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10（近代政治思想與行動專號）

辭彙、戰爭與東亞的國族邊界：「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變遷
黃克武
前言：從華夷秩序到現代國際政治與國家邊界
二十世紀上半葉東亞國家疆域的形成與中日兩國在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競爭、角力，以及國人對於何謂「中國」與「中華民族」，其領土範圍為何等問題的辯論有關。上述討論之中，涉及一個當時曾普遍使用、而如今已逐漸為人所淡忘的「中國本部」的概念。本文討論「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演變與衰微。「中國本部」與「邊疆」形成一對相互界定的概念，本部一詞的使用亦表示它與本部之外的「邊疆」有所區隔；本部意指中國人固有的領土（或稱「中土 」、「漢地」，或廣義的「中原」等），而邊疆地區的「四夷」則有時加入中國、有時脫離中國。此一語彙內涵的變化涉及中國（包括歷史上和現在）含括的範圍為何？族群與地理的關係、本部之外的滿蒙疆藏等地或其他地方是否屬於中國？以及更根本的議題如民族是什麼？族群、民族與國家的關係為何？
中國本部一詞是從西文的China Proper（包括相同意義的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等）而來。此一辭彙問題的討論要放在傳統華夷秩序到現代國際政治、國家邊界的過程所引發的爭議來觀察。中國本部與邊疆（或屬領）概念的出現本來是西方學者為瞭解中國歷史、地理與政治統治而創造的辭彙，是配合中國傳統華夷秩序下「內地―本土」與藩部、四夷之地域觀與本身的族性地理觀（ethnic geography）而發明的一個觀念；此一西文語彙又透過翻譯傳到日本，再傳到中國。近代以後在現代國家形成之際，日本人為解釋中華帝國疆域並合法化本身的疆域擴展，而將西方詞語China Proper翻譯為「支那本部 」或「本部支那」。
此一辭彙原為描述性，隨後與日本具有帝國主義侵略野心的「滿蒙不屬於中國論」、「元清非中國論」等觀點相結合，用來解釋東亞的地緣政治。此一詞語在清末被翻譯入中文之後，又影響到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與改良派人士對「中國」範圍的認定，前者秉持漢人為中心的種族革命，國家領域較狹隘，而後者則主張族群融合，領域較寬廣。民國以後此一辭彙在中文世界變得十分普遍。1930年代「中華民族」的意識在日人侵略下日益增強，開始有學者批評清末「種族革命」與民初「五族共和」的民族觀，亦批判日本帝國主義與日本的一些御用學者的觀點，執意打破中國本部與邊疆之分野，此一觀點又在國內引發有關「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爭議。「中國本部」與「邊疆」在近代史上的演變，一方面反映知識概念的跨國流轉，另一方面可以透露中日國族觀念的變遷與國家疆域之角力，以及國內族群與疆域的關係。
有關此一議題較重要的二手研究有四川大學陳波教授所發表的〈日本明治時代的中國本部觀念〉（2016）、〈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建構――1550年代至1795年〉（2017）兩文。這兩篇文章修正、補充了過去對於此一概念的認識。作者的主要貢獻是：第一、澄清西文文獻之中辭彙淵源，認為「『中國本部』是後世對西班牙文la propia China、拉丁文Sinae Propriae和英文China Proper等辭彙的中文翻譯。它們於16至18世紀在歐洲起源，並逐步得以塑造、成型，其土壤是歐洲的血親專屬觀和族性地理觀」。第二、說明日本明治時期「支那本部」一詞乃翻譯自西文，以及該詞出現之後在日本學術界、思想界的變化。作者認為「至明治維新，受西方文獻的影響，始有支那本部等譯法，日本學者逐漸展布相關概念和分類體系，對以前所持的華夷秩序觀進行轉換，繼續建構日本中心主義的同時，對中國諸部重新分類，並逐漸突出 『支那本部』即為 『支那』的觀念。這為日本擴張主義者利用，成為其分裂中國的指導觀念」。第三、作者也討論到中國學者、政治家使用本部觀念的情況；他指出「1901 年梁啟超將日文的『支那本部』改為『中國本部』後，1910 年代至1930 年代『中國本部』概念在中國使用得較為普遍」。至1939年顧頡剛撰文強調此一觀念與日本帝國主義野心之關連，而主張廢棄此一用語。第四、作者批評部分西方漢學家（新清史支持者有相同的想法）對此概念詮釋的謬誤。例如周錫瑞「論證清是如何在20 世紀初變成China；言下之意，清不是China……他把大清視為『帝國』因此有本部之說」。
陳波的分析增加了我們對「中國本部」辭彙的歷史的認識，他對新清史的批評也符合海峽兩岸學界的主流論述。然而有關中國本部的討論還有一些值得進一步分析之處，尤其是該辭彙進入中國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896年《時務報》古城貞吉（1866-1949）所翻譯的《中國邊事論》，再者，中國本部一詞引發中國知識界辯論的思想史意涵亦可再做挖掘，本文擬在這些方面作進一步的分析。

二、從幾張地圖說起
有關近代東亞地理觀念的轉變與中國本部（日人稱為「支那本部」）觀念的出現可以從幾張地圖說起。第一個史料是為《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圖》，此套地圖集由日人東條文左衛門（1795-1878，號琴台）於1850年（日本嘉永3年、清道光30年）所繪製。該書中的兩幅圖可以反映1850年時一部分日本人的世界觀與中國在其中的角色。第一張為「華夷一統圖」，第二張為「二京十八省總圖」。這兩幅圖大致展現了19世紀中葉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而所謂「皇國漢土（西洋人呼支那）」的地方主要是指「二京十八省」、「內地十八省」（參見下圖）。「二京十八省總圖」的說明部分表示「唐虞十二州，夏九州……元始為十二省，二十二路。明為二京十三省。清興定為二京十八省，以省統府，以府統州縣」，其中二京為京師和盛京（附吉林、黑龍江），而福建省則包括了台灣府（圖中標為「廈門」）。作者也瞭解按照《清會典》，清朝除了內地二京十八省之外還有蒙古、喀爾喀、青海、西藏等夷地，以及附屬諸國，但是他認為這些地方對於日人「皆無裨益」，所以該書就不收錄了。由此可見此書編者認為清朝主要的領土是「內地十八省」、「二京十八省」。此亦可見1850年之時「本部」的觀念尚未出現。有趣的是此圖之中日本不在華夷秩序之內，與《華夷變態》、《中朝事實》等書日本自比華夏，而視清為蠻夷之觀點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