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之發展（余英時文集16）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自序

今日民主自由人士從事反共鬥爭，在冷戰階段中，思想當然占著主要的部分。共產黨人不管是牽強附會也罷，是闡揚主義也罷，他們把馬、恩與列寧的幾根腐爛的骨頭都挖掘出來，利用盡了；對於民主的攻擊，他們也盡了挖苦與刻毒的能事。而我們呢，這幾年來，也出了不少的書、寫了不少的文章，罵他們如何殘酷、如何獨裁，但始終很少有人肯花工夫對共產主義做有系統的評判，對民主制度做有系統的介紹。近來且有人發出祇反共黨不反對主義的論調，這根本違反了反共的精義。
民主制度的歷史實淵源於二千年以前，假使我們不勉強把柏拉圖（Plato）、湯瑪士．摩爾（Thomas More）與馬克思拉成一家，共產主義卻還祇有一百一十年的歷史。歷經二千餘年之久，民主制度還能在今日得到絕對大多數人的擁護，這絕不是偶然的事。共產制度怎樣呢？柏拉圖式共產主義剛提出來，就被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打得粉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雖然賴沙皇的腐敗政權之助，在蘇聯首先抬頭，復賴第二次大戰之助，發展到了今日的地步；但事實上，它在全球各地已在走下坡路了。民主與共產制度最大的區別乃是前者順乎人性，而後者違反人性。任何違反人性的制度與思想均不會維持長久，而順乎人性的制度與思想則愈長久而基礎愈堅。
民主自誕生以來，也經過不少的磨折，它始終是在迂迴前進，沒有被任何阻力擋住或消滅。蠻族的西侵、教廷的僭越、宗教的審訊、路易十四世的專制、梅特涅的保守，以及最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獨裁都沒有消滅了民主所由來的自由思想。民主所以具有這種百折不撓的堅韌的力量乃是由於潛伏在人們心坎中的思想不是外力所能打擊的。雖然，兩千多年來，自由的思想是無時或滅，而民主制度的實施則經過不少改革，以求適合每一時代的要求。這又說明自由思想既是出自人性與發自人心，民主制度也又是最具彈性的與進化的。共產黨人不自覺其反動而厚誣西方民主制度為十八世紀的落伍制度。讀了這本書的人們一方面可以增強本身對於民主的信念，一方面可以揭穿共產黨人對民主的無端的誣蔑。
坊間討論民主自由的小冊子倒不算少，但是像這樣一種有系統的敘述民主制度發展的書尚付闕如。假使這本書能使讀者對於民主獲得進一步的瞭解，那就不辜負編者這點微小的心力了。
余英時　民國四十三年九月於新亞研究所

第一章 民主的形式與內容
人類歷史上思想的分野與鬥爭從未有像今日這樣的尖銳化。因為有了這種嚴重的對立，所以今日就顯然地有了兩個世界，一個屬於自由，另一個屬於奴役。在自由的領域中，一切思想可以共存，各種黨派可以並立；英、美不乏提倡共產主義的人士，不禁止共黨組織存在，哈佛大學且堅持不肯解聘左傾的教授，這幾件事都是維護自由的鐵證。在奴役的領域中，祇許有一種思想與一個政黨，不接受這唯一政黨的領導便被列為思想搞不通的人物，為反動派，便要遭受清算和鬥爭；鐵幕國家絕不許高談民主自由，絕不能於共黨之外另立政黨，這也都是些不可否認的事實。從這些事實看來，我們用不著再從事哪個是民主與哪個是反民主的爭辯。乃反民主的一方卻反誣真正的民主世界為不民主，且自詡為進步的民主，這簡直是顛倒是非、欺世盜名。其實，民主自有其客觀的標準與悠久的歷史，終不能為反宣傳所遮蓋。在這一章中，作者要先說明民主的意義。
這幾年來，世界的局勢變化得太快和太大了。先是東歐諸國大部分關進了共產黨的鐵幕，繼之，五億人口的中國也入了他們的牢籠。東歐也罷，中國也罷，大部分人民，不，我可以更有把握地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在受共黨政權的磨折與迫害，迫害到引起普遍的恐怖，迫害到造成窒息的狀態；而另一方面共產黨還在大喊民主，並一律叫他們所統治的國家為「人民民主共和國」。今日我們反共的人士所號召的是民主自由，而被我們反對的共黨亦自稱民主。當然，瞭解共產黨與民主自由意義的人們不會承認共產黨與民主有何關係，但一般民眾對此就不能不感到迷惑了。他們中間至少有很多人一定奇怪，何以正的方面是民主，反的方面又是民主。正反相同還有什麼可爭的呢？本來民主這兩個字的使用權我們不能專有，無法祇許我們用，不許他們用。這好像我們把潔身自好、守正不阿的人當作君子，把卑汙齷齪、無惡不做者當作小人，共產黨偏要持相反的論調認為第一類是小人，而第二類才是君子。我們對付這種無賴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方法就是盡可能說明民主是什麼，要使一般人都能瞭解究竟何者才是民主？何者才是不民主？
