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

自序

就內容而言，這本書是我2005年於聯經公司出版的《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的修訂版，但是經過修訂後，書的主題從一個成為兩個，也就是，除了「公」，「義」也是本書的主題。很謝謝聯經同意更改書名，讓本書有了新的面貌。我這裡先簡單說明本書主題的涵義，再談一下內容。
本書現在的書名是「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開展來說，這本書的主題是「公」和「義」的觀念以及它們和中國歷史、現代華人文化的關係。這個主題包含了以下幾個要點。第一，「公」和「義」都是傳統中國重要的觀念和價值，但它們的命運不同。至遲從戰國時代開始，「公」一直是中國思想中的核心價值，持續到現代，但它流衍很廣，不是單一的觀念，或許可說是廣幅的觀念叢，裡面還有某些異質性。至於「義」，從春秋到西漢，有很高的重要性，受到廣泛的討論與鋪陳，東漢以下，至少在學術思想的範疇，逐漸邊緣化，但在民間社會流行很廣，內容寬泛而多樣。到了近代，主要由於西方justice觀念的傳入，一般譯為「正義」或「公義」，「義」的意識才又提升。
第二，「公」和「義」不但是傳統中國的重要觀念和價值，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觀念。「公」、「私」分野（public/private）以及對這個分野的強調，道德思維中對「道理」的重視，都是相當普遍的。前者對應於中國一直重視的公私之別，後者則接近中國的「義」。簡單說，近代以前，中國思想雖然在相對孤立的環境中發展，「公」和「義」的觀念具有普遍性。第三，隨著西方文化力量在近代進入中國，以及社會環境日趨國際化、全球化，當前華人意識中的「公」和「義」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西方式public和justice的成分，但另外一方面，傳統的「公」和「義」意識又還有力量。因此，整體而言，近代中國和當代華人的「公」、「義」觀念是處於混雜的狀態，需要有分析的認識和批判性的整理。
總之，「公」和「義」是傳統中國源遠流長而且內涵廣泛的觀念，又具有普世和現代的重要性，本書就是針對「公」、「義」問題各個方面進行探討的成果。
接著，我說明這本書的形成過程和內容大概，藉以進一步揭示其特點。本書的前身《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是一本以「公」觀念為主軸的著作，這本書探討「公」的問題，涉及以下幾個方面：歷史上中國「公」觀念的類型和演變，「公」觀念在近代中國和日本的特殊表現，有關中國「公」觀念的一些原理性檢討。除此之外，書中的一篇文章〈說義三則〉專門探討「義」。我在對公共意識的議題進行撰述的時候，為什麼會興起研究「義」的念頭呢？原因是，我發現，在中國「公」觀念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類型的「公」，基本的語意是「共」（共同），盛行於近世，往往用來指涉民間的集體活動和行動，具有相當濃厚的社會涵義。我順著這個發現引發的問題，寫了一篇關於近世中國童蒙書中社會感的文章。此外，傳統中國的主要觀念中，以「義」最富社會涵義，也在民間社會流行特廣，我因此對「義」做了單獨的研究。這是〈說義三則〉一文的來由。
「義」雖然是中國由古至今流行極廣的觀念，但如前面所說，在學術思想的範圍，東漢以下就趨於衰落，在文化菁英的論述中，份量甚微，這個情況可能影響到現代學術界。學界對傳統中國「義」的問題並不重視，有關研究以「義利之辨」為主，但「義」觀念有許多其他重要方面，都很少受注意。〈說義三則〉是一篇對於古代「義」觀念及其在後世演化的基礎研究，我自己感覺，這篇文章很有創獲，特別在戰國和西漢的部分，結合傳世與新出土的思想文獻，對具有獨立性格的「義」觀念的成立，有清楚的呈現。不過，由於這是初步的研究，缺乏體系，雖然其中的論點大多可靠，相對於同書中有關「公」的研究，難以闡明「義」觀念在傳統中國的整體流變和意義，也未清楚揭示「義」與justice問題在華人文化的現代涵義。這個觀念沒有出現在書名，是理所當然的。
《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於2005年出版後，我越來越感受到「義」的問題的重要性和獨立性，不宜附屬於「公」的討論。我逐步構思，如何進行研究，對這個問題建立比較完整的表述。我多次以「義」為主題，發表演講，並於去年（2019）完成兩篇文稿：〈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中的「義」──兼論「義」與「正義」（justice）〉、〈早期中國思想中的「義」及其演變〉，收入本書。這兩篇有很多部分取材於〈說義三則〉，但由於新文章有明晰的主題，相信呈現了「義」與中國文化關係的基本面貌。
本書經過重新整理，現在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公」觀念和相關問題的歷史探討；第二部分是對「義」觀念的歷史研究；第三部分則是對於華人文化中「公」問題的一般性反思。「附錄」收納了兩篇約四十年前學生時代的舊作，這兩文雖然和「公」、「義」沒有關係，但都屬於中國政治思想與政治思想史的範圍，多年來一直有人引用，應該也適合置於本書。以上諸文，除了第二部分，原來都收入《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原書中「評論篇」的文章則去除。
本書諸文，除了有關「義」的兩篇文章是改寫和新作的性質，其他若干文章也做了修訂，見於各文附記，其中以「公」觀念部分的核心論文〈中國歷史上「公」的觀念及其現代變形〉修改幅度最大，增加了一個小節。本人多年來一直希望對《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一書進行改訂，現在在聯經同仁的協助下，能夠以《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的面貌重新問世，要向他們致上深謝之意！

