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與趙一荻的清泉幽禁歲月1946-1960

張閭蘅

記憶中的大伯大媽

人的記憶有時會隨著時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釋，但有些人與事卻隨著歲月沉澱而日益清晰，成為生命中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影響你的言行或改變你的人生軌跡。對於我來說，他們就是我的大伯、大媽：張學良、趙一荻。

一
我們張家真是一個大家族，後來我才知道，我有那麼多的親戚。我的奶奶是東北張作霖的五夫人，我父親張學森在張家中行五。我們一家原先一直住在天津，一九四六年才搬到台灣。當時我尚年幼，不明白為何搬到台灣來，離開熟悉的環境到這麼一個既陌生又貧窮的小島上。我沒有想到，正是因為搬到台灣，在後來的日子裡，我們一家成為大伯、大媽最為親近的人，這種互相的依持不僅僅是血緣維繫，而是彼此都成了對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到台灣繼續上小學，在我上五年級的那年（大約是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每天接我上下學的三輪車車夫給我一張紙條，說媽媽讓我放學後直接到台北中心診所找她。我很高興，因為這個中心診所是台北當時醫療條件比較好的醫院，院長是我們家的遠房親戚盧致德，他的手下有個廚師，會做一手地道的西餐，平時要想吃到他做的西餐，是要提前預訂的。我以為一定是媽媽讓我開開「洋葷」。

我到了診所，覺得不對，媽媽在醫院樓上的病房等我，再一看，全家人都在。一向才知道，不是來吃西餐，而是來看「大伯、大媽」，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看到媽媽及家人焦急的樣子，同時也覺得好奇，「大伯、大媽」長什麼模樣？一會兒，聽到廊道有動靜，家人都貼在門縫往外看，我呢，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媽的模樣，而大伯只見了背影。媽媽說，因為大媽生病要住院開刀，大伯、大媽才從山裡到台北。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大伯、大媽。我無法理解，探視大伯、大媽幹嗎要這樣「偷偷摸摸」，我怎麼也無法將課本中的「張學良」與大伯聯繫在一起，為什麼他們也在台灣，卻不能與我們來往呢？記得，奶奶常念叨說大伯、大媽被關在山裡很長時間了，不知他們過得怎麼樣？奶奶每每提及「大伯」總是神情憂傷。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時間，家裡人時常提及大伯、大媽，好像他們住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後來我才知道，大伯、大媽從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押往台灣後，一直幽禁在新竹縣清泉的大山中。台灣當年的交通遠未及今天這麼便利，新竹在我的記憶中，已經是很遙遠了。大伯、大媽在人煙稀少的山裡一待就是十餘年呀！

我上高中時，大伯、大媽才從高雄搬回台北，但還是不允許與家人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迪克（盧政德）約我們一家去作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原「駐美大使」），聽說那天大伯、大媽會到董顯光家作客，這次，我們是隔著大玻璃窗觀望。我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哦！這就是張學良？我的大伯！這就是奶奶、父母牽腸掛肚、時時念叨的大伯？我怎麼也想像不出當年「英俊少帥」的樣子。心裡甚感不平的是，這個政府真不講道理！為什麼把我們長輩關了那麼久？見一面跟「做賊」一樣。太不公平！

那一天，大伯、大媽的模樣，凝刻在我的記憶中。

二
高中畢業後，我到美國留學。一九六五年是我留學後第一次返台省親，也正是這一年，我在家中與大伯、大媽見了面。聽家人說，大伯、大媽搬到台北後，在北投復興崗建房，與過去相比，稍許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區總會來我家坐坐。

說是正式見面，畢竟隔了兩代人。大伯是張家的長子，與我父親為同父異母的兄弟，但年齡懸殊甚大。大伯帶兵打仗時，我父親還是一個嬉戲打鬧的頑童。在家人介紹、寒暄之餘，我看著兩位長輩，歲月的滄桑似乎都刻在他們臉上，大伯的言語中不失機敏活潑，大媽話不多，眼神中總有一些淡淡憂鬱。他們大都與奶奶、媽媽交談，我在旁邊聽著，大伯會不時地看著我，眼神裡充滿了親情與關愛……這次回台灣，與大伯、大媽見了兩三次，我就又回到了紐約。現在想來，當時見面，沒有好奇與激動，彷彿原本就熟悉，並無初次會面常有的陌生感。淡淡的問候中，能感受到大伯、大媽對親情的渴望和希望同張家晚輩即我們姐妹聊聊天……大伯、大媽身邊沒有別的親人，他們的子女均遠在美國，只能靠書信來往。大伯知道我在美國留學，見到我是否會想起他們在美國的兒女呢？不知道。但他看似不經意的凝視眼神，卻留在我的記憶中。

