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蔣介石

自序

我與李敖合寫的《蔣介石評傳》於1995年在台北初版頗受注目，因台灣經過兩蔣長期威權統治後出現第一本評傳，不再重彈歌頌偉人的老調，令許多台灣讀者有耳目一新之感。有趣的是有些大陸讀者因長期看到的是負面的蔣介石，反而覺得無多新意，希望能看到正面一點的蔣介石。問題是先要有正面的事實，不能將負面美化為正面。例如李敖首先揭發蔣介石的學歷問題，他廣搜資料，包括日本士官學校的歷屆畢業名錄，其中沒有蔣介石的名字，然而蔣介石周圍權威人士的著作，如民國18年（1929）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年鑒》明言蔣日本士官畢業，可說是官方欽定的履歷。又如1937年出版的貝華主編《蔣介石全集》亦說蔣「初入日本振武學堂，繼入陸軍士官學校」。再如鄧文儀寫的《蔣主席》也說：「考入日本士官學校」，鄧是黃埔畢業的天子門生，當過蔣私人秘書八年，曾任「國防部新聞局局長」，而該書由國民黨黨營勝利出版社出版。但是大陸學者陳紅民仍不以為然，偏要寫長篇大論與李敖「商榷」，他舉出一些並不比李敖所舉更權威的資料，證明沒有說蔣士官畢業，便認為不是蔣介石自己偽造學歷，他的結論是偽造學歷「既非蔣介石所作，亦非蔣介石授意所作」。陳紅民下此斷言要為蔣介石解套，把偽造學歷認為是國民黨官方人士逢迎拍馬之輩。可惜浙江大學的陳教授沒有看到蔣介石的身分證，那張1965年4月在台灣發的Y10000001號蔣介石身分證上有學歷，明白寫著「日本士官學校」。我們總不能說身分證上的學歷可以不經蔣同意擅自填寫的吧！照台灣的法律，填寫文件不實可入嚴重的「偽造文件」之罪，更何況是身分證，是要坐牢的，除了蔣本人誰敢冒被起訴之險？陳紅民洋洋灑灑的「商榷」想要反轉蔣的負面形象，豈非徒勞？其實英雄不怕出身低，蔣介石不需要好的學歷來撐門面，但他還是在意，誠如李敖所言，蔣雖貴為元首，但在心理上仍然沒有安全感，這一點對於正確理解蔣介石的性格，相當重要。
蔣介石手寫日記由其家屬於2004年寄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館後，供公眾閱讀，引起中外學者特別是兩岸治現代史者，絡繹於途如獲至寶。蔣介石在生前雖已披露不少日記，但較完整的手寫日記卻是首次出現，難怪轟動學界。蔣日理萬機之餘勤寫日記，紀錄他所見、所聞、所思、所行，必然有引用與參考的價值。回憶錄的史料價值不如日記，回憶由事後建構，時間會影響到記憶的正確；日記雖及時記載，但也有作者的主觀建構，尤其是有意留給後人看的日記。蔣介石的日記生前已有人摘抄寫成《事略》，死後由家屬公諸於世，還要說蔣日記是僅供他個人參考的私密空間，未免過於天真。所以蔣日記的複雜，涉及如何分辨「真實的蔣」（person）與蔣「要我們知道的蔣」（persona），不容忽視。蔣作為國家領導人，竟然像舊時代的皇帝勤於記錄自己的言行，如黃倩茹敏銳指出：古之帝王由別人記載「起居注」，而蔣則由自己寫「起居注」，以便為後日寫作「正史」之需。蔣介石既占政治舞臺約半個世紀之久，動見觀瞻，落筆之際豈能無所顧忌？所寫豈能就是真相？蔣曾自謂中山艦事件的真相要等到他死後看他的日記才知；然而他日記裡所記載的中山艦事件是真相嗎？非也！其中頗多他自以為是，或故意扭曲的真相，甚至誤導世人，他有心加害的人在他日記裡反而成為要害他的人，顛倒是非與黑白莫此為甚。他在日記裡說胡適是「政客」，這是連他自己都不可能相信的謊言。蔣介石在台灣違憲選第三任總統，不聽雅言堅持要選，但在日記裡卻說不當總統反而有利他可不受美國約束，能夠反攻大陸，竟有學者據此相信蔣未必想再連任。類此毫無可能的胡言亂語出現在日記裡，豈能信乎？所以蔣之日記並不是沒有顏色的史料，其中有情緒、主觀、偏見、謊言以及有不切實際的異想。如果讀日記者以為在開金礦，忠實引錄、編排、複述、任由其所說左右、隨其情緒起伏，則要史家何用？所以，引用蔣介石日記必須注意其中有「鬼」，既有「不立文字」以自諱其跡，也有「專立文字」以自我掩飾。所謂「專立文字」，就是在白紙寫下黑字，卻是不能兌現或故意留給後人看的材料，例如蔣介石批准釋放軍事家蔣百里，事實上仍舊關著；又如蔣罵史迪威的批示，史迪威看不到而是留給歷史家看的。