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二版）

導論：從生產的研究到消費的研究

何謂「消費」？現代人常將之視為有別於生產與投資的相對物，然而若要為「消費」一詞下定義的話，則牽涉甚廣，往往無法一言以蔽之。一般人的觀念中，消費通常接近「購買」的意義，也會想到「使用」與「服務」；除此之外，消費還可以分為維生的基本需求，以及享樂的其它花費，後者更常成為我們觀念中的消費定義。

20世紀以來當代生活的現代性(modernity)特徵之一，就是大眾消費的興起。正由於消費在當代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中日益重要，並且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故而近二十年來，對消費文化的研究，也逐漸從學術研究的邊緣進入到核心，受到歷史學與其它不同學科的關注，於是「消費文化」(consumer culture)成了眾學科中的重要名詞。

不過，「消費文化」和「消費」一詞同樣都有許多不同的面向與定義。經濟學的觀點認為消費即是因為人的欲望，有需要而購物。然而，消費並不只是滿足需求而已，文化人類學觀點下的消費文化，強調人類的欲望是受到文化的影響，物品消費的本身就是一種人際關係、社會義務。社會學者認為研究消費文化，與社會競爭、社會階級或社會階層、社會化以及身分地位等等因素息息相關。政治學的觀點主張高度市場化的消費文化，係為文化帝國主義或是具有文化霸權的統治階級所服務，作為宰制或操縱大眾文化的工具。 由此可知，消費文化的研究是一門非常複雜的領域，牽涉的因素與面向很廣。

對歷史家而言，消費文化與消費社會絕非只是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產物，更應該從歷史中去找尋其源頭。西方史學界關於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研究中，消費文化已成為一重要的研究領域；同樣地，明清史學界對消費的研究也正方興未艾。在進入本書主題之前，有必要釐清中、西史學界關於消費研究取向轉變的脈絡。

第一節 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興起

中國大陸的明清史學界從1950年代開始流行「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但是在「資本主義」的概念和理論並不清晰的狀況之下，出現五花八門的「萌芽論」。在研究上有幾個大方向，一是側重在明清商業擴展與商品化的現象，藉以證明國內市場的形成，標誌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另一方面側重「封建」生產關係的鬆弛和衰落，而有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尤其是雇傭勞動關係的出現；還有學者研究明末清初「啟蒙思想」的出現，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萌芽；也有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城鎮中「市民階級」的形成，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等等。這些研究在本質上是把生產關係當作資本主義形成的要件，無意識地成為了「唯生產關係」論者。在這類研究中，生產力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地位。隨著80年代改革開放的影響，學界才開始轉而重視生產力。 西方學界在1980年代有一批研究「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學者，也開始強調明清經濟的大規模商品化。 然而以上的這些研究模式，無論是側重交換的市場與商品化，或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仍然都是站在供給的一方面，而忽略了需求面的研究，也就是消費方面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時期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學者，有兩位專家已意識到消費面的重要性。他們就是在大陸的傅衣凌和在美國的楊聯陞，兩位先生幾乎是在同時都注意到明人陸楫(1515-1552)有關奢侈的言論。前者認為陸楫的言論主張奢侈可以助長社會經濟的發達，反映出「啟蒙思想的特點」，「和當時資本主義生產萌芽的歷史條件相適應。」後者認為陸楫的言論提出鼓勵奢侈消費的主張，可以說是最接近「經濟分析」的方式。

從1980年代開始，兩岸明清史學界不約而同地都開始關注到奢侈消費的問題。台灣在1980年代以來經濟空前繁榮，對政治民主化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引起歷史學者探索明清消費文化的興趣。大陸自從改革開放之後，因為消費經濟抬頭，推動了消費文化的探索。於是近十年來，興起一股明清奢侈風氣的研究風潮，過去所作的討論與關注的議題，包括明清奢侈風氣的時空變化、奢侈風氣風行與普及的程度、奢侈風氣興起的原因、奢侈風氣的帶動者，以及奢侈風氣的歷史作用。 這類的研究把消費視為一種「社會風氣」或「社會風尚」，因為是在既有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範疇下所衍生出來的新方向，故在方法論方面與原有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取向，不致有太大的斷裂；然而所得出的結論，彼此之間卻呈現很大的矛盾。