三
讀完大學，自然是找份工作。我已習慣和熟悉了美國的生活節奏與環境，如果不是生了一場病，我可能會一直待在美國。在紐約期間，一入秋我就傷風，越冷越嚴重，並伴隨著水腫，腸胃功能紊亂，吃什麼藥也不見好轉。美國的大夫建議說，最好換個環境，到溫暖的地方待上一段時期，否則很難恢復。沒辦法，我只好回台灣，想先回家休息一陣再說。在外一人又多病，還是家好，這樣我又回台灣了。

一九六七年，我回到台灣，回家的感覺真好！我們在台灣的親人，大大小小好幾十口，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熱鬧。最常來的總是大伯、大媽，一九六四年他們在台灣經歷了「離婚」、「結婚」，人生對於他們來說，除了相依相伴，形影不離，已到了無欲無求的境界。每星期起碼來我們家三到五次，每次來，總要弄出很大的「動靜」。一群時刻跟隨的「服侍」先進家轉一圈，看是否有陌生人後，便在門外警戒，有時甚至坐在屋裡，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

大伯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被人監視的生活，非常坦然，依舊與我們家人大擺「龍門陣」，聊到高興時，笑聲朗朗。有時他還拉我們一同去下館子，邊吃邊聊。我就是從那時起，才真正認識了我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與大伯的感情，也是在這段交往中，在聽他的講述中慢慢建立起來的。

大伯喜歡講述東北的往事，講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講述喚醒了我童年時在天津饞吃冰花的記憶，海峽那邊是我們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大陸去看看……這一想法，徹底改變了我所有的計畫，這也是後來我決定到香港發展，並在一九七九年冒著風險返回大陸的初衷。

現在想起那段與大伯、大媽在一起的時光，令人難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塊地皮是他買的，那棟房的格局是他設計的，他自己花錢蓋的自然傾注他的情感。在他們家裡，除了跟隨他們同生死共患難、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的吳媽之外，其餘「服侍」的人，都是保密局派來的看守特務。在大伯家的外圍，也布滿保密局的警衛點，不讓外人靠近。我們平時不能常去大伯家，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隔牆有耳，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當時我真是無法理解，看著他們宛如生活在「鳥籠」中，心裡很壓抑，也很氣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來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憐，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千、王新衡、大衛黃（黃仁霖的兒子）等幾家可以走動。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

大伯、大媽最開心的日子是逢年過節。每到年三十，我們與大伯、大媽一起在北投過年。平時他們家冷清寂寞，連玩牌都不允許，這一天可以例外。大媽忙裡忙外準備年夜飯，她燒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絕，小巧精致、香甜誘人。吃過年夜飯，大伯帶頭玩牌，別看他的視力聽力均不好，每次贏家總是他，我們口袋裡的「紅包」還未焐熱，大部分的壓歲錢都回到了他手裡。看我們沮喪的樣子，他呵呵一笑說：「要錢，你們差遠了，我是拜過師的！」有好幾年，都是大媽下令：「散局！」大伯才肯放人。這就是我的大伯，天性愛熱鬧、愛玩、愛生活。有時我會想，那些囚禁的日子、與世隔絕的時光，大伯、大媽是怎樣熬過來的？在他的記憶中，那是一段什麼樣的日子呢？

後來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台灣很方便，只要我回到台灣，大伯幾乎每天都來。他往屋裡一坐，打開「話匣子」，我們都成為他的聽眾，他講他的童年、他在東北的往事，講祖父張作霖的趣事，偶爾也會講起困禁生活中逗樂的事……在他的講述中，張家的「老事」、人與物似乎都鮮活地呈現在我面前，那些原本遙遠、陌生的人與事，對於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台灣的張家後人來說，清晰得似可觸摸。

四
日子久了，我與妹妹閭芝成為大伯最好的傾訴對象。常常是我們三人聊，大媽有時就避開，因為她一見我們總是談《聖經》或上帝。別說我們，有時大伯也煩，就打斷她說「換個話題」。我理解大伯，他在漫長的囚禁生活中，除了大媽，無人可聊，他是靠回憶和讀書度過那段難熬的日子的，他的周圍全是看守監視的人，那些人還時時提醒他「不能跟陌生人交談！」大伯的心裡積存了太多太多想說的話。