所謂「不立文字」，就是口頭答應，拒絕立下字據，如「何梅協定」、如「西安事變」，都是口頭答應，皆不立文字，不留痕跡。所以「檔案」中的文字，有的並不代表歷史事實，不能作為證據，很可能「只是專門用來騙人的，尤其用來騙後來之人和歷史家」。無獨有偶，美國女歷史學家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有名著《檔案中的虛構》一書，指出十六世紀法國司法部的贖罪檔案所載故事純屬虛構，史家不可據以重建歷史。讀史者若被材料牽著鼻子走，有如跳進如來佛的掌心不得翻身。然則史家引用包括日記在內的任何史料必須審慎，斷不可視為聖經，若不細察其中的狡猾處，則所得之所謂真相，鏡花水月而已。
李敖生前希望我參考新出蔣介石手寫日記，增補舊作。他自己也想將《蔣介石評傳》未及收錄百頁之多的書目，作詳細的補注後另出一冊。惟近10年來，各忙別務，未能專心素志。今李敖作古，念及故人極重視蔣介石研究，認為是現代史研究的重大課題，因他身經蔣家白色恐怖時代，且是受害人之一，曾兩度入獄長達六、七年之久，備受酷刑，對威權統治感受特深；然他威武不屈，敢以一人敵一黨，揭露獨裁者的真面目。或有人以蔣氏能容忍李敖為說，其實李敖逃過死劫，要因江南案引起國際風波，暴露特務涉案危及政權，不敢再動殺機耳！已享盛名的李敖始倖免於難，亦云險矣！李敖批蔣直言無忌，行文不免尖銳，然其文風如此，非僅針對蔣氏一人而已，更何況李敖不屑謾罵，自詡言必有據，用他直白的話說，他不會「罵人王八，而是要證明那人是王八」，對付蔣介石亦復如此。他在獄中無書可讀，只准看蔣氏言論集，他勤覽細看洞見至隱；出獄後，廣搜相關文獻資料發見機微。他曾出版《蔣介石研究》六集，不論蔣謊報學歷、不會唱國歌等諸多小事，或出賣外蒙古到私搬國庫黃金等諸多大事，都盡情揭發，莫不有理有據。他確是要證明蔣是一失敗的負面人物，實在乏善可陳，讀者不可因李敖喜歡罵人而輕之也。
我沒有李敖刻骨銘心的牢獄經驗，也無李敖前無古人的犀利刀筆。老友楊天石熱心想要為蔣翻案，教我要「憎而應知其善」。我雖生長在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但大學畢業後就出國留學旅外40年，照李敖的說法，我們這批人都是台灣白色恐怖時代的「逃兵」，所以就我個人而言並無「憎」的原因。但作為讀史者而言，看到蔣介石主政中國的數十年，專制獨裁、勇於內鬥、怯於禦外、戰亂不已、民不聊生、依賴外力，難以自立，甚至刻意將大位傳子，不免封建王朝之譏，不知應如何知其善也？楊兄所指最具體之善，應是蔣介石策動德軍推翻希特勒的壯舉，我曾為文駁之，但楊兄堅持己說。按德軍於二戰末期擬推翻希特勒一事文獻幾乎盡出，歐美史家著述已豐，至今毫無蔣介石參與的影子，而楊兄一定要我們承認此一「史實」。其實，楊兄已修正為「企圖」；然則，企圖沒有落實何來史實？我將駁文收錄於此，請讀者細看。
楊天石是中國大陸學者中為蔣介石翻案的代表人物，翻案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要有新的學術理論來闡發，楊兄並無；二要有新的材料或證據，楊兄有的就是蔣日記，他曾數訪胡佛圖書館抄遍蔣日記，根據蔣日記寫了許多文章，出了不少書，成為著名的蔣介石專家。可惜的是，楊兄視蔣日記如金礦，挖出來的都認為是黃金，不自覺當了「魔鬼的辯護士」。我絕非空言批評老友，謹舉一最具體的例子說明問題。楊兄根據蔣日記斷然說：蔣介石三次反對美國對大陸使用原子彈。其實，美國以原子彈威脅中國何止三次？無論杜魯門或艾森豪都是訛詐而已，但中國不能掉以輕心，所以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陳毅才會說不穿褲子也要原子。毛澤東說原子彈是紙老虎，也沒有錯，因使用原子彈何等大事，絕不敢輕易使用，自廣島、長崎之後還不曾再度使用過。楊兄的意思難道是，美國沒有對中國使用原子彈，是因為蔣介石反對的功勞？否則何以要表揚蔣反對使用之功？是否使用原子彈乃美國總統的重大決定，豈會由外國人的贊成或反對來作決定？如認為蔣可以影響美國的重大決策，未免太看重蔣、太不了解美國了。朝鮮戰爭於1950年6月爆發，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美軍敗退回到38度線。