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糊塗：從唐太宗到黃巢，這些名人很有事！他們心裡都住了一個阿飄

歷史是鏡子，更是追問／作家　李輝

讀李拯這部敘述唐代歷史的書稿，讓我想到唐代詩人孟浩然的千古名句──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孟浩然出生襄陽，曾隱居於鹿門山，有「孟襄陽」之稱。一般將他冠以「田園詩人」，可是，我更喜歡他的這首《與諸子登峴山》：「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複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這首詩不是田園詩恬淡、悠遠的意境，相反，是海闊天空一樣的縱橫捭闔。我想像，孟浩然站在峴山之巔，目光隨漢水而去，俯瞰潮起潮落。他在看人事代謝、朝代更迭、歷史興衰。諸多感觸沛然而至，這才醞釀而成高屋建瓴、氣勢恢宏的千古名句。
李拯與我是隨州老鄉，來報社不久就認識了。三十多年前，我剛入大學時隨州還叫「隨縣」，隸屬襄陽地區。讀他的書稿，想到孟浩然的詩，再合適不過。他的筆下，一個個唐代人物的故事與命運彼此串聯、銜接蔓延，呈現了唐代由無到有、由盛至衰的全過程，多少歷史感歎，盡在其中。
巧的是，報社裡隨州老鄉竟有好幾個，偶爾相聚，不亦樂乎。二零一四年秋天，李拯與我坐在一起閒聊。他說起自己一直在閱讀《資治通鑒》，對唐代歷史頗感興趣，想寫幾篇唐代人物，以人寫史。如他後來所說：「我曾經花了三年時間完成了閱讀《資治通鑒》的精神長征，每一次掩卷沉思，窗明几淨之時，似乎總能感到曆史從過去伸向未來的邀請，那些慷慨悲歌的人物所折射的時代問題，怎麼與此時此地的語境如此相似？」寫唐代人物，的確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想法。李拯計畫先寫李密和李世民兩個人。我建議他，不妨從一開始就考慮形成一個系列，先在雜誌上開專欄發表，然後結集出版。沒想到，僅僅一年多時間，他就完成了十四篇歷史隨筆，一個完整的唐代興衰史在他的筆下得以呈現。
唐代歷史，我知之甚少。小時候無書可讀，回父母家鄉棗陽，去鄉下大姨媽家，二表哥手抄一本《說唐》，被我帶回隨縣，看了一遍又一遍。知道了瓦崗寨，知道了長安，知道了隋唐十八條好漢。有段時間，每天講他們的故事，還與小夥伴們比賽，看誰能完整背下十八條好漢的排序。說起李元霸、宇文成都、雄闊海來頭頭是道。原來覺得秦瓊武藝高強，結果只排名十六，想想覺得有些委屈。可是，十八人哪一個不是好漢？從此，兒時心裡，開創唐代的那些人物，每一個都是傳奇。
「文革」後參加高考，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班上一位女同學顏海平，研究唐代文化，創作了話劇《秦王李世民》，轟動一時，並榮獲全國優秀劇本等獎。話劇上演時，大家都去觀看，舞臺上演繹的唐代興盛尤其令我們百感交集。「文革」浩劫剛剛結束，誰不期待百廢待興的中國能夠儘快走出歷史陰影，擁有一個全新的世界和一個全新的生活？
這些算是我與唐代歷史最直接的接觸了，了解之膚淺，可想而知。直到李拯開始寫作，我才有機會隔三岔五地拜讀新鮮出爐的作品。通過他敘述的人物故事，略知唐代興衰一二，在我而言，僅此而已。
有意思的是，酷愛歷史的李拯，大學本科並不是文科生，而是理科生，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光電學院。碩士考試時，他轉換學科，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從此，現實觀察與歷史思索與之相伴，須臾不可分開。其實，一個人的興趣永遠決定了他最後的選擇。讀他書中如下這番話，可以體會到當他遙望歷史時，心底油然而生的敬畏之情。他的這番感慨，來自凝望北京潭柘寺的一棵千年古樹：

人們在這棵樹下冥想、祈禱或禮拜，寄託的物件並不是這些有形且繁茂的枝葉，而是這棵古樹歷經滄海桑田而積累下來的時間，是它經歷的無數個夕陽西下、清風朗月和人事輪迴。這棵古樹，不過是變動不居的時間所代表的一個具象符號，而人們向古樹祈禱，實際上是在向時間表達敬畏。
一個人、一棵古樹，這樣一個意象再恰當不過地揭示出人類精神的祕密：時間擁有一種更為本質的力量，而人類在內心深處對這種力量存有敬畏。

正是這種敬畏，才使李拯開始了他的唐代歷史之旅。在史料與故事的剪輯、呼應與映襯中，他思索人物命運，追尋或許無跡可尋的歷史規律。十四個政治人物或人物群體，搭建成一本相對完整的歷史敘述架構。與其他擅長講故事的作者的作品不同，《歷史不糊塗》的要點不在於鋪陳傳奇，而是試圖勾勒一個個唐代著名人物的命運，歸納某種性格走向。不同的性格又與中國深厚的文化基因傳統密切相關，即便偉大如李世民、武則天這樣的人物，最終也不得不消弭於無形之中。
李拯談到為何選擇如下人物來貫穿整個唐代興衰：