記得有一次，大伯笑著對我妹妹說：「你大姐一回來，那批跟班可忙壞了！」因為我好交際，朋友多，只要我回台灣，家中便「高朋滿座」，熱鬧無比。大伯來了，很開心地看著我們，並不時與我的朋友聊上幾句，這讓那批「跟班」非常緊張。當時，凡是與大伯說過話或見過面的人，都是「跟班」調查的對象，都必須一一詢問，記錄在案。「跟班」知道都是我的朋友，他們不好意思直截了當向我盤問，常常問家裡的佣人、司機或樓下看更打聽，但他們哪能百分百掌握實情？有很多時候，我有意弄虛作假，這些大伯看在眼裡，心裡跟我一樣得意高興！

調皮愛熱鬧的性格跟我們這批年輕人一拍即合，只要我們在，大伯幾乎每天都來。這也是大伯喜歡到我們家的緣故吧。有時一待就是半天，吃了晚飯還沒有動身的意思，「跟班」就不時上樓來催，大媽有些緊張，可大伯正聊到興頭，故意裝聽不見，能多待一會兒，他就多「賴」一會兒……每次看到大伯如貪玩的頑童不願「回家」，而「跟班」又不停地催促，心裡又痛又恨！大伯、大媽已經被他們囚禁了那麼久，為什麼還不放過他們？這種「管束」的日子何時才能結束呢？聽大伯講，他在上世紀三０年代就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甚至自己駕駛飛到南京開會，再想想現在，這叫什麼日子？他內心的痛楚，是言語無法表達的。環境、容貌都在改變，但他唯一沒變的，是他性格中的開朗豁達與率真。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家有一個「頑童」般的大伯，喜歡與他聊天，聽他講故事。只要你跟他待一會兒，你就會被他的睿智魅力所吸引。

五
我常對自己說，我真幸運有這麼一位長輩，從他那裡，我學會了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他對我們的呵護、關愛，細微無聲，常常只是簡單的一句話或一個眼神。他認為我們做得不對時，最多說一句「你們不懂」或「糊塗」，然後他會告訴你，應該如何去做，像對朋友一樣娓娓道來。從他言談中，我能感受到他對家人、家鄉、國家、民族的摯愛。談起這些話題時，他興奮不已、神采飛揚，有時說著說著，黯然神傷，音落神凝。即便現在，一想起他陷入沉思中的傷感神情，我的淚水仍會奪眶而出。他的心時時牽掛著兩頭，一邊是他的老家故土，一邊是是遠在異國的兒女……正因為我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寂寞與思念，我們想為他做點事，我與妹妹閭芝的生活都改變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媽的「管家」，而後提前「退休」陪伴他們。我呢，一九七九年「貿然」進了中國大陸，乘火車去了廣州。

這是我自一九四八年離開天津後，第一次返回大陸。回到香港後急不可待地飛往台灣，想把我在大陸的所見所聞告訴大伯。見了大伯後，還未開口，大伯悄悄先問了一句：「你回大陸了？」嚇了我了一跳！我去大陸沒告訴任何人，擔心乘飛機，航空公司要登記才改乘火車，大伯怎麼會知道呢？後來大伯告訴我，當局對講出大陸的人是密切「關注」的，那些「跟班」已知道了情況，是要大伯找我核實。大伯告訴他們，要問你們自己問！但除了大伯，始終也沒人找過我，他們知道問也白問。

有驚無險，反正也是「記錄在案」，我依舊不管不顧地講。我去了許多地方，也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大伯說過的地方，我都會去看看、聽聽。回台灣後，趕緊一一告訴大伯，我就是想讓大伯多知道些曾經在他夢中牽掛的人與事。一九八二年，我到北京，見到了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楊虎城將軍之子楊拯民。他熱情款待了我，介紹我認識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況。回台灣後，我向大伯轉達了他們的問候。大伯聽了很高興！他悄悄告訴我，再回大陸，可以找兩個人，一位是呂正操，一位是萬毅。說這兩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無形中變成大伯與他部屬之間的「聯絡員」，也成為自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之後，尤其是一九四九年海峽兩岸經歷多年隔絕之後，大伯與中國大陸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一方面是我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基於在台灣，我們與大伯這種特殊的關係，這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但我心裡清楚，是大伯的言行影響和改變了我，改變了我和妹妹閭芝的人生。我曾希望在他有生之年，為他多做點事，讓他心裡的願望得以實現。這就是多年來催迫著我奔波於途的心願。

