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

序一／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

先睹為快。沒想到，剛讀完兩章，永毅便來信邀我寫序。我雖然對文革略有所知，但是哪能和永毅相比。在認得他以前，就讀過他關於劉少奇的論文，內容已經忘記，只依稀記得，實事求是，在一邊倒學術氣氛中獨樹一幟，對慘遭政治迫害的劉少奇反有批評，然而不是深文周納，而是言必有據。我研究中共歷史，後來知道中研院有他編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歷史數據庫》，不時上網查閱，認為蒐羅豐富，縱跨毛澤東建政以來27年，很多文件在中國大陸都是秘而不宣的最高機密。他動手動腳找資料，上窮碧落下黃泉，甚至還為了探尋資料，一度坐進中國大陸的牢房。既是佩服其蒐集功力，更是佩服他對文網的無懼。
永毅這本研究文革的新作，選擇六個關鍵人物切入。他們分別是毛澤東、劉少奇、林彪、周恩來、江青和張春橋。在中共官方歷史中，毛澤東是文革群眾運動的發動者，旨在教育和改造已出現蛻化的黨政軍高級幹部，用心良苦，卻遭野心家扭曲和利用，以致千萬人遭到政治迫害、中國經濟更嚴重倒退，人們陷入普遍貧窮。劉少奇和林彪都是毛澤東指定的繼承人。前者被寃枉為中國的赫魯雪夫，戴上反黨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批鬥、關押、刑訊，而後折磨致死；後者篡奪黨政軍大權不成，畏罪搭機逃亡，折戟蒙古黃沙。周恩來是人民愛戴的好總理，總是委曲求全、減少文革迫害和破壞。江青是「白骨精」，集呂后、武則天和慈禧三個歷史「壞女人」之大成，以不肖文人張春橋為「狗頭軍師」，篡黨、篡政、篡軍，滿足個人權力欲望，肆行迫害無辜。
永毅從傳統政治文化基因的角度進行論述，直接批評毛澤東有帝王情結，自以為是秦始皇，對權力有出乎尋常的敏感，生怕權力外移，太阿倒持，文革是以不可能實現的政治幻想，蠱惑青年學生，從繼承人劉少奇手中奪回不經意中喪失的大權，乃意識形態服務於權力鬥爭，為後者的道德遮羞布。劉少奇身為繼承人，像已開府立衙的東宮太子，為主分勞，卻被視為擴大權力，逾越君臣分際，故慘遭廢立和迫害。林彪是毛澤東指定的新繼承人，用來代替劉少奇，居然同樣形成權力第二中心，勉強皇帝接受己見，並從毛澤東身邊「招降納叛」，甚至隔代冊立太子，為其造神，縱容其成立私人隊伍。毛澤東洞察林彪之奸，立意拋棄。周恩來是宰相，代表與皇帝共天下的文官集團。相權與皇權相剋相生，卻一味窺伺上意，藉支持文革贏得毛澤東的歡心，擴大相權，並藉機鎮壓和殘害忠良。江青年老色衰，是有名無實的皇后，藉著毛澤東的威望，作為毛澤東的功狗，替毛澤東衝鋒陷陣，更藉機公報私仇，吐泄積怨。張春橋有如外戚的延伸，其實是毛澤東的入幕之賓。既能揣摩上意，為毛澤東思想演繹發皇，又能謹守分際，從不伸手要職位，故深得毛澤東青睞，一度想以其繼承或取代林彪與周恩來。
閱讀六人的文革歷史，像是回到帝制中國的上層權力鬥爭。永毅認為他們的政治行為受個人心理影響和制約，故廣泛閱讀西方心理學書籍，據以解析他們的心理狀態。有意思的是，資料似乎僅允許集中注意力於他相信有病態人格（多疑、妄想和失眠）的人物，即毛澤東、林彪和江青三人。毛澤東不只有病態人格，而且患有偏執狂，潛意識裡埋有幻想情結。可能受到李志綏醫生對毛澤東描寫的啟發，永毅也以實例證明情欲影響文革時期毛澤東的政治決定。毛澤東以傳統皇帝的雨露之恩及權力施惠，博取女寵的忠誠和情報。由於有幻想情結，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表率，相信只要他發出號召，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支持和擁護。文革時期揭出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民選幹部的主張，卻是葉公好龍，並非真正喜好，用來掩飾殘酷清洗而已。比起毛澤東來，林彪和江青的精神疾病，尤其嚴重。兩人都怕風怕雨、怕光怕熱，怕聲怕吵，被認為有嚴重憂鬱症、精神強迫症，或歇斯底里症。令人驚訝的是，這兩個連自己的生活都無法管理的重病號，毛澤東竟倚為臂助，賦予龐大政治權力。比較起來，劉少奇、周恩來和張春橋三人倒是正常多了，以致永毅的心理分析功力難以施展。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踏實的實證研究仍揭示了隱藏難見的歷史真相。一向被認為冷酷無情的張春橋，有其政治野心，也羅織無辜，但是孝順老母，忠於愛情，而廉潔儉樸，有其令人欣賞之處。見道固然不真，卻最忠實於毛澤東及其思想，後來加諸其身及其夫人的叛徒罪名全屬子虛烏有。周恩來的形象完全被顛覆，怎能誇為人民的好總理？溫文儒雅之下是乃是家奴嘴臉，藉著對毛澤東的迎合，擴大黨政軍實權，且乘政治運動之便，落井下石，迫害清白，最後則因為權力擴大，無法及時治療膀胱癌，而於劇痛之中撒手人寰。劉少奇更是一變其文革受迫害者的形象，呈現其迫害者的另一面。文革前他主持四清、五反和大批判等政治運動，殘酷無情，根本就是文革預演，為毛澤東提供理論、形式和方法的試點，甚至在毛澤東展開文革後，亟力迎合，領導批鬥所謂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高幹，甚至政治盟友。弔詭的是，雖然力求順從毛澤東之意，毛澤東卻認定他是最大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擒賊先擒王」，以其整中低層幹部之道，還諸其人之身。
剩下三章處理文革權力鬥爭之運動帶來的三個重要政治現象：一是夫人參政和夫妻政治，一是極端暴力和集體屠殺，另一是異端思潮和異議人物，以及其血腥鎮壓。毛澤東認為文革是革命，追求歷史進步，卻帶來歷史倒退型的婦女參政，不僅江青和葉群，妻以夫貴，以丈夫代表參與大政，更有很多的高幹夫人成為丈夫辦公室主任，狐假虎威，滿足前此被壓抑的政治欲望，更濫用權力，滿足私欲。其次，由於採取運動群眾的辦法，特別是毛澤東指示的軍管支左，由現役軍官接掌黨政群各機關單位的大權，尤其是中下級幹部經由各種合法和非法方式取得殺人權，釀成極端暴力和集體屠殺，不能像土地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一樣，將眾多暴力事件甩鍋為單純的群眾失控。的確，毛澤東不曾指示使用極端暴力和進行集體屠殺，但是採取土地革命群眾鬥爭地主的做法，卻是文革時期縱容縣以及其下幹部掀起極端暴力和殺人浪潮、甚至在廣西釀成食人風潮的根本原因。永毅因此再三強調，與其究責群眾自發失控，不如指責對以訓練幹部和教育群眾有發明權的毛澤東和劉少奇。最後一章，討論文革促成異端思潮和異議人物，以及中共對兩者的鎮壓。其實所謂異端和異議，不過文革理論刺激出來的思想探索，有受毛澤東思想啟發，主張徹底毀滅黨組織和重建國家體制的，有反對毛澤東對劉少奇各種反黨指控，也有發起讀書運動從蘇共歷史真相了解文革，更有主張民主自由和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還有對毛澤東提出的諫言。但無論是否真反毛、反共或反黨，都一律視為反毛、反共和反黨而無情鎮壓。這三章代表文革促成的三個重大錯誤，永毅敏銳地看到其重要性，更提出前人所未有或未曾發揮的見解與豐富論據，發人深省。在這三方面，作者的心理和文化分析方法都難以著力。儘管如此，還是系統且深入地揭示了三個可謂歷史倒退現象：建立在男性霸權上的婦女參政，有返祖現象嫌疑的極端暴力和集體屠殺，以及對異議思潮和異議人士的鎮壓和迫害。
