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1：中華的成立

臺灣版序（節錄）

第一卷嘗試從現在的中國回望，解讀中國的歷史，論述主題置於「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這個句子主語和述語都是「中國」，或許會有人不以為然，覺得不過是種同義反複（tautology）的修辭表現。然而在「中國」、「中域」這些漢字三千多年前剛出現的西周初期，當時的「中國」與今日中國，並不是單純的同義反複。
「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這個問題等於在探討「何謂中國？」。「何謂中國？」也是個常見的問題。不過仔細想想，要正確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甚至可以說，這是個沒有正確答案，或者說沒有單一答案的複雜問題。
提出「中國如何成為中國？」、「何謂中國？」這個問題時，我們在以中華為標題的第一卷中，聚焦於與「中國」相即不離的「天下」。我們試圖藉由思考「天下」和「中國」的相互關係，以投射出更加具體的「中國」。「天下」是大禹治水後創造的九州＝「中國」所形成的國土，因此又稱為禹跡。「天下」是以天子居住的畿內為核心發展出的中心周邊結構，也表現出天子與生民＝百姓的政治秩序。這同時也是「中國」的獨特國家概念。
與「天下」具備相互關係的「中國」，除了內部的中心周邊結構，也推展至外部，與東西南北等周邊地區和外部諸國形成中心周邊結構。當「中國」內部的中心周邊結構改變，包含日本在內的周邊含義也隨之改變。反之，當外部諸國、周邊地區出現改變，「中國」、「天下」的意義一樣會跟著改變。中國的意義在與周邊地區、外部諸國的相互關係中不斷變化。
試舉一例。西元六四六年，唐太宗李世民親征高句麗。高句麗某位官人（對盧）表示：「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起。秦王神武，所向無敵，遂平天下，南面為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舊唐書．東夷傳高句麗》）在這段話中，中國與天下一致，周邊有北夷、西戎、東夷高句麗，各為服從、敵對的關係。
在約一世紀左右後所著的《大唐六典》中則將被八百多個羈縻州包圍的「中國」三百餘州這個領域稱為「天下」，並且在其周邊配置與其有朝貢關係的周邊各族。由此可見，「中國」和「天下」與周邊諸族的相互關係持續在消長伸縮。
連接兩個「中國」之間「如何成為」這幾個字，便是在探問「中國」與其周邊地區、外部諸國的相互關係之變化、歷史。本系列第二卷、第三卷將與北方草原地區及南方海域世界的相互關係也納入視野，再次探討「中國」。
探討著「何謂中國？」、「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這些問題寫就本書後，科林．倫弗瑞（Colin Renfrew）的論點（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1987）（日文版《ことばの考古学》，橋本槇矩譯，青土社，一九九三年）更加清晰地出現在我腦海。倫弗瑞運用考古學和語言學，找出兼養家畜的麥作混合農業發源地，還有印歐語系的原鄉，位於在一萬年前的安納托利亞西部（今土耳其共和國），之後混合農業和印歐語系隨著交易和交流，再廣傳到世界各地。這些傳播對東方的影響、痕跡，擴及到現今中國境內的東突厥斯坦。
受到約翰・米爾斯（J. L. Myers）的著作《誰是希臘人？》（Who were the Greeks?, 1930）觸發，倫弗瑞安排了「誰是凱爾特人？」這一章，考察印歐祖語傳播到西歐的過程中，凱爾特人（Celt）、凱爾特語（Celtic）等凱爾特的「民族性」（ethnicity）之起源。
比起其龐大的敘事，我個人更關注的是方法論觀點，亦即作者如何推演引導出凱爾特是「因相關、集合的相互作用而累積」，形成其「民族性」。這個論點與米爾斯在《誰是希臘人？》裡提出的答案：「他們始終處於形成的途中」彼此呼應，並且更為細緻。
假如參照倫弗瑞的考察，「中國」也可說是自史前以來各種族（ethnicity）在相互作用、交流中不斷累積、形成，現在也依然在相互作用中累積，處於形成途中的狀態。
現在的中國有五十六個種族居住在此，除了非洲和南北美的語言之外，漢語自不待言，包含使用印度伊朗語系的塔吉克族在內，這裡幾乎網羅了全世界所有語系（橋本萬太郎編《民族の世界史5　漢民族と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當然，如此龐大的語系和種族之現狀，正處於「因相關、集合的相互作用而累積」的過程中。「中國」並非亙古不變。
本書提出與「中國」為相互關係的「天下」觀念，借用倫弗瑞的說法，嘗試將歷史上「天下」「中國」的政治整合體生成、變化過程，例如史前以來的貢獻制、西周以後的封建制、秦漢以後的郡縣制、王莽時期的古典國制，一直到隋唐時重回古典國制，視為一種「因相互作用而累積」的過程來進行討論。
「中國如何成為中國？」、「何謂中國？」，這樣的問題意識是否能在「因相互作用而累積」過程中具體開展，甚至，這種方法論觀點本身是否奏效，則有待繁體中文版讀者們的驗證。僅此為序。