本書中選取的這些政治面孔構成了一個前後相續的連續體，他們的故事共同構成了有唐一代的慷慨悲歌：李密、李世民、長孫無忌、徐世勣、武則天代表了唐朝從建立到興起的上升階段；李隆基、李林甫、安祿山則活躍在唐朝達到巔峰而由盛轉衰的轉型時期；李泌、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裴度則代表了一個衰敗王朝力挽狂瀾的努力；而李德裕、牛僧孺、宦官群體、黃巢、朱溫則共同見證了唐朝的最後覆滅。每個人的人生際遇都與唐朝的命運起伏息息相關，而他們的命運構成的軌跡，就像唐朝吐納呼吸的軀體一樣，反映著這個王朝內在的政治機理。

研究政治學的李拯，在對唐代人物的敘述時，自始至終貫穿著難得的冷靜思考。他顯然是在有意識地擺脫傳奇的軌道，將更深層次的政治學思考融入歷史研究之中。是否準確，是否完整，並不重要，關鍵在於，他必須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言之成理的歸納。在閱讀本書之後，讀者或許可以更深切地體會他發出的感慨：「中國歷史的複雜性有時讓人不知所措，熱愛它的秦磚漢瓦、唐詩宋詞，迷戀它的激情澎湃、婉約清新，就不可避免地發出沉重的叩問：偉大而美好的文明，為何難以走出治亂興替的自我迴圈？」
對歷史的敬畏，常常就藏匿於歷史憂患之中。
總愛說歷史是一面鏡子，其實，歷史更是一種追問。因憂患而叩問，因叩問而思考。
仰望歷史天空，一個巨大的問號，醒目地懸掛著……

文明基因是中華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楊光斌

本書作者李拯，是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執教近三十年所教過的政治學專業最有才華的研究生之一。他的政治學專業知識的系統性和紮實性自不待說，文采、口才也堪稱一流。他博聞強識，熟讀《史記》、《漢書》、《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能夠背誦其中大段落的敘述，是難得的人才。
讀《歷史不糊塗》給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能把讀者很快帶入到千年前的「現場」，和唐代的那些人物一道品味「此情此景」，共度「此時此刻」。讀者不自覺地進入了歷史，而歷史中的人物也栩栩如生地回到了當下，千年的歷史，竟然構成瞬間的穿越，形成酣暢的對話。歷史不由得讓人扼腕，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居然搞不定自己的嫡長子和嫡次子，無奈之下只有讓他並不滿意的嫡三子李治繼承皇位；而懦弱的唐高宗李治又搞不定自己的後宮，由此才有了武則天的橫空出世，李家江山險些易主。這就是制度變遷的非預期性，如果一切都按照頂層設計而來，都是一幫李氏子孫主持大局，歷史也就單調而無趣了。
歷史固然有其非預期性，但中國歷史有著自己獨特的軌跡。我們為什麼如此理解、同情歷史中的玩家，而他們又為何具有如此強烈的現實存在感？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中國人的歷史觀：歷史就是中國人的宗教。無論是唐太宗這樣的大人物，還是芸芸眾生中的小角色，中國人都如此在乎「身後事」，從而共同構築起宗教式歷史觀。所以，千萬別說中國沒有宗教。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中國人的儒學為何被外國人尊稱為「儒教」，儒家思想確實內化於兩千年來各色人群的血液中，從而內化為不變的生活方式。「儒教」雖然只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部分，但宗教式歷史的核心脈絡就是儒家思想。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看上去無所不能的武則天，最終未能把李家的皇權轉移到娘家人那裡，借用本書作者的話說，這叫「權力敗給了文化」。這樣的思想性提煉可謂真知灼見，我想這一觀點並不會因為唐代制度史研究成果之豐富而失去光芒。
能夠「化」人的文明的力量為何如此巨大？比較文明視野下的中國文明更彰顯其強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幾大古文明中，且不說早就滅絕了的亞述文明和瑪雅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因野蠻人入侵而中斷了幾個世紀之後才因「文藝復興」而成為今天西方文明的古典資源而已；古印度文明在經歷兩個世紀的殖民入侵後，其官方語言都被替代了；古埃及文明也早已式微，巴比倫文明的發源地已經變成了伊拉克這個樣子，只有中華文明雖歷經磨難卻能夠幾度中興──當下中國是新一輪的文明型國家的復興。這裡面必然有現代社會科學難以回答的奧祕，癡迷於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者需要對中華文明抱有敬畏之心，否則就錯把中國當成西方了，最終必然要以西方的「藥方」來「問診」中國的「病症」，即用西方的知識來回答中國的問題，結果必然也是南轅北轍。能夠保持四千年的連續性存在，我認為是「中華文明基體論」（由文明基因組成的共同體）在起作用，這些基因包括但不限於：融合能力超強的華夏民族，最能體現民族性而四千年不變的語言和文字，大一統的國家觀，治國的民本主義，科舉制，協商政治，社會生活的家庭倫理本位和郡縣制下的皇權不下縣的社會自治。正是這些文明基因，才使得中華民族雖然幾度衰敗而最終能夠屹立不倒並再度復興。
那麼，唐代為中華文明貢獻了什麼呢？我們一般都說漢承秦制、清承明制，其實還應該加上「唐承隋制」，因為隋唐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夯實了大一統傳統。秦漢的遺產是統一，但隨之而來的便是三百多年的分裂歷史，這個時間長度幾乎趕上統一的漢代。也就是說，大一統的中國在漢代之後並不是必然的，很可能變成今天的歐洲那般國家林立，但是隋唐夯實了大一統。隋唐之後，又經歷了只有五十年左右的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很快便是宋朝的一統，之後的一千年便基本上沒有了四分五裂的中國史──直到民國北洋政府時期。唐朝不僅夯實了大一統，也將科舉制發揚光大。這些都是可以說得上來的「硬貢獻」，而看不見的「軟貢獻」就是「貞觀之治」文化遺產，這份遺產不但是今天治國理政的重要參考資源，更是宗教式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唐代之後，中國的政治中心就由西部移至東部，而這個大轉移既是自然演化而來的，也是非預期的。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轉捩點，地方力量開始坐大，頗有點兒今人所說的「事實性聯邦主義」的味道。在這種局面下，唐朝的集權制式的財稅體制也發生了改變，導致收不上稅，而這一結果則促使地方商業中心的興起──遠離長安的開封（汴京）就是由此而來，後來成為趙匡胤首先得到的京畿之地。宋朝開封的人口已經多達百萬，真是匪夷所思，集市發達，商業繁榮，文化昌盛，鄉規民約讓百姓安居樂業，難怪日本人說宋朝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了。談及此，不得不感慨歷史中更多的非預期性事件。試想，如果隋煬帝早年不在江南生活而看不到江南魚米之鄉的富足，會有大運河嗎？如果不是隋煬帝在江南看到那麼多富有才華的讀書人閒散民間，會有科舉制嗎？這些改寫中國命運的大手筆，或者說建制的產生，竟然那麼偶然，那麼富有個人色彩。
當然，代表「政治正確性」的歷代史官不會這樣書寫歷史，我們的歷史觀深受史官敘事的影響，而史官的敘事必然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這樣，在「唐書」（《舊唐書》、《新唐書》）那裡，曾為建立唐朝做出卓越功績的徐世勣，因晚年支持武則天當皇后就屬大逆不道了，因為在儒家「夫為妻綱」的世界裡，武則天本身就是異數。但是，如果沒有了武則天，唐史不是缺少了許多色彩？何況武則天治下的唐代並不像傳統史書論述的那樣不堪。這是從「回到歷史」的角度看待武則天和徐世勣。而如果以今天的「政治正確」的標準評價武則天，比如以女權主義的標準，武則天與慈禧太后都是重要人物，需要重新認識。這不是笑談。曾經，美國的傑克遜總統為推廣白人民主化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在美國有「傑克遜式民主」即大眾民主之稱，但因其對印第安人搞今天意義上的「種族清洗」，他的圖像被從二十美元鈔票上拿下。歷史可真是一部「觀念的矛盾體」，因此評價歷史人物需要超越「二十四史」。
是為序。

