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終結到民主的崩壞：法蘭西斯‧福山講座

長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江宜樺

長風文教基金會以「提升公民文化素養、協助青年連結國際」為宗旨，透過政策研究、專題演講、青年論壇、學生營隊、國際交流等活動，鼓勵社會大眾及青年學生共同探討臺灣未來發展的願景與策略，並以建立社群網絡、分享研究成果等方式，進一步發揮思想交流的功能。
在我們舉辦的各項活動中，以「長風講座」最受外界矚目。我們針對全球重要發展趨勢，以及臺灣面臨的機遇與挑戰，邀請重量級思想家、政治家、企業家或社會實務工作者，舉辦重大議題的公開演講及座談，希望能夠引起社會大眾對這些議題的關注，並深入思考因應之道。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無疑是「長風講座」的首選，因為他在三十年前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曾引發全球思想界的大辯論；而他在近幾年提倡的「治亂興衰論」，又再度吸引各界眼光，刺激大家去思考中西治理模式優劣得失的問題。三十年來，福山著述不斷，卓見迭出，謂之為當代最具分量的政治理論家絕不為過。
福山教授在一九八九年夏天發表了一篇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引用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觀點，主張人類即將見證的不只是「冷戰的終結」，而且是「歷史的終結」，因為從意識形態發展的歷程來看，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必然成為人類最終的選擇。這篇文章引起知識界激烈辯論，沒想到幾個月後，東歐共產國家逐一崩潰，而蘇聯也在一九九一年瓦解。福山驚人的歷史洞見，讓他聲譽鵲起，而「歷史終結論」更成為當代顯學。
然而，福山並沒有自滿於「歷史終結論」的理論成就。他在繼續閱讀大量歷史文獻，深入考察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之後，於二○一一年、二○一四年陸續出版《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建構了一個體大思精的「治亂興衰論」，不再以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為人類制度選擇的唯一依歸，而主張任何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都必須兼具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重視法治的文化，以及民眾可以向政府課責的制度。
從這個新的理論視野出發，福山認為東西方的政治制度各有所長。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及秦代就已經令人刮目相看，印度及猶太民族的法治觀念建立得最早，而政治問責制度則是近現代西方國家的強項。總體而言，他仍然認為目前以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較為完善，尤其是北歐國家在這三個方面，都具備長治久安的基礎。但是，他對東方國家的優點是願意肯定的，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展現的政府效能。同時，他對英美國家政府效能的不滿，也經常溢於言表，尤其是當前美國政府的失能，更被他痛斥為「否決政治」（vetocracy）的結果，因為種種制度及政治力量的過度制衡，政府已經淪落到一事無成的地步。
福山對美國民主政治的憂慮，隨著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而更加無法釋懷。對他而言，美國社會多年來已經因為種種認同議題而嚴重分裂，此時川普利用美國民眾對傳統政治人物及既得利益集團的不滿，成功掀起一股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的風潮，讓美國陷入更加歇斯底里、更加排外封閉、更加分裂對立的情境。川普的入主白宮，不僅預告了美國民主制度即將遭受民粹主義的衝擊，而且更重要的，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辛苦打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會不會也因為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而開始一步一步崩解？
我們正是基於對這個全球變局的關注，而決定力邀福山教授來臺擔任長風講座，好讓大家對美國政治的最新發展、對世界政經體系的可能變化，以及對中美兩強爭鋒下的臺灣究竟有何影響，從一流大師的分析中獲得啟迪。