導言（節錄）

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的一九○一年，也是列強鎮壓義和團運動後，清朝與包含日本在內十一個國家簽訂辛丑和約的這一年。和約簽訂後，清朝對外對內的主權受到嚴重的制約，原本君臨亞洲中樞的大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迅速遭到邊緣化。
中國、中華這些詞彙由其成立說起，運用時也跟周邊四方、夷狄、外國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有時中國的概念成立於當下的國際關係中。清朝的版圖並非有史以來至明的中國。梁啟超之所以意識到「中國史」，不單純是為了敘述國民的歷史，自己身處的清末中國當時對內、對外之危機，也大大影響了他的論述。〈中國史敘論〉可說是面對危機的中國對自我認識、認同的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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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後剛好百年的二○○一年十二月，中國加入了WTO（世界貿易組織），將一九七八年以來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放上更高的次元，使得中國得以正式依循國際規則推動經濟開發。十年後的二○一○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現在的經濟規模超過日本的二．五倍，緊追在美國身後。
百年來，資本主義世界體制歷經兩次大戰，從以英國為中樞的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轉換到以美國為制高點的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二十世紀資本主義體制自一九八○年代以後也開始出現搖擺，目前有人主張資本主義之終焉，也有人高唱現已進入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制大轉換期，另外還有人將中國放在新的制高點上。這段期間，走過百年複雜且艱辛道路的中國，在九○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經濟以及全球主義進展下推動經濟開發，再次有機會坐望國際社會的中樞地位。在貿易上跟美國的摩擦逐漸白熱化。
中國四十年來的高度經濟成長，在中國內外引發了各種問題。貧富的社會落差和地區落差問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的分離獨立等種族問題，擁有五十六個種族、十四億人口公民的國家整合，法律統治和民主主義問題，大量排放PM二．五等環境問題，貪汙等政治腐敗問題，成為經濟大國後的海洋擴張野心，以及東海、南海上的領土問題等，都是亟待處理的當務之急。
面對這些問題時，無論評價是好是壞，國內外都開始關注「中國」，「中國」的形象開始動搖，大家也開始好奇，究竟何謂「中國」。中國學界開始出現探究中國認同的明顯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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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的敘述範圍從先史時代到八世紀半的唐代中期，約略三千年。從四千年前華北農耕社會的形成開始，講述到以長安、洛陽為核心地區的隋唐帝國之興起與衰亡之兆。論述主題在於試圖從歷史上探討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還有傳統中國的原型及其特性。
本卷行文將依循兩項方針進行梳理。
第一項方針是從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中，掌握中國的樣貌。不僅中國史，假若進行形式上的分類，人類社會的歷史可以分為幾種變化層次。首先，有類似政治史般以十年、五十年為單位改變的層次。以中國史來說，例如項羽和劉邦激戰的楚漢相爭，曹操、關羽、諸葛亮等英雄活躍的《三國志》。形形色色的人物輪番登場，是很適合小說或電影刻畫的層次。
另外，還有必須以五百年、千年為單位觀察其變化的衣食住行等生產層次，換言之也就是社會生活圈的層次。中國人像現在今天這樣坐在椅子上生活，將麵粉揉成麵團製作成多種食材，最快也是八、九世紀之後的事。在這之前的生活，比方說西元前的戰國時代，是端坐於鋪在地面的蓆上，以小米或黍米為主食。這是無法以千年為單位來觀察的長期變化。椅子和麵食之所以普及，是因為整體生活圈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在政治過程和生活圈中間，還有以百年為單位改變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制度這個層次。中國自戰國時代以來官僚制發達，支撐著王權和皇帝政治。因為如此，留下相對較多關於制度、組織的史料。所以中國史的敘述很容易偏向制度史的敘述。如果不探討推動制度的人，或者制度背後世界觀的變化，那麼這樣的歷史敘述也會淪為靜態平板且枯燥乏味。
歷史即是透過這三種層次的相互作用而產生變化。本卷將以其中的基礎，也就是社會生活圈和政治、社會組織為論述核心。因此不得不冷待那些在政治生涯中曾風光活躍一時的英雄們。不過要觀察三千年歷史及其變化，這確實是有效的方法。英雄們大展身手的政治史層次，是在此基礎上開展的變化之總結算場域。我們希望能平靜客觀地記述。
第二項方針，我們將重新探討教科書或概論書等會出現的常見用語，盡量運用史料中出現的詞彙來重新定義。同時也希望能關注過去被忽視或者輕視的詞彙以及事件，來描述王朝斷代史所無法書寫的五百年單位、千年單位歷史。
本卷範圍中不會使用例如概論書的老面孔春秋戰國時代的「都市國家」，魏晉南北朝的「豪族」、「貴族」等說法。都市國家是近代中國史研究草創期時，仿效西洋古典古代的雅典和羅馬歷史而使用的詞彙。中國確實存在有城郭的聚落。但是兩者的生活圈和社會結構完全不同。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的成果，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古代的都市國家論。
史料中也曾出現貴族、豪族等描述。過去有個學生曾經找我討論，想以南朝豪族論為畢業論文的主題。於是我要他先去蒐集曾經出現「豪族」這個詞彙的史料。不久後，那名學生放棄以豪族為畢業論文題目，因為他發現根本沒有史料可用。貴族也一樣。
世界史教科書中有許多詞彙都需要重新定義。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我在這裡僅舉一例。關於唐代統治農民的機制，每一本教科書都提到是「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均田制首次出現在班固所著的《漢書》中。但是經唐人之手的史料裡，反而找不到代表給田制度的「均田」二字。而唐代兵制不只有府兵制，只要看過唐人編纂的《大唐六典》即可一目瞭然。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等記述，是北宋司馬光和歐陽修所使用的記述方式。北宋有鑑於唐末五代的藩鎮跋扈，再加上苦於與遼和西夏的戰事，部分中國的領域漸漸由「夷狄」入侵建國。上述兩位固然是編纂了精彩史書的史家，但畢竟是生於該時代的人，看待唐代制度時，難免有些偏見。我們必須從唐人留下的記載中，找出更正確的制度樣貌。
在敘述中不斷重新定義、夾雜嶄新發現，便自然可以發現本卷記述與過往中國史概論或教科書的不同之處。簡單地說，本卷的目標是改寫古代中國的通史。至於成敗與否，就留待讀者論斷。

