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

前言

中國在1930和1940年代對日本的作戰，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改變民族命運的轉捩點。當然，日本早在19世紀末期明治維新成功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參加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而且後來居上，成為掠奪中國土地和資源最兇狠的國家。從台灣的割讓開始，繼之占領東三省，再繼之在華北扶植地方政權，在這數十年中，無論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縱或有抵抗的意願，卻不能展示抵抗的效果。以致日本食髓知味，最終導致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中日兩國爆發全面性戰爭。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自從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立現代化外交關係以來，最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和西方的交往，也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回顧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中國依然是「半殖民地」。列強在中國瓜分土地（租界、勢力範圍），控制中國的各種資源（工、農、礦業），僭越和分割中國的行政權（包括海關、郵政、鐵路、內河航行、駐軍屯兵、經濟實業發展，乃至司法管轄等等）。其方法就是以不平等條約強加於中國，迫使後者屈服。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戰結束時，中國的國家地位徹底改觀。列強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在主權和治權上成為一個充分獨立自主的國家。更甚於此者，中國成為亞洲的領袖國，而日本則完全成為戰敗國。在戰後新建立的國際秩序裡，中國還成為世界四強之一，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這一切發展不但將18世紀以來中國在和西方國家交往過程中所遭受的屈辱一掃而空，而且躍升為新世界的領袖，和維持世界和平發展的磐石。這真是一個驚天動地的蛻變。
如眾所周知的，導致此項蛻變的最關鍵因素是，中國在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立即和美國、英國和蘇聯結為全球性戰略盟友，對抗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軸心國同盟。而其中特別具有決定性因素的是中國和美國的結盟。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的全局，太平洋戰區、中美同盟關係等重要課題，幾乎從大戰剛結束，就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每隔數年就會有中外文佳作問世。本書作者在幾年前也做過一些梳理的努力。戰爭受重視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西方列強一致參與的全球性大戰。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從盧溝橋事變（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長達53個月之間的中美關係，卻很少引起學術界關注。特別是在英文學術論著中，多則一筆帶過，少則隻字不提。造成學術上一大片空白。
其實，就中美關係發展而論，抗戰前半段四年的外交來往，正是為後半段四年的同盟關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得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一天之內，美國政府不但極力邀約中國成為盟友，而且推崇中國是世界抵抗法西斯陣營的四個領袖國之一。
然而在這53個月中，中美關係到底經歷了何種變化？特別是中國政府的對美外交政策的大課題：決策過程是什麼？由何人執行？中國的外交目的是什麼？談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應是什麼？中國政府在這段時間內，總體的得失又當如何評價？何以在1937年7月盧溝橋戰事爆發時，美國政府認為事不關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美國政府卻十萬火急地促請中國成為並肩作戰的盟友？
以上這些問題，都值得學術界去進一步探討，因為它們對於了解中國外交策略的構思和中美外交關係的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努力。這也是本書希望達到的目的。
在本書研究過程中，作者非常著意地使用原始檔案，除了參考堆積成山的官方檔案之外，還盡量把中美兩國關係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獻、文告或宣言。在國際關係政治學領域裡，學者們經常運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這個概念來解釋外交行為。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個行之四海皆準的鑰匙，可以科學客觀地解釋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殊不知「國家利益」的界定因人而異。這在抗戰的前半段中美外交關係上極為明顯。因此本書嘗試把這些領袖人物的形象、個性、心理狀態、內心私處的盤算策劃盡量予以呈現。在這個努力中，舉凡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光甫、胡適等人的私人檔案、日記等等，都給了作者極大的啟示。也不免影響到本書的寫作風格，和分析的理數。敬候讀者指教。