專文（一）（節錄）
朱雲漢　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經常提醒臺灣的讀者，在我們思考臺灣的長遠未來時，我們必須對於二十一世紀全球秩序的演進方向做出明智的判斷，否則臺灣就會像在茫茫大海中失去羅盤指引與動力的小船，只能任憑風浪推擠漂流；尤其處在當前這樣一個歷史結構劇烈變動的時代，臺灣的社會菁英更需要做好這道歷史習題，否則面對眼前的驚濤駭浪，必然徬徨不知所措。
人類社會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格局正在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秩序重組。但是在臺灣大多數的社會菁英對於這場歷史大變局的面貌與動向仍缺乏完整的認識，更不理解其基本的歷史脈絡。許多社會菁英還是緊緊擁抱著二十世紀後半葉形成的主流觀念與思維模式，沒有做好迎接二十一世紀變局的思想準備。
如果我們想要看得清楚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想要掌握它的來龍去脈，就一定要跳脫過去習以為常、並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主流價值觀與思考模式，因為這些價值觀與思考模式只是一時一地的歷史產物，從來就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這些思維窠臼不但無助於我們認識與理解二十一世紀歷史巨輪的滾動軌跡，反而可能遮蔽我們的視野。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人類社會正在經歷一場乾坤顛倒的歷史趨勢大反轉，所有我們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歷史座標都可能急速變盤，所有過去認為不可思議的場景都可能突然矗立眼前。進入二十一世紀，歷史的腳步走得更快了。中國再興與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已經打破了二十世紀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西方國家
正失去制定多邊體制與規範的主導權，而非西方世界正逐漸取得處理全球議題的話語權。G20已經替代 G7成為最重要的全球政策協調機制。去年在杭州舉行的 G20峰會更是重要的分水嶺，在中國倡導下G20集團正式啟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系統性改革，中國躍升為全球經濟治理議題的主要倡議者與引領者。同時，中國正繞過西方主導的多邊體制，與南方國家另起爐灶，創建上海合作組織、中非論壇、中阿論壇、中拉加共同體論壇、金磚投資銀行、亞投行、中國與中東歐開發基金、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等全新的多邊體制，全面深化南南合作。習近平推動的「一帶一路」大戰略更將在未來三十年主導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一帶一路」大戰略更意味著中國不再被動的加入西方主導的全球化，而將主動建構一個新的全球體系，修改全球化的路徑與遊戲規則。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變局，臺灣社會菁英必須具備全球觀與大歷史觀，不但不應該抗拒歷史潮流的反轉，反而要思考如何積極參與二十一世紀新秩序的建構。年輕世代要拒絕小確幸，不做井底之蛙。臺灣更必須跳脫西方中心思維，要設法重新融入亞洲，重視與新興經濟體的交往，重新連結非西方世界；要摒除虛幻的文明優越感，接納與包容多元價值、宗教與文化。臺灣需要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傳承與發展經驗，面對中國大陸，要學習以小事大，要避免在主權議題上與對岸硬碰硬；在國際上要重實質輕名分，避免掉入大國對抗的漩渦，避免在軍備競賽上虛耗資源，絕不當戰略棋子。