永毅認定意識形態為權力鬥爭服務，而權力鬥爭不可能為意識形態服務。對他而言，意識形態僅是幫助毛澤東在權力鬥爭中取得道德的制高點而已。仔細閱讀永毅介紹的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不斷革命」理論以後，我想指出，意識形態和俄國經驗，對毛澤東如何成為史達林加秦始皇也有影響。毛澤東相信馬克思階級鬥爭推進歷史，而歷史最終要進化到共產主義階段的理論。雖然是共產革命的功利主義者，也是共產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一生奉行馬列主義，在1950年代透過所謂階級鬥爭，先後消滅和改造了地主階級、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敢教日月換新天，把中國打造成只有公有經濟（國有和集體所有）的社會，隨即毛澤東即以結合群眾運動方式改變蘇聯計畫經濟的方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只是社會主義經濟並無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天然優越性，生產大躍進反而帶來大饑饉，而在經濟恢復後，官僚階層更出現各種蛻化和退化現象，甚至忘記實現中國共產革命歷史任務的誓言：亦即實現比人民專政和工農階級專政更進步的工人階級專政，也就是建立和逐漸完善的一個迥異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黨國體制。
雖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否真為無產階級的專政，可以懷疑和爭論，但是共產黨相信自己由先進的工人無產階級和高度無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所組成，其歷史使命就是分階段實行共產主義革命。這個共產黨，為完成其歷史使命，採取高度中央集權的制度。1943年初春，毛澤東成為理論上黨員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成為理論上由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原有思想、軍事、政治、政策和組織五大領導，亦即擁有五個大方面的決策權。毛澤東透過政治局會議，改組中央書記處為政治局的辦事機構，根據政治局決定的大政方針辦事。毛澤東把書記處成員減少成三人，自己擔任書記處主席，擁有對重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同時兼任其下最重要的軍事委員會主席。當時劉少奇是三人書記處的第二把手，不敢以毛澤東同僚自居，強調只是毛澤東的助手而已。毛澤東以四個主席的身分，控制全黨，而這個黨有歷史使命，採取馬克思本人沒聽說過的列寧主義組織原則組織之，下級必須無條件服從上級。當時的組織部長陳雲曾闡釋服從的真義說，上級的指示一定要執行。正確的要執行，錯誤的也要執行，否則服從兩字徒託空言。這個黨組織，隨著其所謂中國革命的推展，壟斷各種政治、道德，甚至經濟資源，尤其強調一元化黨領導的組織原則，以黨領政，以黨領軍，以黨領群，除有從上到下的黨務系統外，在政府、軍隊和群眾團體中均成立有黨組織，厲行黨管人事制度，由黨管理黨與非黨系統的所有黨員和幹部。毛澤東所創建的一元化黨領導的統治體制，在消滅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指失去經濟基礎）後，出現嚴重蛻化，所以在1966年想透過提供所謂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來加以防止。毛澤東甚至以允許全面選舉來改造或徹底重建這個體制的基層，更以奪回高級幹部的權力為號召，動員紅衛兵、造反派和所謂革命群眾。其實，毛澤東這個做法，就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兩方面來說，都是劉少奇預演過的，兩人同樣號召社會主義學習的群眾運動，進行思想教育和思想鬥爭，改造和肅清與毛澤東社會主義價值矛盾的幹部。差別只是劉少奇把鬥爭矛頭指向基層和學界，而毛澤東將之指向文人黨的高層。
永毅強調文革時期的毛澤東如何向劉少奇學習理論、方式和方法。其實，如果把注意力轉到延安時代的整風、審幹和反奸，他可能也會發現文革前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正是延安時代兩人精誠合作的整風、審幹和反奸之重演。永毅的大作說，文化大革命小組有點像東漢的御史大夫，我倒覺得很像1942年成立的總學習委員會（主管整風）、審幹（審查幹部）委員會和反奸委員會三個臨時性組織。1943年年初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後就出任前兩者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毛澤東，劉少奇則顯然是第一副主任委員，把康生這個原來的副主委員比了下去。劉少奇更是反奸委員會主任委員，獨當一面。在毛澤東、劉少奇和康生三人的領導下，延安不但當時出現反自由主義運動和坦白運動，也出現日以繼夜、跡近瘋狂、歷時半個多月的搶救運動，以及放鬆節拍的反奸坦白運動，一萬多人被懷疑為特務分子，被逼認罪坦白，向黨請罪。儘管後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甄別平反，拿掉特務分子的帽子，卻已備嘗荼毒，而坦白出來的供詞也都成了人事檔案，附影隨形，死而後已。
延安時代，有特務分子嫌疑的所有幹部送保衛機關審訊，文革中則有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高級幹部，由周恩來成立的專案小組處理。劉少奇慘遭逼供信荼毒，周恩來還在請示如何處理劉少奇的文件上批示：「劉賊可殺」。雖然因為毛澤東的不同意照辦，但是劉少奇還是缺乏亟需的醫藥用品而難逃瘐斃。由於時代的演進，前後兩個「整風、審幹、反奸」運動之間當然有其差別。除規模難以比擬外，延安時代強調一個不捉、大部不殺，故死人不多。此時則死刑權下放到縣以下，不時出現大量逼供信，而且出現集體屠殺。雖然毛澤東和其他黨領導並沒有直接參與，籌劃，其大量發生卻是毛澤東運動群眾策略中原有縱容「過左、過火」策略的邏輯產物。
