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搖晃的中國

寫給臺灣讀者的序／張鳴

我的這本小書，能在臺灣出版，出乎我的意料。原以為，像辛亥革命這種事情，雖然說是中華民國的起點，但時至今日，在好些法理上仍舊是民國人的臺灣人都不大樂意提民國的時候，這樣的書，還能賣出去嗎？畢竟，對於現在多數的臺灣人來說，那段歷史，不過是一百年前發生在大陸上的陳年往事。依我在臺灣逛書店的感覺，雖然說臺灣人對中國歷史也有興趣，但跟大陸一樣，似乎比較喜歡有皇帝的歷史，喜歡宮廷祕聞，喜歡官場暗鬥，也喜歡戰場金戈。對於民國，大概當年說的人太多，有些厭倦了。反正，現在關於民國的書，在書店裡已經不多見了。
其實，辛亥革命跟臺灣的關係，要比跟大陸密切得多。畢竟，這裡還是民國，而我們那裡已經不是了。現在的中國大陸還叫共和國，從名稱上，跟臺灣沒有太大的分別。據說當初確定國號的時候，曾經有個括弧：中華民國。但是，此提議遭到了致公黨的領袖司徒美堂的堅決阻撓，此老其實是在替他們黨的前任大佬陳炯明報一箭之仇，但是沒想到卻給後來的中共領導人留下了大麻煩。否則，現在大陸跟臺灣拉關係的時候，可以厚著臉皮說，其實我們是一樣的。有老外把北洋時期的民國稱為第一共和國，國民黨時期的民國為第二共和國，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第三共和國。自打辛亥中國掛了共和的招牌，到現在也沒有人能把它摘下來。但是，這三個共和國，內涵還真是有點不一樣。
雖然說，第一個共和國是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手創的。但是，這個共和國跟第二個國民黨標記的共和國，還是大不一樣。北洋的共和國，有點亂，但國民黨的民國，在制度上以黨治國，以黨代政的味道太濃，民主和自由都不夠多。所以，在一些研究者眼裡，這樣的民國有太多的列寧主義色彩，近乎一個獨裁政權。不過，這樣的評價從歷史來看，多少有點過分。國民黨的民國，有列寧主義的色彩，也有西化的色彩，甚至還有一些傳統士大夫和幫會的色彩。色彩過於斑斕，但不乏亮點。有人排列了國民黨高官中獲得歐美大學學位的人的名單，長長的一列，即使在今天，仍然讓我們這些大陸人感到有些汗顏和豔羨。也許，多少因為這個緣故，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民主化的轉型，才能這樣順利。
辛亥革命，是近代革命的第一聲。此後，中國似乎總是在革命。五四文學革命、倫理革命，然後是國民革命、紅色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國共兩黨的敘事中，革命已經成為一種近乎神聖的字眼。大陸這邊尤其過分，凡事沾濡了革命，就必定有正面價值，革命同志、革命戰友、革命友誼、革命伴侶……，凡是壞事，必然是反革命。一時間，所有的罪犯，都是反革命，反革命殺人犯、反革命縱火犯、反革命強姦犯、反革命盜竊犯。到了這個份上，革命自己就把自己消解了。
今年是辛亥百年，海峽兩邊都聲言要紀念一番，我只希望，紀念不要變成單純的慶典，到了日子，各開一個大會，整一點隆重而且費錢的儀式就完事。凡是關心這件事的人，多少對那段歷史應該有點反思。辛亥的偉人，不再僅僅作為某種符號存在，對他們的回顧，也不再是說濫了的老調子——按魯迅先生的說法，老調子早晚會唱完的。
這本小書，是我作為一個沒有留學經歷的大陸學人，一段時間集中閱讀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出產的一種類似讀書隨感似的東西。這些年來，我似乎被裂成兩段，一段大頭，每日泡在從晚清到民國這段歷史中閱讀、爬梳和寫作，出產一點非驢非馬的文字；一段是小頭，經常給各種報章寫一點令某些大人物不愉快的時評。前者貌似學者，後者貌似媒體人，其實兩者都不是，時常遭遇尷尬。但是，兩種角色，還是經常在我身上打架，有時候，弄不好，兩者就串了。寫出來的所謂學術文字，怎麼看都像散文和隨筆。現在的時髦，叫做混搭。
混搭的結果，有時候會能贏得掌聲，但更大的可能是兩邊不討好。但是，沒辦法，我已經這樣了，人已年過半百，很難再回爐，把自己變成一個純粹的媒體人或者學者。好在，貨色如何，買家說了算。已經做了王婆，自賣自誇和自我貶抑都無濟於事，說到底，寫了書，是要給人看的。記得我生平的第一本書，就是關於民國的，1980年代末，放在「暮然回首」叢書裡一併出版。叢書的編者，告訴我此叢書後來出了臺灣版，但我那本被剔掉了，因為我對蔣公（中正）多少有點不敬。這次這本小書能出版，而且能在紀念辛亥的當口出來，說明臺灣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作為一個寫書的人，我喜歡這種變化。
爰為序。

