樞紐：縱覽歷史3000年，探索當代世界的中國

推薦序（節錄）

劉吉（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前上海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
施展送來他的大作，希望我給他的新書作序。
施展是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組織的學術共同體「大觀」團隊的成員。我二○○七年應邀擔任世觀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那時我就提議研究院要發掘、扶持青年研究人員，組建有持續性的青年研究團隊。「大觀」團隊自二○○八年開始運行，就一系列課題進行持續研究，包括重新認識中國的周邊世界，重新理解中國成長的世界歷史意義。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大觀」團隊近期的研究重點，落在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成果向現代國家轉化的歷史過程的研究上，開闢了「社會主義改革時期國家理論」這一新的研究領域。「大觀」團隊的年輕人還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未來的世界秩序是由中國加入這個秩序的過程所塑造的，中國的成長與轉型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才能實現。我非常欣賞和支持這個觀點，這個觀點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也符合中華民族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奮鬥歷史。
施展在「大觀」團隊中，非常用功，多次深入到實際工作當中，覽群書，行列國，積累了見識，逐漸形成有他自己特點的一系列見解。現在，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他把這些觀點系統地擴展為約五十萬字的一部專著，值得慶賀。
在此書中，施展試圖在一種新的全球史視野下，重新理解傳統中國以及以中國為文明核心的東亞世界的歷史；並把這個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的相遇作為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歷史背景，考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他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及其觀念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世界觀念，促使中國的現代化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推動著中國高速成長，中國力量正在融入並重組世界秩序。作者在書中詳細分析這個宏大歷史過程的內在機理。看得出來，作者有意避開傳統或經典的通史敘述方式，而以政治統治和社會治理的秩序演變為線索，以秩序構成諸要素的分析作為全書的主要內容，形成了氣象壯闊的論述格局。當然，這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中國通史，也不是專門的政治學著作；這是這一代青年人在大時代進行大構想的一個可貴的嘗試。
無論如何，世界已處於根本變化之中，互聯互通，人工智能，亞非幾十億人民蓬勃發展，此長彼消，舊的世界觀國家觀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觀國家觀正在走上前台，引導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對於這種新格局的認識，需要有新的理論努力和勇氣。正如傅瑩同志在二○一七年的瓦爾代會議上徵引施展的觀點後所言：「超越地緣政治既是中國發展的切身體會，也是世界發展的潮流所向。未來，世界各國應該攜手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是退回到地緣博弈的格子裡去。」
施展在書中提出一系列設問，也提供了相應的回答。其中肯定會有很多會引起爭議和討論。我一向支持這樣可以引起討論爭議甚至批判的文章，這樣我們的思考才可以精進。當然同時我也希望施展要不斷修正發展自己的思考和理論，因為這部著作的主題甚為宏大，應當在爭議討論中發展，以虛心求真務實的態度持續研究下去。期待以後還可以看到修訂版。

導言（節錄）／十字路口的大國與歷史熱

最近幾年，中國興起了歷史熱。圖書市場上出現大量從各種視角重寫中國史的著作，既有國人的著作，也有譯著；既有傳統式的史學著述，也有跨學科的歷史研究，並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賣。
