作，而四分之一的人是工人，十分之四的人沒有文憑，超過四分之三是少數民族。臺灣依據矯正署的統計，在監的犯人有八‧六％貧困無以維生，六二‧七％勉強維持生活，換言之，經濟有困難者超過七○％。此外，在教育程度方面，不識字者占○‧六％，國小九‧六％，國中四○‧九％，高中四一‧六％，換言之，國中以下學歷占一半以上，學歷普遍偏低。臺灣雖然較無因種族歧視而被懲罰的情形，但是從經濟條件與教育程度顯示，懲罰的對象是弱勢的中下階層居多。作者提醒：「懲罰的是誰？」在「人民非法主義」（最常見的類型是掠奪）與「資產階級非法主義」（主要的類型是詐欺），我們做了什麼選擇與決定？是否前者重罰，後者輕判？
美國的報告顯示，身體、心理和性暴力在美國的監獄是很尋常的事，即使犯人死亡，管理單位也很少受到制裁或起訴，律師、協會或研究者要調查，也遭到拒絕，這個不透明、難以滲透的世界，濫用權力、粗暴行為，甚至折磨的形式都一直流傳著，而不會受到處分。臺灣的監獄也有類似的問題，但二○一七年十二月大法官第七五五號解釋認為，監獄的管理措施逾越監獄行刑目的所必要的範圍，不法侵害基本權利非屬輕微時，得向法院請求救濟，要求立法機關二年內必須修法，司法國是會議也有所決議，目前立法院一讀通過的《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有外部視察小組及救濟程序等規定，有待立法院三讀通過。
作者也提到法國的例子，因為種族的歧視及排外的偏見，警察對於勞動階級住宅區的敵意與偏見，警察會發生報復行為，也可能為了取得上級喜愛，呈現漂亮數據，做出偏差行為或捏造犯罪，受到內政部的鼓勵，司法機關也加以寬容，造成無辜者的懲處，以及不法的懲處。在臺灣，檢警的不法逮捕或違法取供時有所聞，但檢警的懲處或起訴少之又少，除了造成不少冤案，也破壞人民對司法的信賴。目前臺灣救濟冤案的再審成功案例極少，再審制度的放寬以及CCRC（刑事案件審議委員會）制度的建構，司法國是會議均有著墨，但目前司法機關均無進展，未來有待努力。

前言（節錄）／懲罰的時刻

法國歷經其近代和平時期中法令最嚴苛的時期。儘管實際上在二戰後曾有一段例外的時期，淪為階下囚的男男女女前所未有地多。在六十多年的時間裡，監獄人口倍增至三點五倍。一九五五年受監禁者有兩萬名，一九八五年有四萬三千名，二○一五年有六萬六千名。在二○一六年更以七萬名囚犯打破紀錄。開放監禁者更是大幅成長，人數在三十年內增加了將近四倍。因此，今日依法監禁者已超過二十五萬人。然而，這樣的演變並非如我們試圖所相信的起因於犯罪率的增加。儘管相關統計難以從違法的定義、受害者的聲明，以及行政紀錄來說明這樣的變化，儘管在涉及不同種類的犯罪行為時會有不同的趨勢，但近半世紀以來，我們掌握的資料已證實，最令人高度關切的犯罪形式幾乎是持續在倒退，先是從殺人和最嚴重的暴力開始。我們不難想像，在我們觀察到的演變中，恐怖主義相關事件便占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事實上，這樣的演變起自一九七○年代，因此在最早的恐怖攻擊事件之前就開始了，而且最常涉及未成年犯罪，在日益增加的判刑中占了最大的比例。再者，這些攻擊所導致的悲劇可鞏固漫長的鎮壓程序並加以合理化，而且變得讓人很難去質疑，儘管主要涉及的是較不嚴重的罪行。
如果階下囚增多不是因為真正的犯罪率上升，那要如何說明這樣的演變呢？這結合了兩大深深影響法國社會的現象：對違法主義與偏差行為同情心的演化；聚焦於安全重要性的政治言行。前一種現象與文化有關，後者則是政治。