時間的力量

我曾在北京郊區的潭柘寺看到這樣一個場景：千年古樹前面排起了頂禮膜拜的長隊，其中有白髮蒼蒼的老人對著古樹閉目祈福，神情專注，良久方罷。我被這個場景深深震撼。
那只不過是一棵樹木而已，為什麼能夠激發人們最為深沉的敬畏之心？又是什麼力量賦予了這棵樹木超越自身的精神特性？顯然，古樹粗壯的樹幹、茂密的枝葉只是從審美的角度增添了情趣，並不能自在自為地產生精神的飛躍。我思來想去不得其解，後來突然意識到，或許正是這棵古樹裡面凝聚的時間，才讓人們感受到一種更高的價值和存在。
人們在這棵樹下冥想、祈禱或禮拜，寄託的物件並不是這些有形且繁茂的枝葉，而是這棵古樹歷經滄海桑田而積累下來的時間，是它經歷的無數個夕陽西下、清風朗月和人事輪迴。這棵古樹，不過是變動不居的時間所代表的一個具象符號，而人們向古樹祈禱，實際上是在向時間表達敬畏。
一個人、一棵古樹，這樣一個意象再恰當不過地揭示出人類精神的祕密：時間擁有一種更為本質的力量，而人類在內心深處對這種力量存有敬畏。而環顧世界，再沒有哪個民族比中國人對時間和歷史更加敏感、更為重視的了。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未曾斷代、在幾千年裡保持了連續性的文明體系，而且中國古人注重書寫歷史、延續歷史。黑格爾也承認，「歷史必須從中國帝國說起，因為根據史書的記載，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連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國人生活在歷史之中，精英階層也以青史留名作為人生的最高追求，歷史所代表的時間之軸是中國人的精神寄託。
直到今天，年輕人仍然能夠從司馬遷的《史記》中獲得啟迪，從李白、杜甫的詩歌中尋找美感。正如杜維明所言，傳統思想將永遠存在於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正因此，時間的延續、歷史的視角是思考中國的基座。美國漢學家孔飛力早就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只能基於中國自己的條件，而不是其他國家的經驗。因此，與走向未來一樣重要的是回歸傳統。
而回歸傳統，首先應該理性地認識歷史和傳統。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裡面說過這樣一句話，「橘黃色的落日餘暉下，一切都被蒙上一種懷舊的色彩，哪怕是斷頭台」。這句充滿了詩情畫意的話，其實飽含著深刻的方法論智慧。就像落日的餘暉一樣，時間的累積本身就會因為厚重而產生一種溫情，而這種溫情有時候會讓人不自覺地忽視歷史錦袍上的蝨子，只是關注錦袍自身的美好。或者說，越是古老的事物，越是能夠勾起人們內心的美好想像，而這有可能導致人們不假思索地將傳統浪漫化或者完美化。歷史之中，既有豐富的智慧，也有深刻的教訓。
因此，回歸傳統的前提是客觀地、理性地認識傳統，而在傳統之中孕育未來，既包含對傳統的自然延伸，也包括從傳統中得到的反思和教訓。本書中選取的十四個唐朝人物（人物群體），其中很多人是時代思想的精華，是傳統文化裡面王侯將相、才子佳人的理想代表，也有一些人窮凶極惡，書寫他們故事的著作不勝枚舉，道盡了他們人生的各個層面。但本書只是採擷他們人生中最閃光的一個點或者窮極一生的困惑，並以此觀察他們的思考與掙扎，最後對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進行理性的反思，形成一幅揭示中國政治傳統的認知圖景。
中國政治傳統中最具有本體意義的問題或許是：偉大且美好的文明，為何難以走出治亂興替的自我迴圈？就像唐朝命運所展示的一樣，唐朝曾經創造出當時世界上最輝煌的文明，最後仍然陷入了自我瓦解，而它之後的歷朝歷代仍在延續著「自我重建、自我毀滅」的劇情。歷史不僅僅是忠實的記錄者，更像是一個鐵面無私的審判者。歷史從不糊塗，也不會打盹小憩。古代的那些帝王將相稍有懈怠，它都會了然於心，並啟動治亂興替的機制，創造新一輪的改朝換代。歷史不糊塗，任何人都別想蒙混過關。
本書不是一部學術著作，因此不追求宏大而嚴密的邏輯體系，它只是想通過一個個人物的掙扎或困惑，去觸及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本書的結論並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贊同，甚至還會遭到尖銳的批評。但是結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給大家提出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所展現出的歷史景深和某些字句給人帶來的靈光一閃的啟示。淺閱讀能從本書中體會治理藝術，處世之道與命運無常；深閱讀能從中領悟政治與人性中的深層奧祕，而文字本身還能給人帶來一種穿越歷史的美好體驗。看見什麼或許言人人殊，但觀察的視角卻應該儘量多元化，這本書就力圖展示出不一樣的視角。
博爾赫斯曾引用這樣一句話，「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對新事物的認識無非是一種回憶」。其實，無所謂過去、現在與未來，因為現在就包含著過去，也預示著未來。因此，歷史不是關於過去，而是關於現在和未來。或許，這本書呈現的十四個唐朝人物（人物群體）的命運軌跡，能夠讓人們透過時間去凝視永恆之物，既在歷史之中，又在歷史延伸的未來之中。