第四章 中國的古典國制——王莽的世紀
一、宣帝中興
武帝之死與宣帝即位
武帝晚年社會衰頹至極，甚至到了人口減半的程度。自然災害也是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西元前一○七年東方內郡的流民達到兩百萬人，沒有戶籍的人有四十萬。西元前九九年，泰山郡和琅邪郡等帝國東方諸郡發生了難以數計的數千人規模大型群盜，或者數百人規模的群盜。這些盜賊襲擊郡和縣的官府，也掠奪鄉里社會。武帝派遣暴勝之、王賀等繡衣御史使者到各地，以郡兵來鎮壓群盜。經過數年，大致抓到了群盜首領，但並沒有根絕，盜賊依然持續增加。
西元前九一年七月，武帝正在長安西北方一百二十五公里的甘泉宮療養。此時有人對他進讒言，說衛太子劉據以巫蠱詛咒武帝。被逼到絕境的衛太子於是在長安叛變，與丞相劉屈氂（？—西元前九○年）率領的軍隊作戰，導致數萬死者。衛太子逃離長安，不久後在逃亡途中自殺。太子一家除了剛出生的孫子之外，全數滅門。
武帝在西元前八七年二月罹患重病。他立年僅八歲的么兒劉弗陵為太子，任命霍光（？—西元前六八年）為大司馬大將軍，留下遺言要他輔佐年幼的太子。隔天武帝去世，太子繼位（昭帝，西元前八七—前七四年在位）。
昭帝在位期間由大司馬霍光掌握實權。他排除了桑弘羊等財務派官僚，透過減輕租稅和廢止酒的專賣制度等各項政策，試圖調整武帝時代出現的各種問題。然而改革還未成形，還沒有子嗣的昭帝便早逝。霍光在昭帝之後立了武帝之孫昌邑王劉賀為帝，但是又以荒淫無度為由，很快將其廢位。他找到悄悄養在民間的衛太子之孫劉病已，讓他即位為皇。這就是後來的宣帝（西元前七四—前四九年在位）。

宣帝中興
宣帝在西元前六八年霍光去世後，排除霍家勢力，讓實權重回皇帝手中。他在民間長大，學習詩經，熟知社會現狀跟民眾的困難。因此他起用擅長儒學和法術的人才，實施租稅、徭役的削減，讓流亡民眾返回故鄉，安穩定居。這些符合現實問題的寬容政策，讓社會漸漸恢復安定。對外政策方面，他趁匈奴內亂出手干涉，支持呼韓邪單于，要他來長安朝見，西元前五一年正月，他成功地讓匈奴對漢朝貢，穩定漢與匈奴的關係。
宣帝以內政外政的安定為基礎，企圖證明自己權力的正統性。他尊開國皇帝劉邦為高祖，在呂氏亂政後即位的文帝為太宗，在宗廟祭祀的排序中將武帝定位為世宗。如同高祖、太宗設置了郡國廟，宣帝也在武帝出巡過的四十九郡國建造了武帝廟加以祭祀。透過祭祀「高祖—太宗—世宗」，宣帝希望闡釋自己繼承自曾祖父武帝、祖父衛太子之權力正統性。班固在《漢書．宣帝本紀》的論贊中，將其譽為「中興」。