有關明清奢侈風氣的研究討論中，有些議題在觀點和立場上是頗有爭議的，特別是關於奢侈風氣的普及問題及其歷史作用，呈現了非常兩極化的看法。有些學者持較保守的態度，例如劉志琴認為奢侈消費在城鄉之間呈現兩極分化，奢侈風氣主要集中在商業繁榮、消費人口集中的江南及沿海的城市與市鎮，而廣大的農村則仍沿襲著故有的生活方式。 即使是在這些城市中，謀食的眾多下層人民仍是生活在最低水平線上，他們用繁重勞動換取的是僅供維持生存的消費品。 王家範就主張明清江南的高消費，「仍具有傳統的貴族奢侈消費的性質，它與宮廷消費相互激蕩，形成病狀的畸形消費，只能導致商品經濟的虛假繁榮，無益於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有人批評上述的觀點是因為還沒有從傳統農本思想的框框跳出來的緣故，但是仍主張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使得奢侈風氣朝向負面的惡性膨脹，尤其是加劇了統治者的腐化。 另外一方面，別的學者對奢侈消費風氣的探討，顯示這類現象不該如此簡單地化約。徐泓研究明末江浙地區的地方志記載，已經呈現出奢侈風氣不限於城市，也不局限在富商大賈與豪家巨富，城郊市鎮與一般小民即便是「僕隸賣傭」、「娼優賤婢」亦是如此；如此現象再進一步地會影響既有的社會秩序之安定，且對傳統社會的等級制度也造成衝擊。 也有學者強調這波風氣的散播形式是由城市為中心，再往鄉村傳佈，所以鄉村亦受影響。

對奢侈的歷史作用也出現對立的看法，有些學者的評價是負面的，認為奢侈消費只限於流通領域而未轉化到生產領域，對社會經濟並沒有幫助；或是認為這種奢侈性消費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奢侈品的生產和奢侈服務業上來，而對小農經濟是嚴重的衝擊，也對國家賦稅財政造成極負面的影響。 近年對明清奢侈風氣的研究，則有不少是提出正面的評價，例如有學者認為奢侈風氣的盛行，增加了人們對社會產品的需求，擴大了商品市場，從而刺激了商品的生產和流通。奢侈風氣還刺激了手工藝業的進步與特色產品的產生，所以出現了一批能工巧匠，以及經營特產品的著名店號；其結果是使手工業和商業內部分工越來越細，也加劇了產品之間的競爭。大陸學者遂將此現象與「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聯上關係。 陳國棟的研究則進一步地指出了奢侈消費的發達所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經濟層面，還包括制度與社會層面的影響。諸如手工業或手工藝製品的需求快速增長，促進工藝技術的改良，造就工匠從業人數的增長，加快官手工業與匠籍制度的解體，提升手工業與手工藝者的社會地位等等。

歐美學者開始致力於明清消費文化的研究，相較中文學界稍晚，約自1990年代起開啟的研究，在方法論與研究取向，甚至關心的議題都與中文學界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把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消費文化理論帶進了中國史的研究，如柯律格(Craig Clunas)的《長物志研究：近代早期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地位》(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1991]及卜正明(Timothy Brook)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1998]這兩本著作，為明清社會文化史開闢了另一條路。

