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全新修訂版）

導論（節錄）／寫在前面──不容青史盡成灰／ 郭岱君

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歷史大事、也是最珍貴的歷史資產。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攸關中華民族存亡，數億中國人或死、或傷、或家破人亡，整個民族的命運因之改變，世界政局也因此而重組。
這場戰爭對日本、歐美、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也極為深重。日本幾乎因此而亡國，戰爭的後遺症至今猶在。許多被日軍占領的亞洲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仍有餘悸；而中、美、蘇、日的角力，更造成東北亞、南亞的不安。戰爭帶來的破壞和衝擊，長久反映在戰後各國及國際政經社會各方面。
如此重要的世紀大事，卻因為黨派隔閡、政治考量、或史料不足，以至於現存的抗戰史多失之單薄、偏頗，許多事實真相尚待挖掘、釐清。
日本為何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這場戰爭是如何打起來的？日本原本只想拿下滿蒙、控制華北，卻為何陷入中國地廣人眾的泥沼之中？貧窮落後的中國如何與國力強大的日本對抗？又如何打破日本速戰速決信念、贏得最後勝利？中日之戰與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為何？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了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場戰爭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聯？
80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待解答。

抗戰史研究著有成績
好在青史並未成灰。近年許多歷史資料逐漸公開，美國、日本、台灣、中國大陸、英國、蘇俄都有珍貴的歷史檔案問世。其中最受矚目的，當屬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收藏並公開了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國民黨黨史資料、以及許多近代中國領導人物的個人檔案(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黃鎮球、黃杰等人的私人文件)。這些第一手資料問世，立刻激起中國研究的巨浪，迄今已有許多中外學者使用這些檔案，撰寫了數百篇研究論文、也出版了不少專書。這些著作試著還原歷史，讓世人重新認識、評價這場戰爭，有些甚至顛覆了我們熟知的抗戰史。
另方面，抗戰史研究自2000年以來，逐漸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關注。幾位歐美學者嘗試結合中西所長，探索抗戰史。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教授都曾邀請中國、美國、日本學者，共同研究這場戰爭。例如，方德萬與兩位美國軍事史權威─皮蒂（Mark R. Peattie）及敦葉（Edward J. Drea）─共同主編 The Battle for China 論文集，作者包括中、美、日、英學者，對這場中日之戰進行深度的探討，提出不少新的線索與觀點。
隨著新資料的開放和運用，重新審視抗戰史已成中外學界的共識。
這些發展令人振奮，但卻還不夠。因為這些研究成果僅在學術圈流傳，一般大眾並不清楚；而同時使用中、日、英、美、蘇檔案來探究這場中日之戰的亦不多見。

蔣介石日記解開不少抗戰史的謎題
胡佛研究院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得天獨厚，近代中國檔案收藏豐富，尤其是民國人物個人文件的保存，可謂獨步全球。
以蔣介石日記為例，自2006年開放以來，一直是胡佛檔案館最受歡迎的文件。蔣介石長期主導中國軍政，他是抗戰時期中國軍政領袖、也是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他的日記讓我們得窺其決策思維與心路歷程，許多過去撲朔迷離的事情，忽然有了理解的脈絡，猶如進入浩瀚黑暗的森林，突然一線天光，周遭頓時了然眼前，一些長期難解的疑問隨之茅塞頓開。
例如，1937年盧溝橋事變明明是個偶然的意外，東京已發布「臨命400號」宣布「不擴大事態」，蔣介石也明白「（倭寇）志在華北局部而不敢擴大」。卻為何仍命中央軍四個師北上？中央軍進入華北，導致日本不安，立即增兵華北，緊張情勢頓時升高。多年來，無法合理解釋蔣介石的決策，直到他的日記公開，原來他是想趁此機會「打破何梅協定也」。
透過他的日記，我們進一步了解，早在1935年《何梅協定》要求中央軍與國民黨退出河北時，蔣介石就決心不再隱忍，要與日本一戰，因為「華北乃黨國存亡之所在」，「黨部取消，中央軍隊撤退，華北實已等於滅亡，此後最多不過製造華北偽政權而已。……嗚呼，寇患至此，國既不國，人亦非人，不再決戰，復待何時？應毅然決斷，不稍顧慮，徘徊與猶豫於其間也」 。
如果不是蔣日記，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蔣介石派兵北上，只是擺出一個不畏戰的樣子，實際上他是要以戰求和，「示以決心，否則不能和平解決也」。
而英國大使許閣森（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en）原已同意出面斡旋中日衝突，正因為這個「何梅協定」，使得他改變態度，婉謝主導調停，以致蔣介石期望的國際斡旋落空。
像這樣的例子，不一而足……