漢家故事與經學
漢自開國以來，基本上都因襲秦的官制、法制、祭禮來建立國家制度。過程中，從武帝到昭帝時期的律令和祭儀相關事宜，累積了許多所謂「漢家故事」的先例、舊例。這些內容遍及朝政、裁判、祭祀、儀禮、車服制度等所有國家制度。宣帝期的丞相魏相（？—西元前五九年）編纂了自漢初以來的故事，根據這些編纂故事來執行政務。宣帝特別遵守「武帝故事」，依照武帝所建立的國制來推動各項制度。
從昭帝到宣帝時期，太學的博士弟子員員額增加，同時郡國舉薦、貢獻孝廉賢良等人才的察舉制度（鄉舉里選）也逐漸擴大、落實。具有儒學素養的官吏輩出，成為官僚制度的基礎。另外也開始進行《孝經》、《禮記》、《大戴禮記》等經書和禮學書的整理、編纂，並且出現例如《春秋穀梁傳》這種經書注釋書，針對複雜經書的文本及其解釋，衍生出許多不同學派。
呼韓邪單于朝貢的西元前五一年三月，宣帝在正殿未央宮之北的石渠閣，聚集了博士等儒家，讓他們討論經書文本和解釋的異同。參加者光是已知其名者就有二十三人，提出的議奏共有一百六十五篇。由太子太傅蕭望之（西元前一○六—前四七年）等人來評論這些議奏，最後由宣帝親自裁決。在儒學興盛的趨勢中，他除了廟祭之外，也繼承了始於武帝的郊祀祭儀、地方巡守、山川祭祀，導入儒家祭禮，建立起國家祭禮所需的基礎。
宣帝雖並用儒學，但國政重心依然在繼承自秦制的法術、刑罰。西元前六九年一樁死罪案件，據說牽連到四萬七千多人（《風俗通義．正失篇》）。太子劉奭（後來的元帝）曾經不經意地向父親宣帝建議：「陛下運用刑罰過於嚴峻，應該多用儒生。」宣帝正色責罵道：「漢家自有制度，原本就是交替運用王霸兩道，並非專行仁政、僅僅效法周朝。……」（《漢書．元帝紀序》）宣帝中興就是推動法制與禮樂，也就是混合了霸道與王道的國制。法制與禮樂的並用，同時互補的機制，透過這之後約一世紀的時間，成為傳統中國的國制基本原則。

二、王莽的世紀
古典國制的形成
喜好儒學的元帝（西元前四九—前三三年在位）即位後，採取了與宣帝完全不同的方針，轉為運用德教、周政，也就是重點式運用儒學的方向。
元帝即位後不久，西元前四六年時齊詩學派的翼奉上疏，建議遷都到洛陽，根據畿內制度等儒家禮制來改革國制。翼奉上疏之後，陸續開始依照《禮記．王制篇》和《周禮》等儒家古制檢視「漢家故事」，一邊批判一邊建立起各項新制度。這些國制改革在王莽（西元前四五—西元二三年）掌握實權的平帝元始年間（西元一—五年）來到巔峰，王莽的新朝滅亡後，東漢光武帝再次施行，在第二代明帝永平三年（西元六○年）終於完成。
其內容如同〔表2〕「西漢末期、王莽時期國制改革一覽」，以及〔表6〕「東漢初期國制重新定位一覽」（一七四頁）所示，是以「宰相三公—尚書」體制，都城、畿內制度及地方十二州（牧、刺史）制度，還有以郊祀祭儀為中心的宗廟制、明堂、辟雍禮等各項祭祀、儀禮還有車服制度等，涵括了行政機構和祭儀禮樂制度的系統性國制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將過去散在各地的宗廟、郊祀壇聚集到宮殿內部和首都長安外圍，以都城為中心，在一年的周期內舉行各種禮制、祭禮。禮樂祭祀制度也跟行政制度一樣，成為以都城為中心的集權編制。
西元前四六年到西元六○年，王莽主導這將近一世紀的國制改革，之後的魏晉也承襲了這樣的國制。歷代王朝不斷回顧確認，參照這種政治社會，例如後世的「漢魏故事」、「漢魏舊制」中所提及的北魏孝文帝「漢化政策」和隋初文帝各項改革，就是其中的典型。我將此稱之為中國的古典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