毛澤東的群眾運動採取以下策略。他知道提出任何政策和號召後都有三種反應：一種是積極分子，積極贊成；一種是落後分子，強烈反對；還有一種是中間分子，看大勢。三種人的實際分布情形是中間大兩頭小，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都不多，依偎兩者之間的所謂中間分子乃是絕大多數。毛澤東的群眾運動策略因此是，找出落後分子，樹立為對立面，以仇恨動員積極分子，拉攏和中立中間分子，組織最大力量孤立和打擊落後分子。理想的情形是，落後分子只是一小撮人，僅占百分之五或更少，而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積極分子。一旦政治運動展開，各機關學校軍隊位的首長組成小核心，再建立包括各級幹部的中核心，再形成以積極分子為主要成分的大核心。這個動員和逐一組織過程中，千萬避免把落後分子估計得太多，因而殃及中間分子，製造過多敵人，同時妨害積極分子人數的快速成長，而無以對落後分子形成足夠的打擊力量。永毅研究過土地革命，編過有關土地革命的書，知道動員群眾策略跟毛澤東的經驗有關。土地革命中毛澤東便以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為目標，動員和組織貧苦農民，透過鬥爭大會，進一步煽動其他貧苦農民，對地主富農採取過火、過左行動，全力促成農村社會和政治單位的兩頭一大一小的兩極化。當然煽動貧苦農民積極加入行動以後，地主富農的人數可能出現不合理的劇增，增加土地革命的阻力，但透過覆查和退賠可以處理，甚至爭取到感激涕零。
最後一章非常重要。關於這個主題，除北大錢理群教授以外，不知有誰曾有深入研究。但是我要強調一點，這種文革製造出來的異議人士，其實為數不多。永毅中學時代做過紅衛兵，曾經是毛澤東的狂熱擁護者，在上海看過張春橋鬥陳丕顯，上山下鄉，走過文革後期，1980年鄧小平告別革命後，前往美國學習，而且留在美國做事居留，對美國式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有一般中國大陸學者所缺乏的理解，因此反省和研究文革十年，角度與前人有異，更能提出深刻的見解和議論。最近中國大陸蒙昩主義再次當道，杯葛對文革歷史的研究和出版，不願人民知道和了解文革真相。永毅得以在海外華人世界出版此一好書，是吾輩幸運。毛澤東自認文革為其一生兩大功業，另一是把蔣中正趕到臺灣。其實，發動文革絕不可能是一大功業，因為既不能防止他建立的單一公有經濟體制被修正與變色，反而帶來十年的巨大國家災難和歷史倒退。永毅此一力作，為文革歷史作了令人佩服的見證。是為序。

序二／徐有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紐約新學院訪問教授

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隨著海內外一批青年學者的崛起，出現了多元雜陳、眾聲喧譁的可喜局面，文革研究的視野不斷擴展，而宋永毅教授在「從心所欲」之年推出的力作《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則在眾多的論述中另闢蹊徑，為深入理解和充分闡釋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極為新穎和富有啟發性的視角。
當然，一直有人從心理和文化角度研究文革，比如，我們可以舉出Robert J. Lifton的著作《革命的不朽：毛澤東與中國的文化革命》（Revolutionary Immor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作為文革前期研究的例子，以石文安的論文〈中國文革的犧牲品：暗傷〉（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visible Wounds）作為文革之後研究的例子，但是，這兩例都是以青少年的思想行為變化為題材，做心理文化分析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宋永毅教授的這部著作則是一種更為大膽的嘗試，他把心理文化方法運用於文革的宏大敘事，解釋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決定文革進程的領袖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為。應該承認，在研究文革的中文論著中，從文化或心理角度進行闡釋的為數不少，但是在這些論著中，文化心理元素只是例證或者素材，我們看不到作為指導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等學科研究的，有堅實理論基礎和相當闡釋力的文化或心理理論框架。宋永毅教授的著作充分體現了中國經驗與西方學術背景的密切結合，他的研究建立在熟悉和利用了現代西方有關理論的基礎之上，他參考的理論有興起於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心理學，也有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的心理史學，他還借鑑了西方學者運用精神病理學來研究政治人物的方法。
本書作者首先把上述新思路運用於研究毛澤東與文革運動的關係。一般認為，毛澤東老謀深算、冷酷無情，這當然是不爭的事實，但作者同時還注意到另一個方面，即毛的獨具個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他的喜怒、情欲、猜疑等等在其晚年表現得極為突出，不時影響了甚至支配了他對形勢的判斷和做出的決策，這使得文革運動經常發生風雲突變，而這種讓人無所適從的變化是任何理性分析都無法解釋的。作者在本書中列舉了不少事例，說明毛澤東在情欲的支配之下如何做出了違背常理的決定，這裡僅舉兩個小小的例子。
第一例是1967年發生的震驚全國的「五．一三事件」：軍內保守派「老三軍派」策劃演出文藝節目，以為本派在政治上取得優勢，而軍內造反派「新三軍派」得知消息後，決定去造反以阻止演出，「新三軍派」人多勢眾，肯定得勝，但這時毛澤東身邊有兩個情人屬於「老三軍派」，他們向毛吹了枕邊風，使得毛表態支持「老三軍派」的演出，從而使得此派反敗為勝，並進而改變了軍內派性鬥爭的力量對比。第二例是1974年文革派借反對開後門向黨內和軍內老幹部發起攻擊勢頭正盛時被毛澤東突然叫停：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等文革派抓住老幹部們走後門安排子女參軍一事向以葉劍英為首的老幹部發難，這本是師出有名、頗得民心的事情，但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突然做出批示，加以制止，這使得一場大張旗鼓進行的鬥爭戛然而止，即將到手的勝利化為烏有。毛澤東為什麼這麼反常？原來，毛也安排了好幾位已經玩弄過的來自文工團的情人到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學院去上學，他怕反對開後門的事情深究起來牽涉到自己，這是毛澤東搞權色交易在政治上付出的代價。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相當複雜和矛盾，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本書在剖析和評價周的作用與功過時，充分展現了作者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尤其是皇權專制主義的文化基因的透徹理解和對周的奴化人格和心理的洞燭幽微。人們往往把周恩來稱為「一代儒相」，既指他嘔心瀝血忠於國家，又指他過分忠於毛皇上，有愚忠之嫌。作者指出，這首先是對儒家思想的一種誤解，在原本的儒家思想中，臣子並不是要一味服從君王，而是要隨時提醒君王以民為本，以道義為準繩。因而，儒家士大夫一向認為自己的職責是為帝王師，用聖賢的道德學說來勸諫君王，監察規範皇帝的行為舉止。孔夫子認為，對待君主不能只是阿諛奉承一味迎合，而要在皇上犯錯誤的時候指出他的錯誤，並引導他改正錯誤。本書作者指出，用儒家上述「忠君為國」的思想來衡量紅色宰相周恩來的是如何處理他與毛皇上的君臣關係，不難發現，他在文革中的言行不但沒有一點校正規範毛澤東的行為舉止的意思，而且更是缺乏起碼的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聖賢道德和獨立人格，我們在周的言行中所看到的，只是對毛澤東的逢迎和讚頌。因此與其說周恩來是一代儒相，不如說他是一個奴相。
