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金錢、道德與市場

金錢、道德與市場的論戰

2008年，隨著美國投資銀行業者雷曼兄弟破產而爆發的大型金融危機，可謂1929年華爾街崩盤後最嚴重的一次危機。而和1929年那一次不同的是，沒有人因2008年的危機而懷疑資本主義體制能否倖存。事實上，在雷曼兄弟瓦解前不久揭開序幕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堪稱一場獨特的現代危機，因為在這場危機爆發之際，世界上除了資本主義，沒有其他替代經濟體制可供世人選擇。畢竟世界上沒有人想把自己的未來託付給北韓那樣的替代制度。事實上，自柏林圍牆倒塌後，世人對資本主義只有一個疑問，而那個疑問只和資本主義的市場導向程度有關。換言之，這一場危機充其量也只是驅使部分熱情的靈魂開始審視資本主義體系的優點和缺點，而非其存或廢。也就是資本主義根深柢固的地位仍不可動搖。
資本主義的優點顯而易見。我所謂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下，工業和商業的民間所有權受到財產權保障，從而成功地讓數以億計的人口擺脫貧窮。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展開後，西方國家的生活水準已徹底獲得改造。而自二十世紀中期開始，決定經濟成長率高低的關鍵──即工業化與都會化歷程──更進一步擴展到開發中國家。資本主義列車最先是在日本留下了耀眼的軌跡，接著又一步步帶領亞洲龍虎國家如南韓、台灣、香港、泰國和新加坡等創下亮麗的經濟成就，最後更開枝散葉到全球各地的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隨著各個國家陸續展開工業革命，其經濟成長率也得以快速上升，甚至遠遠超過歐洲與北美等國當年透過工業化歷程所曾達到的成長水準；其中最驚人的非中國莫屬。當年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公開宣示的「致富光榮論」，等同暗示緩慢攀向萬人景仰地位的資本主義，已達到了某個重要的里程碑。
1990年代至2000年代，中國創造了平均10％的年度經濟成長率，到2010年為止的那三十年間，中國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共增長了八倍。或許以亞洲國家近幾十年的標準來說，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並不特別異常，但真正特別的是中國人民驚人的脫貧速度。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統計，調整不同國家的購買力後，每日生活開銷低於1.25美元的中國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81年的52％大幅降低到2010年的21％，這是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生活水準大轉型。但這個發展理所當然，因為全球化讓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更彼此依賴，從而促使經濟勢力的平衡點逐漸朝開發中國家偏移。不僅如此，這一系列工業化發展，又進一步促使全球財富分配不均明顯改善。
但誠如馬克思（Karl Marx）的領悟，工業資本主義天生就不穩定，他的感觸一點也沒錯，這也正是資本主義體制最大且最顯而易見的缺陷。從工業革命展開後迄今，資本主義就逃脫不了「利潤→投機→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股票市場恐慌→經濟衰退」的特有週期。奧地利裔美國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認定，他發現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是資本主義動態中的必要流程，這個流程導致很多人因競爭加劇與技術創新而失業，所以，長久以來，「創造性破壞」一直是失業勞工心中永遠的痛，而且，它也顛覆了社會群體意識（sense of community）。如今，商業週期的起伏因官方判斷不盡周全的貨幣政策及狂躁的銀行業者（過去三十年間，世界各地爆發過一百次重大銀行危機）而惡化，而全球化與各國經濟的互相依賴，更促使基本製造工業全面從已開發國家被排擠到開發中國家，這造成已開發國家工作機會嚴重流失，並付出昂貴的代價。儘管金融危機爆發後，某些商業領導人發現其供應鏈有鞭長莫及之嫌，故將某些工作機會轉移回本國，但資本家能否像過去兩個世紀，繼續藉由創新來創造新工作機會，卻還是個無解的問題。