2011年3月於北京清林苑

辛亥革命前後，搖晃的中國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個紀念日，到了紀念一百回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會熱鬧一下。況且，1911年雙十這個日子，又是中國帝制告終的開始，走向共和的中國，經過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號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憑這一點，也值得慶祝一番。
說起來，這個革命的發生，多少有點偶然性。從小的方面說，如果當時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砲一響就像個懦夫一樣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處置不是那麼失當，偶然破獲了革命黨的據點，又拿人又砍頭，而是當眾把繳獲的革命黨人花名冊給燒了，1911年十月十日晚武昌新軍工程營的槍聲，興許不會變成一場占領武漢三鎮的起義。因為革命黨人這樣零星的槍聲，已經響過很多次了，沒有一次成氣候的。就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一個月左右，武昌新軍也來過這麼一回，但並沒有鬧起來。
從大的方面講，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緒死後，上臺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由著性子胡鬧，先是趕走了最能幹的袁世凱，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然後又張羅收權，把地方權力收回中央，把漢人的權力收回滿人。革命即使發生，也成不了氣候。
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在各地立憲派風起雲湧立憲請願的時候，親貴們不答應也就罷了，卻搞了一個皇族內閣，讓各地士紳們心裡涼到底──從此之後，中國的事，就由這些生在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紈袴親貴包辦，士紳們借立憲分權的希望，被徹底浸在了冰水裡。這麼一來，士紳們把個滿人王朝恨得牙根癢癢，本來聽不進去的革命黨人排滿的宣傳，忽然就入耳了，真是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儘管讓他們放火，他們還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們是樂於搧風的。辛亥武昌起義第二天，起義士兵群龍無首之際，逼來的黎元洪一言不發，死活不肯「從逆」，但作為湖北諮議局議長的湯化龍卻來了，一來就不走了，連帶著聽他指揮的商團，也參加了革命。正是由於立憲派士紳的幫忙，不僅穩住了局面，而且爭得了外國人的同情，說服了黎元洪改變主意，甚至還策動了前來鎮壓的海軍艦隊的反正，因為艦隊司令的參謀湯薌銘，是湯化龍的弟弟。不僅武漢一地，立憲派幫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幫忙革命，有的地方，立憲黨人乾脆自己出頭。最初革命的十幾個省，實際上是革命黨和立憲黨人平分秋色。
儘管說，革命黨人一直處心積慮要策動革命，但革命的形勢卻一直都不夠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來，革命成功的機會相當渺茫。儘管革命黨在政界、學界、軍界有諸多的滲透，很多新軍官兵受排滿宣傳的影響，但革命黨人發動的大大小小歷次起義，好像沒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買會黨的起義，像是僱人造反，錢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義都在邊邊角角的地方，鬧與不鬧，都沒有什麼影響。而新軍的起義，動靜大了一點，但卻總也形成不了規模，要不就是時機總也不對。最關鍵的是，每次起義，都沒有社會的呼應，基本上是革命黨人單打獨鬥──他們一直以為這樣個人英雄式的單打獨鬥可以喚起民眾，隻手打天下。為此，暗殺成為起義之外最重要的手段，從南到北，革命黨人都在試製炸彈，炸了這個炸那個，可惜，始終沒把民眾的覺悟炸出來，也沒有把清朝炸垮了臺。
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志，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占到上風，儘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制度，好讓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渺茫。客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借著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確做得不錯。庚子後的亂局，很快就穩定下來，經濟得到很大的恢復，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也呈現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都在穩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步推行。儘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兩億四千萬有餘，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餘。爆發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現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四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餘，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一塌糊塗，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新政後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制。所謂民眾對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數地區譬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有民間結社乾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騷動，但規模並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騷動也都是小規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眾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後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實際上有些誇張）次數，大約一萬起。