一方面，個人顯得越來越無法容忍對其存在造成困擾的人。不禮貌的行為、出聲恫嚇、言語攻擊、鄰人之間的爭吵、伴侶之間的口角，一系列能從地
方實證經驗中找到解決之道的人際關係衝突從此鬧上警局，往往還訴諸法律，有時還會坐牢。此外，這樣的趨勢往往涉及無受害者的違法行為，例如吸食毒品、建築大廳的臨時占用、侮辱國旗、賣淫或使用某些宗教符號。一般大眾對至今法律所忽略的行為容忍門檻降低，再加上在道德期待擴張的情況下，執法者往往傾向緩和社會氣氛。然而，這樣的傾向並不會對所有的違法行為及其行為者造成同樣的影響。這很自然地會對優勢族群寬容，但卻嚴厲地打擊平民階級。一般人對逃漏稅的容忍度通常高於商店竊盜。事實上，這種混亂的等級和相應制裁的變調同時反映出社會關係的僵化和道德判斷的分化。
但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也強化甚至預見市民們對安全性的擔憂。在他們受市民委託處理其問題時，他們所採取的方式已超出民主政體對這些需求的回應。經由媒體對不同犯行和暴力事件的加工輔助下，這些精英們配合、加劇，甚至是引發焦慮和恐懼。他們利用這樣的焦慮和恐懼。實際上，他們想透過展現嚴厲，從情況的戲劇化和行使自身權威來尋求選舉的利益；而不得不承認的是，近十年間對政黨和政治人物而言最成功的策略，就是抓住這些煽情並令人激動的主題。此外，刑罰的民粹主義對這些精英來說更是有利，因為當他們掌權時，他們往往很難強調其他領域的政績，例如社會正義。
社會選擇性的不寬容就這樣和政治人物的刑罰民粹主義相呼應。但不論是何者都不足以解釋半世紀以來所觀察到的演變――我們不能只是像某些人一樣，以民眾的不安全感作為藉口，或是像某些人一樣，竭力揭發精英們的操控。是兩種現象的結合，造就了判刑率的激增。這樣的結合主要以兩種方式具體表現在公共部門的行動中：鎮壓範圍的擴張，以及制裁體制的加重。一方面，過去不屬於犯行的案件被送入刑事法庭：新的違法行為被創造出來，而某些原本只需罰款的案件變得必須被送入監牢。道路犯罪的情況便足以提供說明。公權力、公共衛生受害者與專家協會的動員，導致越來越嚴厲的法律決議、酒精檢驗可接受門檻的降低、測速器的設置、罰款的制定。因此，道路安全的違法判刑在二十年內增加了一半，而且在近十年間，駕照吊銷後的駕駛判刑增加了三點五倍，導致每年有三千件的實際監禁判刑。另一方面，同樣犯行的制裁加重：更常判處剝奪自由的刑罰，監禁的時間也更長。多種因素都助長了這刑罰的實務導向。最低量刑的設立在宣判的最低刑罰比例中增加了五倍，並超出了八至十一個月的平均監禁人數；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法令條文廢除後，其影響力仍然持續著。立即開庭審理的判決發展包括嚴峻性的增加，因為據估計在這種架構下宣判的剝奪自由刑罰比例是傳統程序判決的兩倍。權力與輿論的共同壓力，讓法官更常做出監禁刑罰或維持臨時拘押的判決以自保。民眾敏感度與政局的變化就這樣對整體的刑罰制度造成影響。
然而，這樣的演變和作為支持的邏輯並非專屬於法國的特權。具有最戲劇
化演變，也最值得研究的是美國。在一九七○年時，美國聯邦與州立監獄有二十萬名囚犯。四十年後，監獄人口已超過八倍，其中包括地方的感化機構（監獄），總監禁人口接近兩百三十萬人。如果再加上受管制（緩刑）或刑罰調整（假釋）的人，已超過七百萬人。在不平等和暴力的增加等背景下，監獄人口的增長（其中黑人人口超出比例地多）特別是更嚴峻法令所帶來的結果，這和刑罰的自動化和加重，以及刑事機構（尤其是檢察官）更無法變通的做法有關。「毒品戰爭」尤其是這刑罰人口增加與分化的雙重進程的關鍵元素。