在此同時，全球化與金融危機促使銀行體系日益集中化，這意謂將來任何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及危機後的經濟衰退，將會一次比一次嚴重。此外，新興市場國家為了將人民平均國民所得提升到先進國家的水準，對整個世界造成愈來愈高的環境成本，如今，輻射性落塵已對地球造成嚴重危害，而這是工業化初期所沒有的問題。儘管生活水準因此提升（這是資本主義最值得稱讚的優點），但民眾的不安全感卻也顯著上升──就在我撰寫本書之際，美國及歐洲的財政政策緊縮導致這股不安全感更形擴大。各國政府採行這些緊縮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政府赤字，並降低因籌措福利安全網財源而產生的債務負擔，而矛盾的是，政府原本設置這個安全網的用意原是為了減輕人民的不安感受，到頭來卻反而引來更多憂慮。
另一股不滿資本主義的主要理由則是出於道德考量──驅動市場經濟的核心力量是金錢動機，但長期以來，很多人對這種動機憂心忡忡。在這場金融危機的餘波中，這個疑慮更因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貧富不均達到極端水準而升高。其中，世人特別關注的議題是企業高階主管過高的薪資。在多數人眼中，無論是就經濟或道德層面來看，高階主管薪酬和勞工工資差距的急遽擴大完全沒有道理可言，而這正是2011年至2012年間，「占領華爾街」運動及世界各地類似抗議活動能獲得廣泛同情的關鍵，因為多數人都認定銀行業薪酬過高。儘管近來全球貧富不均程度已漸漸降低，但很多已開發國家的國內貧富不均程度卻急遽上升，部分原因就在於企業高階主管薪酬大幅增加。另外，在英語系國家，經濟體系、公共服務乃至藝術領域的日益金融化，也讓貧富不均引發的不安感受更雪上加霜。
打從進入職場，我就深受這類不平之鳴吸引。我在1966年離開牛津大學，接著就開始從事寫作，原本自信滿滿，以為能寫出一本偉大的二十世紀小說。但寫了三分之一後，我突然發現那本書幾乎沒有任何文學價值可言。於是，把未完成的手稿封存到儲藏室，但接下來不知該何去何從。在雙親的壓力下，我加入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最大規模的合格會計師公司之一，因為我有一位了不起的伯伯在那一家公司擔任重要職務，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為該公司創造了很多豐功偉業。我在那一家公司待了三年，最後因極端厭惡會計工作而離開，雖然這段時間我也取得一份證照，但我認為那份證照對我的未來不會有太大幫助。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我漸漸對全球經濟體系的運作以及長久以來世人對資本主義之道德基礎的疑慮等產生興趣。投入新聞工作者職涯後，我還是繼續探究這些主題，後來，我擔任某上市公司非執行董事兼董事長的經驗，以及免費為世界銀行集團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落實全球公司治理作業等的實務經驗，讓我得以更加了解這些主題。
這本書堪稱我前述實務經歷的結晶，我透過歷史背景來探討目前世人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內容主要著眼於很多和金錢、商業和市場有關的大型論戰，而且我不僅是透過經濟學家和商人的眼睛來看待這些問題，也透過哲學家、政治人物、小說家、詩人、神職人員、藝術家和各色人等的觀點來看這些不滿。故實質上來說，這本書可以說是一份探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核心議題的廣泛意見調查報告。我會試著在本書解釋一個矛盾現象：為何這個活力極端充沛的機制在緩和全球貧窮方面的成績遠遠優於眾多政治人物與文官的表現，世人卻還是無法安心且全力支持資本主義。另外，我還會在結論部分解釋，為何各國政治人物、中央銀行及金融監理單位已花費那麼多心力來強化全球金融體系，到頭來這個世界卻還是瀕臨沉淪的邊緣──因為很悲哀的，到了某個時點，我們還是很可能會再次經歷更深層且更具殺傷力的危機。