專文（二）（節錄）
吳玉山　中央研究院院士
學術界倡議自由主義的大師、曾經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中預言自由主義將取得全球勝利、並劃下人類發展終點的法蘭西斯‧福山教授四月在臺北長風文教基金會做了兩場演講和對談，以「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解？」以及「中美爭鋒及其影響」為主題，觸及現今世界上兩個最重大的政治發展議題，引起了國內學術界和輿論的廣泛討論。
福山教授的演講和與朱雲漢院士的對談，其實可以放到一個大的框架下來了解，就是自由主義所面對的內外挑戰。他先談到了自由主義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如何受到右派民粹主義的衝擊，然後談到在戰後由美國所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如何面對中國大陸的挑戰。基本上今日的自由主義的確是受到內外夾擊，而處於二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局面。此時由國際上倡議自由主義最著名的大師來談對自由主義的挑戰及其未來，當然是及時而且必要的。
然而，究竟自由主義在當代所代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不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自然無法討論自由主義所面對的挑戰。我以為自由主義的精神是追求自由，反對國家的管制和干涉，並且在四個重大的社會分歧上，採取了一定的立場。這四個重大的社會分歧是群體認同、政治形態、經濟分配，和社會文化。自由主義在群體認同上主張超越國家與族群，提倡國際主義、普世主義，或至少區域主義，而反對國家主義。在政治形態上，自由主義反對威權與菁英政治，主張民主參與。在經濟分配上，自由主義提倡私有財產與市場功能，反對國家對於所有權和分配機制的管控。在社會文化上，自由主義主張進步、容忍與多元，而與社會保守主義對立。群體認同、政治形態、經濟分配，和社會文化的四大分歧是從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出現最主要的社會衝突之處，並且成為各國政治競爭的主軸。自由主義在這些分歧線上都採取了追求自由的立場，而與強調國家與管制的一面相對立。
這樣了解了自由主義的當代意義之後，我們便可以明白今天自由主義所處的困境。由川普所代表的右派民粹思潮，高舉美國至上，發表各種敵視移民的言論，還侈言要在美墨邊境建築高牆，又表明不容盟邦占美國的便宜，錙銖必較，這和在戰後建構各種國際自由主義制度、主張開放和包容的美國不啻有天壤之別。不過，如果具體地用四大分歧來理解川普現象，便會發現他並非全然地不符合自由主義的圭臬。川普的確高舉美國國家主義，而與二戰以來的任何一位美國總統不同，令人有回到大戰之前、甚至十九世紀之末的感覺。因此在群體認同上，是大大地從國際主義與普世主義上倒退。另外，川普也投社會保守主義所好，在墮胎與同性戀等議題上，對過去歐巴馬總統的自由主義政策，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反轉。在其他諸如環保等的社會議題上，川普也極端保守。所以在群體認同和社會文化的分歧上，川普確實展現了反自由主義的強硬姿態。
不過在政治形態上，雖然川普捨棄了在全世界推廣自由民主的使命，在國內他卻是搭上了新傳媒與網路革命的潮流，以反建制的姿態來挑戰自由主義的菁英，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不能說是反民主的。另外，在經濟與分配議題上，川普是主張減稅與去管制的，那是傳統的右派自由主義立場，也是共和黨的經典主張。所以在這裡，川普倒並非自由主義之敵。
在大西洋的另一岸，英國的驚人脫歐之舉，自然也是反國際主義、反區域主義的。其最主要的動力，便是來自歐洲的難民問題，以及國外移民對於英國的經濟和安全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因此在脫歐的支持者當中，出現了強勁的反全球化、反自由化聲浪，而與川普陣營同調。此外，英國的產業工人，也擔心移民和自由化對其工作不利，並將經濟轉型所帶來的痛苦，歸於過度開放的政策。不過，英國在脫歐後持續執政的保守黨，對於自由主義的威脅，比川普要小許多。保守黨除了主張必須依民意脫歐之外，不論在政治形態、經濟分配，和社會文化上，都沒有脫離自由主義的主張。脫歐固然是一個意外，並且構成對於歐洲區域主義的重大衝擊，但是其本身並不是對於當代自由主義的嚴重挑戰。由於右派民粹勢力在後續幾個主要歐洲國家的選舉當中都沒有勝出，因此從歐洲方面所出現的對於自由主義的威脅，其實是有限的。

我們剛才提到國際化有兩個不同的層面，除了政治層面以外還有經濟層面。我相信在任何基本的國際貿易課程當中都會提到這些經濟理論。換句話說，如果一些國際經濟的規則能夠降低關稅、促進貿易的話，理論上我們可以創造出均富的社會。譬如說在一九七○年代之後，也就是一九七○到二○○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前的這段時間，我們知道國際的經濟規模整體成長了約四倍，不但創造了巨大財富，也嘉惠了許多的國家。
不過，提到這樣的國際貿易理論，我們也不能忘記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並沒有辦法真正讓全民共享。就國家層面來說，國家是變富有了，但不是所有人民都能享受到好處。比如說，比較沒有技能的勞工，他們可能失去了工作機會。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也好、印度也好，它們其實也有同樣的問題。因為傳統的理論是說，全球化當中的贏家，他們必須要設法來補償全球化當中的輸家，要給這些人能夠接受技能訓練的機會與得到適當補償。即便如此，我們依然看到工作機會大量流失，在傳統的製造產業中，特別是在西方國家，這些工作機會大量地流失。
在這樣的情況下，英國和美國，我們可以看到它們是積極提倡經濟全球化，在八○年代美國有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英國有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他們積極提倡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貿易的障礙降低了。在很多西方國家，它們逐漸取消關稅了，原本的一些社會民主政黨就逐漸失去民眾的支持。問題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後果是社會極度的不平等，在美國的統計數據來講，最富有的前百分之十擁有百分之八十的收入，最富有的百分之一，就他們的收入來講，等於是最貧窮百分之二十五的民眾收入的總和，因此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過去兩個世代發展下來，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引起了對全球化的強烈反彈，特別是那些來自傳統藍領勞工階級的反彈。