兩段故事
在名為〈原罪與懲罰〉（Primitive Crime and Punishment）的著名論文中，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轉述了一段他在初步蘭群島（Trobriand）調查時突然發生的小插曲，而這必定深深地影響到他對探討「違法」的理解。「某日，突如其來的哀號聲和大聲的吵鬧讓我得知附近有人剛死掉。有人告知我是Kima’i，一名據我所知年約十六歲的少年從椰子樹的高處墜落而死。」在抵達舉辦喪禮的場所時，這名人類學家當然注意到參加者懷有惡意的無禮舉動，但由於他對儀式的形式更感興趣，就沒有多加留意。直到後來，他才了解當時緊張氣氛的涵義：這名少年在被發現和表妹之間的亂倫關係後就自殺了。實際上，在傳統的美拉尼西亞社會中，發生性關係，尤其是和自己圖騰部落的人結合，這就是違反了異族通婚的法律，初步蘭人將此視為前所未有的重大罪行。「沒有比違反這樣的禁令更能引發人們憎惡的行為」，馬林諾斯基指出，不過他仍補充「這至少是原住民法律的典範」，因為「當要將這些道德的典範應用在實際的生活上時，事情就會很不一樣」。他在這個群體的長期居留讓他意識到，如果非正式的族內通婚不是這麼罕見，那這樣的做法也就幾乎不會受到制裁。這樣的做法會受到譴責，但是可以容忍的：在面臨這些法令的違反時，這名人類學家評論「輿論就和偽君子一樣寬容」。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將Kima’i推向了如此悲劇的激烈手段？事實上，這段亂倫關係的曝光最初只帶來村裡慣用的無聲譴責，直到某日想娶這名年輕女孩的男人表示抗議。他先是威脅要用巫術來對付他的情敵，接著這項手段證實無效，他便在某天晚上以傷人的言詞公開控訴並辱罵他，讓他沒有反駁的餘地。面對這樣的羞辱，這名不幸的男孩只有一種體面的脫身辦法。「隔天早上，他穿戴上他的正式服裝和豪華的裝飾，爬上椰子樹並對他的群體說話，向他們告別。他解釋為何他會做出如此絕望的舉動，並含蓄地指控那位將他逼上絕路的人，意味著此後他的部落有責任為他報仇。接著他彷彿如慣例要求般發出吼叫，從二十幾公尺的高度俯衝而下，即刻喪命。」不久後便爆發了一場鬥毆，求婚者被趕走而且受了傷。正是這樣奇特的發展說明了在葬禮上發生的糾紛。
然而，對馬林諾斯基來說，這個戲劇性事件最引人注目的元素並非是自殺本身，而是對初步蘭人來說，亂倫戀愛是很尋常的事，但因亂倫而引發自殺及不同部落之間的對立等舉動，卻很少見。最常見的是，這些消息提供者將這描述成對其道德標準的最重大違反，卻不會受到懲處，只要保持某種程度的謹慎便只會引發反對的聲浪。如果任何人覺得個人受到了冒犯，就會借助這樣的神奇行為，目的是為被推定為罪犯的人帶來一些痛苦，並彌補因違反異族通婚法律所引發的混亂。對這名人類學家來說，像這樣對違抗行為的對待與他許多同僚共同的信仰背道而馳：依據這樣的信仰，傳統社會受到嚴格的規範所治理，而其成員因懼怕受到嚴厲的制裁而盲目地遵循這些規範。除此之外，他們還會發明一些方法來逃避明顯嚴峻的法令，只要大概的斥責和更方便地使用巫術，就能在讓團體免於衝突的同時還能保存社會秩序，並提醒大家道德規範。符合作者功能主義論的分析如下：在醜聞爆發時，這顯示保守的策略失敗，只有一種最激烈的反抗是必須的—自殺。