美國大出意料之外，當記者問到善後，杜魯門說不排除用任何武器，乃標準答案。若稍讀美國現代史，便知杜魯門深怕擴大戰爭，所以毅然將主張轟炸中國的麥克阿瑟解除統帥之職。蔣介石在1950年12月1日在日記上寫道：「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張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蔣所謂是朝野的主張，顯然言過其實，所以所謂「設法打破之」，根本無中生有，不知他有何法可設？更不可思議的是，楊兄引蔣1954年10月26日日記，信以為真：「召見（台灣空軍總司令王）叔明，詳詢其美空軍部計畫處長提議，可向美國借給原子武器之申請事，此或為其空軍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無此意乎？對反攻在國內戰場，如非萬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對於民心將有不利之影響，應特別注意研究」。且不說蔣語帶保留，難道萬不得已時仍可使用？何止對民心不利，更不利於自己同胞生命財產的慘重損失，還需要研究是否需要使用嗎？若稍有「歷史語境」（historical context）在胸，便知1954年台美正積極在訂立防禦條約，這個條約固然是要保護台灣，但也同時限制台灣攻打大陸，亦即是美國人白紙黑字所寫「要拴住蔣」（leash on Chiang），蔣在美國人眼裡如狗，絕非楊兄所能想像。美國刻意有此限制，還會要蔣申請原子武器，豈非異想天開？楊兄卻信以為真，還說「蔣介石終其一生，沒有向美方提出有關申請」，當然沒有！原子武器如果可以向別國申請，真是天大的笑話。至於楊兄根據蔣氏日記說，美國派將軍到台灣徵詢蔣是否在越南與中國大陸使用氫彈、原子彈，更是匪夷所思。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果然如楊兄所說一直反對使用原子彈嗎？楊兄既為陶涵蔣傳中文版作序，難道沒有看到陶書寫到，1958年金門炮戰時期有些美國官員揚言要使用原子彈。蔣介石居然允許將8英吋可以發射原子武器的大炮運往金門。陶涵還提到一則美國情報說，蔣有意於1958年9月將美國捲入與中共打原子戰。陶涵也提到：艾森豪政府的鷹派國務卿杜勒斯曾出其不意問蔣，是否要美國使用原子武器來對付中共，蔣說可用技術性原子武器。杜勒斯說，即使像投在日本的原子彈，雖能摧毀共軍所有的大炮，但也可殺傷包括金門人在內的二千萬中國人，台灣也可能被原子彈炸光光。蔣遂顧左右而言他。事實真相夠清楚了吧！我不厭其煩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楊兄過於倚重蔣日記的嚴重盲點。
這本《評說蔣介石》以《蔣介石評傳》我所寫部分為基礎，增補後改寫為一系列的主題論文，一共20篇。美國大力扶助蔣主政的國民政府，結果華盛頓所期盼的統一、民主、親美的中國成為泡影，蔣最後失掉整個大陸。美國人對蔣之失望與輕蔑可想而知，故有美國傳記作者以「失去中國的傢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為書名譏嘲蔣。未料近年忽有美國作家陶涵者，大捧蔣氏父子，對蔣介石之揄揚有甚於蔣之御用學者，而其對相關現代事實與解釋之錯誤連篇累牘，最離譜者莫過於稱讚蔣是貨真價實的「儒者」，而不顧其言行是否相符；相信蔣乃中國民主之先驅，而不顧其始終專制獨裁，甚至侈言今日中國大陸經濟之成就乃蔣氏父子之方案云云。陶涵蔣傳刻意立異，以迎合讀者期盼新意，亦反映美國極右派勢力之重起。我曾作文評陶涵之書，後又見美國著名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書評，他亦認為陶涵之書乃為蔣說項之作，使蔣的法西斯傾向、遏制言論自由、縱容特務暴行、暗殺政治犯與人權主張者、以及領袖崇拜等等，都好像是可以接受的舉措。史氏更不能接受陶涵所說（其實也是蔣的說法），中共的勝利由於美國的誤判與干預，淡化了蔣在政治上的錯誤與軍事上的無能。史景遷畢竟是當過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科班出身，所以見及陶涵「企圖將蔣說成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家是很有瑕疵的」（The attempt to portray Chiang as a major statesman seems to me flawed）。所以史氏對蔣介石的認知與陶涵很不一樣：