第二章　李世民：尋找合法性的失敗
西元六四三年，李世民登基做皇帝已經十七年了。他腳下的土地，東西南北都延伸到人力所及的極限；他治下的社會，據說達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境界。這是貞觀之治的鼎盛時期，天下一統，四海升平，蠻夷外服，百姓安居，而已屆不惑之年的李世民，正值政治生命成熟之時，一切都是那麼美好。
可勝敗興亡，從來只是轉瞬之間。外患既除，內憂將興。憂從何來？貞觀十七年正是盛世景象下的一個轉捩點。歐陽修曾評價這位盛唐皇帝，「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他有著睥睨群雄的文治武功，但也在這一年面臨著重大考驗──選擇接班人，確保權力平穩傳遞。這曾經難倒了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君主們，而李世民也只欠缺這最後一塊政治拼圖了。
只可惜，正是這個千古難題對他的身心造成了嚴重打擊。
（中略）
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互爭雄長，後來李承乾蓄意謀反，提前出局。按說，禮賢下士、素得人心的李泰成功奪嫡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李世民在關鍵時刻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堪稱驚天逆轉的決定。而這背後，正隱藏著他對這一問題從哲學層面的深刻思考。
那麼，李世民的思考究竟是什麼？

太子失德
李世民的思考與掙扎，是從諸子奪嫡開始的。
在太宗諸子之中，長孫皇后的三個兒子是皇位最有實力的競爭對手。太子李承乾在李世民登基時就立為皇儲，魏王李泰禮賢下士、聲震朝野，晉王李治則比較低調，看似是最不可能被選中的人。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有力競爭者，就是才兼文武的吳王李恪，他的母親是隋煬帝之女，出身高貴，李世民又常「稱其類己」，為李恪贏得了「名望素高，甚為物情所向」的聲名。
李承乾小時候本來「性聰敏，太宗甚愛之」，《貞觀政要》曾記錄李世民善於從生活小事教育太子的溫馨故事。看到太子將要吃飯，就教育說：「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看到太子乘馬，就勸誡說：「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看到太子蕩舟湖上，就啟發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看到太子休息於樹下，就教導說：「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從日常生活中發掘治國智慧與政治哲理，寓大於小，春風化雨，李世民教育太子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然而，李承乾長大之後，卻性情大變。他沉溺聲色、漫遊無度，把李世民嘔心瀝血的教導拋諸腦後，盡情與群小親狎款昵。李承乾也非常狡猾，自己縱情無度，但也懼怕其父知曉，於是索性跟李世民玩起了陽奉陰違的「兩面人」：朝堂之上，「必言忠孝之道」，退朝之後，「便與群小褻狎」。但是，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李承乾對此也早有防備。等到劣跡暴露，東宮的大臣如果要進諫，李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知道別人要勸諫，自己先三省吾身，深自譴責一番，好讓別人無可置喙，其狡黠如此。李承乾口才極佳，在他舌燦蓮花之際，「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為明而莫之察也」。
李承乾有一位寵愛的伶人方才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而李承乾對他也特加寵幸，稱呼他為「稱心」，這觸及了李世民忍耐的極限。果然，「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李世民的本意是通過誅殺「稱心」而讓李承乾痛改前非，但這反而加劇了李承乾的牴觸和反叛。他認為這是魏王李泰出於爭寵的目的，故意向李世民通風報信、告訐其事，於是「怨心逾甚」。李承乾痛悼「稱心」不已，不僅「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還「數至其處，徘徊流涕」、「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李承乾對這位伶人的寵愛可謂有情有義、有始有終，但在李世民看來，這是在菲薄名教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於是，李世民派出于志寧、孔穎達、張玄素等當世大儒前往匡正。這些人為了教育太子也是拚盡全力，光于志寧就寫了長達二十卷的《諫苑》，李世民為了嘉獎于志寧和孔穎達，「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然而，李承乾再次辜負了其父的一片教子之心，不僅不為所動，反而暗中派刺客暗殺他們。就這樣，李承乾「侈縱日甚」，而離經叛道的荒唐事也越來越多，「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翦彩為舞衣」，他還經常帶領部下模仿突厥人設穹廬、烹羊肉、演胡樂，扮演突厥部落、彩排突厥葬禮。李承乾的生活，混雜著王孫公子的富貴氣息、打破常規的想像力以及某種後現代的率性而為。這些放到現代社會，沒准會收穫大批忠誠的擁躉，但在當時卻犯了大忌，也意味著李世民所有挽救措施的失敗。
太子失德，對於皇位傳遞意味著風險的倍增。一般而言，太子在位，皇子們還要開展奪嫡競爭；如果太子被廢，東宮虛位以待就更助長了各個潛在皇位繼承人的野心。他們會像一群餓狼一樣，撲向「儲君」這塊會在將來富有四海的「肥肉」。