柯律格指出在晚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原先象徵身分地位的土地財富，轉變成奢侈品的收藏。特別是文化消費方面，古物經商品化後成了「優雅的裝飾」，只要有錢即可購買得到，也造成一種求過於供的社會競賽。當購買古董成了流行風吹到富人階層時，他們也紛紛搶購以附庸風雅。原來是士人獨有的特殊消費活動，卻被商人甚至平民所模仿，於是他們面臨了社會競爭的極大壓力，焦慮感由然而生。他又指出像《長物志》這類品味鑑賞手冊，體現出文人眼中的精品分類，書中用「雅／俗」（狹／精、用／玩、奇／巧）等對立字眼，有意地將物質文化的消費作普遍性化約。這類以古物的有無來區分雅、俗的文化，形成一種流行的炫耀性消費，造成流行時尚與社會倣傚之風，漸漸從精英士紳普及擴大到富人（尤其是徽商）。概言之，「時尚」觀念的出現，反映的是明代士人對物品的一種焦慮，於是用其特殊的「雅」品味，來區分與其他「俗」人之不同，而《長物志》這些書籍的作者，其實也就是時尚品味的創造者。所以柯律格認為商品化的文物，應該從社會的角度來理解。 該書從社會的角度，重新解釋晚明時期的文化消費現象，堪稱經典之作。然而，他所指出的現象，不只是出現在文物與藝術品這類文化消費，就是一般日常生活的物質消費方面，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本書將在其理論基礎上，作進一步多面向地探析。

卜正明的專書表面上看似一本描述明代社會文化史的通論書籍，但內容則是深入淺出地探析明朝各個時期重要的變化與特徵。該書第三章中關於晚明的部分有許多涉及消費，首先作者指出因為晚明糧食市場的穩定，人們可依賴市場取得糧食，於是促使其它物品的商品生產成為可能，特別是紡織品的生產。其次，作者在談到貿易方面時，特別注意白銀流通的問題，因為「在明代後期，白銀是所有消費和生產的潤滑劑。」作者最重要的貢獻是舉出晚明的「時尚」現象，他強調晚明多變的時尚舞台，是社會階層追逐與競爭名分地位的場所。時尚是上層社會既得地位者所創造與裁定的，為的是阻止與排擠上流社會的追隨者，於是兩者之間會發生永無止境的衝突。卜正明並以時尚服裝業為例，指出百姓仿效士紳，而士紳同時扮演了時尚變化的代言人和反對者的雙重角色。接著又引述柯律格關晚明文化消費與品味鑑賞手冊的研究，指出鑑賞知識在身分區別的重要性。 可能因為篇幅的限制，作者對於物品消費的時尚所討論的僅止於此。本書第三章中將以實例討論晚明的流行時尚對生產面的影響、流行時尚與商人的的關係，以及士大夫的「雙重角色」。

另一類著作是嘗試將中國與西歐比較，或把明清的消費現象放入世界史，以重新檢視西歐的歷史發展是否真得如此「特別」。雖然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們的研究取向與企圖仍然難逃「西方中心論」，不過，已不再是過去看到的「西方衝擊／中國回應」說或「現代化」這類理論，不再將西方文明視為世界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有S. A. M. Adshead所撰之《15至18世紀間歐洲與中國的物質文化：消費主義的興起》(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The Rise of Consumerism)[1997]與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2000]二書。

S. A. M. Adshead 全書的假設是在於：在15世紀以降世界經濟走向「全球化」的發展，某些地區對食、衣、住、能源等物質的消費，不僅發生性質上的重要改變，也在產量上鉅幅增加，從而在對本國經濟帶來「進口替代」的效應，刺激並提昇了本國的經濟成長。15世紀以後促使物質文化產生鉅變的主要動力，是一種心態上的鉅變，即是他所謂的「消費主義」(consumerism)的形成和發展。作者強調「消費主義」不只是經濟行為，而是一種面對物質世界的特殊心態，這種心態不僅要的是消費享受得更多，也要消費享受得更好。 他將物質文化區分為飲食、服飾、居室、能源、訊息、象徵符號等六個不同範疇(fields)，藉以考察15至18世紀間歐洲與中國消費者，如何在六個不同範疇做出選擇、如何在各自選擇過程中表達出不同程度的價值觀。他的結論指出：中國由南宋時一般消費能力領先的局面，轉變為15世紀以後反由西北歐超前，特別在服飾時尚、能源使用這兩方面趨勢最為明顯。歐洲與中國在消費心態的發展方向以及消費能力的優劣消長，決定了雙方近代經濟成長的先後順序與速率的快慢。他的比較策略非常地新穎，但是關於中國在消費主義的心態方面所作的評估，仍有需要重新檢視的空間，本書第三章中將有進一步地討論。