一二八淞滬抗戰
肖如平（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法政學院教授）
1932年爆發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是南京國民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領導的第一次局部抗戰。此時，國民政府不僅拋棄了九一八時期的不抵抗政策，也否決了不切實際的對日絕交方案，提出了「積極抵抗，預備交涉」的對日新方針。
過去人們對一二八之役多有誤解，例如，有些認為駐滬第19路軍是抵制了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奮起自發抵抗的；也有批評「淞滬停戰協定」是個賣國協定，至少是一個妥協的協定。另外，在軍事上，當年的情報和以往的研究論著，都對一二八之役日軍的參戰人數做出了過高的估算，從而影響了對該役的整體評價。
有鑒於此，在本章我們試圖探究下列問題：一二八之役得失究竟如何？到底是勝仗還是敗仗？日軍參戰人數到底有多少？此役和後來的八一三之役有何關聯？如何評價蔣介石和汪精衛的「一邊抵抗，一邊交涉」的外交政略？「淞滬停戰協定」是不是個妥協甚至賣國的協議？

一、中國反日運動、日軍上海挑釁
如火如荼的反日運動
從中日整體的外交情勢來看，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主要城市都出現強烈的反日運動；最令日本感到壓力的，是抵制日貨的經濟活動。上海是亞洲第一大城、中國經濟重地，也是日本在中國最大的商業中心。1931年9月22日，上海各界代表召集大會，把原有的「上海市各界反日援僑會」更名為「上海市抗日救國委員會」，還組織了「對日經濟絕交實施委員會」，從抵制日貨上升為對日經濟絕交，並組織抗日義勇軍，擴大民眾參與。
對日經濟絕交運動其實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但9月22日這次會議，把「反日」改為「抗日」，還明確制定了嚴格的對日經濟絕交辦法，例如：不買日貨，不賣日貨，不運日貨，不用日貨，不乘日本輪船，不用日本輪船載貨，拒用日本銀行鈔票，不為日本人工作，不接待日本人等。委員會還規定了懲戒辦法，違背者將遭受沒收貨物、公開警告、沒收財產全部或部分、遊街示眾、穿標示有「賣國賊」字樣的衣服示眾等處罰。
上海各行各業都熱烈響應，對日經濟絕交運動如火如荼展開。9月22日以後，在學生監視員的嚴厲監視下，想在上海購買日貨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日本經濟受到沉重的打擊，這是有史以來「最緊張、最有效、最綿長」的一次抵制運動。
上海是日本在中國最大的貿易、航運及製造業中心。因為這次抵制運動，上海的日本商店幾乎全部關閉，日本貨物堆滿倉庫，日資工廠被迫停工或減產，90%工廠關門。航運業損失更嚴重，貨運、客運都大為減少。日本人經營的長江航運、津滬航運、大連至上海的航運大部分停駛。上海的日本商業幾乎完全停頓，9月之前，上海每個月進口的日貨平均約3萬噸；1個月內，這個數字直線下降為300噸，減少了99%。
這些活動不但把對日經濟絕交推向高潮，更激發了中國人的愛國心，進一步凝聚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與反日情緒。

日本海軍想趁機表現
在這樣的情勢下，上海的日僑迫切期待日本政府和軍方的干預；與之呼應的則是急躁的日本海軍。日本海軍看到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得到日本多數民意的支援，而且以強硬手段壓制住東北的排日活動；他們認為「應該利用現在機會，仿效滿洲同樣的強硬態度，打擊排日運動」。時任日本陸軍砲兵總監的畑俊六中將，在日記中記載了海軍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將1932年1月26日（一二八事變的前兩天）所說的一席話：「他（左近司）說，陸軍在滿洲大展身手，這次輪到海軍出來表現一番了！還說（上海）陸戰隊已經今非昔比，有2千人，有野戰砲和裝甲車，打得起仗，沒問題。」可見海軍為了不輸陸軍，亟欲大顯身手。
1931年10月5日，東京召開內閣會議，就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商討對策，決議向中國國民政府提出重大警告，並派軍艦開入長江示威。10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奉命就「排日運動」向國民政府提出抗議。
10月11日，在海軍陸戰隊保護下，上海的日本僑民召集了數千人參加的居留民大會，要求日本政府用強硬手段解決中日間各項懸案，徹底制止排拒日貨運動。會後舉行抗議遊行，在北四川路等處，部分日本人闖入中國商店，撕毀反日標語，毆打行人。10月28日，日本20餘名海軍士兵在上海浦東登岸，毆傷中國工人蔣伯根等7人。12月，新成立的日本犬養毅政友會內閣聲明：「新內閣和前內閣完全相反，對中國將採取強硬的積極政策。」這個聲明對上海的日僑有如火上澆油，他們更大聲要求日本政府壓制中國排日的行為。
這一連串情緒累積下來，中日之間情勢緊張已是山雨欲來，隨時可能發生衝突。
1932年1月初，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計畫挑起事端，「奇襲（上海）北站附近的排日團體的根據地，並將其占領予以封鎖，藉此消滅排日運動的根據地」。報請海軍省，希望獲得批准。海軍省徵求外務省的意見。外務省不贊同。於是海軍軍務局要求駐滬海軍詳細說明計畫。第一遣外艦隊回覆海軍省，說明擬採取的幾個行動，並要求增援1千名特別陸戰隊。幾經協調，1月25日，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向海相和軍務局長彙報行動綱領，並表示「上海四周之情況日益惡化」，決定在1月28日之後「將採取適當的行動，鎮壓抗日會及實施威嚇偵察飛行」。
上海租界內，氣氛十分緊張。中外人士都忐忑不安，衝突一觸即發。