魏王爭寵
李承乾既已無藥可救，各位皇子自然會對東宮之位躍躍欲試，而魏王李泰這時表現得最為突出，其奪目光彩足以掩蓋其他皇子的光芒。奪嫡遊戲看上去不會經歷複雜的混戰，只會在李承乾與李泰的「一廢一立」中輕鬆結束。
李泰雅好文學、敬賢禮士，這兩點就表明他具有成為儲君的潛質，由此也博得了李世民的歡心。於是，在李承乾逐漸失去聖眷時，李泰卻在一步步取代李承乾在皇帝心中的位置。李世民特批李泰可以自行設立文學館，以延攬人才，而且由於他「腰腹洪大、趨拜稍難」，給予他「乘小輿至於朝所」的特權，其見寵如此。
而李泰也不是那種無所事事的紈絝子弟，他知道李世民「馬上得天下」飽經戰亂之苦，於是傾心於偃武修文、大行教化。他帶領當時的文學才俊修撰了一部《括地志》，「乃分道計州，編輯疏錄，凡五百五十篇，曆四期成」，不僅保存了六朝地理書中的珍貴資料，而且創立了一種新的地理書體裁。此書獻上御覽，李世民自然會為李泰喜不自勝，皇帝的喜悅轉化為豐厚的賞賜──「詔藏祕閣，所賜萬段」。皇帝的賞賜之重實際上是一種政治上的風向標，尤其是在太子李承乾失寵之際，更會引起易儲的猜想。
李世民本就寵愛李泰，此時更加寄望甚重，尤其是與自甘墮落的李承乾相比，李泰更是顯得出類拔萃。深沉蘊藉的李世民也開始公開表現出他的偏愛和私心了。每月賜給李泰的財物「過皇太子遠甚」；同時還命李泰入住武德殿，與皇太子比鄰而居。當時，李承乾還未被廢黜，而對李泰的偏愛已遠出於皇太子之上，這超越了長幼有序的宗法規範。褚遂良疾言勸諫：「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這更說明在李世民心裡，李承乾與李泰的分量已經悄然改變。
方此之時，李世民對李承乾日益疏遠，對李泰日見倚重，雙方實力的對比越來越對李承乾不利，而就在關鍵時刻，李承乾又犯了足疾，「托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更引起了皇帝的嫌惡。這時，李泰認為韜光養晦應該告一段落，是主動發起進攻的時候了。於是，李泰外組朋黨，內結權臣，引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多人寄以腹心、結為聯盟，對李承乾形成了內外夾擊的態勢。而李承乾自幼占據東宮，絕不會束手就擒，也開始醞釀用武力的方式最後一搏，於是，「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李承乾的思路非常簡單：領兵造反，弑父自立。李承乾與李泰已經處於劍拔弩張的對峙狀態，一場骨肉相殘的宮廷鬥爭即將爆發。
然而，就像經濟學名言說的那樣，應該發生的事情從未發生，宮廷鬥爭也向來都不會一條主線走到底。李泰咄咄逼人，李承乾絕地反擊，在雙方就要刀光劍影、短兵相接的決戰之際，斜刺裡殺出了齊王李祐這個偶然變數，讓李承乾還未來得及大動干戈就束手就擒，也讓李泰在幾乎要成功時卻功敗垂成。而晉王李治，一個從未在奪嫡遊戲中嶄露頭角的人，卻出人意表地贏得了一場自己從未參與的鬥爭。