更有甚者，周恩來在文革中不但是追隨附和而作惡，他還經常助紂為虐、主動作惡。最為突出的事情是，周恩來在文革中擔任了中央專案組組長一職——這是文革中製造最大冤案的職位。《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就是周恩來與陳伯達、康生、江青共同簽發的。作為中共的資深領導人，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歷史問題一清二楚，他明知關於劉少奇的「罪行」材料是偽造的，但他不出來加以澄清，相反，他認可和簽發那些材料，甚至寫下「劉賊可殺」的批語。
宋永毅教授還在本書中運用對於個人心理和文化基因的分析來剖析和闡釋文革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新的方法和視角使得妙論迭出、目不暇給。比如，與一般作者在談到劉少奇時總是單純將其作為受害者處理不同，本書還論述了劉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對於運動惡性發展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關於毛澤東和林彪之間撲朔迷離的矛盾鬥爭，作者別出心裁地用「變異的皇太子政治」這個概念來做出闡釋，相當引人入勝；至於江青在文革中的飛揚跋扈、喜怒無常，作者從她與毛澤東的夫妻生活的終止這一事實出發做了追根溯源的探索；而對令人反感而又無可奈何的夫人政治，作者的論說將毛澤東、劉少奇、林彪以林彪手下一干軍頭的夫妻店一網打盡，對這種中共家天下概念中派生出來的惡習，做了淋漓盡致的刻畫。
我讀此書書稿時常有不忍釋卷之感，樂見這部佳作問世。

前言

凡論及文革和毛澤東的關係，一個本能的反應當然就可能是「毛澤東發動了文革」。這是一個無可爭議的簡單史實。然而，如果同一個問題稍做形式邏輯上的改變，成為一種假設性的提問：「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是否會發生文革？」 它就會從一個淺顯的史實性的回答變成一個較為複雜的思辨性的命題了。可能大多數學者會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不會發生文革。一個無可爭議的史實是：在中國以外的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只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發生了文革。在國際共運史上，從來就不乏有殘酷的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比如史達林發動的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運動。但是像文化的革命那樣，最高領袖和最底層的「革命群眾」結盟，通過「造反」這種群眾運動的形式來整肅黨內反對派，卻還只有毛文革一家。在人類歷史上，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影響社會發展方向和進程的事例不勝枚舉，歷史會因為偶然因素被完全改寫，它常常不按某種「主義」的教科書裡的劇本來演繹。
不管是說明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還是闡釋個別歷史人物對一定的歷史事件的巨大的作用，上述「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就不會發生文革」的假設都是有其進一步研究文革的重大啟示意義的。亞里士多德曾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有了帶七情六欲的人，才會有豐富多彩、光怪陸離的政治世界。既然我們承認毛澤東是文革這一歷史事件得以發生的決定性的「人」的因素，那麼整個文革的過程必然打上毛澤東作為一個複雜的「人」的種種色彩和烙印。這裡不僅有他的理性思維、個人性格和知識結構，還一定會有他的情感、欲望、意志、直覺、幻想、潛意識等等的不自覺的、自發的、非邏輯的心靈歷程。所有這些理性和非理性、意識和無意識的精神活動，都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改變文革的歷史，使其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波譎雲詭、變幻莫測的特點來。可惜的是，當下的文革研究還沒有、或很少接觸到這些重要的領域。還應當補充的是：幫助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的，還有一個他的追隨者集團，即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包括林彪、江青、周恩來、康生等人。他們的心靈歷程，尤其是非理性和無意識的精神活動也一直是當下文革研究的空白。
西方從人的情感欲望和潛意識等角度來闡釋歷史人物和歷史進程的，當然首推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學說。雖然佛洛伊德的理論因為有其心理因素決定論的缺點，被不少歷史學者批評，但是他的大膽探索卻預示了數個全新的學術領域的萌生，如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和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心理史學是在20世紀50年代逐漸形成的。隨著精神分析學說的進一步發展，它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也日益改善。現在，在美國約有三、四十多所大學開設有心理史學的課程，影響所及，借助精神分析學說撰寫歷史人物傳記蔚然成風。