實際上，歷史熱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揆諸世界歷史，一個迅猛崛起的大國，其崛起本身會造成所處體系的深刻變遷，過去所習慣的參照系不再起作用，基於該參照系所設定的國家目標也會失效；於是，它無法再說清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麼、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麼，往往會陷入一種深刻的身分焦慮。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沒有路標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在這個路口上，倘若它能夠在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與世界的內在一致性，就能夠將其龐大的力量轉化為對世界的建設性力量，並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歷史地位；否則，它將浪費自己所經受的苦難。為了真實地理解自己的處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處在十字路口的大國往往都會關注歷史，它們渴望通過對於歷史的重新理解，來廓清當下，構想未來。
這種身分焦慮的化解，無法簡單地通過對於某種價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自我身分，要基於兩種理論敘事的構建：一是政治哲學的敘事，它會為該政治體確立其所要追求的正義之目標；一是歷史哲學的敘事，它會確立該政治體的認同邊界，確認何者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兩種敘事加在一起，才會帶來政治體的精神凝聚力。單純依靠政治哲學的價值表述，無法回應共同體的特殊歷史處境；單純關注歷史的特殊性，則無法理解共同體與世界之間的內在一致性。當下中國的身分焦慮，實際上表達著對新的歷史哲學或者說新的歷史敘事的渴求；人們渴望通過對於中國各種特殊性的統合性敘述，來尋找中國通達於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對內對外的各種精神緊張。簡單來說，就是要在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上，回答「何謂中國」這一問題。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敘事，直觀上呈現為對過去的重述，實際上是在勾勒未來的方向；換言之，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是基於對過去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就是未來學。
要構建新的歷史敘事，首先需要有對於中國歷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基於對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當中的結構性地位。那麼，中國歷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裡呢？
本書認為，它體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是一個軸心文明的載體，一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這兩點以一種人們經常意識不到的方式相互發生作用，幾乎中國歷史的所有運動邏輯，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所有切入點，都在對這兩點的把握裡面了。
所謂軸心文明，即在西元前八百年到西元前二百年之間的軸心時代出現的原生性文明。這個時候出現的中國文明，或許曾受到過其他文明的激發，並且在後續的年代中吸納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資源，但其內核中一些原生性的東西，作為基本識別要素，始終存在。軸心文明的特徵在於其普世主義取向，絕不自囿於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為思考單位；對應地，軸心文明不會設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擔綱，它所關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獲得普遍傳播。軸心文明的這一特徵，使得中國的精神結構中天然地有著普遍主義的衝動。在古代，它將自己理解為世界本身；在現代，它只有通過普遍主義才能理解自身與世界的關係，因為單純的民族主義理念無法提供足夠的精神容量，以支撐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軸心文明在歷史過程中都喪失了自己的政治載體，但東亞的軸心文明卻一直有中華帝國作為其政治載體，並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歷史效應。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中國的超大規模性。超大規模首先體現在中原地區的龐大人口與財富上，其規模達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在第一個千禧年過後，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資源超過任何地方性勢力的抗拒能力，此後中國再無長時期的分裂現象出現，於是就有了國人經常說的「唯一歷史未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其延續性的根基並不僅僅在於其文明的韌性，更在於超大規模所帶來的軍事與財政邏輯。