民主的意義是什麼？過去寫書和寫文章的人發表過不少的意見。從理論的探討來講，有許多哲學的、政治的與歷史的學者們對於這一問題已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不過很少有人以斬釘截鐵的說法把民主的意義說得清清楚楚，使人一讀瞭然。我們不能希望讀這類書的人們都是對哲學、政治或歷史有高深研究的，因此，我們於解釋民主的意義時應當避免、不用那些常人不大習見的名詞。尤其是在今天，一般人需要民主，因而希望瞭解民主。編者曾看過不少西方學者或長篇論著或短篇論民主的論文，多半喜用學究式的語調，令不大瞭解本問題的人們越看越糊塗。我們要針對著需要獲得關於民主常識的人們替民主下些註解。但在這裡我也要承認我絕不敢自信能對民主提出一個詳備的解釋，我祇是將個人所瞭解的用最淺近的文字把它寫出來而已。
民主（democracy）這個字盡人皆知係出自希臘的雅典，希臘文為 demokraiu，係取 demos 與 krateein 兩字合併而成。Demos 的意思是人民，krateein 的意思是治理。用白話來說，民主就是老百姓做主。這就是說，國家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國家的最高權力，亦稱主權，係操在全體老百姓的手中。如何管理國家的事，這要聽老百姓的吩咐。政府祇是老百姓管理國事的辦事處，由老百姓派他們自己的人常駐在辦事處中，執行主人翁交下來的任務。主人怎樣說，辦事處的人員就應當怎樣做，辦事處的人如果有什麼計劃要提出來，他們必須將該項計劃交付全體人民或交付人民的代表考慮，經他們批准以後，才能實行。如果批駁了，該項計劃就必須取消，辦事處的人絕對不能剝奪主人翁的權力，做出違反人民意旨的事。如果他們要存這種企圖，老百姓就應當有權撤換他們。這是民主的基本意義。
民主，大體上說，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的民主，另一種是間接的民主。直接的民主是老百姓自己直接管理國事。最早的國家實行直接民主的是希臘的雅典。雅典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她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奴隸，具有公民資格的不過五萬人。既然直接的民主是由人民直接管理國事，所以雅典就成立一個國民大會，具有締結條約、宣戰媾和、罷免官吏，以及處分官吏之權。理論上這五萬個有公民資格的人民都有權參與會議，但經常到會的不過數千人。究竟一個數千人的大會處理國事還是不大方便，所以雅典又設立了一個五百人的會議（Council of 500），用抽籤方法選出。事實上這個五百人會議還是太大，所以國民大會與五百人的會議下面又設立了若干委員會與一個十人將軍團處理國務。這可以看出直接的民主祇能行之於人口很小的國家，即使在很小的國家中，真正執行施政細則的還是要另推少數人負責。這裡所謂之直接乃是一切政策與辦法的決定係直接來自國民大會，不是由人民的代表的機構決定。直接的民主直到現在還是部分的存在，創制權、罷免權、複決權在瑞士與美國若干州中仍在運用著，這幾種都是直接的民權。
至於間接民主乃現在最流行的民主，那便是由老百姓選出代表負責處理國政，這又叫作代議的民主。這種間接的民主現在有三種類型，第一是內閣制，以英國為代表；第二是總統制，以美國為代表；第三是委員制，以瑞士為代表。內閣制是以國會為最高權力的機構，內閣等於國會中的一個行政委員會，直接對國會負責，間接對人民負責。這一制度的特點是內閣遇到國會投不信任票時，如認為國會不能代表民意，除了辭職以外，還可以解散國會，直接請老百姓做主。老百姓認為國會是對的，就選出一個更反對內閣的新國會；如認為內閣是對的，就選出一個支持內閣的新國會。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大區別，係行政權與立法權絕對的分開，總統與國會均由老百姓直接選舉，總統管行政，國會管立法，總統不對國會負責，也無解散國會之權，因為總統與國會都對人民負責，所以他們中間祇有平等牽制（check and balance）的作用，沒有高下之分。第三種瑞士型乃是一種修正的內閣制。瑞士的聯邦行政委員會（Federal Council）也可稱之為內閣。不過在這委員會中沒有黨的陣線。行政委員對於立法的政策可以抱著不同的見解，他們的任期是固定的，這一點又與美國的行政首長相同；另一方面，他們確是受制於立法機構。國會中如投反對他們的票，他們雖不必辭職，但須修正政策以求符合國會的意旨。上面所舉這三種間接的民主祇是就其大者而言，當然在細則上各國的民主制度尚有很多小異的地方，此處不能一一提出。
老百姓選舉代表根據什麼呢？選舉在表面上是推選代表，實際上是老百姓拿出主張的機會。在某選區中誰能代表百姓的主張，他們就選舉誰，獲得大多數票的當選，總統如此，立法議員亦如此。人民對國家的大政見解絕不能一致，所以民主祇能以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大方針如何提出呢？這裡就發生政黨的作用。政黨係由人民組織的，人以類聚，思想相同的人們很自然地結成了一個團體。最初各政黨成立的時候一定要提出很顯明的主張，到後來競選時，各政黨對每一問題還要提出它的解決的見解。人民選舉，雖然與代表的個人的聲望有關，但一般講還是看候選人所代表的黨的政策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