彭慕蘭的新書嘗試扭轉過去西方學界流行的觀點，也就是認為近代早期的西方優勢勝過東方，此論一出果然引起中西學界熱烈地討論。 書中有專章從三個角度來比較中、西的消費情況。首先是從奢侈品大眾化、普及化的角度，以日用奢侈品的茶、糖為例作比較，結果顯示：在15至18世紀的歐洲，糖、茶還不算普及的大眾消費，直到1850年以後才真正普及；而同時期的中國在糖、茶的消費量與普及程度要更高過歐洲。其次，他從耐久品與奢侈品消費的角度出發，探討奢侈品的擁有取代扈從制度，成為身分地位的代表，在中、西都有如此相同的變化。當奢侈物品的消費成為身分地位的競爭，是否會推動消費「量」的增長？他比較中、西方非菁英階層在棉織品方面的消費量，估計結果是中國不比西方少。再就其他庶民消費率而言，如廟會節慶、進香、買書、建築與娛樂、家具的消費等等，彼此相似的地方頗多。第三，他比較中、西方對舶來品的需求與時尚的變化速度，他認為中國對西方輸入的舶來品，除了白銀之外，其它的商品興趣不大；而進口中國的舶來品大多是東南亞的燕窩、魚翅，這些屬於採集而來的稀有奢侈品，對中國國內產業的刺激毫無幫助。相對地，同時期的歐洲用殖民地白銀換取東南亞商品，造就快速運轉與淘汰的時尚體系。故而中、西方在18世紀中葉以後消費速度出現西快而中慢的差異。 該書和前書有相類似的企圖心，但在比較策略上更清楚地接近歐洲史的研究取向，而在結論上前書強調此時期中、西兩方的差異性，而後者較傾向突顯此時期兩方的相似處。筆者基本上贊同該書作者的看法，惟書中在統計數量作比較時，常會受到史料的限制。本書第五章的附錄中，將利用新的史料，修正該書對中、西方家庭擁有家具數量的比較結果。

在西方無論是歐美史學、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學門，開始盛行消費文化的研究都比中文學界來得更早，所以在歷史實證與理論層次方面都有更豐富的研究成果。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研究明清消費文化的西方學者，也是從這些實證與理論中吸取了許多養分，進而豐富了明清消費文化的解釋。下一節將嘗試整理西方消費文化研究的脈絡。

第二節 西方消費文化研究的脈絡

西方史學界關於消費文化的研究，大約是在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逐漸壯大，尤其是集中在近代早期的研究。其所以興起涉及到許多背景脈絡，但總歸一句話，就是對西方史學的反思。 首先要指出的是，過去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與社會史的研究，都將消費模式與消費過程邊緣化。過去政治史一向是史學的主流，而許多史家也將政治和宗教視為文化史的核心，於是在瞭解社會變遷下，消費成為只具有邊緣意義的副產品，而不被重視。

其次，消費文化原本屬於經濟史研究的範疇，過去經濟史關於工業革命的討論，有兩大議題的辯論是涉及到消費的，一是探討生活水準的長期趨勢，主要檢視真實收入、財富分配以及廣義的生活品質，包括生命預期與環境惡化等方面；一是考量工業革命是否依賴之前在需求結構與規模上的擴大。然而，這些經濟史的辯論考量到消費時，主要是聯繫到生產的變化；從他們注視報酬率(wage-rate)，而非家庭的總收入和花費，可知經濟史關心的核心問題仍是在生產面。