說得更準確點，一個龐大政治體的自我維持，與軸心文明的存續，是兩個獨立的邏輯，並不能相互解釋，但是相互有需求。這個文明在其覆蓋區域內始終可以找到一個獨大強國作為其載體，該強國則始終可以該文明作為自己的身分識別標誌。而在其他文明區域內，由於沒有這種超大規模，沒有足夠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資源，因此能夠壓制各種地方性力量的獨大強國就很難持續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強國，便不會以文明作為自己的根本身分標誌，以免混同於其他國家。
中國軸心文明的擔綱者在古代的流轉，最終必會落在起自農—牧過渡地帶的人群身上，過渡地帶分布在長城沿線及東北。因為只有這個群體同時熟稔農耕與游牧兩種體系的秩序奧祕，能夠帶來超越於農—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長城南北的緊張關係轉化為統一帝國的內部均衡關係。他們對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夠調動中原的龐大財富，這是純粹的草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他們的草原身分使其擁有超越於中原的廣闊視野，有能力統治儒家文化無法直接整合的龐大非中原疆域，這是純粹的中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因此，這個群體能構建起龐大的多元複合帝國，使得軸心文明所構想的「天下」，外化為一個現實的帝國秩序。這種多元複合帝國也帶來中國的另一重超大規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規模性和帝國內部秩序上的超級複雜性。這兩個意義上的超大規模性，使得中國在現代轉型時面臨的任務變得極為複雜。
在擔綱者的流轉過程中，中國歷史經歷了複雜的變遷，變遷的主動要素，或說自變數，來源於社會分工最為複雜的中原地區。相對於非中原地區而言，因其分工的複雜性，內部各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係更為易變。每一次出現有歷史意義的技術躍遷，都會給中原帶來新的經濟資源，並打破此前諸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係，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會結構。舊有的和新出現的各種社會力量，會在動盪與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會結構就這樣經歷過幾次深刻變遷，從商、周之際的封建社會轉化為漢、唐之間的豪族社會，再到宋、清之間的古代平民社會。社會結構的變化，會改變中原地區的財政與軍事邏輯、帝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對力量關係、軸心文明的經典闡釋框架，以及中原地區與非中原地區的互動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這片被稱作「中國」的東亞大陸的土地上，數千年的歷史呈現為一個多元體系的運動過程。這個體系內部包含著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幾種主要的自然—社會—經濟生態區域，各個區域彼此間有著極為深刻的相互依賴、相互塑造的關係，以至於脫離開一方完全解釋不了另一方。幾大區域構成的多元複合結構裡，歷史運動的主線是草原、中原、海洋這三大區域的互動關係；西域和高原這兩大區域構成副線，它們就像催化劑，影響著主線的發展路徑和歷史節奏。這樣一種深刻的有機聯繫，讓各個區域互為條件，構成一個多元共生體系；所謂「中國歷史」，就是這個多元共生體系的演化史。這一體系不斷地尋求著從多元主體相互對抗的外部均衡，演化為多元複合帝國的內部均衡；中原地區每一次社會結構的變遷，都將打破業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國的內部均衡，於是體系會回到外部均衡，前述運動過程在更高一階上再重複一輪。這構成了中國歷史的循環上升的邏輯過程。
經過幾輪的反覆演化，這個多元共生體系在其古代歷史中落實為大清帝國，漢滿蒙回藏多元主體都被納入統一的帝國之中，接受多元的統治。就當時的技術條件而言，一種真正的普遍性達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來了，它體現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