大伯、大媽後來去了夏威夷，我們全家陪著他們一同沐浴陽光與海風，這樣自由自在的時光對於他們來說，來得太晚了！眼看著他挽起袖子生氣勃勃的軀體日漸枯乾，炯炯有神的目光在悄然暗淡……我讀懂了什麼叫「力不從心」！我無法阻擋時間的腳步，在大媽去世一年後，2001年，大伯也畫上了人生句號。大伯走了，帶著遺憾走了！只有我知道，大伯的有些願望是永遠無法實現了！每每念及，潸然淚下，傷感無限！遺憾無限！

六
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七十年了。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轉折點，也是我大伯人生「大起大落」的轉折點。在國難當頭之際，他用槍扣押了「上司」，逼其抗日，又抱著犧牲自我的精神，經受了遙遙無期的「管束」，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大伯、大媽被押往台灣井上溫泉，他們的消息被嚴密封鎖，幸好大伯留有大量的日記、照片、手稿、這些資料都是從未發表過的，我們將其分段編撰成冊，通過這些圖文並茂的真實記錄，讓海內外所有關心張學良、趙一荻的讀者，了解他們是如何相依相伴度過那段人生苦旅的。在許多人的眼中，他們是曾經的風雲人物。的確，他們的一生始終被人「前呼後擁」著：早年是他眾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種訪客與媒體，其間漫長的幽禁歲月則是一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人生起伏，榮辱煙雲，坦然處之，這就是我眼中的張學良、趙一荻，我可親可愛的大伯、大媽，他們永遠活在我的記憶中。

<b>我與大伯大媽有約／張閭芝</b>
我的父親張學森是張學良將軍的五弟，兄弟年齡差距廿歲。常聽大伯提及當年在瀋陽大帥府有外賓來訪，見院中一群兒童正玩耍嬉鬧，大伯問客人介紹這群孩子，有的是兒子，有的是弟弟，兩代人玩在一起，實是有趣現象。家父自幼對他的大哥尊敬如父（祖父張作霖皇姑屯遇難時，家父僅八歲），大哥對小弟弟的親情與關懷更是融入了父子般的疼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大帥府被日本人侵占，倉惶中一家人分散至北平或天津，也有至英、美的；家父隨著祖母在天津求學、成家。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被「嚴加管束」的大伯與親屬的聯繫受限，於一九三八年及一九三九年我父母在香港及美國見到趙一荻小姐，得知大伯的消息。此後則音訊全無，直到一九四六年祖母於天津收到大伯來自台灣的信，才知他們已到了台灣。一九四八年襁褓中的我隨著祖母、父母及兩個姊姊從天津到了台灣，父母雖多方嘗試著想與大伯聯繫都未成功，大伯已聽說五弟也到了台灣，在其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未加注明悄悄地記下了我們當時在台北的住址。直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大伯才得到「當局」獲准與親屬見面，祖母及父親與大伯這一別足足等了二十五年矣！回想見面的情景感人至深，大伯仔細端詳著每一個人；十四歲的我大聲地叫一聲「大爺」（北方人稱大伯為大爺），跪地叩頭行大禮。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了歷史課本中的「張少帥」，接著我見到了「大媽」趙一荻小姐。是親情使然，還是受祖母及父親的激動所感染？眼前這位大伯的氣度風範，立刻深深感動了我。

這一年是大伯軟禁生活的一個轉折點，一個新生活的開始。在宋美齡女士及蔣經國先生的協助安排下，由自己出資選地設計興建住所，在台北市近郊北投復興崗建了一棟西式二層房屋，院內有假山、魚池、花房等，與過去二十五年的居住環境真是天壤之別。我們一家人經常去他們家，一去就是大半天，大伯也經常出現在我們家。他稱我的祖母壽夫人為「五姨」。我看得出大伯對這位五姨非常尊敬。大伯告訴我：「你的奶奶可不簡單，最得老帥喜歡，也最能和老帥說上話，大帥府裡上上下下都聽她的，接待外賓也得心應手，生你爸爸時，全府連慶數日。五爺可是個寶貝。老帥老來一連得四子，你奶奶真是大帥府的大紅人。」自幼我就常隨在祖母身邊，愛聽大人談話，祖母非常健談，記憶力又強，與大伯談及往事精彩有趣，他們聊天我一定靜坐在旁聆聽。

當時在台灣居住的親屬還有大伯稱「六姨」的馬夫人，育有一女，即我的六姑張懷敏女士，她一直在台灣從事教育工作。祖母和六奶奶感情很好，相處融洽，我們兩家是一起自天津到台灣的。

