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聞政治：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欺騙

誌謝

我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時，著手撰寫本書。心裡的忐忑不安，不是因為看不見的病毒，而是體會到個人的意志力量，其實非常有限。
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新聞學者，我經歷了媒體解嚴、媒體風生、媒體轉型、媒體失勢等不同時期。35年時光飛逝，當我慢慢變老的時候，全新的傳播現象仍不斷發生。即使我卯足勁追趕，不敢怠慢各類新興議題，我還是落後於千變的傳播世界中。
震撼全球的2016年英、美假新聞事件，提醒我自2017年起，開始關注台灣社會的假新聞動態。在科技部計畫的支持下，我進行三年的研究，並自2020年初動筆寫作。
感謝三年來，先後參與假新聞研究的眾多同學。謝謝年輕的你們，協助我認識原本陌生的虛擬網路世界，並和我一起打撈案例、連結事件與重建真實。
感謝匿名評審。你們中肯的批評指正，幫助我在學術領域繼續成長。
感謝聯經出版公司。在我孤獨寫作的道路上，看見遠方留了一盞燈。
感謝我的家人。我的姊姊、弟弟、先生、兒子，還有在天上的爸媽和女兒。
因為有你們，我從不灰心。

第一章 假新聞政治：知識論的弔詭
2016年1月，台灣舉行總統大選，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台灣人作息如常。
2016年6月，英國舉行是否脫離歐盟的公民投票，脫歐派以1%票數勝出。英國首相驚訝到不敢置信的表情，透過新聞報導，傳送到全球觀眾面前。
2016年11月，川普出人意料贏得美國大選，新聞媒體更是跌破眼鏡。為了準備這個大新聞，多數媒體已預先做好「美國首位女總統柯林頓」報導，不料結果卻大翻盤。
英、美兩起事件引發全球熱議，相同的現象就是假新聞。很多人認為，民主就快要淹沒在假新聞中了。所有認真、誠實與理性的個人與團體，都可能因此輸掉選舉（Morozov, January 8, 2017）。英國牛津字典因此採用「後真相」（Post-truth）來形容2016年「虛假新聞」能夠影響公投、國家大選的荒謬事件。《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則為此註解：「客觀真實已無法形塑民意，情感與個人信念則取而代之。」（Truth is dead. Facts are pass’e.）（Wang, November 17, 2016）自此開始，全球高度關注假新聞如何影響資訊傳播、民主政治等嚴肅課題。
2018年，台灣在全球假新聞罩頂的氛圍中，舉辦十項公民投票與九合一選舉。當時，台灣的媒體生態已發生轉變；除了傳統媒體既有的競爭外，附屬於傳統媒體的新網路媒體、新興網路媒體等，更是形成強勁的網路新聞競爭態勢；再加上蓬勃的臉書、Line、YouTube、Instagram等社群媒體，訊息傳播快速，大大增加選舉熱度，假新聞也迅速滲入台灣的民主選戰中。在2018、2020年國內的兩次國內選舉中，出現的「網軍」、「殭屍帳號」等政治動員高手，迅速地闖入選舉陣地，利用新興的社群平台創造聲量，出現各式違背民主認知的行為，導演一場又一場虛構與真實交錯的台灣選舉。