和心理史學相比，政治心理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它並沒有囿於心理學領域，而是融合了政治學、社會心理學、認知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社會學、精神病理學等多種學科的理論，其理論體系具有綜合性。一方面，它研究心理活動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地位和表現形式，揭示政治活動中的心理規律，如個人的性格、欲望、情感、興趣、價值觀、態度、知覺等對政治行為的影響；另一方面，它也研究政治活動對心理活動的影響規律，如政治系統、政治事件等對人的心理活動的影響。政治心理學興起於20世紀30、40年代。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哈羅德．D．拉斯韋爾（Harold Dwight Lasswell）把精神分析、社會學和病理學成功地融入了他的政治人物研究，出版了他的《精神病理學與政治》（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權力與人格》（Power and Personality, 1948）等開山之作，奠定了從人性的角度分析政治非理性的基礎。自20世紀50、60年代起，一系列研究政治領袖人物的個性和心理的經典著作問世，使政治心理學進入它的成熟期。
應當說明的是：本書並不是一本心理學的專著而是一本歷史學著作。本書的研究採擷了上述西方心理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但是沒有、也無法照搬這些理論和方法。其主要原因不僅在於研究的客觀對象和歷史事件的不同，還在於研究共產中國的領導人，根本無法獲得像研究美國總統那樣公開的個人資料和透明的執政檔案。無論是現在還為人稱頌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還是已經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首要分子」的林彪和江青，他們的個人資料檔案現在還都被當作「國家機密」來嚴加封鎖。例如，西方的學者可以運用公開的總統病理資料來探討他們身患的重病對國家重大政治活動的影響。法國學者皮埃爾．阿考斯和瑞士學者皮埃爾．朗契尼克就運用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臨終前的病歷記載，有力地說明了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三巨頭（羅斯福、邱吉爾和史達林）會議中，羅斯福其實已經是一個大病纏身、行將就木的老人了。他極度的病態和衰弱都使他不僅在會議中對國際政治和戰略發生誤判，還沒有起碼的精力和史達林討價還價，以致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利益劃分中（尤其在東歐問題上）對當時精力充沛的史達林做了過多的讓步。因為體力上的衰竭，他自己在會後的第三個月便因腦出血過世。以後的「一些極有資格的歷史學家」，儘管也從政治、戰略、外交和經濟上尋找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上失敗的根源，但是都忽略了「醫學」上、即他個人病理上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文革史上，也有一些非常明顯類似的個人病理和病歷對政治活動發生影響的案例。比如，在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就至少有林彪、江青和康生三人在文革前就被醫生正式或比較正式地診斷為各種類型的精神病患者。儘管研究者們至今無法接觸他們的詳細病歷，但從現有的材料裡便不難證明他們的心理疾病對他們的文革活動和他們處理政治危機時的態度發生了重大影響。文革一直被大多數的中國人認為是一個不可理喻的「瘋狂年代」。如果大眾知道當年在領導和指揮文革進程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裡，至少有三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其實是精神病患者，可能也會對那個年代的「瘋狂」發出一聲無可奈何卻恍然頓悟的長嘆吧？
關於用精神病理學來研究政治人物的學術目的，哈羅德．D．拉斯韋爾有過一段這樣的至理名言：
嘗試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證明政客都「精神錯亂」。實際上，對於揭示不同公共人物的發展輪廓這一核心問題來說，具體的病理是次要的。我們的工作並不是要以犧牲該人格的主要模式為代價去列舉相應的症狀。盧梭是偏執狂，拿破崙有個部分萎縮的生殖器，亞歷山大（Alexanders）、凱撒（Caesars）和布盧徹（Bluchers）都是酒鬼，加爾文（Galvin）為濕疹（eczema）、偏頭痛（migraine）和腎結石（kidney stone）所困擾，而俾斯麥有歇斯底里症，林肯有憂鬱症，羅伯斯庇爾（Robesnierre）顯示出懼內的特徵，還有馬拉（Marat）患有關節炎（arthritis）、糖尿病（diabetes）和濕疹，如果我們只了解這些，那麼我們還沒有結束研究。雖然精神病理學合理且實用，但病理學並不是我們研究的終極目的。……答案可以這樣簡單地給出：我們想要發現那些對於政治特徵和興趣都極其重要的閱歷。這意味著我們想要找到隱藏在那些煽動者、管理者、理論家以及其他活躍在公共舞台上的人物背後的東西。
同樣，本書用心理學的方法，透視了毛澤東的情欲和私生活。然而研究的聚焦，並不是要「胡亂收集一些反映早期經歷與政治特徵和興趣之間關係的孤立的秘聞」，而是為了揭示為人們忽略的重大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以及毛澤東的情欲又怎樣戲劇性地導致了文革進程的風雲變幻。本書對文革領軍人物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等人的心理分析又絕不只限於他們的私人情欲，而是大大地擴展到其他的一切非理性的精神活動，如病態人格、妄想猜疑、潛意識情結等等。但筆者的研究則一直專注於看來偶然的因素如何導致他們本來就錯誤的政治活動進一步失控，從而大大加重了文革的災難程度。
說來有趣的是，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偶然性和傑出人物的非理性活動對歷史的影響並不取完全的否定態度。被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在1889年曾專門寫過一本《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對 上述問題做了有益的探討。例如他充分肯定了法皇路易十五的個人情欲對歷史造成的重大改變。在法國參加的七年戰爭（1756-1763）中，僅僅因為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帕杜爾夫人為滿足被奧地利皇室女友吹捧的虛榮，法國和奧地利結成了聯盟，造成了戰爭的爆發。戰爭的結果使法國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殖民地。對此，普列漢諾夫總結道：