即使這個誇張的數字，放到這麼大的國家裡，實在算不了什麼。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民族集團。像鼓動借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蕩和損失，數額達到四億兩的庚子賠款，等於是在國家經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於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菁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后之後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乾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裡，鞏固統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朝廷）輕外（地方）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驗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訢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實，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從後來的歷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史家一直在說，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始終在牟求自己的利益，取孫而代之。其實，在南北談判期間，他倒是竭力想維持一個虛位的清朝帝制，一個由漢人實際統治、大清皇室掛名的統治模式。這個模式，也得到英國和日本的贊同。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做好實行共和制的準備。顯然，袁世凱在這點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高度的共識。這期間，也有人提出可以讓孔子後裔和明朝皇族後裔來當皇帝，繼續維持君主立憲體制。然而，毫無勢力的孔子後裔和明皇後裔顯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虛名的努力，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凱逼使攝政王載灃退位，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已經告成，南方的革命黨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勢上也退無可退，好講中庸的國人，其實從來都不會妥協，共和這一步邁出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前立憲黨人，都騎虎難下，加上所謂最先進制度的誘惑，革命發生後的中國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險，是會帶來社會的動蕩，甚至導致外國的干涉。這一點，是當初革命和立憲兩派論辯的主題。辛亥革命期間，日本的確考慮過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為英美的反對而作罷。而革命過程的動蕩不大，也是外國干涉沒有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從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場動蕩和破壞比較小的革命。立憲派的高度參與，極大地降低了破壞的程度，而革命黨人，也在刻意減少革命帶來的動蕩。為此，他們不准農民革命，不進行底層動員。但是，另一個他們老早就依賴的勢力，卻乘革命之機登上政治舞臺，這就是會黨，還包括一些綠林好漢。雖然說，跟會黨合作是革命黨的傳統，但在辛亥革命過程中，他們還是盡可能對會黨勢力進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鎮壓。但是，會黨這種中國社會中的準黑社會的力量，還是冒了頭。畢竟那麼多年革命黨對會黨的聯絡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斷了關係。從地下冒出來的會黨，對革命後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二次革命，貌似強大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們不得人心大有關係。
儘管破壞不那麼大，但革命畢竟是一場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激烈變革。革命後，中國國門上的招牌變了，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最先進的美國體制，接任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也被譽為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但是，革命後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確大有困難。就整體而言，雖然沿海開放口岸城市的紳商歡迎革命，而內地農村的士紳滿懷疑慮，漢人的官僚在革命進行中，卻罕有為清朝殉節的。懷念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是在革命後民國制度運行之際產生的——民國來了，很多人才覺得前朝其實更好一點，換句話說，民國不怎麼樣。
民國辦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生成一種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產生，有賴於現存秩序的穩定。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的粗暴干涉，亂中添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錯判形勢，貿然稱帝，袁世凱這個唯一的強人垮臺，秩序的穩定，自然無從談起。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這個制度在中國卻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沒法修正，中國回不到更合適的君主立憲體制那裡去，因為在上層信奉的進化論歷史觀裡，制度的演進，是進化的必然，已經進化到先進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辛亥革命，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後不久，上海的報紙不無戲謔地羅列了革命前後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砲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其實，新教育、槍砲、律師、馬路這樣的東西，並不是民國才興的，而除了制度變化，其他的變化，都是皮相的，甚至並沒有真的變過來，至少在民國初年是如此。