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雜文集（余英時文集23）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 血淚凝成真精神
徐復觀先生一生的成就，最可以用一部書作象徵——即他早期的著作《學術與政治之間》。
民國三十八年以前，他的工作偏重於政治，三十八年以後，工作重心轉移，對於學術研究，投注相當多的心力。但是在這兩者之間，我們平心以觀，徐先生的生涯是政治中有學術，用學術來指導政治生活，因此他正式拜熊十力為師，乃是中年從政的時代。當時他希望以政治工作挽救中國的危機，三十八年以後，他體認到政治工作的解決，必須有更深刻的學術思想體系作根本，因此由政治轉移到學術，這便是他晚年教書、治學、寫文章的緣由。
在晚年學術研究的工作上，徐先生經常反映出早年的政治經驗，中國近年來政治方面的發展，深深影響著他對文學、思想以及歷史的判斷。他自己常說，他的古典研究，深受時代的啟發，如果不是時代提出許多問題，他不會在古典作品中，發現那麼許多有意義的題目。
徐先生的一生，與學術、政治二者，都有著關係。近代的知識分子也有不少是如此的，但不同的是，很少人能夠像徐先生一樣深入到政治與學術之中，很多知識分子都是徘徊在政治與學術的邊緣，對兩者都沒有深刻的了解，不如徐先生在這兩方面的突出。也許我們不一定都同意徐先生對學術課題所下的結論，但是我們都應該尊重他追求結論的那股真實的精神。
就現在的學派來說，徐先生是熊十力以來，中國新儒家的重要人物，在海外這三十多年來，新儒家的影響力量，主要是三位學者建立起來的，一位是已經過世的唐君毅先生，他是以文化、哲學為主要的工作範圍。另一位是牟宗三先生，他是以儒家的形而上學為中心。此外，便是徐復觀先生了，徐先生以實際政治工作的經驗，反映了對歷史更深刻的認識。三位新儒家中，只有徐先生是以歷史的經驗，發掘思想的問題，這並不是說徐先生的工作比唐、牟兩先生重要，而是他把握歷史的關鍵，對一般讀者能有更深刻的啟發。
徐先生治中國思想史，分從歷史與思想兩條線索同時進行，最後幾年，尤重於兩漢思想方面，我看過他有關這方面的專著，至少有四種。去年他告訴我，一部漢代經學的歷史很快就要出版了，就以著作的總量來看，徐先生的成就亦是十分驚人。
我想在現代學術史上，徐先生扮演的是一個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他的學術經驗和政治經驗一樣，可以說都不是正統的，但是其價值正在這種地方，他在價值上並不追攀主流或當權派，學術上也表示出偉大的異端的精神。
他的追求的方向，基本上是一個「真」字，但是這種真理的「真」，是有血有淚的，不是枯燥的理性或沒有內容的空洞型式。
我自從一九七三年到香港，和徐先生認識相交，十年來一直受到他的鼓勵，雖然我們在思想、學術上存在著一些細微的差別，但我對徐先生關懷後輩，提倡學術的苦心，始終十分感謝。
（原載《中國時報》，一九八二年四月二日）

■ 晚節與風格
《明報月刊》三十五周年紀念對我來說是一個引起溫暖記憶的日子。一九六六年我在美國，未能在香港恭逢創刊盛舉。但是我還記得我在一九六二、六三年間給香港友人所寫的幾封信，曾在《明報月刊》上刊載過。題目也是朋友代為擬定的，大概是「論海外中華」。因為我從未將這些信收進文集裡，手頭也早已無存稿，所以記憶不免模糊了。「海外中華」是我當時一種空想，大致認為中國文化在本土一時沒有機會發展，只能在海外由中國知識人承擔起這個任務。這篇文字在美國也曾引起反響，我記得有人把它節譯成英文，在紐約出版的一家留美同學辦的刊物中發表了。但我現在連這個刊物名稱都忘記了。以後有機會，我也許會找出《明報月刊》的原文來重讀一遍。
在六十年代，我和許多留美學人一樣，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迷。所以一九七一年我第一次回到香港時，便請人介紹和查良鏞先生交談過一次。這是我認識《明報月刊》創建人的開始。但是我當時在美國工作，很少有機會寫中文，所以我正式成為《明報月刊》的投稿人要等到一九七三年回新亞服務以後。從一九七三年起，我許多關於文化思想以及《紅樓夢》的文章都是先在《明報月刊》上刊出的。一九七五年回美國之後，這一讀者而兼作者的關係不但沒有斷，反而更加強了。我的老朋友如胡菊人先生、董橋先生，都是維繫我與《明報月刊》之間的關係的原動力。這一點使我至今感念不忘。
我一生投過稿的報刊不計其數，但我始終覺得《明報月刊》最令我有親切之感。自由、獨立、中國情味大概是我對《明報月刊》最欣賞的幾點特色。《明報月刊》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的境地。這裡沒有任何預設的意識形態；我所謂的「中國情味」也不含狹隘的民族意識。這裡也沒有權力的威脅或誘惑；作者可以稱心而讀，讀者也可以隨意閱讀—沒有人會想到與權勢或財富發生任何關聯。
現在我自己已進入老年，用圍棋術語說，我是處在收官子的階段，只想關起門來，在專業領域內做一點與世無爭的研究工作；因此我大概不大可能再在《明報月刊》上發表長篇大論了；但是我對《明報月刊》的感情是不會改變的。
文化社會事業與個人不同，無所謂生、老、病、死，所以《明報月刊》可以日新月異，而且也一直與世俱新。但是我希望它的基本風格不會改變，此之謂萬變不離其宗。中國人從來最怕「晚節不保」，這是從個人立場上說的。所謂「晚節」，今天當然已超越了傳統政治概念。這是指一個人平生所一貫信奉的基本價值，由於臨老不能守孔子「在得」之戒，竟假借種種冠冕堂皇的說辭，棄之不顧。《明報月刊》自然不存在「晚節」問題，然而我對它的一貫「風格」卻愈來愈珍惜。二十一世紀真正開始了，我願意與《明報月刊》作一個莊嚴的約定：我努力保自己的「晚節」，《明報月刊》努力保自己的「風格」，如何？
（原載《明報月刊》三十六卷一期，二○○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