蔣作為國家領導人確有嚴重的缺點：他想要組成良好政府的眼光非常有限。他明顯沒有能力處理中國那樣規模的經濟，他不清楚如何監督美援，經常被密友、親戚、或侍從們濫用。他從不熱心授權，堅持依賴小圈子的親信。他裝模作樣說話，缺少一般的魅力；他經常是個頑固而不通融之人，又不吝惜兵士們的生命，以及容忍對中國鄉村地帶極其嚇人的苛待。
不料著名的蔣介石研究者楊天石為陶涵之書作序，不僅譽之為「頗具功力的蔣介石傳記」，而且暗諷我寫書評「大罵」陶著之不是。罵者情緒之發洩也！何況「大罵」？楊兄如何能將我認真寫的書評，糾正陶書史實之誤巨細靡遺，視為「罵」？楊兄不是素重史料、事實嗎？不是口口聲聲要找真相嗎？陶涵不尊重事實的正確，能說「謹嚴遵守學術規範」嗎？陶書裡的蔣介石是真實的蔣介石嗎？楊兄還要加碼說陶著「大大超過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類著作」，在楊兄心目中，在中國大陸出版的那麼多蔣傳居然均大大不如，研究蔣介石的話語權難道要交給錯誤百出的美國人陶涵嗎？陶涵並非專業的歷史學者，中文也讀不太通。史景遷不同意陶說，我當然也難以苟同。茲將我評陶此篇，改寫為這本書的緒論。

緒論：大元帥其人其事
蔣介石身後，西方原已有蓋棺定論，確認他是一個失敗者，最後將中國大陸的大好江山丟掉了，於是「那個失去中國的傢伙」名傳遐邇。當年美國職棒聯盟有一位常勝教練龍巴地（Vince Lombardi, 1913-1970），《紐約時報》在蔣死後的1975年4月27日的報導裡說：蔣之吃敗仗足可與龍教練之贏球等量齊觀，以資嘲弄。而所謂自由派論者大都深信蔣政權之垮臺，要因其本身之無能與殘暴；蔣氏退守台灣之後，在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又建立了一個令自由世界難堪的右派獨裁政權。更有甚者，有人認為他的稱號「大元帥」（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戲謔。
陶涵（Jay Taylor）於2009出版的英文蔣傳《大元帥：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認為過去對蔣的評價過於嚴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認為蔣之崛起由於「堅毅、忠誠、勇敢、廉潔」，不僅過於溢美，而且認為蔣介石沒有那麼失敗，因他在台灣為民主與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提供了典範，更遠遠不符事實，無非反映美國右派勢力的崛起，不惜美化一位右派的、反共的獨裁者。
陶涵的翻案之作，不僅由著名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學者的讚賞，認為是超越前人的傑作，更令一些親蔣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認為這位作者在歷史評價上幫蔣介石擊敗了毛澤東，不得不令人感到時異情變，翻案文章應運而生，不足為怪。然吾人細讀陶書之餘，雖喜其文筆流暢，正文長達595頁，但就內容而言，多可商榷，更有基本事實的謬誤。