第六章　　貿易與致命的擁抱
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席勒「衝突傾向於有迴旋餘地」的環境裡，目前的中國扮演非常吃重的角色。根據他的想法，那樣的情勢有助於減緩侵略。但這是否已促使中國社會變得更友善且更溫文有禮？答案其實還很難說。某種程度上，從1978年迄今，這個國家確實變得比較自由開明一點，這樣的發展確實局部應歸功於貿易及金融互相依存關係，不過，以中國與外界往來的情況來說，網際網路的影響還比貿易更大一點，幸好共產黨當權派沒有能力徹底控制網路。
就貿易和投資而言，近幾年中國採納了一個可歸納為「現代版重商主義的資本主義」模型。中國經濟政策的終極目標並非提高消費，而是要重建中國在世界上的強權和影響力，並讓執政的共產黨永遠也不會遭受質疑和挑戰。雖然中國家庭收入因經濟成長而增加，但那實質上只是北京當局追求權力的一種便利副產品。為追求出口導向的成長，中國政府近幾年以直接補貼工業製造商的方式，或藉由操縱匯率等手段來提升廠商的競爭力，並貫徹嚴格控管國際收支資本帳的政策。中國持續增加的巨大官方外匯存底，以及中美之間因此而形成的密切金融互賴關係，都是實施重商主義者政策的後果，具體而言，這項政策刻意壓低了本國貨幣的價值，並讓國內儲蓄金額遠遠超過投資金額。到2013年，中國的四兆美元外匯存底已約當其國內生產毛額的40％以上，中國人民銀行也因此成為美國國庫證券最大的外國持有人，2011年時，它持有的部位約當美國國庫證券總存量的32％以上。
那麼，為何美國人會放任自己那麼依賴中國人的資金？答案是，這麼做等於是用極端低的利率向中國借錢，再用這些便宜的資金去購買極端便宜的外國商品，當然，美國並非沒有付出代價──它成熟的煙囪產業工作機會，因中國人的競爭而明顯流失。另外，這還衍生一個令人遺憾的後果：美國人過度慷慨消費的行為吸收了中國的過剩儲蓄，結果導致美國民間部門債臺高築，而美國公共部門的債務也因美國政府赤字增加而大幅膨脹。所以說，儘管中國人迄今仍是世界上最貧窮的民族之一，卻能夠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已開發經濟體之一的消費提供補貼。未來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非比尋常的互賴關係的政治與經濟動態將如何演變。
某些中國人意圖利用財務影響力來左右美國的政策。《人民日報》資深編輯丁剛（音譯）在二○一一年八月的一篇社論裡主張，中國應該利用它的財務武器，教訓一下對台灣出售武器的美國。然而一旦中國這麼做，就必須承擔引發美元崩盤及美國利率上升的風險，這會讓中國投資的美元資產價值嚴重縮水，而且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可讓中國擺這麼多錢。即使是歐洲市場都沒有大到足以吸納這麼驚人的資金規模。另外一旦美元貶值，美國人將會感覺中國商品變得昂貴，因此也會衝擊到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至於美國，它也必須擔心中國可能會為了追求更廣泛的策略野心，而不惜付出龐大經濟代價。的確，如果中國人選擇突然撤回對美國的投資，中國本身也會暴露在美國利率上升、美元急貶且市場陷入恐慌的風險中，到時候，中國經濟極可能陷入蕭條。但美國也有可能因中國經濟趨緩（很多人會這麼預測）而受創。總之，目前美國與中國之間正處於一種金融恐怖平衡狀態，誠如聯準會前主席伏克爾所說，那是一種「致命的擁抱」。不過，美國國防部似乎對這一切胸有成竹。它在2012年的一篇報告上提到：

企圖利用美國國庫證券來做為一種脅迫工具，效果將有限，而且對中國的傷害可能大於美國。由於這個威脅並不可信，且一旦對方採取行動，影響也有限，所以，它無法成為中國用以制敵的選擇，不管是在外交、軍事或經濟領域，而且無論是在和平時期或有開戰危機的情況下都一樣。

或許美國國防部所言不失為事實，畢竟美國國內和全球各地的儲蓄也非常充沛，所以可用來支應美國預算赤字的替代融資來源還非常龐大。然而，這樣的觀點也可能證明是愚蠢的自滿，因為中國的潛在財務影響力大小，將隨著美國需要多少借款而起伏。倫巴德街研究協會主席暨經濟學家杜瑪斯（Charles Dumas）就描述了相關的風險：