連革命黨人大力推動，強力執行的剪辮子和放足，在鄉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纏（禁止纏足）成效最差，直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好些地方的婦女依然纏足。剪辮稍好，但堅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國成立，原本戴在外國人頭上的大禮帽，的確扣在了中國官員的腦袋上，而且他們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還不僅如此，辛亥之後，話劇叫文明戲，新式結婚叫文明結婚，放足叫文明腳，連腳踏車，都被叫做自由車。但是，民國之後，正如長袍馬褂依然如舊一樣，瓜皮帽也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依舊為士紳的常服。為孫中山宣導的中山裝，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只是黨部人員在官方場合的服裝，回家之後，很多人還是袍褂當家。很多在日本學了軍事的將領，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裝，筆挺精神，但平常卻喜歡長袍馬褂，甚至喜歡坐轎子，連上戰場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離中國人的生活，其實還相當遠。
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零星的現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沒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憲的話，代議制民主早晚都會來，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間已經進來，而且總會生根，所差的，只是技術上到底學誰的問題，而沒有不學的道理。譬如法律制度，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問題。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擾和變革的焦慮。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走向富強，反而更易混亂。很多人都明白，一個有兩千年帝制傳統的國度，驟然實行共和，而且學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美國，其實難免消化不良，但是，人們不情願看著剛剛確立的進化論歷史觀在自己身上破產，不願意承認自己跟西方人其實不一樣，沒法原封不動地移植一個「最好的制度」，因為這樣，似乎就等於承認自己種族的劣質。於是，只能把混亂歸咎於變革的不徹底，革命不徹底，因此也只好在前進方向上做更激進的動作，革命，再革命，從制度變革走向文化和倫理革命，再則階級革命，把中國社會翻過來，將傳統的結構徹底打碎，建設一個人們誰也難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們依然患著求新症，什麼東西，不求最合適，只求最新、最時髦。
即使不這樣，在情勢上，中國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個更合適自己的制度狀況中去。其實建立代議制民主當然是必要的，但中國這樣的國度，還是需要一個皇帝過渡的。可是過去的皇帝是滿人，是異族，而且已經在革命的論述中帶有屠殺漢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復辟，只能是遺老遺少的夢囈，一旦落到地上，連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都會因之而崩潰。一九一七年的張勳復辟，不僅毀了康有為的清譽，也使得一直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心灰意冷，從此放棄了自己的主義。其他的人，沒有實權的孔門後裔衍聖公做不了，有實權的袁世凱也做不了。誰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簡單：中國已經共和了，人們只能在「先進的制度」裡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進的制度。
中國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無法生存，也不是創造不出好的東西來。幾十年的民國歷史，也有值得稱道的教育，值得驕傲的文化，但是，國人卻很難在共和制度裡創造一個新的秩序。儘管現在的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覺得民國還相當不錯，但是當時的人們卻很難滿意那種軍閥割據、國勢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的狀況。這個老大的帝國，在進入共和之後，沒有重建一個屬於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難抵禦卡里斯瑪權威的呼喚，很難抵禦再次革命、不斷革命的誘惑。革命帶來了問題，答案卻是只能在繼續革命中得到解決。一個原本背著過重的歷史包袱，又在清末歷史中飽受欺凌的民族，學習西方，包括學習引進西方的制度，無論如何都擺不脫工具性的誘惑。所謂的革命，無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槓桿，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當無論如何都撬不動的時候，不是換一個槓桿，而是接長這個槓桿，用更激進的革命，繼續撬。
當然，當年的中國境況，說起來也很無奈。和平變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錯上，但是，誰也保證不了這個政府不犯錯誤。自一八六○年中國設立總理衙門以來，中國已經被拖進了西方的世界體系，此後中國歷史的演進，總離不開世界歷史的拖帶，中國人不能決定自己的歷史走向，也無法決定什麼時候變化或者怎麼變化。同光中興，自己對自己說是自強運動，但實際上不過是洋務運動。此後的變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後抵抗，是義和團，結果被碰了個灰頭土臉，回頭看看，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清朝從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撲倒，在一個兩難之局裡。歷史，在這裡很無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後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國人反思的一個艱難的過程，一百週年的紀念，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但願，人們能想起點什麼，想出點什麼來，別白過了。