假如路易十五不是如此好色成性，或是說，假如他這位寵妃沒有干預政事，那麼事變的結果就不會這樣不利於法國的。……由於蓬帕杜爾夫人的過失，因為她始終都想在她那位「親愛的女友」瑪麗亞—特列莎面前討好。由於七年戰爭的結果，法國喪失了最好的殖民地領土，結果無疑是對法國經濟關係發展進程有過重大影響。在這裡，女人的虛榮心理竟成了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強大「因素」。
普列漢諾夫基本上同意法國作家聖伯甫關於「許多細小曖昧而不可捉摸的原因」對歷史的影響，甚至還以讚賞的口吻肯定了聖伯甫所引用的一句有關埃及女王因她的美貌改變了歷史的名言：「如果克留帕特拉皇后的鼻梁生得短一點，歷史進程也許會成為完全另外一個樣子。」普列漢諾夫所揭示的政治人物的情欲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我們在毛澤東的文革活動中也屢見不鮮。可惜的是：在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大環境下，可以允許研究歷代帝王將相的情欲和私生活對政治的影響，但絕不允許研究執政黨的「無產階級偉大領袖」和「中央首長們」的情欲和私生活對政治的影響，哪怕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研究也是被絕對禁止的。
本書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並沒有畫地為牢在政治心理學的單一的領域，而是盡可能地海納百川、有容為大。除了廣泛地使用傳統的政治學、社會學、史料學等方法外，筆者還嘗試借用一些非傳統史學的原型批評和接受美學等視角來分析文革的政治現象。例如，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後，上海《文匯報》曾有過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的「三．五」和「三．二五」的報導：1976年3月5日，《文匯報》夜班編輯在編排一篇新華社關於部隊學雷鋒的電訊稿。因為已經拼好的版面篇幅關係，便刪去了包含周恩來題詞內容（並非題詞本身）的段落。時值周病逝不久，這一正常的編輯工作便被細心的讀者憤怒地指責為「反對周恩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5日《文匯報》刊登了一篇上海儀表局通訊員對該局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報導，文中有一句「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按該報基層通訊員的解釋，「黨內那個走資派」是指當時受批判的鄧小平，後者是指周榮鑫和胡耀邦等。但憤怒的讀者並不這麼理解，他們認為前者是影射周恩來，後者才是指鄧小平，於是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浪潮。儘管這兩個事件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都是中央專案組的清查重點，但事與願違，他們最後也只能得出其中實際上不存在反周陰謀，相反只是讀者的誤讀誤解的結論。今天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讀者的誤讀和誤解引發的政治風波？筆者借用西方比較文學（文化）中的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來做更深入的透視。接受理論或接受美學（Aesthetic of Reception），是由德國康茨坦斯大學文學史教授堯斯（Hans Robert Jauss）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他認為，作品的美學實踐應包括文本的生產、文本的流通和文本的接受三個方面。文本的接受是讀者通過自身的審美經驗「再創造」作品的過程，它常常發掘出作品中的種種讀者認定的但不一定是作者本意的意蘊。當然，讀者接受活動受自身審美經驗的積累和政治歷史條件的限制，從而產生一種對某種作品的定向的「期待水準」。如果我們把上述讀者接受活動中的「自身審美經驗的積累和政治歷史條件的限制」理解成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宣傳部門對讀者進行的長期的為「革命研究歷史」的捕風捉影的教育，和發表在各種報刊的牽強附會的影射史學的文本，便不難理解為什麼讀者會對張春橋等人控制的《文匯報》產生「陰謀批周」的誤讀。因為他們在文革這一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中積累的「審美經驗」，便是任何談歷史的文本中都有對當代政治影射的可能性——這就是他們的「期待水準」。細究起來，張春橋還是文革中這一導致讀者誤讀的「期待水準」的創世鼻祖之一。他參與寫作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發表在《文匯報》），就誤讀了吳晗，把寫於1960年的這一歷史劇硬和1961年的所謂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當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誤讀」是有意的政治陷害，而群眾對《文匯報》有關文章的誤讀則出於無意的憤懣，其接受方式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罷了。然而，誤讀畢竟是誤讀，不是事實真相。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時間積澱，我們沒有任何必要再讓歷史對真相保持任何沉默。
本書力圖展現給讀者的是一個多維視野下的眾聲喧譁、風雲變幻的文革。除了「心理分析」的透視和觀照外，還有對政治現象和政治人物背後蘊藏的「文化基因」的挖掘。基因研究是20世紀最重要的生物學成就之一，它為整個人類打開了一個通向生命本質的新宇宙。1976年，英國演化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在書中他創造出了Meme 一詞，來描述人類進化中的文化複製的概念。因而，Meme 一詞在中文裡常常被譯為「文化基因」。近年來，「文化基因」一詞在中國大陸成為非常時尚性的的詞彙，已經出版了幾十本專著和上百篇論文。其中對執政黨及其領導人的「紅色文化基因」的追蹤，更帶有明顯的諂媚的味道。但所有這些研究，都刻意迴避了中國文革和當前的政體中飽含了數千年皇權專制社會的文化基因的課題。毛澤東曾經自喻為「馬克思加秦始皇」。毛澤東對自秦朝開始建立的皇權專制體制也一直頗有心儀、稱道不已。在他一生的最後一首七律詩裡，毛揮筆寫下：「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無論是文革前還是文革中，毛一直在美化秦始皇，高度讚賞秦始皇創立的皇權專制的政治體制，認為它能夠使國家強大穩定。言為心聲，其實毛文革所創立的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新社會，也不過是中國皇權專制的一個新的變異。 不同之處，只是在於把皇權體制的舊瓶裝入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新酒而已。換句話說，在文革中浮現的種種光怪陸離的政治現象中，研究者其實是不難挖掘出其古老的皇權專制體制文化基因的。因而，本書的另一個研究重點，還在於追溯和比較文革中重要人物的政治行為、特殊的歷史現象和中國數千年來的皇權政治體制的「剪不斷、理還亂」的無意識積澱式的關聯。