第一節 迎合虛假的後真相時代
假新聞並非新鮮產物，但假新聞能形成真實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確實前所未見。假新聞泛指意圖欺騙的不正確資訊和偏見，目的是要撼動社會對真實的理解，並在很多事例上引發懷疑（Blaber, Coleman, Manago, & Hess, 2019）。同時，假新聞形成於不那麼在意「真實」的「後真相」時代，讓「假新聞」與「後真相」成為資訊混亂時代的相關名詞。「後真相」意指民眾更願意相信能夠迎合他們的情感與個人信仰的資訊，而非去搜尋事實與客觀的資訊（Cooke, 2018, p. 2）。也因此，牛津辭典挑出「後真相」為2016年的年度名詞。“post”在此並不是「之後」（after）的意思，更恰當的說法是「無關的」（irrelevant），也就是「無關真實」（Berghel, 2017, p. 80）。
時至後真相時期，社群媒體時代來臨，每一個新聞事件都可能創造出一個社群（Little, 2012）；社群媒體漸漸成為新聞來源，甚至可以反過來提供新聞記者方便、低廉的新聞與資訊（Broersma & Graham, 2013）。因為假新聞可以在臉書平台接觸到數以千萬計的人，以致影響力遠超過往昔（Keith, 2017）；數位時代使情形變得更不利（Frederiksen, 2017）。巴克萊（Barclay, 2018）是一名關心媒體識讀的圖書館員，他著手撰寫一本有關假新聞的著作。他認為要把假新聞形容成客觀觀點，幾乎是不可能的事（Barclay, 2018）。
相對於「真實」（truthiness），「後真相」在於強調動機與情感，是人們消費資訊、搜尋資訊、選擇資訊、迴避資訊與使用資訊的準則。這個想法，有助於理解人們如何消費資訊，以及為什麼人們容易受假新聞影響（Cooke, 2018, p. 5）。在後真相時代中，人們更常因情感與心理因素而消費資訊，較不是訴諸認知。從假新聞的案例來看，後真相時代更能催生吸引注意力的假新聞（Sismondo, 2017）。
要說明的是，在後真相時期，並未拒絕客觀的事實（facts）存在，只是須打消籠罩在事實四周的神祕性。舉例來說，認知學者致力於如何讓「符合現實」（correspondence to reality）的想法顯現真義，並能使某個陳述（statement）能夠就是一個事實。以科學事實來說，科學家在實驗室做實驗，並且接受同儕的檢驗。於是，科學家以真理人（truthers）的角色，賦予事實合法性（Fuller, 2018, p. 19）。
然而，社會科學無法在實驗室複製，假新聞使得原本強調具有事實客觀性的新聞真實受到影響。目前很多假新聞都是使用釣魚標題來吸引讀者，當今小報也同樣使用釣魚標題，報導時強調新聞的戲劇性大於正確性。換言之，當假新聞發生之時，新聞產業更要注意「低品質新聞」（low-quality journalism）與「混亂的產製」（production of confusion）（Cooke, 2018, pp. 3-4）。很不幸的，有些懶惰的記者從網路上找新聞卻不求證，甚至在他們的網站中，也會用筆名寫作。一旦問題出現，網站與所有內容都消失不見（Cohen, 2017, p. 82）。
假新聞也讓傳統新聞媒體的無冕王權威，受到強烈的質疑。2016年6月23日公投結果出爐後，英國多數主流媒體非常震驚。從英國公投的投票資料可知，當倫敦壓倒性支持參與歐盟時，英國北方卻投票退出。當時英國媒體的靈魂受到懷疑，怎麼會如此不了解英國北方民眾的心情？公投後，英國的菁英媒體被批評，完全誤解英國北部對歐盟的惡意。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時，美國菁英媒體同樣因為川普取得白宮寶座而受質疑。這兩次政治投票似乎採用不同的方式去影響民意，並且產生一定成效（Bossio, 2017, p. 90）。由於民眾有關新聞的消費行為愈來愈複雜，新聞記者已經不再是訊息的中心了。有關社群媒體演算法的操控，特別是聚焦於優先性與新聞過濾的演算法，已能影響民眾的新聞消費習慣（Bossio, 2017, p. 91）。
2016年的兩起事件，說明民主快要淹沒在假新聞中，關鍵更在於數位科技與數位強權。強大的數位平台等基礎建設，造成假新聞、網路迷因與有趣的YouTube影音等得以瘋傳（Morozov, January 8, 2017）。在這樣的民主氛圍中，假新聞在其中找到舞台，更企圖引發真假難辨的政治事件。假新聞的政治策略，已經在不同國家發酵，並引發各種政治惡果。在美國人心中，2016年大選讓他們看到一場受到假新聞操縱的選舉，美國前總統川普不斷指責傳統新聞媒體製造假新聞；活躍於社群平台的極端言論，也藉著演算法壯大。網路上充斥太多來路不明、隱匿的帳號，卻能成功發動一次又一次的網路攻擊。
多元民主的核心是透過選舉進行政治決定的過程，選舉必須建立在追求真相的基礎上進行（Benkler, Faris, &Reberts, 2018）。選舉中的政治討論顯得複雜又繁瑣，並非只有「真」或「假」的問題，想找到一個完全「真」的政治，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在以真實為基礎的民主政治中，沒有唯一正確的結果（Farkas, 2020, p. 50）。
回想每一次的選舉，總會引發各式各樣的言論。政治就是這樣熙熙攘攘，每個陣營都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立場與觀點發言。選舉是民主國家定期舉行的政治活動，也是民主社會重要的磐石。選舉必須在公平、透明的前提下進行，是民主社會非常重要的價值。儘管不同黨派、參選人在選舉中叫囂、相互攻擊，人們總說：「這是民主的常態。」接著所有人都會接受選舉結果，這也顯現民主的珍貴。
也因此，了解政治並不具備「客觀性」（objectivity）後，這個世界並不會因此失去意義。相反地，民主政治無法反映客觀的事實，卻可以反映所有光譜上的人們受政治影響的結果。民主就是競爭的多元主義（agonistic pluralism）的政治體系，它促使所有公民去影響論述並形塑社會（Farkas, 2020, pp. 50-51）。
既然政治本來就不具備客觀真實的特質，以致所有政治論述在民主場域中競爭，選民依個人所見，行禮如儀地完成投票。政治人物上上下下，都是依照選票多寡而定。既然如此，2016年後引發的後真相危機，必然有其特殊的因素導致。
本書認為，特殊的數位傳播因素，造成虛假新聞得以與真實新聞並列，甚至比真實新聞更吸睛。在假新聞形成後，接著形成假新聞政治，反噬新聞真實與民主政治的價值。
新聞與政治不同。新聞是有「客觀」真實的。古典新聞學要求新聞記者秉持客觀精神，報導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實。如果眼見耳聞的訊息互相衝突，則並非沒有真實，而是記者難以掌握。因此，新聞記者必須反映多元聲音，把所有的意見都寫出來，交由讀者判斷。至於記者沒有看到、聽到的事，則必須進行查證，如果判定為假，就不能出現在媒體中。
古典新聞學僅有一百餘年發展史，常遭譏笑是年輕淺薄的學科。然而，必須承認，古典新聞確定新聞傳布的專業與倫理，能將假訊息降到最低。新聞與政治關係密切，選舉更常因新聞報導斷生死。即使政治能成功影響新聞，卻依然只能在新聞求真的框架下進行。政治常覺得，在真實新聞的影子下，總是綁手綁腳。
新聞崩盤後，政治藉著假新聞找到活路，於是形成今日的假新聞政治。

