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原理》試圖在對民主歷史文獻的批判，與對民主政治實踐的案例分析基礎上，闡述陳安教授身為一名學者的學術觀點與政治理念。本書的討論與分析力圖保持學術客觀性，遵循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所闡明的全部論點均基於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即只有自由–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國家的穩定與强盛絕無可能長期建立在對人民的自由與政治權利的剝奪基礎上，只有政治民主，即人民的自我統治、自我管理，才是人類終極生存狀態。
全書分三卷、六個部分，共十九章。第一部分挑戰廣為流行的民主定義，即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它指出「人民統治」乃一虛幻概念，它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也永遠不可能出現。第二部分通過分析近代以來民主政治的演變、形式與內容，探討當代世界民主制度的運作機制。第三部分旨在解釋民主制度為何在運作過程中常異變為多數暴政或少數統治，建立在剝奪人民基本自由與政治權利基礎上的專制政權為何能長盛不衰。第四部分檢驗民主政治的社會經濟文化宗教基礎，民主與經濟制度、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因果關係，以及關於民主的種種悖論。第五部分追溯民主政治的歷史起源，透過比較近代西方國家通向民主化的不同道路，闡述自由國家如何向自由-共和國家轉變、並最終形成自由–民主國家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第六部分集中於當代第三世界民主化的理論與實踐，討論新興民主國家的成功與失敗及其教訓。
作者：陳安
1955年12月出生於江蘇南京市。新加坡國立大學榮譽院士，政治學教授。獲有法學碩士、文學碩士、哲學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先後分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柏克萊加州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
學術研究成果（均為單獨署名）包括英文專著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Market, Finance,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Restructuring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Alliances and Opposition, 1978-1998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9)；英文論文見於世界一流學術刊物，包括Politics & Societ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Modern Asian Studies、China Quarterly、Modern China、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Journal of Democracy、Democratization、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等。早年在中國國家最高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大量（中文）研究論文，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世界經濟與政治》、《世界經濟》、《西歐研究》等；並於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與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著作（合著）與譯著。在從語言學轉向政治學前，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學報《外國語》（1980年第4期）上發表關於英文語法結構轉換的學術論文。
序言
話說天下大勢，治久必亂，亂久必治。然則就國家而言，治與亂並非天註定，如同上帝擲骰子隨機發生。它是國家社會結構與政治、經濟制度的產物。政治學的使命固然旨在探討國家興衰、治亂規律，探求如何實現穩定、避免動亂。然而「穩定」與「動亂」並不是非白即黑的社會政治現象，亦不能以「好」與「壞」籠統概括之。我們還得看它是怎樣的「穩定」，怎樣的「動亂」。在人類歷史上，極端殘暴的政權往往能夠實現極端的社會穩定。在密不透風的「穩定」表像下，掩藏著如火山岩漿般的動亂能量，一旦噴發則山崩地裂。而在「人民主權」的自由 – 民主國家，卻經常能看到民眾以街頭示威、抗議發洩不滿。但在「動亂」的表像下，國家政治制度的穩固與社會的穩定性堅如磐石。