旁逸斜出的宮廷劇情
誰都沒想到，太子與魏王的明爭暗鬥，竟會因為齊王李祐的一場略顯滑稽的兵變而畫上句號。這真是「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齊王李祐，具有紈絝子弟的一切特性，先封楚王，後徙燕王，終授齊王，並赴齊州任都督。李祐發動的兵變，完全是一場慌不擇路的政治鬧劇，事情起因於他與朝廷欽差權萬紀的衝突。權萬紀本為吳王李恪的長史，「有正直節」，而李祐在齊州吃喝玩樂無所不為，李世民就讓權萬紀來匡扶他。
權萬紀為人剛直不阿，但是十分褊隘，對齊王李祐不僅停留在犯顏直諫的話語層面，而且還落實到「專以嚴急維持之」的行動層面，試圖讓李祐從花天酒地一躍而進入聖徒般的禁欲生活。關閉城門，解散鷹犬，最「過分」的是，還放逐了李祐特加寵信的群小昝君謨、梁猛彪等人。李祐狎昵群小，曾經朝夕相處，無日無之，如今卻勞燕分飛，各奔東西，自然情誼難捨。於是，在情感的驅使下，李祐與昝君謨等人決定冒天下之大不韙，策劃暗殺朝廷派來的欽差權萬紀，殄除元兇，恢復舊好。
然而，事未發而謀先泄，權萬紀先下手為強，追捕兇手於前，上奏朝廷於後。事態迅速升級，朝廷派來了刑部尚書，並召權萬紀入朝調查。李祐陷入了恐懼中，權萬紀一旦回京，李世民作為一位嚴父，肯定會追查到底、嚴加懲罰，自己雖以人子之親，恐怕也不能得到李世民的原諒。於是，李祐在手足無措的情況下，派人將權萬紀殺死，這雖然阻止了權萬紀進京，但給自己帶來了更大的麻煩。在沒有退路的情況下，造反是死，不反也是死，昝君謨等人遂勸李祐起兵造反。這樣一場事起倉促的兵變，其結果可想而知。雖然李祐的部屬對官軍誇下「右手持酒啖，左手刀拂之」的豪言，但是朝廷軍隊一到，李祐甚至沒有抵抗就被生擒了。
這場兵變，是掙扎求生的無奈之舉，也是困獸猶鬥的自全之計，本來是毫無意義的一場滑稽劇，卻在無意間進入了宮廷諸子奪嫡的劇情中，從而一舉改變了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的命運。在齊王李祐舉兵之前，李承乾就已經決定要發動政變了。李承乾作夢都不會想到，政變這事兒竟然還有人搶跑。不但如此，李承乾所倚重的勇士紇干承基，竟然還先去參加了齊王李祐的造反，這讓李承乾很是憤恨，他責怪紇干承基說：「我西畔宮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意思是說，我離皇帝只有二十步，這麼親近的距離，簡直就是為造反而天造地設，齊王住得那麼遠還造哪門子的反？沒想到，齊王敗北，紇干承基入獄，這段話也自然傳到了皇帝耳朵裡。就算李世民再有為父的胸懷和「虎毒不食子」的仁慈，聽到兒子不惜弑父自立的話，如何不感到徹底的絕望？
於是，李承乾順理成章地被廢了。而李泰認為時機成熟，於是每天都殷勤地侍奉皇帝，李世民也當面答應立他為太子，並向身邊的大臣描繪那幅充滿父子深情的畫面：「泰昨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更生之日也。」兒子投入父親懷中，訴說著心有靈犀的溫情，也憧憬著父子交接的願景，這將是一幅怎樣融化人心的溫暖場景？
但這邊廂密送款曲，那邊廂卻暗藏危機，李承乾在墜入萬丈深淵之前還不忘在政治生命的最後時刻捅魏王李泰一刀。他在最後的陳詞中對李世民說了這樣一段話：「臣貴為太子，更何所求？但為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這幾句話說得既狠且準、字字見血。意思是說，我墮落至此，並不是自己有所企圖，而是被魏王李泰所逼，如果立李泰為太子，那就正中其下懷，使其奸計得逞了。李承乾這是要與李泰玉石俱焚、同歸於盡：既然我東宮不保，你也別想火中取栗。從心理角度分析，這段話說得著實高明。把自己的墮落歸結為李泰的步步緊逼，實際是讓李泰也分擔一部分罪責，而李世民千古一帝，怎麼會甘願落入李泰的算計中？
李承乾在政治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從希望的尾巴上薅下來幾根毫毛，足以在他含恨而終時給自己些許安慰。但他永遠不會知道，李世民廢黜魏王李泰，不是因為他的激將，而是出於對權力繼承的深刻思考。