再次，消費文化的研究在西方史學界成為一門重要的領域，是在社會史的範疇內經歷許多方法論的發展之後而形成的。 西方第一代社會史家重視的是社會底層(the bottom up)的歷史，所以焦點幾乎都集中在生產領域下的工人與農民的經驗。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論者或是年鑑學派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社會分析模式，背後都清楚地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中心假設：把文化的地位與重要性視為次於經濟或社會的動力。然而，到了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初期，第二代的社會史家開始擴展他們的視野，研究的對象廣及了其它的社會群體及其不同的經驗形態，且通常都會採用與接受其它學科的方法，來挑戰馬克思主義論者或結構論者。他們放棄經濟決定論的因果模式，重新認知文化的重要性，也使得消費文化成為一門成熟的研究課題，而不再只是生產領域下的附屬品。

消費文化的研究能夠勃興，和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關係甚密。包括日記、書信、帳本、預算、宮廷記錄、政府檔案、時尚雜志與廣告等等，漸漸地被廣泛利用在消費的研究，尤其是遺產清冊與拍賣報告書，更是被充分地用來分析與重構近代早期歐洲消費者的物質文化。

在史學著作中具有先趨與典範作用的，是布勞岱爾所撰的《15世紀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1974]一書。雖然他早期的歷史分析模式遭到不少學者的批評，但是這套晚年的作品卻為日後歷史學研究消費文化奠定了基礎。特別是第一卷中，他以西方為中心，再比較其他文明的物質生活，主張西方資本主義並非一朝一夕出現的，其基礎只能在人們千百年來長時段的日常物質生活中，找尋變化的軌跡。因為物質生活是成千上萬的瑣事，然後構成了現實的系列，在他所謂的歷史「長時段」中慢慢地演變。

布勞岱爾之後的另外一部經典之作，是英國史家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和 J. H. Plumb等人深具啟發性的著作《消費社會的誕生：18世紀英國的商業化》(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1982]一書，他們研究英國18世紀中產階級的消費文化，並提出「消費革命」論。他們指出當時英國消費文化的變遷，包括家庭收入與需求、市場的擴大、城市人口的成長、奢侈品的普及、流行時尚的大興、社會倣傚的作用、奢侈觀念的變遷等等面向；他們聲稱第一個「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在英國誕生，而需求將帶動大量生產，這也為工業革命的到來舖好了路。幾乎接下來的歷史研究都是在 McKendrick等人的基礎上，作更進一步地的驗證，或是反駁前者部分之說法。

之後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的研究取向，一類走實證路線，利用當時如遺產清冊這類記載人們實際擁有與花費的社會史料，來重構當時消費社會的現象。最先的研究當然是從英國的消費現象開始，接著法國、德國與美國的研究陸續出版，這些研究成果顯示在西歐其它的國家以及美國，都出現類似英國所謂消費社會的現象，似乎消費的變化朝向同樣的歷程，只是在不同地區的速度有差異。

上述的這類研究中，有許多是延續 McKendrick等人的想法，從家庭需求面出發作探討。 此外，也有學者從市場面出發，主張18世紀西歐經歷和體驗了「商品世界」的巨大擴張；由於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殖民掠奪，許多新的商品源源不絕地流入西方社會，使得西方人的消費規模擴大，而且改變了他們的消費內容和消費習慣，這是導致工業資本主義發生技術革命的必要條件。如 Chandra Mukerji 挑戰消費革命說法，把消費社會出現的時間，提到更早的15與16世紀。他跟隨著某些經濟史家的後塵， 指出當時國際貿易與全國貿易網絡的興起，使得農民和一般市民的個人擁有物品更普及、更多樣化，隨著啟蒙運動拋棄舊傳統的理論，更使物質文化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促進需求的興起。