吳思：
看透槍桿子，了解鋤把子，張鳴抓住了這兩個要點，中國歷史的真相就能說個八九不離十了。我對他的理解，有時候也經常是我對我自己的理解。

李零：
讀張鳴的文章既可以做輕鬆的享受，也可以從裡面學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識，可以說是讀史的捷徑。

易中天：
張鳴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歡的──有思想，有見地，有學問，無官腔，十分好讀。

徐慶全：
幸運的是總有一些歷史書告訴我們一些道理，告訴我們怎樣認識社會，怎麼從歷史出發來認識現在的社會，張鳴的書也罷，吳思的書也罷，李零的書也罷，意義就在這。

秦暉：
張鳴用材料和邏輯把很多問題講得很清楚，事實和邏輯結合起來就可以說清楚很多問題，是很有說服力的。

梁文道：
張鳴寫史的方法像唐德剛，他的文筆是恣肆汪洋的、帶評夾敘的，非常好。

陳丹青：
我們能不能找到真的歷史？現在有學者零零碎碎、點點滴滴在做這個事情，就是告訴你們，你們知道的這些事情在當時不是這樣的。張鳴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解璽璋：
我覺得張鳴老師很好打交道，我們很歡迎像張鳴老師這樣的學者給我們報紙和雜誌撰稿。我覺得學者應該和媒體有這樣互動的關係。