就物質層面而言，在內部均衡所帶來的和平紅利下，中國人口過度繁衍，出現大量過剩人口，導致中國經濟陷入一種特殊的困境而無法脫出。過剩人口帶來過於便宜的勞動力，使得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無法出現，因其不具備經濟可行性；中國因此便無法內生性地發展起工業經濟，因其以新的技術變遷為前提；而不能從農業經濟進展到工業經濟，便無法吸納過剩的人口。中國於是自我鎖死在一種低水準狀態上，有學者稱此一狀態為「內卷化」。中國由此便有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危險，因人口過剩導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亂循環，可能會反覆上演；這種循環無法像此前的歷史那樣，帶來社會的結構性演化，而只有無變化的重複，便不再有任何歷史意義。就精神層面而言，朝廷能夠從這個超大規模人口的社會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資源，以至於社會已不再擁有對於朝廷的制衡力量，軸心文明對其信徒所承諾的尊嚴，也將在政治的壓制下逐漸落空，軸心文明的精神內核有可能逐漸枯萎下去。
除非有外部資源注入，才可能突破這兩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間的相遇便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一種內在需求，中國在內外各種壓力的綜合作用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現代轉型的道路。
中國的超大規模過剩人口，只有在作為封閉經濟體的情況下，才會導向「內卷化」的結果，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反倒會成為中國的競爭優勢。但是，這種優勢要想能夠真正釋放出來，中國必須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沒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便有可能被徹底撕裂化。這個問題又一次與中國的超大規模相關。
中小規模的國家，僅僅靠外部世界的經濟拉動，便可被整體性地拉動起來；中國倘若只靠外部拉動，僅會被局部性地拉動起來，也就是諸如上海、廣州之類的口岸地區，它們和紐約、倫敦的聯繫，會遠遠大於它們與幾百里之外中國鄉村的聯繫。這是十九世紀後期、二十世紀前中期的現實歷史。這些被拉動出來的飛地經濟與社會，與那些無法被外部拉動的龐大鄉村地區，會形成深刻的撕裂；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一定會導致劇烈的內在衝突，乃至於內戰。所以，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要完成現代轉型，必須要先實現政治整合，然後才能讓這個國家整體性地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並且把中國的巨量人口轉化為競爭優勢；這個步驟如若走反，就會在內在撕裂中吞噬掉各種局部性的發展。
要實現政治整合，革命就是繞不開的選項；革命的代價巨大，但超大規模國家要實現現代轉型，幾乎無法避免。這就有了二十世紀中國跌宕起伏的革命歷程。
實現了自我整合的後革命時代的中國，在進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後，其超大規模人口終於煥發出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難以想像的經濟奇蹟，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的經貿結構，全球政治秩序、經濟秩序乃至社會秩序在此過程中出現失衡。中國因其超大規模性，對化解這種失衡有著特殊的責任；同時，失衡有可能對於全球化造成傷害，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對化解失衡也有著深刻的利益關涉。
正是在這個階段，我們過往的許多精神資源，在解釋這種新的格局時失效了；我們過往用來理解自身與世界所依憑的參照系，因中國的崛起而發生巨大變化，也失效了。中國走到十字路口，發現似乎越來越難以理解自身與世界了。因此，重述中國的歷史、重構我們的史觀便成為一種必需，如此才能讓我們獲得精神自覺，把握住這一切過程的深刻歷史含義，進而構想更加可期的未來。
新的歷史敘述必須能夠在以下諸方面發現特殊性之上的普遍性和多元性之上的一致性：在空間意義上，發現中原與非中原地區的內在一致性，以及中國與世界的內在一致性；在時間意義上，發現古代歷史與近現代歷史在精神現象學邏輯上的內在一致性。如此，則內安邊疆，外安四鄰；如此，中華民族潛意識當中的普世主義衝動、直觀可見的超大規模屬性，以及其中所隱含的世界歷史民族的潛力，才能真正地獲得釋放和通往建設性的方向。