另一類是較傾向探究文化的面向，注意消費物品的象徵與文化意義，以及消費論述之類。這類學者一方面是受到新文化史家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人類學與社會學的洗禮。研究大眾文化的新文化史家，諸如 Natalie Davis 和 Carlo Ginzburg 等人，他們藉用人類學的方法來分析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關係，不但複雜化了兩者之間的關係，而且也豐富了史家的「文化」概念。他們反對經濟決定論，而強調文化與觀念的角色，不再將文化視為只是經濟與社會構成的反映，而是主張文化更會主動的決定與型構經濟與社會。這樣的觀點刺激了研究消費史的學者，開始關注消費社會中的文化面向，也挑戰了舊有強調權力宰制的消費文化理論。

消費文化的研究不只是在西方的歷史學界引起波瀾，在社會科學界方面也逐漸抬頭，特別是文化人類學與社會學。西方史學界關於消費文化研究的興起，就受到人類學與社會學理論很大的影響。至於經濟學對消費的態度，可以「實用理論」(utility theory)來形容，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人們買他們需求的東西」。經濟學家注意的是消費與收入、儲蓄的關聯性，對消費者的「動機」並無興趣。雖然也有部分經濟學家提出「理性抉擇」說，但仍然忽略了人們消費的動機，相當可能是受到社會關係與文化脈絡的影響，也就是消費需求的起源可能是非經濟因素。再者，為了解近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去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論者只對生產關係作探討，似乎仍有不足之處。於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界開始注意到消費的社會文化變遷，也應該是討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或缺的面向。他們理論的共同特徵，可以說是企圖提供一種消費的「動機結構」(motivational structure)。

人類學與社會學在消費文化研究的方法上各有其特色，如人類學關於「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研究取向，關注商品對使用者個人或群體意義，而強調不只有實用的功能，也有表達象徵的功能。 而且人類學對消費品的定義更為廣泛，他們著眼的消費還包括了物的交換。如 Arjun Appadurai主張物因交換而有價值，且認為物本身是有生命的，商品只是物生命中的一個階段，物可以進出其間。Igor Kopytoff 也指出物的生命有商品化過程，但也有被刻意地特殊化的過程，使之局限於狹隘的交換領域，故而其象徵意義更大於商品性質。D. Miller強調消費者的主動性，即消費者可以透過「創造性的再脈絡化」(creative recontextualization)，使原本可分離(alienable)的商品轉化成不可分離(inalienable)的文化物；也因此，消費活動是一種「工作」，是一種轉化商品的價值的過程。

而社會學的研究偏向探討消費如何影響社會階級的概念與實踐，或是消費如何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如早期的學者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關於炫耀式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說法，對後來學界的影響甚鉅；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消費理論作為一種社會階層區分他我的研究途徑；Mary Douglas 和 Baron Isherwood 試圖探索物品如何作為一種定義社會關係的工具。當然這兩大領域在消費文化方面有許多概念是重疊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是互相影響。

第三節 本書的主旨、方法與結構

回顧過去中、西史學界有關近代早期的消費文化研究，無疑地受到歷史發展的「結果」所影響，正因為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同時期的中國相對地顯得落後，以致於會有「以成敗論英雄」的推論，於是西方學者傾向將工業革命的起源往前推進，而中國學者則易貶抑明清消費文化的歷史地位。本書無法解決過去歷史的爭端，也無意涉入歷史的論爭，只是想透過更具體而細緻的實證研究，探討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的消費文化，希冀打開晚明消費史的多元面向，豐富這段歷史。

本書有兩大主軸，其一是嘗試把近代早期中國的消費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觀察晚明時期的重要性。關於這方面，前述西方歷史學的著作，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晚明消費史上的許多重要課題。布勞岱爾有關近代早期物質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一套物質文化發展的世界史架構。雖然仍是一種歐洲中心論，對其他文明的觀察與敘述多少會有失公允，但是也因為他所奠定的基礎與留下來的空白，可以讓後人盡情的發揮，補白他的不足之處，或修正他的觀點。本書探討許多議題的靈感，即得自閱讀他的經典著作後的心得。而英國學者 Neil McKendrick 等人所提出的消費革命說，主張消費社會在英國誕生的現象與背景，可以提供研究晚明消費文化一個對照組，也開拓一條重新檢視晚明奢侈風氣的新視角，本書的第一章即朝此方向探索。