民主政治家所致力於實現的社會穩定，是建立在公民的尊嚴、自由與基本政治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基礎上的社會穩定。它不是以國家暴力機器強制維持的穩定，而是國家憲法賦予公民和平示威、抗議的自由，與政治反對的正當權利的穩定。本書所闡明的全部論點均基於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即只有自由 – 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一個國家的社會穩定與繁榮昌盛，絕無可能長期建立在對人民的自由與基本政治權利剝奪基礎上。我深信，政治專制主義只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短暫、權宜過渡形態。只有政治民主，即人民的自我統治、自我管理，才是人類終極生存狀態。
這是一本關於民主政治的學術性、理論性著作。它試圖在對民主歷史文獻的批判，與對民主政治實踐的案例分析基礎上，闡述我作為一名學者的學術觀點與政治理念。我期待與持不同觀點或理念的讀者自由、平等地交換意見。畢竟對不同觀點與信仰的尊重，正是自由 – 民主價值觀的核心。然而我需在此說明的是，儘管我對歷史上一切形式的政治專制主義懷有本能的厭惡，本書不屬政治書籍，也並非為刻意宣揚民主而作。毋庸置疑，我從不諱言西方模式的自由 – 民主制度總體而言遠比其他任何制度優越。但是我力圖使我的討論與分析保持學術客觀性，不先入為主、不因個人偏見而背離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為此我在書中對民主與專制各自的優劣勢進行比較分析，試圖引導讀者避免被政治制度涇渭分明、非好即壞的傳統思維所羈絆。與其無原則、無區別、無保留地讚美民主，我們應當對民主「多數統治」可能導致比專制更惡劣的「多數暴政」保持高度警惕。此外，鑒於中國國情特殊，本書所指的「第三世界」不包括中國，書中案例分析亦基本不涉及改革中國。我的說明以及對中國當代政治的評論見於本書後記〈我為什麼寫這本書？〉。
本書理論核心可歸納為一點，即我們不能滿足於民主的表面價值，必須看它是優質民主還是劣質民主。優質民主是以「憲政自由」（constitutional liberalism） 為前提、 以法治（rule of law） 為基礎、以捍衛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為宗旨的民主制度。在這一制度中，國家由最優秀的精英人物統治，而他們必須經由政治競爭與自由選舉產生。它是一種能夠在「多數統治」與「精英統治」之間保持最佳平衡、以精英民主（democratic elitism）之精華補充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政治制度。
自從我踏入政治學研究領域以來，研究民主政治成為我的終身事業。這本書是我過去四十多年來對民主政治思考的結果。它凝聚了我的畢生心血。驅使我為此鍥而不捨的動力來自多方面因素，包括我的家庭背景、思想歷程以及個人成長經歷。我同時痛感華文世界缺乏一本全面、深入地探討民主政治的學術理論著作。在本書的醞釀、準備、寫作到完成的漫長歲月裡，我得到了許許多多人的幫助。如我將他們的姓名一一列出，將會是一個很長的名單，遺漏在所難免。因此我選擇將我特別感激、對本書的完成具有特殊意義的對象，限定於三個學術機構，即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不言而喻，我所感激的並非機構本身，而是機構中的人。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改革風雲激盪、思想解放運動波瀾壯闊的輝煌年代，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全盛期。我誠有莫大的榮幸身處這一偉大的時代與改革浪潮的中心北京。作為社科院的一名青年學者（1983-1991），我度過了人生最美好、激情澎湃的歲月。我對這一中國最高學術機構的感激之情非言語所能表達。沒有院領導階層的關愛與西歐研究所前輩學者的教誨，我後來的一切成就都無從談起。我在耶魯大學讀政治學博士學位（1986-1993）期間，所接受的科學訓練極大地增強了我的學術研究能力。我從政治系教授那裡學到的社會科學分析、批判方法，培養了我貫穿終生的獨立思考習慣與批判精神。耶魯教授們的友善、寬厚與尊重，使我身處異國他鄉而感到沐浴春風。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度過了長達逾四分之一世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教學與研究生涯。我熱愛我的學生，也從他們那裡學到許多。沒有這所世界級大學為我提供的優越研究條件，要完成這本書是不可能的。
我感謝我的太太徐舒虹與兒子陳蔚對本書的貢獻。舒虹不僅是本書的第一閱讀者，也是寫作的參與者。她是中國現代文學博士，
但對本書主題懷有濃厚興趣。我將她在閱讀本書初稿過程中提供的寶貴意見融入書中。舒虹所致力於營造的家庭常年寧靜而和睦的氛圍，使我能以良好、平靜的心情從事這項曠日持久、嘔心瀝血的研究。陳蔚沒有選擇文科專業，而是志在追隨爺爺的足跡成為一名自然科學家。他深受偉大科學家事蹟的影響，雖選擇了數學與電腦科學，但對社會、政治問題有廣泛的興趣，富有正義感與社會責任感，關切世界的前途與人類的命運。在他離開新加坡、前往美國讀大學前，我經常與他在飯桌上討論本書所涉及的問題，平等地交換意見。討論讓我獲益匪淺，也讓我領略到年輕一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他們開闊的視野與博大的胸懷，遠非我們這一代人所能企及。