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齊王造反，太子蓄謀，魏王窺伺，骨肉之間的猜忌、爭奪甚至互相殘殺讓李世民心力交瘁。而朝廷大臣也為儲君的選擇分裂為兩大陣營：岑文本、劉洎請遂立李泰為太子，而長孫無忌、褚遂良執意請立李治。滿朝文武的分裂，朝廷政治前景的不確定，都在啃噬著李世民的心靈。
經過撕心裂肺的掙扎、傷心欲絕的悲痛之後，李世民終於在涕淚縱橫間下定決心，做出抉擇。他把文武百官都支開，只留下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徐世勣）等勳臣宿將，對他們說：「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在心灰意懶之際，他甚至「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胸中苦痛，竟到了引刀成一快的程度。長孫無忌等人馬上「爭前扶抱」，趁機問皇帝究竟想立誰為嗣，李世民說：「我欲立晉王。」長孫無忌，這位皇后的兄長，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和晉王李治的舅舅，立刻回應道：「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於是，李世民用一種近乎戲謔而假裝輕鬆的方式對李治說：「汝舅許汝，宜拜謝。」就這樣，權力繼承的政治風波以戲劇性的方式塵埃落定，李治贏得了一場他從未參與的鬥爭。
然而，還有諸多疑點尚未澄清，一場李承乾與李泰為主角的爭奪，為何讓暗弱無能的李治漁翁得利？李世民是真的傾心於李治，還是退而求其次的無奈選擇？從史料分析，李世民對李治並不滿意。在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角力之時，提起晉王李治，李世民唯一的印象只有李治出生時，太原出現了「治萬吉」的碑文，可見對李治並無特殊印象。而立李治不久後，李世民又心存廢立之意，想立吳王李恪為太子。雖然後來在長孫無忌等人的爭取下「其事遂輟」，但從李世民的反復和猶豫來看，他選擇李治，實屬無奈之舉。
那麼，既然對李治並不滿意，李世民為什麼不立李泰？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爭是不爭，不爭是爭」的權謀辯證法使然。李泰太過積極進取，必欲取之而後快，反而引起了李世民的反感；而李治則仁孝為懷，看上去無欲無求，恰恰贏得了李世民的歡心。這確實有案可稽。在李承乾剛剛被廢時，李世民曾當面許諾立李泰為太子，褚遂良等人建議：如果一定要立李泰，就請安置晉王，「始得全矣」，否則魏王一立則晉王必然遭遇不測。沒想到李世民老淚縱橫直說，「我不能」。這就可見，晉王的暗弱成功博取了皇帝的同情，也悄然占據了心理上的優勢。
李泰的咄咄逼人更加劇了李世民對李治的憐憫與垂青。李泰擔心李世民會立李治，於是恐嚇李治說，你和漢王李元昌關係好，現在李元昌參與太子謀反東窗事發，你難道不擔心受到牽連嗎？李治因此憂形於色，李世民感到奇怪，屢問其故，李治才把李泰這番話和盤托出。結果，「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這在後來的對話中也得到印證，李世民從容對侍臣說，「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也」。李世民雖是傑出的皇帝，但更是仁慈的父親，他仍然飽含著深沉的舐犢之情，在權力鬥爭之外盡力保證皇子們的生命安全。
「爭是不爭」的邏輯確實存在。比如說康熙不喜歡太過追求權力的八王胤禩，而選擇了一味隱忍的雍正；魏明帝曹叡能夠博得曹丕的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打獵時，看到曹丕射殺母鹿時說：「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複殺其子。」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他的名著《領袖們》中，引用戴高樂的一段話來表明追求權力的辯證法：尋求高位一定要如同向女人求愛那樣，「你追她就逃，你退她就跟。」有時，得到權力的最好的辦法似乎是不要去求它。就像一個偉大的演員知道自己何時應該退場一樣，政治人物更應知道進退有度。
李泰對權力追求確實過於進取，逼迫李承乾造反、給李世民施壓、暗中籠絡朝中大臣……李泰從來都是以積極的方式主動追求，卻不知道迴環曲折的力量，不懂得「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的道理。而李治一直是不在場的潛在競爭者，從來未曾抛頭露面，也沒有表現出「必欲取之」的決心，但最後卻實現以退為進、無為而無不為的成功逆襲。可以說，「爭是不爭」的邏輯，確實是促成李世民選擇李治的原因之一。
故事本應到此圓滿結束，唐朝皇室的諸子奪嫡無非是為道家「爭是不爭」的權謀學寫下生動注腳，這個故事也只是中國歷史上諸多宮廷遊戲之一，除了演員和場景不同之外也並無新鮮之處。但是根據史書後面的記載，這並不是根本原因和最終考慮。李世民原來在「爭是不爭」的權力法則之外，還看到了更加本質的東西，使得這個故事突然具有了超越權謀的哲學啟示。
李世民思考的深度、看見的遠方已經超越了「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權謀學。他在後來才揭示出廢魏王、立晉王的深意：「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這才是李世民結束這場權力鬥爭的根本原因，他要為立儲製訂一條萬代不易的規則，那就是封死「可經營而得」的通道。魏王李泰積極經營，雖然才兼文武，一樣要被捨棄。只有樹立這樣的導向，千秋萬代之下才不再有人去積極謀求儲君之位，也才能杜絕權力繼承的血腥競爭，讓政治與親情能夠兩全其美。
即便沒有那些文治武功，僅僅這一句話就足以讓李世民閃耀在中國的歷史星空。