後來六叔張學浚從澳門，七叔張學英從香港與家人相繼來到台灣，所有親屬逢年過節或是慶祝生日皆是在大伯家歡度。每年除夕，三代親屬歡聚一堂，年夜飯後，由大伯、大媽率領全體晚輩向兩位老奶奶叩頭辭歲，一過十二點再叩頭拜年，接著放鞭炮。每年都是由大伯持燭點炮，一片歡樂聲中吃元寶（餃子）。這時每人手中一疊壓歲錢準備推牌九，先坐莊的一定是大伯，接著是我父親，好不熱鬧；其實說是推牌九，不如說是看大伯表演，他說，那是付了不少學費學來的。

其餘的親屬，有的留居大陸，有的選在美國，難得聯繫。大伯與鳳至大媽生的女兒閭瑛住舊金山，與夫婿陶鵬飛偶爾來台。長子閭珣未婚，自美搬至台灣，因健康問題，長期住在醫院，我們難得一見。次子閭玗一家人與鳳至大媽住在洛杉磯，從未來過台灣，見到他們，是我隨著母親至洛杉磯家中時，特意去拜見鳳至大媽的。大伯和一荻大媽（趙一荻小姐）生的兒子閭琳一家人住舊金山，常來台灣。大伯最高興的就是見到閭琳的兩個兒子：居信、居仰。

我於一九七０年赴美國夏威夷攻讀旅遊業管理，經常接到大伯和大媽鼓勵的信。我寄了許多風景照片並向他們描述了當地優美的居住環境，由此他們對夏威夷的嚮往便在心中萌生。一九七六年我返回台灣工作時，祖母已安享天年過世，父母遷至夏威夷，兩位姐姐均留居國外，只有我一人住在台灣。工作之餘，經常去大伯家看望，我陪著他們郊遊、上館子、購物，每周日去教堂做禮拜及特定准許交往的朋友聚會等。

有一段時間，大姊閭蘅因事業關係在台灣住了幾年，他們一家的到來帶給大伯、大媽很多歡樂。這其中除了各人忙各人的事以外，我們總是歡聚在一起，最令我神怡的還下聽大伯追述往事，往事就是歷史，有嚴肅的、也有趣味的。最難得的是，幾十年裡，我從未聽過他有一聲怨言，總是笑聲洋溢，侃侃而談，其聲其景令我難忘。後讀他的日記，我的乳名「領弟」（父母希望我領個弟弟）不時出現其中，才恍然伯侄間原是如此的親昵接近。

一日大媽因骨折臥病在床，把我叫到床前，面色凝重地對我說：「領弟，你大伯和我都漸漸年紀大了，我們的子女不在身邊，我的身體不好，如果一旦我不在了，你是否願意好好照顧大伯？」說這最後幾個字時，她淚水湧出，哽咽著說不下去！我回答：「我當然願意，我不就在你們身邊嗎？」大媽接著說；「你大伯很喜歡你，今天對你的談話，是你大伯和我商量過的，雖然你和我們時常在一起，也最明白我們的生活情況，大伯的意思是讓你管理及處理我們的事，如果你願意，我們將會有許多事要交代給你，大伯和我都覺得你最合適，對你我們完全信任放心。如果你願意答應，我們也了卻一椿心事。」我的立即承諾，從此帶來了無限的牽掛。不知多少次，大媽一提到如果她先離世……總是淚流滿面，後來她體會到我愛大伯如同父親，逐漸流露出欣慰之情。

大媽常說：「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一九九四年大伯、大媽選擇在夏威夷定居，我的父母已在該地居住多年，很順利地就將兄嫂的居住安頓妥善。當地的朋友熱烈地歡迎他們的到來，一連串的邀請聚會活動紛至沓來。大伯興致高，有請必樂意出席，這時為了大伯九十高齡的身體，大媽不得不執行她飽含關愛的「管束」。大伯稱大媽為「總司令」，從不抗命，大伯的風趣，常常引得大家開懷大笑。我一有假期就飛夏威夷，因大媽覺得在電話上交代我的事情不夠清楚，同時在台灣，我也忙於處理他們搬遷後的善後工作。