書中謬誤之處，實不勝枚舉：若謂孫中山被舉為同盟會的「總理」，卻誤作「總裁」，陶氏不知「總裁」乃蔣介石獨享的尊號，於是又誤以為蔣死後其子經國被選為「總裁」；孫中山離開日本前《民報》的主編是章太炎，而作者誤作汪精衛與胡漢民；作者說武昌起義後，「軍閥時代已經開始」；又說辛亥革命陳其美在上海舉事，用的是「五色旗」；又誤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間，是廣州與武漢鬥爭的「英雄」；指陳潔如為「妾」（concubine）而非蔣介石的明媒正娶，陶涵不知黃埔軍校學生皆稱陳為「蔣師母」，檀香山華人以「蔣夫人」歡迎陳，以及蔣與李宗仁交換的金蘭帖子上所書，均視若無睹，而情願相信不實的傳言。陶涵又說1935年已經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國，說上海有「胡同」。又說汪精衛在河內，因不聽蔣勸告赴歐，蔣才派特務殺之。又誤將1960年代「最令〔蔣家〕頭痛」（the peskiest gadfly）的《文星》雜誌的年輕主編李敖當作「發行人」，並誤以為李敖因提醒蔣氏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而被送往專門關政治犯的綠島四年，陶涵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獨冤案，但並不曾關在綠島監獄。陶涵又不加考證，即謂張靈甫及其四位將軍兵敗後集體自殺，而不是被擊斃；陶涵又說陳儀被捕殺，因其有通匪之嫌，卻不知實因被其義子湯恩伯出賣；陶涵也不知所謂「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體服毒自殺，原是編造的故事。這些基本歷史事實之謬，暴露陶涵對中國近現代史基本知識的嚴重缺失，又疏於求真，落筆輕率，一葉知秋，又如何能正確論述蔣介石呢？
陶涵蔣傳以年代先後敘述生平，共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台灣時期。蔣介石是現代中國史上的要角之一，與他相關的中外人事，當然十分豐富，因而這本傳記讀如蔣介石及其時代史，而非基於對蔣這個歷史人物的人格與內心世界，所作深入分析與解釋的大傳，結果不免將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說，時而甚至以蔣氏代言人自居，為之辯解，如謂「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誠懇的儒家基督徒，其動機在謀求中國的統一、現代化與獨立多於個人權力的願望」，一再為蔣開脫與洗刷，並將之作為論述的基調，而此基調對西方讀者而言，或許有些新意，但對華文世界來說，大都是國民黨內正統派、崇蔣派的老調重彈而已。事實上，陶涵曾得到蔣經國基金會的資助，以及諸多親蔣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極為有限，對中國歷史又認識不足，難能有正確的獨特見解。然而以研究蔣介石聞名的楊天石研究員居然認為陶書是一本極有功力的蔣傳，不免令人懷疑老楊有沒有好好讀過陶氏原書。
蔣介石手寫日記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館的開放，新史料的出現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爭相閱讀，陶涵亦不後人，在其蔣傳中多加引用，但相當多的部分仍然轉引自秦孝儀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記可查，何必轉引？而秦氏在編輯過程中動過手腳，早為識者所知。但是這位作者卻說曾對照日記與秦編，沒有發現主要的不同，又言蔣氏日記為包括西安事變在內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新見（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足以令人懷疑陶涵是否真有閱讀蔣氏手寫日記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說能夠作批判性地運用了。按蔣氏日記在其生前一再抄錄副本留存，期盼日記流傳之心已昭然若揭，至於手寫日記，若完全是隱秘的空間，不欲示人，又何必對許多重大事件「諱莫如深」，隱而不書？更何況陶涵也承認，現存的日記也曾經過家人的編輯與刪節，並不完整。