本書的研究和寫作並非一氣呵成，而是經過相當歲月，其間或是由於教學責任，或是由於其他研究課題占了優先，所以雖然研究目標從未轉移，但是進度卻時快時慢。在這漫長時段裡，首先要感謝一些學術單位慷慨以經費或假期加以支援。它們包括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研究金，香港科技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的研究金和研究假期，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的研究金。它們出了錢之後多年都沒有看到成果，也沒有施加任何壓力，真是大度。而我個人遲遲依然能夠完成本書，也給我一種責任完成感。
在這個漫長的研究歲月裡，讓我獲益最大的是幾個圖書館和典藏館的工作人員。他們無論是高層行政人員或是基層執行人員，都展現出高度的專業素養和樂意助人，使得我獲得完全滿意的服務品質和善意指點，大大提高了我使用資料的速度和效率。這些單位包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善本書和手稿收藏館（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台灣的國史館、台灣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和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沒有那些敬業和熱心的工作人員的指引和協助，本書大概難以問世。
最後，在寫作和出版的過程中，作者也得到許多親朋好友的鼓勵。特別是陳永發教授看過稍早的全稿，林載爵先生協助審核全書各章，都只能在此誠摯致謝。

摸索一個務實的對美外交政策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並非僅導因於盧溝橋局部地區的軍事衝突。它其實導源於一些極為複雜的背景，其中包括國際局勢的劇變和中國在1930年代政治局勢的持續動盪。
1931年「滿洲國」事變意味著日本對華政策的重大轉折。它象徵著日本完全無視於美國所倡導的「門戶開放」政策，正面挑戰西方國家在中國為保持其複雜而又充滿矛盾的利益所做的協調和努力。經由滿洲事變，日本明確表示意圖在中國滿洲地區建立獨霸地位，然後試圖逐步推展至華北和蒙古。為此，日本向世界高調宣示它和中國具有特殊關係，而且對東亞的和平安定負有特殊責任，不容西方列強插足。為了在武力上能夠和西方國家一爭高下，日本首先要求在海軍軍備上和西方國家平等待遇。當日本此項要求受到拒絕時，它立即單方面退出1936年簽訂的倫敦裁軍公約，以便能夠解脫在亞洲地區發展受到的限制。當在滿洲地區的侵略行為受到國際譴責時，又不惜悍然退出國際聯盟。
當然，此時歐洲局勢的變化也間接幫助了日本展開新一輪的擴張行為。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的崛起和結盟，徹底動搖了西方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設計的和平穩定體系。希特勒的崛起，德國退出國際聯盟（1933）和重整軍備（1935），義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亞（Abyssinia）（1935），德意兩國聯手干預西班牙內戰（1936），這一連串發展都構成對英國和法國極大的威脅，同時也使它們更不敢阻擋日本在亞洲的擴張行為。
而此時世界上另外兩大強國──蘇聯和美國──在面對這些危機時又各有自己的盤算。儘管蘇聯為歐亞兩大洲的局勢感到憂心忡忡，但是仍然認為最佳對策是避免和日本及德國產生衝突。蘇聯此種心態在1936年德、日、義三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同盟之後，益形顯著。蘇聯政府的如意盤算，是讓中國單獨承受日本侵略的苦果，以幫助自己避開日本擴張的鋒芒。
相對而言，美國政府在初期對於歐洲局勢的變化並未產生高度警惕心，對於亞洲局勢更是認為事不關己。當時美國社會的孤立情緒高漲，很少人有興致插足歐洲事務，更不願意為了中國而開罪日本。更有進者，當時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力相當薄弱，而它和日本的商業關係又大大超過和中國的商務往來，因此就實際利益而言，也無意為中國打抱不平。果不其然，面對日本占領「滿洲國」和此後的侵華事件中，美國政府的反應最多只是發表譴責宣言，和拒絕承認日本行為的合法性。但是從來沒有向中國做出任何實質協助的承諾，更不必說幫助中國去積極抵抗日本了。
然而就中國本身而言，儘管國際環境對中國從事大規模作戰不利，但其國內情況卻使它急速走上抗日的道路。最主要原因是「滿洲國」事件和日本繼之對華北的侵略，都促使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白熱化。它主要的表現方式包括在城市中的大規模抗議遊行活動，抵制日貨、學生運動，最後甚至導致1936年西安事變和蔣介石的被綁架。儘管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領袖們歷來的主張是「攘外必先安內」，而他們借重德國軍事顧問所訓練的新式軍隊又尚未完成，但是形勢比人強，抗日的進度不得不急速提前執行。
除此之外，國民政府領袖們也曾經希望爭取更充分時間去完成地方政府的稅收和行政改革，並說服分據各省的軍事實力派參加全國抗日大同盟。但是由於日本侵略速度加快，使得蔣介石只能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侵略仍舊持續進行的話，則中國到了「最後關頭」，只能不顧一切地進行全面抵抗。到了1936年中期，中國政府聲明不會再忍受日本對中國主權進一步的侵犯。對於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支持者而言，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的挑釁行為，顯然已經把中國推向了這個「最後關頭」。結果是，蔣介石認為中國已經退無可退，只能全面抗日。