權力合法性需要超越現實的道德基礎
李世民的思考透過了權力鬥爭的表像而觸及了本體意義上的問題：權力繼承為何總會引發無休無止的權力鬥爭？
在他看來，原因就在於「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正因為皇權可以經營而得，所以窺伺之心不絕，爭競之路不斷，「成王敗寇」成為唯一的邏輯，權力爭奪也將永無寧日。因此，他開出的藥方就是要斬斷皇權與經營之間的橋樑，為皇權奠定一個超越於世俗之上的合法性基礎，既不能為鬥爭所獵取，也不能為暴力所取代，這樣才能徹底斬斷宮闈之間的權力鬥爭，讓權力的繼承不再以碾壓親情為代價，徹底消滅中國政治「成王敗寇」的邏輯。
也就是說，在李世民輾轉難眠的煎熬之夜，他已經隱約從哲學層面觸及中國古代政治的核心問題：怎樣建構皇權的基石才能避免「成王敗寇」的邏輯？他還沒有足夠的思想資源能夠回答這一問題。因此，他只能用樸實的做法來踐行他的想法，那就是斬斷皇權與「經營而得」之間的橋樑。他想用失敗的結果導向，來回答他隱約觸碰到的那個問題。
其實，這就是權力的「合法性」問題，或者說是權力的道德基石問題。儒家對此有一整套明確的價值系統：皇權的基礎是「德」，有德就要調和陰陽、惠及民生，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儒家思想是根據執政績效和百姓憂樂來判斷君主的合法性。它的優勢在於注重實際與功利導向，它的劣勢卻在於太過強調實際，因為實際的執政績效是時好時壞的，如果執政績效暫時處於低谷，那就可以置「君臣」於不顧，光明正大地通過競爭來爭取皇帝權力。這正是李世民所面臨的問題，因為皇帝權力「可經營而得」。因此，無論是皇子之間的爭奪，還是君臣之間的猜忌，都將永無寧日。
顯然，儒家先賢認為，如果君主不能給百姓帶來實惠，那就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就應該讓更能代表天命的人來取而代之。所以「湯武革命」的旗號是「弔民伐罪」，得到的評價是「順天應人」。孟子在聽到有人置疑武王伐紂屬於「臣弑其君」時，只說這是「誅一夫紂矣」。正所謂「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在儒家的理想國裡面，君主沒有永恆的譜系，也不可能永遠獲得命運的眷顧，如果失德，就會被取而代之。著名哲學家趙汀陽在《惠此中國》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周朝的天命觀念以「有德」為得天下的正當理由，這等於論證了革命的合法性，逐鹿也因此師出有名。因此，為了反對無德的君主，以下犯上就被賦予了正義性，這也是社會推陳出新的一種機制。因此，中國的古代歷史沒有萬世一系的敘事，只有改朝換代的迴圈。
這種「民本主義」合法性的來源雖然體現了「民為貴」的導向，但是也帶來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君主可以被取而代之，那麼所謂「忠孝仁義」等價值就不具有絕對的尺度，而只是基於現實的一種權宜之計。君主可以被取代的可能性一旦打開，那麼「可經營而得」就會像夢魘一樣籠罩著統治者，使之始終成為眾矢之的，陷入永無休止的不安之中，這也正是李世民痛苦與糾結的根源。
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君主的合法性如果建立在執政績效這個不穩定的基礎上，那麼任何一個權力的挑戰者都可以聲稱在位者失德。哪怕君主實際上幹得很好，但是為了師出有名、為自己製造合法性，奪權者完全可以主觀上聲稱君主失德。曹丕篡漢，司馬懿篡魏，劉裕篡晉……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無數次篡位事件，哪一個篡位者不是把自己比作「湯武革命」？哪一個篡位者不是一邊手握雄兵、用盡陰謀，一邊堂而皇之地宣稱曾經效忠的君主已經德不配位？
這並不是說儒家倫理秩序不好，而只是從客觀上來說，它並未給君主或者說皇權製造一個絕對的合法性基礎和道德基礎。結果，「立嫡以長」雖然是繼承的原則，但是就像李泰那樣，他可以通過聲稱太子失德而破壞這一規則；「忠君體國」也是最基本的倫理，但是大臣可以通過聲稱皇帝失德而行篡逆之事。由於道德變成騎牆的權宜之計和投機選擇，因此道德也就失去了評價功能，並不是因為「有德」而獲得勝利，而是因為勝利才宣稱自己「有德」。有德無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勝利還是失敗。順天應人也好，德配於天也罷，都只是勝利者在勝利之後尋找的說辭，並不是勝利的依據。而獲得勝利的過程可以無視仁義道德，無所不用其極。於是，正義和道德成為勝利的點綴，就像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面，關於正義辯論的觀點，「正義不過是較強者的利益」、「只有強者的利益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正義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權力鬥爭根本就難以平息。
可以說，在為立儲之事輾轉難眠時，李世民已經觸碰到中國古代政治的根本問題。他憑藉個人直覺做出選擇，想要在執政績效之外，為權力製造一種超越於功利性的絕對基礎，用司馬光的話說就是「以杜禍亂之原」。然而，李世民缺少構建一整套權力合法性學說的思想資源。
比如說，日本皇室萬世一系的合法性基礎正是來自於天照大神的神性，日本天皇一直扮演著半人半神的存在，而不是一個世俗的個體，因此幕府可以攫取世俗權力，但是絕不可能僭號稱帝。再比如說，西歐的封建王朝相對穩定是因為在君權神授與貴族血統的雙重庇護下能避免其他人對君主之位的窺伺，從而使整個社會產生一種各安其位的穩定。英國克倫威爾雖然革命成功，卻只能自稱「護國主」，無法僭位稱王。因為君主之位的基石，不僅在於權力鬥爭的勝利，更在於絕對性的道德基礎。
這並不是說日本或西歐的傳統比儒家倫理更加優越，它們雖然為君主權力製造出普通人難以僭越的道德基礎，但是犧牲了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在它們的傳統下，不可能出現凡夫俗子的逆襲故事。儒家思想為君主的可替代性打開了大門，促進了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就連石頭縫裡蹦出的孫悟空也能喊出「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豪言壯語，但是犧牲了皇權的穩定性，使得權力鬥爭永無止息。
由於權力缺少超越世俗的合法性支持，通往權力的道路就必然會由陰謀、爭奪、殺戮來鋪就，而「成王敗寇」則是唯一的路標。李世民死後不久，李治就處死了曾經把他送上皇位的長孫無忌和褚遂良，而這只是武則天奪取權力的前奏。只要「成王敗寇」的邏輯還在，殘酷的權力鬥爭就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上演。
晚年的李世民獨自站在淩煙閣，追憶起往昔的崢嶸歲月，再多的繁華也將隨風而去，再大的功勳也將化為塵埃。他廢黜李泰的選擇無法解決中國政治傳統的根本問題。歷史，仍將在既定軌道上前行。
「仰幽岩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李世民的寵妃徐惠在八歲時寫下的詩，似乎冥冥中預言了李世民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