全球化下的民粹勝利趨勢
川普上台
接下來我要談談美國政治的部分，因為美國可以說是這個系統主要倡議者之一，它的社會環境也受到這個自由化影響，而且是最為全面的。我們都知道美國去年非常有意思的一次選舉，讓川普（Donald Trump）當選了美國總統。事實上，川普在美國的普選票少了二百八十萬票。但是呢，希拉蕊（Hillary Clinton）輸掉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州，就是輸掉了賓州、密西根州與威斯康辛州，這些州都是北方的工業州，他們在過去幾次的選舉中都傾向於民主黨的候選人，一直可以回溯到一九八○年。希拉蕊覺得她一定可以贏得這幾個州，所以在競選期間像威斯康辛州她連一次都沒有去過。但你們可以看到，川普在這三個州的差距其實非常小，大概每個州只差五萬五千票左右。如果這些票從川普手上移給希拉蕊，今天總統就不會是川普了。
她之所以失掉這幾個州，是因為剛剛前面提到的北方工業州，以往它們都是民主黨聯盟，但在這次選舉中轉向了共和黨，主要是因為失業的問題非常嚴重，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的勝選跟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之間有很重要的關係。在競選期間，川普一直強調他對藍領選民的承諾，他會恢復製造業的經濟。當然，我本人並不相信他能做到，接下來很多選民可能會感到非常失望，他可能沒辦法把工作找回來，但強調這樣的承諾是他在選戰上的成功之處。
我想談一下川普勝選背後的這些社會背景因素，因為像一些美國人自己本身像我這種學歷比較好、有專業收入的人 他們可能不見得充分了解這個社會勞動階級中的不滿情緒。比如說，在這些區域我們看到毒品的蔓延，包括海洛因與鴉片的濫用。在二○○五年，大概有六十五萬美國人是因為藥物使用過量而致死。在過去十年，美國男性的平均壽命是不升反降，但其他所有已開發國家的平均壽命都是增加，這些都跟毒品有關。很多住在小鎮、住在郊區的勞動階級失業、沒有工作，他們的家庭無以為繼，他們的小孩沒有獲得好的照料，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社會情境，導致社會對菁英階級的憎恨。比如說像我這樣的菁英階級，也就是透過全球化而受惠的這個階級受到了憎恨，這些勞動階級也可以說是川普最主要的支持者。

英國脫歐公投與俄國普丁的高支持率
另外一方面，當我們談到英國，去年夏天，我們看到英國通過脫歐（Brexit），投票選擇離開歐盟的是住在郊區、學歷較低、年齡較高，也就是說，他們是沒有受到全球化利益、反而深受其害的選民，是主要支持脫歐的人。因此這些背後的社會、經濟、政治背景也已經出現在全球其他區域。我們看到民粹主義者、國族主義者在其他的國家興起，在俄羅斯我們也開始看到這樣的現象。普丁（Vladimir Putin）在二○○○年成為總統後，當時他也強調民粹主義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要讓俄羅斯再次興起。他的支持者組成結構跟英國脫歐、川普的支持者也很像。在那些高學歷的都會區，比如說莫斯科的年輕人來說，並不是普丁的主要支持者，反倒是郊區、小城市、學歷低的群眾是普丁的主要支持者，在這些人當中，普丁的支持率非常地高。
如果你到匈牙利的話，匈牙利也是最早脫離鐵幕的國家之一，但你現在可以看到歐爾班（Victor Orban，現任匈牙利總理）領導的政黨展現出來的（右翼）樣貌。我們看到最新的狀況是它影響到在中歐的這個大學正常運作，是一所由索羅斯（George Soros）所成立的大學，歐爾班不希望在這個政權之下受到批評。當然，他在布達佩斯或在學歷較高的匈牙利人中的民意支持率不是那麼高。同樣的，他受到郊區、學歷較低的選民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