然而，本書並不想討論新聞崩盤的各種原因，是因為傳統新聞的瓦解，與時下正風行的數位網路世界最為相關。到了數位時代，已經完全顛覆傳統新聞由上而下的傳播秩序。由新聞媒體主導的傳播已經千瘡百孔，在數位網路的挑戰下更是日趨下風，只是眾多訊息來源之一，不再具有特權。缺乏真實守門員的情況下，大量的訊息與論述在數位世界流竄。人們以點擊代替投票，最多人點擊的內容自然吸引最多眼球。
問題在於，數位時代的網民是否等同於古典理性時期的公民？數位時代的民意又是如何塑造？與數位科技有何關係？在刻意傳播失真的假新聞之外，更發現因為傳播科技，延伸發展的數位亂象，也一併納入假新聞的範疇中。美國在2016選舉後，曾經檢討劍橋分析公司操縱社群媒體，幫助川普團隊搜集選民資訊一事。網路世界的種族主義與右翼興起，右翼分子經常動員白人至上等仇恨言論，並製造陰謀論等。這些事件與言論讓人們對現實的理解出現紛歧，也讓美國對自己的國家治理，產生極大的困難（Benkler, Faris, &Reberts, 2018）。
台灣雖然也承受了假新聞的危害，卻未能建立共同對抗假新聞的共識。行政院為對抗假新聞，推出即時新聞澄清專區。〈中國國民黨〉粉專則自製文宣指出，發布假新聞和操作假新聞是民進黨選舉的奧步（2018年10月16日）。也因此，對於如何解決假新聞仍然各說各話。
雖然政治不具備客觀真實，起源於新聞客觀真實的事實查核，卻成為判定訊息真假的主要方式。事實查核的真假判定是以不同來源的檔案資料為基礎，已是政治新聞學（political journalism）很重要的一環，並認為事實查核可以增加傳播的正確性（Nieminen & Rapeli, 2019）。又因為「言論自由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關乎的是個人想法（ideas），無關事實（facts）；事實查核關心的是事實，只能查核事實。這都使得政治類的假新聞變得更為敏感，必須謹慎對待，以免引發言論自由的問題（Waldman, 2018, p. 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