甲.　國民政府在開戰初期的作為
戰爭一旦開始，國民政府首要急務並不是從事外交運作，而是全神貫注在戰場作戰。主戰派領袖們的全副精力都放在應付千變萬化的戰局。他們不但要趕緊擬訂地區性和全國性的作戰計劃，爭取國內各種政治軍事團體支持戰爭（而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反對政府和反對抗日的），重新分配中央軍和地方軍的職守，而且還要動員全國財力物力去支援軍事行動。這中間當然包括藉由一切手段獲取武器彈藥，俾使士兵得以進行戰鬥。在中國近代史中，沒有一個其他時期的政府，為了維護國家獨立和生存所遭受的艱辛，能夠和1937年的國民政府相比擬，特別是日本已經滿懷信心地宣示，它在三個月內必定使中國滅亡。
當時中國政府如果還有餘力去運用外交手段抵抗日本侵略時，其重點也是放在歐洲，而不是美國。國民政府最初的努力是求訴於國際聯盟和歐洲的強國，比如說英國、法國、德國和蘇聯。中國政府對美國的態度，則一直要等到它的重歐輕美策略明顯失效之後才開始轉變。這期間所經歷的是：國際聯盟和華盛頓公約各國完全無法制裁日本，義大利和德國相繼採取袒日政策，歐洲國家既不願也不敢為中國而觸怒日本，以免引起後者對它們在亞洲殖民地進行報復行動，而原先由德國和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軍事及經濟援助也益趨不可靠。這一連串發展使得中國政府終於體會到美國對於抗日大業的關鍵性。事實上，這個過程前後經歷了兩三年，最終說服中國領袖們，把中美關係從他們外交政策視野的邊緣，移位到它的中央。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回顧中國政府在開戰之初對美國的評估如何，及其主政者當時究竟想要經由對美外交達到何種目的。

I.　1937年中國政府對美國的衡量
1937年中國政府領袖們在推行對美外交時，看到幾個重要的阻力。
首先，他們了解美國人民普遍不願意牽涉進國際紛爭，而只想置身事外，保持美國的獨立。他們了解美國一般人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充滿反感，認為其他列強背叛了美國人的理想主義，一味追求各自的私利。因此儘管美國擁有豐厚的軍力和財力，但其民情反對涉足國際事務，而只是想在國際上採取孤立主義，避免國際糾葛。
其次，他們認為美國人對於亞洲事務尤其冷漠。即便美國人民可能同情中國被日本侵略的遭遇，但也不可能採取實際行動去幫助中國。對於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中日戰爭只不過是遙遠地區兩個陌生國家之間的爭執，與美國核心利益毫不相干。縱使羅斯福總統此時已經把日本看成是亞洲崛起的隱憂，這個觀點依然未能得到美國人民的普遍認同。事實上，美國駐法國大使普立特（William C. Bullitt）在1937年7月底就曾經坦白告知顧維鈞大使，由於美國民間輿論反對介入中日戰爭，因此中國不可奢望獲得美國援助。按照普立特的分析，唯一能夠說服美國人民參加戰爭的途徑，是訴諸於他們的榮譽感，如同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只是可惜他們針對中日戰爭完全覺得事不關己。
第三，中國領袖們相信，美國還有一個和歐洲國家的重大不同之處，那就是，美國在中國並沒有重大商業利益。他們知道，凡是和亞洲國家有密切貿易往來的美國商人，都不希望美國捲入亞洲地區的紛爭，以免妨害他們的商業利益。由於這些商界人士在美國政壇擁有高度影響力，因此他們特別反對美國干預中日戰爭。比如說，美國南方的棉花商人就擔心美日之間產生緊張局勢，將會導致棉花無法出口到日本市場去。
因此，依照中國領袖們的分析，中國最切合實際的指望就是設法促進一般美國民眾對中國局勢加深了解，使他們對中國的印象好過他們對日本的觀感。經由這種從人民基層做起的努力，中國或許能夠在美國塑造一個更有利的氛圍，讓美國政府領袖們敢於對亞洲事務採取更為積極的措施。
一旦蔣介石受到以上這些看法的影響而去設法提高美國對中國的關心時，他接著就需要去物色一位得力的官員去完成此項任務。在正常情況下，此項任務當然應該由當時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來承擔。但是蔣介石對於王正廷的能力卻完全缺乏信心，因為王氏既無組織能力，又有嚴重個人缺點。
從組織能力而言，當時中國駐美大使館的職員效率低落，其肇因本來就是民國時期政府多年來忽視中美關係的惡果。比如說，在1931年「滿洲國」事件發生時，當時在使館值勤的最高職位官員是一位76歲的參贊，50年前就已經離開中國，他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中國留美學生對於該事件的反應竟會如此激烈。使館內部的作業亂雜無章，以致在事變發生時，居然找不到一份精確的中國地圖。雖然國民政府事後曾經多次努力改善其在美國的形象，但是收效甚微。它選派了資深外交官顏惠慶主持館務，但是隨即又把顏惠慶調到日內瓦去支援更重要的外交任務，那就是向國際聯盟提交中國的控訴。事實上，顏惠慶的離職反而使館務受到更大打擊，因為他把館內僅存的幾位幹練職員一掃而光地帶去了歐洲。簡而言之，中國駐美使館在美國是個空衙門，無所事事，混日子而已。
王正廷大使本人缺乏領導能力，不能提高使館的效率。在中日戰爭爆發時王大使到任還不滿一年，因為他是在1936年8月才從施肇基手中接任大使職位，而施氏本人也只有一個很短的任期。前後幾任駐美大使的任期都是如此之短使得中國的對美外交缺乏連貫性。雖然王正廷曾經留學美國，而且年輕得志，在北洋政治圈中很早就嶄露頭角，但是他仍然是一位舊派官僚，先後在幾個北洋政府中任職，對於舊式官場作風非常嫺熟，但是在華盛頓任職時，卻很少走出使館去結交美國權要，更不必說和一般美國人民群眾建立關係。在王正廷的主持之下，大使館職員士氣低落，極端無能。所有這些缺點都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去尋找一位適任的外交官去加強對美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