一九九五年九月，家父應邀赴北京參加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活動，臨行前，兄弟二人暢談此行的目的及意義，很是高興。孰料就在會議閉幕的當晚，家父不幸心肌梗塞，救治無效與世長辭。噩耗傳至夏威夷，大伯頓時驚呆了，昏花的老眼淚水盈盈，失去了在異鄉相依為命的弟弟，怎能讓他不心痛至極！父親過世，閭蘅大姊和我本可以將母親接到香港或台灣同住，便於奉養照顧，然大伯他們剛剛遷居夏威夷不久，母親怎能於此時搬離？於是，次年我決定辭去台灣待遇優厚的工作，遷居至夏威夷與母親作伴，同時也繼續執行對大伯、大媽的承諾。我們一家人與大伯、大媽朝夕共處在藍天綠海間，一同沐浴著清爽怡人的海風，他們的臉上時時漾著孩童般的微笑，愉悅中我卻有一絲隱痛：大媽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葉，時時離不開氧氣的補充，大伯四十餘歲時患嚴重眼疾，因居住深山中未能及時得到有效的治療，視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將全靠手感，一耳全聾，一耳微有聽力。多年來，大媽就是大伯的眼及耳，但一大聲說話，即喘不過氣來，非常辛苦。兩人以輪椅代步相依度日，對於來自各方難卻的盛情，無奈之下不得不卻。這也是讓盼望他們返故鄉的許許多多人最終失望和遺憾的原因。

「心有餘而力不足」，終讓大伯、大媽的鄉愁成了永遠的鄉愁。

回顧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大伯經過在浙江奉化，安徽黃山，江西萍鄉，湖南郴州、沅陵，貴陽修文縣、陽明洞、靈山麒麟洞、開陽縣、桐梓縣，重慶等地的輾轉遷徙和顛沛流離，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到了台灣，幽禁於新竹縣竹東鎮的清泉井上溫泉，後於一九五七年十月遷至南部高雄西子灣，1960年遷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一年後遷入自建的房屋，直到一九九四年移居夏威夷，幽禁歲月超過了半個世紀，耗盡了他們一生最好的年華，懷想之餘，怎不令人欷歔！

在新竹井上溫泉與世隔絕的深山中，大伯與大媽互拍些照片寄給在美國的家屬，存在身邊的多是些底片。一九九０年前後，發現這些底片均已受潮，大媽見這些黏在一起的底片囑我丟棄，我不捨得。閭蘅大姐認為他們二位這段時間的生活鮮為人知，而照片最為可貴，於是不計費用，經過很長時間，尋求高技術處理，幸得部分可展示給讀者。從這些殘存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當時居住的環境及歲月的痕跡。這是大伯、大媽在台灣早期幽禁期間最真實的記錄與寫照。

今天能有此機會，回顧往事，訴之於筆，真是感慨萬千。這本書的起止年限為一九四六～一九六０年。文字部分是依據大伯的記事簿、日記、信函及他們二位的口述，希望在讀者欣賞照片時，提供一些他們生活情況的背景資料。我與大伯、大媽有約，要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這僅僅是開始，我們將繼續整理他們留下的資料。

一、輾轉重慶 飛越海峽

自從說要搬家，將近一個月，昨日汽車才來。今晨四點廿分在小雨中由桐梓天門洞出發，約十點抵東溪午餐，下午約六點抵渝，住於松林坡（為戴的訓練處所）。在松林坡住了半個多月，有張嚴佛夫婦、李雲波夫婦、楊繼雲、許（徐）遠舉等人，常來寓所玩玩，並贈送食品。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

今日遷移，但余始終不知去相（向）何處。早六點一刻，由重慶白市驛機場起飛，有李雲波、徐遠舉、郭處長等來送行。八點四十分抵武昌徐家柵機場加油，十二點一刻抵台北松山機場，余（始）知是到台灣。陳長官派周處長一鶚、劉縣長啟光、連謀、陳達元調查科長等在機場迎接，到陳達元寓所午餐，下午二點一刻由台北乘汽車動身，約五點半抵新竹，宿於招待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

早九點許，由劉啟光縣長夫婦陪同乘汽車由新竹起程，約至下午一點許抵井上溫泉，余知此為余之新住所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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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對於已被囚禁十年之久的張學良來說，真是不平靜的一年。

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一九四五年8月，張學良聽說日本投降了，真是「初聞涕淚滿衣裳」，家仇國恨，終得雪恥，長夜難眠。此時似乎能看到恢復自由的一絲曙光。

新年伊始，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前幾年的日記，每年的開頭統由九一八起，今年我又把它改回來了。九一八的問題雖然是有了結局，可是東北尚未得到自由解放。那塊土裡還是埋藏著大量的炸藥，不曉得哪一天它還是會爆發的。可是，不只是東北喲，中國全國還不是一樣嗎！」讓人幾分歡喜，幾分憂愁。