對於本書在臺灣聯經出版公司的出版，我感謝公司總編輯涂豐恩博士與副總編輯陳逸華先生及其同事們的支持。作為本書作者，我對書中所有觀點承擔個人責任。本書引用文獻逾九百餘種，除少量中文與來自報刊雜誌網站等非學術性資料，絕大多數為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原版（英文）文獻。關於書中引述的漢譯世界名著，為了幫助讀者理解其中中文術語，我同時參照了名著的英文原版，對可能引起華文讀者誤解的術語以及在誤譯的地方附上英文原文。關於學術文獻的引用方式，本書根據西方學術界規範採納「哈佛引用法」（Harvard referencing style）。「芝加哥註腳引用法」（Chicago style footnote citation）僅用於一些非學術性的新聞資料。為求行文簡潔、避免重複，書中引用的西方學者姓名一般僅用中譯文。讀者可根據引文出處，在書末的〈參考文獻〉中查閱他們的西文全名。
內文選摘／第一部分：「人民統治」的神話
第一章 民主是什麼？
「民主」一詞源自古希臘語 demokratia（demos 指人民；kratos指統治或權力）。因此「民主」原意為「人民的統治」（rule by the people）或「人民掌控權力」（the people hold power）。中國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的百年間，民主（democracy）與科學（science），即「德先生」與「賽先生」，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高舉的兩面旗幟與為之奮鬥的偉大理想。二戰以來，無論是口頭上還是實際上，民主價值觀超越了種族、民族、宗教、文化、國界，成為全人類共同擁有的政治信仰與道德底線。從象牙塔中的學者教授到街頭販夫走卒，從自由選舉產生的政治領袖到惡名昭彰的獨夫民賊，無不對「民主」頂禮膜拜。「民主」如今已成為所有國家統治者喜愛的政治標籤。「不民主」在世人眼裡亦已成為一切社會弊端、乃至人類一切罪惡之根源。總而言之，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統治」，而「人民」既然如上帝般神聖，民主就成為當今世界至高無上的統治原則，是真理與正義的象徵。
民主又被世人視為一劑神丹妙藥。它法力無邊、觸手生春，有了它就有一切，沒有它就一切沒有。然而，民主作為一種理念的勝利不等於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勝利。在「民主」辭藻氾濫成災、誰都能自稱代表人民的年代，「人民的統治」只是一個高度抽象以至於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概念。它如同「人民萬歲」、「捍衛人民利益」、「執行人民意志」之類，講起來激動人心、大義凜然、氣壯山河，其實只不過是廢話、空話、大話。這些話政治上絕對正確、永遠正確，誰都能說，誰都能任意詮釋。反對民主就是反對人民，反對人民就是反對自己，反對自己就是神經錯亂。按此邏輯，凡神經正常者都應該擁護民主。
現實政治中民主詞語被濫用到如此地步，民主定義如此五花八門，世人的民主認知如此混亂不堪，使民主理念如同數學公式一般人畜無害而成為時代寵兒，以致於迫使世界上最殘暴的統治者妝扮成民主的崇拜者。虛無縹緲、不著邊際的「人民的統治」之所以無法成為「民主」的有效定義，是因為它未說明「誰是人民」、「如何統治」。人類社會自誕生以來，從來就沒有一個統一而具體的民主標準。在西方自由主義、馬克思 – 列寧主義、中華儒家學說、亞洲價值觀、伊斯蘭教義等東西方政治文化中，對於「民主」的詮釋千差萬別、大相徑庭。如果人們連「民主是什麼、不是什麼」都無法統一思想，難怪關於「民主」的論戰如同聾子對話，爭論不出名堂。
有鑒於此，我必須開宗明義告知讀者，本書所討論的「民主」（democracy）完全根據西方主流學術界的定義。這並不是說我無條件接受西方定義。西方民主定義的歷史與地域局限性顯而易見。西方民主理論是養尊處優的理論家們坐在明窗淨几的辦公室，根據西方經驗制定的。他們對第三世界的底層社會了解不夠，對其與西方全然不同的歷史與社會條件缺乏充分考慮。儘管如此，我仍然承認西方定義是唯一相對合理、科學的民主定義，因為它沒有任何可信的替代物。因此，即使所有國家都標榜民主，只有符合西方民主定義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真實的民主制度。
我的立場絕非盲目崇拜西方。近代科學與工業文明發源自西方，它原本是西方的東西，然後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西方科學理論與技術發明寫進了世界各國教科書，成為人類科學理論與技術發明。以物理學為例，世上從不存在西方物理學與東方物理學、基督教物理學與伊斯蘭物理學之分。不能說西方科學家發現的萬有引力定律、質量守恆定律、相對論等僅適用於西方。西方文明擴展為世界文明的歷史進程中，確實曾有過武力征服與殖民統治。然而西方文明能否成為照耀人類社會進步的燈塔，最終只能取決於世界各國人民自由的選擇，非暴力強制所能實現。相比之下，諸如傳統東方巫術之類的偽科學早已被世人唾棄，成為無人問津的垃圾。出於同樣原理，民主政治起源於西方，原本也是西方的東西，然後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西方民主標準代表世界民主標準，如同西方科學標準代表世界科學標準。當代第三世界人民應以博大胸懷承認這一事實。這一局面是歷史形成的，不隨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也不隨人的喜惡而改變。