然而，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制裁顯示出與鎮壓性規範和野蠻懲處的傳統表現大不相同的道德透視：這是受控訴者自行懲處，展現出較偏向贖罪或抗議，而非懲罰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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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近一世紀後，在這些島嶼的另一端，一位名叫珍妮弗‧高內曼（Jennifer Gonnerman）的記者在《紐約客》（The New Yoker）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在法律之前〉（Before the law）的文章，向大眾揭露美國司法與監獄機構的運作真相。她敘述了布朗克斯區（Bronx）一名黑人男孩卡利夫‧布蘭德（Kalief Browder）的故事，他在萊克斯島（Rikers Island）這間紐約可怕的監獄度過很長的時間，因為被控犯下一件他否認的罪行，而且從未經過審判。四年前，那時十六歲的他在某天晚上和一名同學一起回到他家時，他被幾輛警車包圍。「一名警察告訴他，有名男子剛宣稱自己是搶案的受害者。『我從來沒有搶過任何人，』布蘭德說，『您可以檢查看看。』警察搜了他和他朋友的身，什麼也沒找到。」警察返回原告所在的車上，然後帶著新的說詞回來，根據原告所述，搶劫發生在兩星期前。兩名男孩被戴上手銬並帶回警局，在警局裡被拘留了一晚。隔天移交給檢察官，他們得知是一名墨西哥移民控訴他們搶了他的背包。他們再度否認與這項罪行有任何的關聯。布蘭德的同學在等待訴訟時被釋放，布蘭德則繼續被臨時拘留，因為他這時被發現他在八個月前因某件輕微的罪行而被判受管制，儘管他並沒有承認犯下這樣的罪行。交保的金額定為三千美元，對他收入微薄的母親來說是一筆龐大的數目，她獨自撫養七名子女，其中有五名像布蘭德一樣已經被人收養。他因此被監禁在萊克斯島人口過剩的監獄機關的未成年中心，和其他被拘留的年輕人一起塞在受黑幫控制的五十處宿舍裡。
兩個月後，布蘭德被大陪審團以「暴力搶劫」的罪名控告起訴。他拒絕認罪辯護，被帶進牢裡等候他的訴訟。在接下來的三年期間，他出庭幾十次，但每一次都因技術問題而無法開庭，不是檔案不完整，就是律師或檢察官缺席。他後來聲稱他覺得司法在玩弄他。儘管實際上紐約州存有一條法規，依據該法規，犯罪若未在起訴的六個月內進行審判則必須要放棄，其訴訟的反覆移交會使該法規形同無效。此外，檢察官多次向他提出較輕微罪行的認罪辯護，該機關的指定律師勸他接受提議，但這名年輕人拒絕了。在拘留即將結束前，法官甚至向他保證，只要他承認有罪，他就會被立即釋放。反之，他就會再度被帶進牢裡。而就如同每次出庭，他堅持喊冤。說實話，這樣的態度是極為不尋常的。在前一年的布朗克斯區的輕罪法庭裡，僅有一百六十六件犯罪案件受到審理，而將近四千件以罪犯的事先認罪結案。
在這段期間，監獄機關的生活條件對這名年輕人來說是每下愈況，不論是個人的騷擾，還是其他犯人的暴力行為。某天晚上，獄監將不久前爆發鬥毆的一群囚犯叫來，在詢問他們時一個接一個地打。接著他們叫這些犯人到醫護室處理傷口，之後將被安置在懲戒用的單人禁閉室。渾身是血和被打傷的所有犯人安靜地回到自己的區域。以單人禁閉室隔絕實際上是最常見的懲處措施。平均一天會有四分之一受監禁的未成年人被判關入禁閉室中。布蘭德歷經了好幾次。他的獄期總共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在禁閉室裡度過的。