這種中—美協力關係並非正式的約定，當然更非婚姻關係……甚至稱不上是雙方意見一致的同居關係。情況看來，那好像是中國自顧自地搬到美國的地下室，取代僕人的角色。《僕人》（The Servant，原本是品特﹝Harold Pinter﹞的一部舞台劇，後來在一九六三年被洛斯利﹝JosephLosey﹞拍成電影）一片明確闡述了這種約定的危險，在這部電影中，主人在社會上一副呼風喚雨的姿態，但回到家中卻扮演完全相反的角色：他日益依賴這個僕人，並將真正的權力轉移給僕人。
實際上，關於中美關係，眾人最關注的是這兩國在推動以各自本國考量為主的經濟政策的同時，造成了多少始料未及的後果。例如，中國的超額儲蓄加上其他開發中國家與北歐國家的儲蓄，是這一場大型金融危機前的信用泡沫的始作俑者之一；因為這些超額儲蓄，諸如美國、英國、西班牙、愛爾蘭和澳洲等國，才會那麼容易取得便宜的住宅與房地產融資，最後促成房地產熱潮。在此同時，用來解決金融危機的政策已導致美國相對人民幣貶值，例如聯準會透過購買數百億美國國庫證券而落實的寬鬆貨幣政策。這向來是中國的痛苦來源，因為在過去，美國總是傾向於利用弱勢美元的手段來讓其他所有人頭痛。然而諷刺的是，美國的國會議員還是不斷攻擊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完全不了解弱勢美元的後果之一，就是中國向美國進口了通貨膨脹。而這已導致中國的實質匯率（也就是調整通貨膨脹後的通貨購買力）升值，它的出口也變得比較沒有競爭力。
美國實質上已經報復了中國的重商主義政策，雖然這個結果是某些基於國內目的而推行的政策的副產品。其中，共和黨政治人物為了削減歐巴馬總統的銳氣，並摧毀他的健保法案，不惜冒著讓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而他們的盤算已經對中國造成進一步的威嚇效果。當信用評等機關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將美國政府債券從它的3A評等清單中剔除，中國的疑慮變得顯而易見。所以，這個複雜經濟互動的結果變成各說各話，美國人指控中國人加劇房市泡沫並引爆金融危機，而中國人則攻擊美國人過度揮霍、不願承擔財政與貨幣責任。而各說各話的結果，很可能引發凱因斯設想到的那種嚴重摩擦。
中國和其他貿易夥伴之間也發生了相當不同的摩擦。中國享受來自日本的鉅額投資，而日本企業在中國工業化的歷程上，一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2013年以來爆發的尖閣諸島（Senkaku Islands，中國稱為釣魚台群島）爭議等摩擦，在在顯示中日雙方的強烈民族主義者天性，都已凌駕在經濟利益的算計之上。中國的政府官員鼓勵暴民發起暴動，很多在中國營運的日本企業的財產都遭到暴民破壞。在這些情況下，美國為日本提供的安保承諾，對中國的約束力可能強於貿易互相依存的影響力，只不過，不難想像的，中國將釣魚台群島劃入其空防識別區，目的之一應該就是為了測試美國對日本的安保立場是否堅定。
「貿易有助於和平」的論點還有另一個問題：非民選的中國政治人物可能會把共產黨精英分子的利益擺在國家利益之上，畢竟這些精英的正當性主要取決於高經濟成長率。如果他們未能實現高經濟成長，那麼一旦發生經濟危機，他們可能會無視於密切的貿易關係，藉故挑動大眾反日、反台或反其他亞洲鄰國的民族主義敏感神經。至於中國透過美元計價的官方外匯存底，而建立起來的中美金融互賴關係，則無關大局。畢竟中國不可能對美國開戰，因為北京當局知道他們不可能贏。
所以，儘管我非常認同自由國際主義者的直覺，但我還是猜想，學術界有關「開戰」或「避戰」傾向的統計研究，實在無法用來闡述這個史上最緊張的貿易與金融互賴案例的可能發展。很多人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威脅來自恐怖主義，而非國家，但太平洋地區未來的事態發展可能會證明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這個地區的動態看起來很危險，和二十世紀導致歐洲陷入動盪的勢力均衡系統缺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極端的情境下，民族主義考量有可能再次勝過經濟利益考量，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