此外，Neil McKendrick 等人所提出的消費革命說，其中一項論點即主張18世紀的英國，出現了流行時尚的快速地變遷與追逐時尚的潮流；有更多人仿效上階層社會的消費行為與消費品味，形成一種社會競賽，也帶動了瞬息萬變的流行時尚以及追逐時尚的潮流，學者們稱此類現象為「社會倣傚」(social emulation)。 甚至還出現有介紹時尚的廣告與出版品引導大眾消費，促進了商品快速替換的消費需求，因而可以帶動後來的工業革命。 有的學者反對這樣的解釋模式，因為這樣的概念已然預設文化的影響力必然是由上而下的發展，彷彿只有精英階級有能力創造與帶動流行文化，而下層的庶民大眾只有接受的份。有許多反向運作的歷史事例，足以推翻這種固定由上而下的解釋模型。 暫且不論上述消費革命促成工業革命的說法是否成立，然而英國的歷史經驗點出了流行時尚在歷史上的地位，也提供我們思考晚明消費史的新視野。本書第三章的主旨，即由此角度出發，探討晚明的流行時尚。

就像本書的開頭所言，消費文化的研究是一門非常複雜的領域，牽涉的因素與面向很廣，所以非常需要借用跨學科的方法來探討。本書第二條探討的主軸，就是士大夫的消費文化，即需要新的研究取向與解釋模式，才能深入理解許多複雜的理路。於是本書嘗試採用許多文化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來重新觀察晚明士大夫的消費文化。

文化人類學有關物質文化的研究以及物的消費理論，在方法上都有助於歷史學的研究與解釋。人類學在這方面的貢獻之一，在於強調研究物自身的特性時，應與社會文化結合，來探討物性如何被塑造或凸顯社會文化。亦即物性有其象徵意義，不只是交換價值的商品而已，還銘刻了某種文化意義與文化價值。 這樣的觀點提醒我們在探討歷史上重要的消費品時，不要忽略了其背後所具有的某種象徵意義。Arjun Appadurai 進一步地認為消費的慾望與需求，是臣屬於社會控制與政治再定義(political redefinition)。在前現代或近代早期社會常見的「禁奢令」，就是政治操縱與控制消費者需求的特殊產物，藉此可以有效地限制社會流動與區分社會階層。最後他強調在社會性的商品中聯接價值與交易之間的是政治，也就是說某些商品被賦予象徵意義，其實是壟斷權力者將之政治化(politicized)。 明代某些物的消費成為象徵，背後就是統治者有意將之政治化，本書第二章即嘗試由此角度來探討乘轎文化。

還有學者視物的一生為傳記，有純商品化的過程，也有非商品的象徵化過程。Igor Kopytoff 指出物的商品化過程也會遭遇文化力量的對抗，亦即使物品特殊化(singularization)，來抵制其他物品的商品化，或把商品化的物品再特殊化，限制於狹隘的交換領域。社會內部群體對某物品的特殊化，使該物具有集體共識的烙印，引導個體對特殊化的欲望，並背負文化神聖化的重擔。 晚明最適合由此角度作分析的是文物藝術品的消費，又第五章所討論的文人書房家具也是一個類似的例證。

在分析晚明社會結構與消費文化的關係時，社會學的理論對歷史學頗有助益。自韋伯(Max Weber)以來的社會學傳統，認為「經濟階級」(economic class)並不只是社會分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的唯一衡量標準；而通過教育或文化建立起威望的「地位群體」(status group)，他們的特權具體化在法律與經濟上，在近代早期的社會裏，這類群體比經濟階級來得更為重要。 地位群體往往有其自己特殊的消費行為與模式，他們利用消費的品味與格調來區分社會地位，故而消費成了社會分層化與階級區分的象徵。如果從這種角度來觀察晚明的社會結構，士大夫可以說是當時最重要的地位群體。