中國歷史上「公」的觀念及其現代變形──一個類型的與整體的考察
這篇文章試圖以最簡扼的方式，說明中國傳統「公」觀念的整體特色，兼及這個（或這組）觀念在十九世紀末期以後的變貌。「公」成為中國文化中的重要語彙和觀念，至少已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在這段漫長的時間，這個觀念歷經分化、演變，分化後的觀念在意涵上又保持重疊，乃至彼此滲透，構成複雜而極其寬廣的意義之網。本文所要作的，是建構最基本而不致過分偏頗的圖象。首先要聲明，本文探索「公」觀念，有時會涉及「公」的相對觀念「私」，但「私」的內涵只在介紹「公」的觀念類型時，附帶說明，藉以揭露這些類型的特色，並不另作獨立探討。其次，本文的方向，並非直接處理中國歷史上有關公共活動或公共領域的觀念，而是企圖說明「公」這個詞語本身的社會、政治、倫理意涵。這樣的工作，應該可以相當清楚地揭示中國心靈中的「公」究竟何所指，中國文化中的「公」與源自西方的「公」（public）主要異同何在，從而有助於理解中國式的「公」觀念與現代社會環境的種種糾纏。
自從二十世紀初，中國人開始大舉檢討自己的文化後不久，就一直有人批評本國人缺乏公共意識，行事只顧個人利益與方便，不懂經營公共生活，不擅處理公共事務，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是「一涉公字，其事立敗」（1906年《國民淺訓》）。來華的西方人更早提出這類看法，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在他的《中國人的性格》（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更發出直率的抨擊。從中國思想史的觀點看來，這是個令人困惑的現象。中國人的公共意識普遍薄弱是事實，但傳統中國並不缺少「公」的觀念與價值，相反地，傳統文化對此是非常強調的，諸如「天下為公」、「大公無私」、「公爾忘私」等常見詞語，都是這個傾向的反映。那麼，近代中國與西方接觸後尖銳地感覺到公共意識之闕如，問題在哪裡？傳統中國重公輕私，難道都是空談？如果不是，這種意識與西方的公共觀念，有哪些區別和共性？遭受近代歷史鉅變的衝擊後，「公」的觀念在中國有怎樣的發展？這些是本文試圖探索的最主要問題。
在我所見到的近代中國有關公私問題的評論中，最富趣味的出自福州才子黃濬（1890或1891-1937）的《花隨人聖盦摭憶》。這段評論見於該書上海書店版「閩中新樂府〈渴睡漢〉〈關山虎〉」條，藏有敏銳的直觀，很適合作為具體展現中國公私意識問題的起點，因此不避煩長，多引如下：