在對中國歷史做過如此反思的基礎上，本書對「何謂中國」這一問題的回應，可以簡單表述如下：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從內部來看，它是個體系，從外部來看，它是現代世界秩序當中的海陸樞紐；中國也正是因其內在的體系性，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陸樞紐地位。
現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構成性要素，分別是海洋秩序、大陸秩序，以及海陸仲介／樞紐秩序。作為體系的中國，內在地包含著海洋和大陸等多種要素，它們通過歷史的演化與現代的整合，而凝為一個共同體；中國因此得以同時嵌入在現代世界的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之中，作為海陸中介／樞紐，因其超大規模而獲得動能，將人類秩序連為一體。這是中國作為世界秩序自變數的真實體現，是中國作為世界歷史民族的責任擔當。

下篇／第八章　世界歷史民族的精神自覺
中國的經濟持續不斷地深度融入全世界，由於中國的超大規模體量，我們純粹內政的行為，也會產生巨大的外部性效應。這些都使得我們過去對於世界的認知模式遭遇嚴重挑戰，無法真正意義上地理解自身與世界。倘若始終無法獲得「林肯論辯」式的認知與理解方式，中國將無法理解外部世界的正常訴求，即便是外部世界發起談判的請求，也可能會被中國視為圍堵而遭拒斥。
可以說，此時的中國需要的是一場「精神解放」運動，而不僅僅是一場啟蒙。這裡的所謂啟蒙，是指在蒙昧的狀態下開眼看世界；所謂精神解放，是指在根本上改變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啟蒙可能帶來大量的資訊，但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幫助我們去理解這些資訊的意義為何。因為，任何資訊，都只有在特定的認知框架下才會呈現出其意義，沒有脫離開認知框架存在的赤裸資訊；同樣的資訊，在不同的認知框架下會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而所謂精神解放，就是要反思乃至重構我們的認知框架。所以，精神解放，是無法簡單地通過另一次啟蒙來完成的，因為這很難突破觀念論的結構，只不過會讓我們落入新一階的將民族理解為緻密體的誤區。「林肯論辯」的意義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浮現出來，它有兩重意涵：第一，我們需要有歷史政治觀上的轉變，對世界秩序進行全新的理解與實踐；第二，中國需要在精神層面上進入不斷自我解放的過程，它可以通過林肯論辯的方式進行。新的歷史政治觀在此論辯中浮現出來。
視野進一步打開的話，可以說，在世界層面上也需要開展國際交涉的「林肯論辯」。歐洲歷史在這方面可以給我們啟示。二戰前歐陸的民族主義都是觀念論的歷史政治觀，它們都指向特殊主義的、割裂普遍空間的世界秩序想像，這些緻密體之間的理念關係是「命運對決」，無法進入「林肯論辯」。二戰後的歐洲統一進程，終於超越了那種特殊主義的秩序觀，歐洲內部的安全問題不再成其為問題，於是一種「林肯論辯」的過程在歐洲框架下展開了——從早期舒曼、莫內關於歐共體的聲辯，科爾關於德國統一的應急設計，到德斯坦領導的歐洲憲法討論，再到近年哈貝馬斯對歐盟的警示演說，林林總總。經貿過程走上了與政治過程合一的進程。這段歷史可能是未來世界歷史發展的某種小規模預演。
至此，我們的討論進入到一種基於普遍視角的世界歷史哲學，中國的自我意識要在這個層次下再獲審視。通過認識論意義上的「林肯論辯」，形成新的歷史政治觀，是全球化的歷史實踐，是某種意義上無從避免的宿命。一如塞涅卡所說：「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
就世界秩序而言，還有著超越於歐洲乃至西方之上的更深一層的普遍性，這就需要「林肯論辯」在幾個世界歷史民族之間繼續展開。它將重構這些世界歷史主體的自我意識，世界秩序最終進入一種去主體的主體間性的進程之中。這樣一種論辯，將是對中國的全球歷史意識的發現過程，會促成中國的精神解放。它既要在中國內部來展開，也要在中國與世界之間，尤其是中美之間來展開，這裡涉及的不僅是中國發現自己的全球歷史意識的問題，也涉及美國的全球歷史意識的重構問題。
對美國來講，它面對著怎麼消化中國乃至伊斯蘭世界的挑戰的問題。消化的第一步當然是理解對方，而這種理解不可能純粹觀念運動式地完成，它一定要進入一種「林肯論辯」的過程才可能展開。在這個理解、消化的過程中，美國將改變自己，改變自己的文明樣式，改革自己的政治存在方式。中國也一樣，在與美國相處的過程中，改變自己，達到那樣一種變化。這是一個真正宏闊的世界歷史過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意識如何從彼此茫然無知，到彼此深存誤解，最後彼此實現和解，達致一種普遍秩序。
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中國被還原為世界歷史的一個環節，美國也被還原為世界歷史的一個環節。這個世界歷史過程的完成，表現為世界秩序的普遍司法化。現代政治的意識形態所構造出來的政治空間，在「林肯論辯」的時間維度之展開中，形成一種真正的普遍秩序。在此普遍秩序中，國家變成財政單位，變成社會福利組織單位，民族成為多樣化的文化形態，變成日常生活方式。