在研究士大夫的消費文化時，社會學的理論提供許多解釋的可能性。例如有些看似毫無實際用處卻所費不貲的消費，社會學家凡勃倫歸類為所謂的「炫耀式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其所具備的功能並不只是官能性或生理性的享受而已，而是在阻止社會的流動，把之前上升到社會上層的少數地位群體加以制度化。 晚明士大夫特殊的消費活動，如文化消費的旅遊、購買文物與藝術品，以及物質消費如乘轎，都可以由此角度觀之。布赫迪厄則針對文化消費與品味這方面而言，指出文化消費如同破譯、解碼的活動，擁有編碼的人才能鑑賞。所以藝術與文化消費的品味鑑賞能力，天生就傾向具有實現使社會區分合法化的社會功能。 晚明士大夫的消費文化中，特別重視鑑賞的「品味」，也可以說具有社會區分的作用。而流行時尚的消費，亦難脫社會階級的背景，就如同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e Simmel)所言，時尚是階級的產物，也是社會需要的產物。較高的社會階級創造的最新時尚，會逐漸為下層階級挪用與模仿。此種現象在貨幣經濟時代必定加快此進程，而且流行時尚也與社會結構有關。 所以當我們在第三章觀察晚明服飾的流行時尚時，會發現晚明士大夫自己也是服飾風尚的創造者。以上這些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將融合在本書各個部分。

本書的史料最基本的是地方志、筆記小說、實錄與明人文集。有兩類史料值得一提，首先是晚明有不少士大夫撰寫關於鑑賞品味的作品，如屠隆(1542-1605)《考槃餘事》、高濂(1573-1620)《遵生八箋》與文震亨(1585-1645)《長物志》等等。這類書籍充分反映了士大夫的消費文化。至於社會大眾的消費，除了上述筆記小說與方志中有記載之外，拜近年來徽州文書的發現所賜，使我們在探討社會大眾的物品消費與蒐藏時，露出一線曙光。在現今所見之明代徽州文書之中，有一類是父親將家產分給子輩的分家單，另一類是家內協議均分家產的「鬮書」史料，這兩類史料所記載的內容很類似西歐近代的遺產清冊(inventory)。通常都有篇序言記載該家族分家的過程，其次記分家的財產內容，除了田土、住宅與店面等不動產，以及現金貨幣之外，還記有許多像是金銀器皿與家具之類的動產。利用這批文書史料，可以一窺當時徽州一般社會大眾的消費情況。雖然這類材料在數量上蒐集還不夠充分，僅能在本書第五章中藉以探討一般大眾的家具消費，但未來這類史料陸續發掘之後，必定還有相當大的潛力，能夠更細緻地探討消費的問題。

以下是本書各章的主題：首章中，第一部分是將晚明的奢侈風氣視為一種消費的現象，並從中找出與前代不同的特徵，如從市場購物的頻率增高、奢侈品成為日常用品、奢侈消費的普及化、流行時尚的形成、身分等級制度的崩解與奢侈觀念的新思惟等等，再對照英國學者所論的18世紀消費革命說，由此進一步地論證晚明已進入「消費社會」的形成時期。其次，擬從晚明的經濟、社會與思想等方面，探析消費社會形成的諸多背景因素，包括了商品經濟與市場、都市化、家庭收入與浪漫情欲觀等等。最後的部分，探討晚明士大夫面對科舉制度的制約，再加上商品經濟之衝擊，他們的地位與生計所發生的變化；並且嘗試從社會學家韋伯的理論來分析晚明的社會結構，將士大夫視為一類地位群體，指出他們在身分地位這方面，所面臨到新的挑戰與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