造反要花多少錢

運動新軍起義，要比孫中山等人一貫的輸入型起義，花錢起義要高明些，算經濟帳，成本也低得。

幹事就需要花錢，這是經濟學的常識。但是，過去人們一向認為，做土匪打劫是沒本的買賣，只是風險大點，一旦失手，小命就丟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錢，拉起隊伍來，搶政權就是。搶得到就一本萬利，搶不到，大家沒飯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陳勝吳廣幹的事兒，一般也被視為沒本的買賣。
孫中山的革命黨，雖然據說他們也挺羨慕洪秀全的，但卻不能像洪秀全那樣，先打出旗號，再攻城拔寨，擄掠資財。他們的起義，有點像做生意，先籌集了本錢，買槍械，花錢偷運回來，還要花錢收買參加人員，從幫會到新軍甚至防營，連起義骨幹的活動經費，從交通住宿到吃飯的錢，都得事先準備好。好些革命黨人，原本就是職業革命家，自己就要靠信徒捐款養活，一會兒錢鬆，一會兒錢緊的。籌集一大筆造反經費，實在不容易。但凡黨徒有產業的，多半保不住。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因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個革命富翁張靜江，也因為屢次需索，累得在巴黎的產業，半死不活。據說，他跟孫中山匯款的暗號，A、B、C、D、E分別代表一萬、二萬、三萬、四萬、五萬，而孫中山偶爾給他發一個C或者E，他是窮於應付。不過，革命黨最大的財源，還是南洋。畢竟，革命黨拉捐款，只能靠海外華人，而華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東南亞，歐洲和美國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會中人，在海外資源最多，籌款能力最強的，還是孫中山。只有孫中山在海外華人中最有人脈。需要提一句的是，當年的捐款，不盡出於海外華人的革命覺悟。好些捐款，實際上是個別華人對革命的一點賭博性投資。一些革命黨人在拉捐助的時候，往往會許諾給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後的官銜。當然，這些官銜，在革命成功後，沒有可能絕大多數都兌現。
凡是涉及錢財，就難免有糾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報》經費跟孫中山撕破臉皮大鬧，背後實際上是部分來自東南和中部同盟會成員對孫中山長期的不滿。在他們看來，把資金過多地投向孫中山的家鄉兩廣一帶，明顯是出於地域的偏心。但是，考慮到資金的來源，孫中山大概也只能這樣選擇，畢竟，南洋的華人華僑，多半來自兩廣。如果能在廣東占一塊地方，也便於爭取海外的援助。在孫中山眼裡，像武漢這種四戰之地，尤其是不能考慮的。所以，同盟會在章太炎事件之後，實際上處於部分的分裂狀態。部分原光復會的成員，在東南地帶自行其是。而來自中部的前華興會成員，也自己做自己的。當然，他們就沒法指望孫中山的籌款接濟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黨人策動了兩次他們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起義，一次是四月的廣州起義，一次就是十月的武昌起義。武昌起義是場沒錢的革命，起義前，當地的革命黨人為了弄錢，什麼招都想過試過了。最後弄到手的，還就是自己同志劉公藉口捐官，從家裡騙出來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兩銀子，他的同志給他剩了一點），用這些錢從上海買了些手槍和子彈，在漢口租界設立了據點，買了好些旗幟，還刻了起義後的都督印。這些錢還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義當口，由於據點暴露，手槍和旗幟、大印，甚至沒花完的錢，都丟給了清軍。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從外面買來的少許子彈。這些子彈，在據點暴露前就偷偷帶進了軍營，由於新軍子彈被控制，這點子彈最後在起義時，派了大用場。但是，起義者真正用來攻打總督府和其他據點的武器彈藥，還都來自於楚望臺軍火庫。可以說，即使劉公的五千元，也沒有多少派了用場。基本上，武昌起義就是一場窮革命，沒花錢的革命。可占了武漢之後，藩庫裡卻有四千萬元左右的銀子。真合算。
然而，四月的廣州起義，錢花得卻非常多。所需資金，大部分來自東南亞。其中英屬東印度（即今天的馬來西亞），捐了五萬；荷屬東印度（印尼）五萬，暹羅（泰國）和安南（越南）各三萬，剩下的一萬大概來自美國。買槍械差不多花了六、七萬，其餘的用來招募人員，收買軍隊，再加上各項雜費開支，一共的花費，超過了預算四萬，前後共計耗費了十七萬多元。這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差不多是新軍一個軍兩師一月的軍餉了。廣州起義，拉沒有革命覺悟的軍隊，要收買。動員各地有革命覺悟的「選鋒」，每個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裝備，得花錢買，動員得越多，花費就越多，按人頭撥款。後來看革命黨人的帳目，每人帳下多少人，發多少錢，什麼用處，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義中，士兵住的是軍營，吃的是軍糧，手裡的傢伙，是朝廷給的，只是不發子彈，需要從外面弄點。甚至連起義，最後都是自發的，領頭人都沒有一個，更不需要管領頭人要錢。可是，我們知道，花了這麼多錢（幾乎耗盡了革命黨的籌款能力）的廣州起義，最後卻一敗塗地。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屍體，其實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錢，當然都打水漂了。
看來，造反能否成功，關鍵在形勢，不在錢多錢少，形勢比人強嘛。如果沒有皇族內閣和朝廷收回路礦權的東風，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運動新軍起義，要比孫中山等人一貫的輸入型起義，花錢起義要高明些，算經濟帳，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義之後，窮革命的模式開始複製，各地的起義，基本上都是沒本的買賣，而且大多都獲利甚豐。清朝新政其間各地攢了點銀子，也許都留給革命黨人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