這是對同時包含著時間與空間之雙重維度的古典帝國的某種回歸。作為空間存在的國家，在「林肯論辯」的時間維度中與世界不斷互動，與世界秩序共同演化；「憲法典」敘事中對時間維度的屏蔽，共產主義敘事中對空間維度的屏蔽，因此而全部獲得突破。古典帝國「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這回還可以加上「文化的歸文化」。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基本的政治單位，其政治性消散於普遍秩序之中，民族國家時期構建起來的列強體制，也就漸漸退縮在諸歷史主體的普遍聯繫之中而被徹底克服；對歷史的敘述，終能祛除政治的遮蔽，作為歷史而回歸。
這樣一個過程，就是人類普遍憲制展開的過程。中國經濟崛起對世界秩序的衝擊以及對中國自身的改造，帶來普遍憲制展開的可能性。其過程不會一馬平川，必定多有反覆，這也是「林肯論辯」的常態，但從長線來說，其方向不會有變。這在更深的意義上籲求著中國精神格局的轉型，以便從自覺意識上讓中國與整個世界歷史進程逐漸融合在一起。當我們達到這個轉變的時候，就消除了民族精神分裂和精神內戰的可能性，從而成為一個精神飽滿的民族，一個自我實現了的民族。
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也只有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這個民族內部的自我立法和自我治理，才有可能最終完成。
基於對這樣一種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中國必將自己的現代轉型最終落實為憲制，在制度層面上將自己的內政秩序與國際秩序聯立起來，從而在實力、理想、制度三個層面上完成自己的世界主義轉型。這個過程會進一步推動人類普遍憲制的展開過程。中國的憲制不可能通過一次簡單的立憲活動而實現，因為其內涵遠超一部簡單的憲法典。它必須能夠結構性地反映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反映中國作為世界之全息縮影的現實；將中國複雜多樣的現實統合在統一的法權秩序當中，既承認超大規模國家內部地方主義的正當性，又不導向國家的分裂；在技術上使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日常政治既能有效運作，又不至於喪失對人民的代表性；對於中國的悠久歷史、澎湃的革命史以及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都能吸收並表達在憲制的理想當中。
對這個憲制不能做法典化的理解，而需要做歷史性的理解，但它又必須呈現為法典化的形式。
這樣才有可能讓前述所有這些彼此之間經常有著巨大張力的要素，都在這個自由憲制中獲得其表達；才能將前文反覆討論的世界政治與國家政治當中的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之間的張力給出恰當的安頓，讓中國與世界的共同演化過程，通過該憲制作為制度性介面，而獲得恰當的表達。
一旦獲得對這些意義的理解，中國的視界中將會展開一片前所未有的時空天地。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就是不斷努力克服自己的內在失衡的歷史。這種失衡在精神與物質兩個層面都深刻地存在著；到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內在失衡以及世界的失衡，實際上是同一個過程。中國內部的困境，必須在全球秩序重構的框架下，通過中國的世界主義化才能夠化解；中國的外部困境，也必須通過中國對自我意識的重新表達來獲得突破。中國的失衡需要通過一個憲制過程來馴化，世界的失衡同樣需要在一個普遍憲制過程中被馴化。
現代政治在其初起之際是以意識形態為其正當性基石的。意識形態直接塑造著人們對於世界的想像，一種觀念的而非實踐的政治理念便被建立了起來。它的極端表現，是用「觀念」取代過去的「宗教」，將政治再綁架進入一種「倫理—官僚世界」，形成一種對於民族的緻密體認識，這在現代呈現為韋伯所痛恨的「理性的鐵籠」。兩次世界大戰的源起，與這種觀念對政治的綁架有著深刻關聯。今天，在去政治化的世界，將再一次面臨被觀念所綁架的危險。在一個因為各種世界層面的失衡與挑戰而被打開的「林肯論辯」的過程中，異化了的「倫理—官僚世界」將再次獲得機會形成自我突破，真正進入到「政治世界」；而中國本身也將在這個過程中突破自己的歷史，進入到「政治世界」。
咨諸中國的歷史，我們發現其在若干輪的大循環中，內在地包含著一個自由的展開過程。中國的古代歷史便是這種自由的現實展開過程，但它到古代後期卻走向了自己的悖反，以至於無法兌現自己的軸心文明對於人性與尊嚴的承諾，從而內在地籲求著外部力量的到來。到了近代，中國與外部世界通過各種形式的互動乃至互構，而朝向自由法權，經歷了艱難的轉型歷程。今天，實現了經濟崛起的中國，已經在用自己的力量深刻影響著世界法權。雖然從長線看，「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但從中短線看，中國如何看待自己，將在深刻的意義上，決定世界如何向前演化。
歸根結柢，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歷史民族，決定了，世界的自由將以中國的自由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