更何況他的兄弟建議這可能是逃避飽和宿舍裡其他犯人壓迫的好方法。但他的兄弟在一次探訪時觀察到布蘭德因被剝奪食物而變得削瘦，以及遭受虐待而留下的痕跡後改變了想法。某天，布蘭德和一名警察有口角，後者在陪他戴手銬淋浴時，將他壓在地上痛打一頓。還有一次，在他回到他的單人禁閉室時，一群犯人撲向他，當著獄警人員的面，對他拳打腳踢，而獄警人員介入時只是不疾不徐地將他們分開。這兩個場景的沉重影片在後來已經公開。屈服於這專制暴力的體制，沒有從其司法程序中脫身的希望，這名年輕人越來越抑鬱寡歡。好幾次，他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尤其是當他重返法庭，而他的案卷又再度被發回時。
最終，在他的二十歲生日後不久，在第三十一次的庭訊時，法官竟告知他不再起訴。控訴他的人離開了這個國家，而且下落不明。布蘭德被釋放了。他回到母親身邊，重拾課業，參加電腦培訓，但卻找不到工作。在高內曼的文章發表後，他成了刑罰不公的象徵。政策負責人用他的案例主張司法和監獄制度的改革。戲劇界名人探訪他以表示對他的支持。一位匿名的捐贈者為他支付大學的註冊費。一名律師代表他控告紐約市。然而，這名年輕人無法適應他的新生活。他不斷向他的親友敘述他在獄中所遭遇的不幸和痛苦。「我的精神生活已經受到了損害，」他說，「對我來說，有些事情已經改變了，而且回不去了。」他的精神狀態逐漸惡化。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在別人面前會感到不自在，而且開始認為別人一直在監視著他。他兩度因精神病住院。「我感覺我生命的喜悅被偷走了。」有一天他對這名記者吐露心聲。某日下午，在他出獄的兩年後，他在他房間的窗戶自縊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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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兩名十六歲的男孩最終都是以自殺的悲劇收場外，為何要將這兩個如此不同的故事擺在一起？在他們的時空距離之外—按理說，在二十世紀初期某太平洋島嶼的居民和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紐約居民之間幾乎沒有共同點――他們敘述的犯罪與懲處的故事讓我們對我們何謂刑罰的認知提出質疑。實際上，我們通常認為刑罰在於對違反某規範的行為者施以制裁或懲罰，而為了具有合法性，刑罰必須看起來具有道德或法律基礎，且對於犯下的錯誤或輕罪而言是適當的刑罰。到處充斥著像這樣將犯罪與懲處連結的明確證明，我們在哲學家與法學家很久以前所做的分析中普遍能看到，即使他們已經修飾了用詞並爭論過其重要性。然而，馬林諾斯基和高內曼所敘述的故事顯然和這樣的解讀並不一致。這些故事將這樣的解讀擴大並加以轉移。它們有部分已經過頭，有部分已超出常理和學術論說所提供的範疇。