民主到底是什麼？根據對「民主」的一般性解釋，「人民實行統治。最高權力為人民所擁有，由人民直接行使或由他們選舉的代理人行使」。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稱民主為「民有、民治、民享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這些解釋朗朗上口，易於記憶、引用方便，但失之於簡單化，只是粗線條陳述。「人民實行統治」在複雜的現實政治中往往具有極大的誤導性和欺騙性。它的語言清晰，語義不明。「誰是人民？」「誰能代表人民？」「人民對誰實行統治？」「人民如何實行統治？」
許多人說民主就是人民決定一切、人民意志高於一切，即謂「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許多人說民主就是多黨制、政治競爭與自由選舉，即人民選擇代理人統治國家，選票象徵人民的國家主人地位。許多人說民主就是捍衛人民利益，讓人民過好日子，只要人民擁護就是民主。也有許多人說民主就是一場簡單的數字遊戲。人民中的多數統治少數、少數服從多數。這些民主定義都有道理，可是往往自相矛盾。如果多黨制、政治競爭與自由選舉造成災難性後果、人民要求廢除它怎麼辦？如果實行統治的多數鎮壓少數、剝奪少數合法權益怎麼辦？如果多數被少數操縱，名義上的多數統治異化為實際上的少數統治怎麼辦？如果人民要過上好日子就必須服從專制統治者意志、讓他決定一切怎麼辦？如果專制統治者剝奪人民的自由與政治權利，卻能讓人民物質生活過得舒坦、得到人民真誠擁護怎麼辦？既然民主就是人民意志高於一切，而人民擁護專制，那麼專制豈不成了民主嗎？
如此咄咄怪事、自相矛盾在現實世界可能發生嗎？它不僅可能發生而且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設想有兩個國家。A國實行政治競爭與自由選舉，一人一票，可是民選政客爭權奪利、以權謀私，導致社會秩序崩潰、人民饑寒交迫。B國禁止政治競爭與自由選舉，統治者非人民所選擇，亦非人民所授權。可是在他的統治下人民生活富裕、社會秩序井然。讓你選擇國籍，你會選哪一國呢？在巨大的物質利益誘惑面前，你真的很在乎自由選舉與自己的國家主人地位嗎？如你選擇B國，多數人也做此選擇，那麼禁止自由選舉、建立獨裁政權便成為人民意志，至少為人民所接受。希特勒在納粹德國廢除自由選舉、大肆鎮壓政治反對派、剝奪人民的政治自由與政治權利、屠殺猶太人，可是他的民間聲望卻如日中天，獲得千百萬德國民眾的擁護。那麼希特勒的統治到底是專制還是民主？此外，人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群人。他們之間意見不一、利益衝突，乃至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如果人民自己與自己打起來怎麼辦？誰的意志算「人民意志」？如果人民有統一意志，他們為何在民主選舉中投票支持政治理念與施政綱領背道而馳的政黨？凡此種種，說明「民主是什麼」絕非簡單問題，亦無簡單答案。
第一節｜對於民主的理解
二戰之後民主之所以成為一切統治者爭先恐後宣誓效忠的對象，是因為它象徵統治合法性。民主選舉取代了歷史上西方的「君權神授」與東方的「受命於天」，成為當代國家政權合法性之唯一源泉。然而，民主的神聖光環並非自古已然。古希臘人2,500多年前創造了「民主」一詞，以形容雅典城邦民主制。從那以後直到18世紀的漫長歷史歲月裡，「民主」或「人民的統治」不論是作為政治制度還是政治理念都惡名昭彰，是兇惡殘暴、缺乏理性的「暴民政治」同義詞，令西方社會上層統治精英聞之喪膽。時至19世紀，美國與歐洲已在朝著以普選制為目標的全面民主化邁進，可是「雅典民主」產生的可怕聯想仍未消散。西方主流社會寧可大力推崇以「憲政自由」（constitutional liberalism）、法治、政治競爭與權力制衡、精英統治為特徵的「共和制」（republicanism），而對政治平等、普通民眾參與統治國家的「民主制」疑慮重重。
其實「雅典民主」之實質也是精英統治，並不符合民主的政治平等原則。它剝奪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城邦下層民眾的選舉權，不允許他們參與城邦治理。只不過在對當時的時代與地域背景所知有限的後人眼裡，雅典統治精英的所作所為層次太低，以至於淪為「暴民」，殊為可悲。現代「民主」概念不僅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大而化之，而且易被偷換。定義照理比概念精確。「民主」定義尚且無法統一，「民主」概念更是超越了政治層面而被應用於一切社會、經濟、文化等人際關係領域，乃至完全偏離了「人民的統治」原意。
在討論民主作為政治制度之前，我們有必要釐清社會科學界乃至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它的各種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