在本書的成書過程中，筆者和以北美華裔學者為主的同行們16 在20世紀末起步，21世紀初完成了題名為《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1949-1976》的系列史料工程。其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2002）和《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2010）。接著，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又在2013年和2014年出版了《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和 《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至此，這一浩大的歷史工程終於初步完成了。迄今為止，整個數據庫系列收集了共約43,000份原始文獻，大約120,000,000 中文字（一億兩千萬字）。筆者感到十分幸運的是，這個龐大的數據庫系列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堅實的文革史料學的基礎。
本書最終得以付梓，頗得不少中美學界師友們的寶貴支持和修改意見，筆者借此表達深切的謝意。他們是：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魏昂德（Andrew Walder）、林培瑞（Perry Link）、劉再復、熊景明、高華、郭建、程曉農、孫萬國、唐少傑、丁凱文等。這裡更要感謝我多年文革研究的風風雨雨中的好友，著名文革研究學者徐友漁和郭建教授。友漁為我寫了讚賞有加的序，郭建為我認真地通讀了全稿，提出了從錯別字到史實核准的寶貴意見。
本書能在臺灣出版，首先要感謝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永發博士，他不僅向出版社引薦，還特地為本書向臺灣的讀者寫了熱情洋溢的序。另外，我多年在臺灣學界的好友，中央大學的李瑞騰教授和臺灣大學的石之瑜教授，也都在收到我書稿後的第一時間推薦了拙作。
最後，筆者想說的是：一本書的完成絕不是一個研究課題的結束。相反，無論對筆者還是同行們來說，應當是更新的和更漫長的精神探索歷程的開始。

第一章 情欲與人格：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澤東
現代心理學認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種精神屬性，它主要是指人遵循一定的邏輯規則和邏輯程序而進行的感覺、知覺、表象、概念、判斷、推理等自覺的意識和思維活動。在人的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理性起著極大的作用：客觀規律的發現，政策和法律的制定，社會秩序的維持，社團生活的協調，都要依靠理性的力量。但是，人作為主體，其精神生活絕非是純理性的，在它的彼岸，存在著情感、欲望、意志、直覺、理想和幻想、靈感、潛意識、習慣等等的不自覺地、自發的、偶然的、非邏輯的精神活動。這些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動。
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者的晚年毛澤東，一直是文革研究的持續不斷、卷帙浩繁的熱點所在。然而，海內外的大多數的研究還主要是集中在研究毛澤東的理性的層面，諸如他的思想、理論、政策等等。而對他一手發動和領導的文革中存在的大量非條理化、非規範化、非邏輯化、非程序化的精神現象，至今還缺乏足夠的研究。
人是唯一有理性的存在，但理性並非人的一切。就毛澤東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有其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因為他作為文革中中國唯一的偉大領袖，他的非理性對歷史進程起到了一般的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長」的總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種種他個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在晚年的毛身上表現極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態人格、潛意識情結更導致他本來就錯誤的決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大大加重了文革的災難程度。最後，不研究毛澤東非理性的一面，甚至不符合他對自己的客觀評價。毛澤東自己從不諱言、更自傲於他自己的非理性行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開自喻為「我是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作為20世紀最大的獨裁者之一，他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導致了中華民族甚至是整個當代世界史上的最大的人道災難。
凡此種種，都凸顯出了一個非理性的、至今缺乏系統研究的毛澤東。
被掩蓋了的真相：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
人的情欲和性欲在社會關係所允許的時候、範圍和程度內，對社會歷史的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卻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沒有人的情感和性欲，血親關係和婚姻關係等重要的社會關係是無法形成的。而這些社會關係一旦形成，對處於社會峰頂的政治領袖的影響便常常不可低估。在中國古代數千年的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無道而直接導致國家衰亡、或因專寵后妃造成後宮干政，陷整個王朝於混亂中的例子都不勝枚舉。前者有商紂王殷辛、秦二世胡亥、隋煬帝楊廣、明世宗朱厚熜等，後者也有唐高宗與武則天、清咸豐皇帝和葉赫那拉氏（慈禧）等故事。甚至在文明社會裡，人的情欲和性欲也常常插足到重大的政治生活中去。如果不提凱撒大帝和埃及女王的風流豔史，便不能全面地揭示羅馬帝國興盛和衰落。英國的新教改革儘管有更深遠的根源，但亨利八世不斷喜新厭舊的離婚案卻是它的直接原因。