日僧事件
此外，關東軍也想在上海生事，藉此轉移國際對日本強占中國東北的注意力，趁隙挾持溥儀建立滿洲國傀儡政權，以堵塞國聯調查的口實。於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策劃在上海發動一次事變。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武官輔助官兼上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少佐曾應召前往瀋陽與板垣密會，板垣指使田中在上海挑起中日衝突，並交給他2萬日圓作為收買漢奸等活動經費。
為了使這個計畫儘快付諸行動，田中隆吉和女特務川島芳子密謀在上海製造事端。他們選擇鬧事的對象是具有濃厚反日情緒的著名華資企業三友實業社。
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本日蓮宗的和尚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和三位教徒（後藤芳平、藤村國吉、黑岩淺次郎）一共5人，故意到馬玉山路（今上海市楊浦區雙陽路）的三友實業社毛巾廠門前化緣，敲鼓念經，廠內正在操練的義勇軍數十人上前攔截盤查，結果發生衝突，川島芳子收買的數十名暴徒趁機衝出，雙方互毆；結果天崎、水上和後藤三人被打成重傷，其中一人傷重不治在醫院死亡。
第二天，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口頭抗議，要求緝凶並解散反日組織。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緝拿兇手歸案法辦。
20日凌晨2點多鐘，數十名由川島芳子收買的上海「日本青年同志會」成員，由田中隆吉的助手、剛到上海的日本憲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領，以「日僧事件」為由，攜帶手槍、刺刀、炸彈、火藥、硫磺等物，闖入三友實業社毛巾廠縱火，燒了工廠；還打死巡捕1人，打傷3人（縱火者也一死兩傷）。
當日下午，2千多名日僑以抗議「日僧事件」為名，在蓬萊路日僑俱樂部召開居留民大會，呼籲日本政府增兵上海，採取強硬手段。會後，約1千名狂熱者到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請願，並在四川路遊行，沿途搗毀中國商店，打破公共電車和汽車的玻璃，與工部局巡捕隊發生衝突。
同日下午，上海市長吳鐵城派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為代表，向日本駐滬總領事館提出口頭抗議。21日上午，村井總領事回訪上海市政府，對中國三友實業社被焚表示道歉，答應緝凶，同時對日本僧人被毆事件，遞交正式書面抗議；並提出四項要求：市長道歉；懲辦兇犯；撫卹死傷者；取締抗日活動，解散抗日團體。
俞鴻鈞奉命於22日下午向日本領事館提出正式書面抗議，也提出四點要求：日本總領事向上海市長道歉；懲辦兇犯；賠償損失；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同類事件。雙方針鋒相對，互不讓步。
26日，日本第一批海軍援兵抵達上海，村井總領事向上海市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就其21日所提四項要求，限48小時內答覆，否則日本將採取必要手段。
國民政府希望息事寧人，盡量推遲中日大戰爆發的時間，決定讓步。上海市政府根據中央政府指令，1月27日下令取締上海市各界抗日會，並通過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了宣傳抗日的《民國日報》。
但村井總領事得寸進尺，堅持任何有「抗日」字樣的團體，都得取消，並限28日下午6點之前圓滿答覆。吳鐵城很快接受日本的要求，派俞鴻鈞在28日下午親自把覆函面交日本總領事，告知中方接受日本所提全部條件並已兌現。村井表示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