張學良的心情自然是不平靜的，作為軍人，他感到慚愧，沒能為抗戰出力，現在抗戰勝利了，他卻仍被關在貴州偏僻的「夜郎國」中，不知什麼時間才能離開。

在貴州關押期間，他的活動範圍僅限在兩三百米內，白天在劉乙光等人的「陪同」下，尚可到附近走走或垂釣，一到夜晚，便只能待在屋裡。囚禁地的內外圈，均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軍統特務把守著，不允許任何外人擅自闖入。這種孤寂的囚禁生活，唯一可以慰藉的是，當收到各種報刊雜誌，獲悉外界的各種消息時，焦急心情才會慢慢平靜下來。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亦參加，並提出釋放西安事變中的張學良與楊虎城將軍。周恩來在小組會和大會上多次提出應立即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他說：要是張、楊兩先生釋放了，西北與東北父老乃至全國人民，誰不歡欣……這一提議得到了許多與會代表的贊同。

但蔣介石不以為然，不為所動。直到會議結束，僅釋放了葉挺、廖承志。

張學良無法了解政治協商會議的內情，他只能將報上的報導剪下，存在日記本中，因為參加會議的人，有許多是他所熟悉的。他在日記中寫道：「政協完成，和平建國綱領甚好，但願不要只成功一篇好的文獻文章，但無論如何，中國總算有進步。」

當年，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將蔣扣押，是否釋放蔣介石，是否要蔣介石簽字保證、畫押，各方爭執不下。最後蔣介石僅以「領袖」的口頭承諾作為擔保得以脫身。現在「和平建國綱領」雖好，有各方的簽字，但誰敢保證它不會成為「一紙空文」。後來形勢的發展，恰恰被張學良言中。

貴州的三月，陰冷潮濕。三月二十九日，張學良從報上獲悉，戴笠於十七日在南京因飛機失事被燒死。戴笠之死，對囚禁中的張學良、趙一荻來說，會有不大不小的震動。他們太熟悉這位執掌國民黨特務系統的「老板」了。

西安事變時，戴笠亦被扣，但張學良並未太為難他。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遭扣押，實際上一直是交戴笠負責「嚴加管束」。囚禁期間，戴笠每年總要去探視一兩次，並順便帶些生活用品或食物、信函等。張學良在貴州桐梓囚禁地就是戴笠選定的。這是一個天然的山洞，原是國民黨兵工署下屬的兵工廠。戴笠巡視後，認為此地自然風景好，方便車輛進出，又方便警戒，方案報蔣介石批准後，就在兵工廠蓄水池附近蓋了一排房，將張學良與趙一荻從修文陽明洞遷來。戴笠每次來，總要陪張學良聊聊天，或四處看看，有時也會派人送信或送些罐頭、水果來。張學良寄出信函則由劉乙光帶出交戴笠轉呈，從兩人信件往來的稱呼上看，戴笠稱張學良時有「副司令賜鑒」、「漢公賜鑒」，而張學良的去信是稱「雨農兄」。大家都是客客氣氣。作為看管者，戴笠從生活上給予了張學良照顧，這其中也有蔣夫人、宋子文的關照。但戴笠不時也會「警告」張學良，來信「請勿書明現在之住址……以公之聲望與晚（戴笠信中均稱自己『晚　戴笠』）之處境不得不慎重將事耳……乞深居簡出，為國珍重」。蔣介石不想讓人知道張的秘密囚禁地。戴笠突然摔死，國民黨軍統局頓時亂成一鍋粥，連看守張學良的劉乙光一時也不知所措，一時間張學良與外界失去了聯繫。

很快，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軍統派了李肖白處長陪東北元老、參政員莫德惠進山探視張學良，順便將積壓的信件一起帶來，在桐梓住了五天。這是得到蔣介石的首肯的。面對一大堆信件，張學良看得「頭暈眼花」。這五天的時間，讓張學良百感交集，儘管每次與莫德惠交談，劉乙光總是「陪伴」著。聽到東北同鄉寄望的厚情，張學良「五內酸痛，真欲淚下」。「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白天與莫德惠聊天或一同垂釣，晚上暢敘至深之。直到行前才急急陳鋪素紙，一一回信。家信自當必回，同時給蔣介石、蔣夫人及一干老友一一回信，根據莫的提議還給何應欽、陳誠、徐永昌各書一函，莫德惠希望通過他們向蔣做些工作，爭取早日「解禁」。張學良在「給同鄉諸友一函未書上款」。囚禁中的張學良仍不願意自己為「同鄉」帶來麻煩。