在Kima’i的案例中有犯罪，但沒有懲處。違反族外婚法規一事證明屬實，也受到了承認。據說這樣的違法行為甚至引發了初步蘭人最深層的恐懼。然而，他們最初的反應幾乎是漠不關心：頂多就是一些譴責的議論。接著，如果有人認為自己個人受到損害，尤其是作為求婚者的身分，可能就會動用到超自然的力量：符咒、魔法和儀式，主要用來補救造成的傷害。其他社會也記載了類似的觀察現象。同樣地，大衛‧施奈德（David Schneider）指出，密克羅尼西亞的雅浦州（Yap de Micronésie）在發生亂倫的情況下，最常見的反應是「表面上的不贊同和迴避」，但「不會以排斥的方式表現，而是竊竊私語」：不會對違犯者採取任何「明確的行動」，甚至會進行尋找善靈的占卜以「免懲處」。根據馬林諾斯基的觀點，這些慣例運作的策略就如同「公認的逃避系統」，可在正式法規陳述與平庸的犯行之間進行協調。這「非常有效」，他指出，因為這「抵消了族內亂倫的負面效應」，因而保存了社會秩序，但又不會讓道德規範再度受到質疑。只有在這些程序失敗的情況下――不過這很少發生――尤其是在醜聞導致團體無法忍受的狀況時，危機的解除才需要更極端的回應，即違法者的自殺。
再次強調，我們不該將這樣的動作詮釋為一種懲處，因為這並非強制性的，而是選擇性的；他並非被動性地接受制裁，而是一種贖罪，目的是緩和所引發的混亂，並對所遭受的侮辱表示抗議。他以光榮的形象被銘記在人們的心中，而非以罪犯的形象。因此，我們必須避免犯下人類學家凱思‧奧特貝（Keith Otterbein）的錯，他在〈死刑跨文化研究〉（étude transculturelle de lapeine capitale）中詳述不幸的Kima’i的情況作為他辯論論點的說明，根據他的論點，這樣的死刑是通用數據，而且被所有社會的大多數人所接受。除了他意識型態的假設和政治意涵，有些人認為他的這項論點是試圖從人類學的角度為美國的死刑辯護，而這來自科學的曲解，因為馬林諾斯基本身多次強調「自殺真正且直接的原因是受辱的時刻」，而且「自殺當然不是審判的方法」。因此，我們必須了解Kima’i的死並非是他承認犯錯而自我懲處，而是一種贖罪和反抗，前者用來滿足他族人的意圖，因為他擾亂了部落的安寧，後者則是用來反對他的控訴者，因為他將他推向了絕路。
總之，其概念就像是犯罪（更別說是已知社會中最嚴重的罪行）需要懲處，但無法證實的是全世界的懲處方式相同。這樣的主張好過於只是相對性地斷言不同的社會會採取各種不同形式的刑罰。刑罰是對道德約束，甚至是法律約束的質疑，法律約束被視為是連結犯罪與懲處所必需，即違反一切規則必須受到處罰的原則。
相反地，在布蘭德的情況下，這是懲處，而非犯罪。我們當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指控者斷言認出侵犯他的人等控訴，以及先前暗指其具輕罪形象的行為是否存在，我們還是必須提出合理的懷疑。然而，這樣的懷疑讓人意識到，我們必須對可能的訴訟進行審查，而非對監禁本身，因為在法官拘留並聽取證人的陳述後，這名年輕人被關進監獄，而他的同學卻被釋放了。基本上，在被告被認為很危險，而且可能無法出席其訴訟時，就已經宣判臨時監禁了，但事實上這取決於兩項要素。首先，布蘭德已經成為定罪的目標，因而受到保護管束，而他因為被認為犯下偷竊罪，導致這項青少年法律保護措施遭到撤銷。其次，但也很主要的原因是，可讓他免去牢獄之災的保釋金故意被定在遠超過他母親所能負擔的金額之上。換句話說，導致他受到監禁的並非犯罪或犯罪的嫌疑，而是司法體制與財務限制共同產生的結晶，後者最後證實是決定性的因素：法庭要求的金額如果少一點，年輕人的出身如果不是那麼卑微，他便可以在家等候訴訟的傳喚。這普遍的事實說明了司法實務意味深長的演變。二十年來，美國以財務條件釋放而等候訴訟的比例以及判定的保釋金金額不斷增加。因此，不論被指責的罪行輕重，就維持臨時監禁而言，經濟條件的挑選已成為歧視的重要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