說起「后妃干政」，人們很可能會自然地想到文革中的江青，並認為她在文革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是她作為毛所寵愛的「夫人」的結果。其實，這裡有很大的誤解，因為江青的「干政」實際上首先是她在毛的私人情欲中失寵的結果。1949年中共建國時，江青不過35歲，尚是一個風韻猶存的年齡。但是她和毛在豐澤園中已經分居兩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顧了。顯然，這和毛澤東的多次婚姻中一貫的有始無終、喜新厭舊的特點有關。但另一方面，江青在那時不幸得了嚴重的婦女病——子宮頸口糜爛，後來又被診斷為子宮癌去蘇聯治療。對於性欲極為旺盛的毛澤東來說，疾病也使她自然在實質上失去了毛在性關係上對她的寵愛。但是，毛澤東礙於他偉大領袖的名聲，既不想離婚，又想滿足他的婚外淫欲—「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這就必須要得到他的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認。當然，如同任何一樁民間法庭外了結的這類「不離婚案」一樣，這種默認也必然是丈夫對他名義上的妻子的補償為必要前提的，只不過毛對江的補償不是在金錢上而是在政治上。根據在毛身邊多年的工作人員在文革中的回憶：「毛和江談了一次話，有了『協議』，毛向江點明了自己的私生活問題，毛要江不要過問毛的私生活，代價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護江。」
根據專門研究毛澤東婚姻和私生活問題的中國大陸女學者陳小雅的考證，毛江之間的夫妻關係的戰略調整早在50年代初就開始了：
妻子疾病的發現，對於一個「不能再娶」的丈夫來說，自然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接踵而來的問題自然是，如何調整安排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安排妻子的角色？如何過新生活？……為了適應這個調整，江青對外也大造輿論，宣稱自己和毛澤東早已沒有「夫妻生活」，他們的關係，只是「政治夫妻」。對此，毛澤東也不諱言，予以配合。
然而，江青畢竟是毛名義上的夫人，毛在外面不斷升級的拈花惹草自然傷害了她原來就十分敏感的女性自尊，加劇了她對於隨時可能失去的合法的「夫人」的地位的心理恐懼。為了消除這種恐懼，她又渴望通過在政治上充當毛的得力打手，不斷攫取權力，來和毛保持長期利益上的一致的政治夫妻關係。正是這種病態的恐懼和野心，使得江青從延安時期一個性格溫順的女子在1949年後變為一個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婦，從而在文革中更成為一個瘋狂報復、暴戾恣睢的政治毒婦。舉江青在文革中對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報復為例，就有很大的文革前她對毛的情欲導致的防衛性的猜忌。根據近年出版的王光美的回憶錄，毛澤東在50、60年代非常喜歡請年輕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還派秘書專車接送。據王光美回憶，有一次竟然發生了這樣的醋海生波：
游完泳上來已經是晌午，主席留我們吃飯。飯擺好了，江青還沒有來，催了兩次，仍不見蹤影。大家說：「請主席先用餐，好早點休息，我們等江青同志來了再吃。」毛主席說：「咱們一起吃吧！」大家剛坐好，江青回來了。她一見這場面很不高興，立即沉下臉來，生氣地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雖然王光美當場陪笑、平復了江青的情緒，但江青的猜忌無疑導致了她在文革中對王光美的「兩個女人間的戰爭」。歷史不能假設，即便是楊開慧在世或賀子珍仍然是毛的夫人，她們也完全可能在文革中充當毛的政治工具。但如果毛和江在中共建國以後的夫妻性關係和諧、江青沒有因上述病態的恐懼和渴望所造成的陰暗心理和瘋狂個性，文革在某些領域內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至少會有所減輕。這裡毋庸諱言的是：江青文革中的不可一世和她文革後的可悲下場很大程度上皆根源於她身後那位尋花問柳的風流丈夫的情欲。
提到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預謀和發動，就不能不提1961年春天震動中共上層的對毛的「竊聽事件」。根據近年一篇發表在《北京日報》上的署名文章，這一「竊聽事件」的梗概如下：
1961年春，毛澤東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一帶調查研究。某日，毛澤東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辦公室談話。談話結束，服務員步出，恰遇另一專列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得意地告訴服務員，他知道剛才毛澤東與服務員的談話內容。服務員問他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裝置及設備。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聞訊後，大發雷霆。「秘密錄音」的事情就這樣鬧大了。
這裡，官方的報導掩蓋了最重要的史實，即這位「服務員」的性別及她和毛的關係：這位「服務員」是一位青年女性，是和毛澤東有性關係的「女友」，即情婦。更重要的是，這位負責錄音的工作人員錄下的是她和毛在專列中發生性關係的浪聲淫語。在毛的這位「女友」向毛作了匯報後，毛澤東當即惱羞成怒、大發雷霆，指責為「特務手段」。其實，對毛澤東的錄音是中央書記處1958年12月決議，1959年開始執行的。這是當時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人為了緊跟毛澤東而採取的一個拍馬屁的決定。把毛澤東外出時的談話都錄下來，就能使他們隨時了解毛的政治思路，以便在他們的工作中採取主動、討毛的歡心。沒想到在陰差陽錯之中錄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縱，又被毛的「女友」告密——馬屁拍到了馬腳上。引發了一場毛勃然大怒的政治風暴。
雖然事情的最後替罪羊是由具體執行這一錄音計畫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和劉少奇秘書、周恩來秘書等人，但是毛心裡清楚得很：他們背後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對於中央一線領導人「想留下毛談話的資料，以後好寫黨史」的解釋，毛反詰道：「他們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可見毛完全把它看作是中國式的「水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