莫德惠離去後，張學良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寫了許多的回信和家信交給他們帶去。因這幾天累了，追憶。」戴笠走了，莫德惠來了，這些信件發出去了，如果是「投石問路」，也該有些回應吧！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終於等到了音訊了。劉乙光跑來告之：「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將至渝請示一切。」劉乙光帶回的消息是，先到重慶等待安排。畢竟在這裡居了幾年，現在將要離去，得到「恩准」，在劉乙光及夫人陪同下「遊兵工廠的大山洞，再到招待（所）小飯，又遊紅花園（在桐南約十六公里），遊元田壩、峰岩洞（在桐北約十五公里）」。這時，張學良、趙一荻才對自己居住的周環境有了了解。

從知曉要到重慶去，張學良就開始整理行李，等了將近一個月。十月十四日幾輛汽車來了，大家七手八腳趕緊裝東西，隨行的看守們也希望早點離開這荒蕪人煙的大山。十月十五日，天蒙蒙亮，四點二十分由桐梓出發，一路顛簸，下午約六點半抵達重慶，「住渝郊外之松林坡（原為戴雨農所建）」。

松林坡公館──是抗戰期間中美合作所為蔣介石修建的，實際上蔣介石一天也沒有待過。倒是戴笠常去小住，被人稱為「戴公館」。這是一排位居歌樂山半山林間的平房。四周原本就戒備森嚴。

沈醉在《軍統內幕》中提到，張學良到松林坡第一次進餐時，劉乙光全家都和沈醉等人一起陪他吃飯。劉乙光的兩個小孩子把吃剩的骨頭向地上吐，他看了連忙笑著說：「這樣不行，這不比過去我們住在鄉下……可不能再隨便向地下吐東西！」

張學良與趙一荻是秘密押解到重慶的，自然來探視相伴的都是原國民黨的軍統大特務（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軍統改為國防部保密局）。如張嚴佛（軍統辦事處主任）夫婦、李雲波（即李覺，時任中央訓練團分團主任）夫婦、徐遠舉（時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少將軍銜）等人，輪流做東，打牌、吃飯……

所有陪伴的人都清楚，蔣介石絕不會釋放張學良，也知道張學良與趙一荻下一處的囚禁地點在台灣，只是在等待安排專機等事宜。他們對張學良只是說正安排專機準備去南京，一旦安排妥當，立即動身。

離開貴州大山，來到重慶，按常理講，抗戰勝利了，十年的「管束」亦到期，應該沒有什麼理由再羈押了。張嚴佛等人「營造」的氣氛，讓一向喜歡熱鬧的張學良，臉上多了幾分笑意。

十一月一日，通知張學良、趙一荻次日動身，飛機已安排好了，這是張學良與趙一荻在重慶松林坡，也是他們在大陸的最後一個夜晚，此一去，永無歸期。

誰又能想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此地，重慶松林坡公館又成了西安事變的另一位主角──楊虎城將軍的葬身之地。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楊虎城也是從貴州被押往重慶，他一踏進室內，後面就傳來兒子拯中的慘叫聲，楊將軍急轉身去，特務的利刃便扎進腹腔……特務在掩埋時，還在楊將軍的臉上淋上鏹水。這一幕，張學良很久以後才得知。

十一月二日，重慶白市驛機場，早六點一刻，李覺、徐遠舉、郭旭處長到機場送行。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今日遷移，但余始終不知去向何處……八點四十抵武昌徐家柵機場加油。」直到此時，也沒有人告知張學良飛行的目的地。如果再往東飛，就是南京。加油的飛機起飛後卻往南飛。「十二點十五分抵台北松山機場，余知是到台灣。」

「陳長官派周處長一鶚、劉縣長啟光、連謀、陳達元調查科長等在機場迎接，到陳達元寓所午餐。下午兩點一刻由台北乘汽車動身，約五點半抵新竹，宿於招待所。」

從日記中的記載可以看出，張學良、趙一荻是飛機落地後，才知道自己被送到了台灣，無奈憤懣之情，躍然紙上。一下了飛機，就登車到新竹。十一月三日上午九點，離開新竹，在劉啟光縣長夫婦陪同下，汽車沿山路東行，山路崎嶇，人煙漸稀。約在下午一點抵達井上溫泉。兩天的時間，張學良與趙一荻飛越了大半個中國，從行程安排看，幾乎是「馬不停蹄」，直奔事先安排好的目的地──井上溫泉。所有行動中的人都知道要去的地方，唯有張學良與趙一荻最後才被告知。從新竹到井上，汽車行駛近四個小時，如果按每小時三十公里算，井上離新竹約有一百多公里。

「余知此為余之新住所也。」疲憊不堪的張學良、趙一荻環顧四周，只能無奈地接受這一「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