再說蔣氏手寫日記中諸多自責自勵之語，也不足為異，原是中國傳統日記作者所優為，自我檢驗，操之在我而已。總之，已開放的手寫日記確有其參考價值，大可作為深入分析蔣氏性格與內心世界的豐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記牽引，尤不宜不加論證與分析就引為證據。例如，蔣在日記裡大談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欲，並以修身養心自我勉勵，陶涵就相信他是「一個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遂下結論說：儒學對青年蔣介石最大的影響是「自律」與「品格的培養」，更由此認為蔣是一負責任、很勇敢、講榮譽、非常積極之人，就是隨蔣起舞的好例子。整體而言，陶涵對蔣的正面評價與蔣在日記裡的自許，頗多契合，正可略見其不出「代言」的角色。然而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研究者，總要將傳主的一生言行對照來看，才能下定論吧。陶涵並非不知蔣自小在鄉里間，就擁有「瑞元無賴」的綽號，以及性好漁色，所謂「有了妻妾，還要嫖妓」。陶涵也不否認蔣時常毆打髮妻毛福梅的記載，以及蔣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認為陳潔如所說蔣染給他梅毒不可能造假；然則，所謂新儒學的道德力量，似乎對蔣所產生的影響甚微，又如何能輕易下結論說，蔣介石是言行一致的「現代新儒家」呢？陶涵更進一步說，蔣必樂見中共終於以儒家學說取代了階級鬥爭，而中共領導人像蔣一樣成為「現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s），足見陶涵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是新儒家，難辭濫用名詞之咎。至於說蔣氏父子若能見到今日上海與北京之繁華，必定會深信「他們長期策劃的反攻大陸成功了」，因為此乃蔣氏父子「現代中國的遠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如此妄加論斷，豈非荒腔走板，太不靠譜？
我們必須認識到，手寫日記所說不全是真話，例如陶涵引用蔣於1950年6月26日的日記，就相信孫立人已經「通匪」之說，說是情報人員向蔣報告：「孫的陸軍總部裡面有匪諜」，而孫竟然仍是陸軍總司令。陶涵居然無法辨別連蔣自己都不信的假話；蔣若真的相信，怎麼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陸軍總司令在位長達四年之久？
陶涵未能真正了解蔣介石，所以會作出不少令人費解，甚且矛盾的結論。他說蔣像毛一樣反對二個中國、一中一台，主張中國統一，是愛國者，但又說非堅持一個中國，蔣政權便無法立足台灣，然則其堅持一個中國主要還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權位；更為一般人忽略的是，當聯大表決前，他希望留在聯合國，已決定放棄一中，無奈仍被驅逐而由北京取代。他說蔣預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蘇俄以及美國在越戰必敗，展示其戰略遠見，卻不講蔣最想實現的遠見，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中共政權的滅亡，終究落空；蔣說中蘇共決不可能分裂，結果分裂了。陶說蔣在台灣25年仍然是獨裁者，卻又說蔣為台灣的現代化與民主奠定了基礎；他說蔣「本質上不是一個殘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為了國家的奮鬥與生存，有時必要作出殘酷的決策，但又指出蔣異常的殘忍，為報私仇不僅殺了楊虎城，而且連楊的稚子與秘書以及秘書的妻子都不放過。濫殺無辜的婦孺，總不能說與國家生存有關。作者對於這些不一致的矛盾論述，全不處理，令人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