予意以為東西俗尚所判，即在於國人最重男女禮節之防，而於公私之分，反熟視若無睹。西人則反之。其實公私之分，即是義字，古聖賢所教導甚明，後人漸泯忘其界。唐有不書官紙者，史已稱其美德，則公物私用之惡習，相承已久。海通以來，外交久視為專科，而獻媚教諂之逸聞，指不勝屈。濫用官物，猶其餘事。十年前有總長夫人之花粉廁紙，由部供億者，未足奇也，比日更聞有醵貲讌異國之武員，舉杯偽飲，受其呵斥，赬顏忸怩，不敢仰看者，其事之奇與辱，又不堪道。究其病，皆在國人但以為出妻女，狂飲，酣舞，可以聯歡，不知至多得附為暱交，於事無裨也。……即論中西男女之防，舊日志乘，皆以外人履舄交錯為奇。憶某筆記載：「杭人黃保如司馬，官直隸辦天津洋務局，初辦事，諸事皆順手，一日美領事招飲，坐無他客，惟黃君一人而已。領事夫人亦同坐，酒半，領事與夫人請移至內室，已而又改設於月臺，而領事云，有公事先辭出，夫人留之坐，黃君慮招物議，強辭而去。夫人意頗不悅。自後與領事來往公事，常致齟齬云云。」此說真堪一噱。弊在我國人夙有瓜李之戒，橫梗於胸，誤以為簪裾之酬酢，為帷薄之遮邀。

相對於本文的主題，上段引文有三個要點。第一是，公私不分不但是中國生活的常態，而且是中西風習的一個基本分野。近時中國人辦外交，以為籠絡結交外人，就能得到談判桌上的方便，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不了解西方公事公辦的習慣。其次，公私之分，即是「義」，這是中國的古訓，可惜後人忘記。按，黃濬所指的古聖賢教誨確切為何，不得而知，但在宋明理學，頗有類似的話語。譬如，北宋的程頤就曾說：「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有關這方面的問題，下文會有討論。
黃濬最令人玩味的看法是，中國人的公私不分，恰與嚴守男女大防成為尖銳的對照。「男女有別」是中國道德體系中的一個根本信條，在五常之列，它不但是歷代儒者士人不斷強調的規範，也深刻地落實於現實生活。在近代以前，特別是傳統中國的晚期，講究禮法的大戶人家婦女不出中門，不輕見外客。在元明以後的文籍，「士女」、「士女輻湊」之詞就難得出現，可見市街戶外少見上層人家婦女，一般男女如有群聚的情況，則被認為是風俗輕薄。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人來華，也驚訝於上海天津街頭女性之少。更極端地，還有「夫婦有別」的說法（首見《孟子．滕文公上》）。姑不論此語可如何解釋，至少就字義而言，強調夫妻的分隔，嚴重違背人類的一般經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一位知識領袖津田真道（1829-1903）就曾回憶，他少時讀到「夫婦有別」之語，實在感到大惑難解，還聽過人說，這是指不要和別人的夫婦混雜在一起。黃濬觀察到，在晚清的外交界，不但官員拙於處理男女交際的場面，他們的妻女因為困於與男賓應酬，也視異國為畏途，洪鈞（1839-1893）出使歐洲，根本只帶妓妾賽金花隨行，外國人以為她就是夫人。黃濬描寫中國人嚴守男女分際但公私混然不分，西人男女少別卻公私嚴謹，生動地點出了清末中西相對反的文化情態。不過，可疑的是，「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與「天下為公」、「至公無私」都是中國的古訓，何以前者到了十九世紀末還是大多數人的行為軌範，後者卻呈現公私不分、公物私用的情狀？公私之分，真是後人忘卻的德行，還是別有文章？以上的問題，都是本文試圖回答的。要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必須了解傳統中國的「公」究竟有什麼主要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