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QR：璀璨帝國，盛世羅馬，元老院與人民的榮光古史

導讀（節錄）

「成為羅馬人」（Becoming Roman）的千年公民計畫

翁嘉聲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的SPQR涵蓋羅馬從西元前七五三年建城，直到西元二一二年卡拉卡拉諭令羅馬帝國境內所有自由人皆為公民為止，這將近千年的歷史。整書論述有史詩的規模及主題，也以史詩技法從故事中間切入（in media res），回溯過去，眺望未來。
這切入點為西元前六三年卡提林陰謀。何以？從羅馬共和政治發展來說，西元前一三三年見證羅馬擴張到達顛峰，但同年發生的格拉古斯改革卻也透露出羅馬公民為擴張所做的犧牲已經超過容忍的極限。接著西元前一一二─一○一年的北非朱谷達之戰及北義大利蠻族戰爭，充分暴露傳統共和菁英的失能及腐化；西元前九一─八八年爆發「同盟戰爭」，義大利數百年盟友不願再忍受羅馬壓榨而集體叛變；西元前八八─六三年龐圖斯王國號召希臘人全面起義，代表行省子民反抗羅馬暴政；六三年卡提林陰謀叛變則是羅馬的內爆，是激烈政治競爭失敗下的貴族無法忍受帝國最終受益者集中在越來越小撮的一群人。這羅馬共和淪亡的故事是由外到內的連環大爆炸。卡提林叛變的重要性在於首度透露出無往不利的羅馬共和已經窮途末路；獨裁與帝國是羅馬人唯一的出路。
此時羅馬人也開始對自己的過去發生興趣，研究出如羅馬建城於西元前七五三年或共和始於推翻傲慢的塔克文等等。這些對過去的重建一再迴響著當代的政治關切，如蘇拉或凱薩等獨裁者的出現，使當代人也以類似觀點來理解過去的王政（西元前七五三─五○九年），強調王（rex）如何威脅政治自由（libertas），必須被推翻。這些王建立功業及體制，從宗教、軍事制度到至今尚存的大排水溝，而其中特別有成就者都面臨絕對權力會使人絕對腐化的誘惑。所以羅慕勒斯兄弟相殘，以及因為野心過大而被元老暗殺分屍，然後被宣布封神登天，宛如預示後來原是親戚的凱撒與龐培的決裂以及內戰，凱薩被共和人士暗殺後封神等等。最後，這西元前六三年主人翁之一的西塞羅留下上千封書信、無數法庭及政論演說，讓我們能深入當時羅馬人的政治操作；加上薩祿斯特專題論文及阿皮安的內戰史等，讓這六三年的故事可以說好、說足、說深。西元前六三年是羅馬史的關鍵時刻。
但是從西元前六三年回顧到之前王政及共和這兩時期，都以「性侵」開場：羅馬人搶婚薩賓族婦女，開始羅馬城歷史；塔克文兒子強暴貴族仕女盧奎西雅引發推翻王政，開啟共和。世界史哪裡可以看到歷史是由性侵開始？但這其中意義呢？我想羅馬人的歷史不僅是一連串征服擴張及權力爭奪，更是羅馬社區建立（community building-up）的故事：婚姻（或其破壞）與社區建立息息相關。就畢爾德來說，這些性侵開始了從西元前七五三年到西元二一二年的羅馬社區故事，這她稱為「公民計畫」。這計畫點出羅馬何以從盤據七個小山丘的城鎮開始，最後發展成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
「公民計畫」是本書的主題，論述羅馬社區如何形成，而這故事超越王政、共和及帝國等不同政治型態。這解釋畢爾德對這些政體的個別特徵沒多大興趣。她要敘述公民計畫這偉大故事，需要謬思神（Muse）賜與她靈感及力量，而她的謬斯神是由四、五十年來潛心古典世界文獻及考古發掘，輔以最新發現（如分析格陵蘭冰冠、北英格蘭文德蘭達出土敘利亞墓碑，或奧斯提亞集合式住宅衛生系統排泄物中的微生物組成等）構成的。這史詩敘述羅馬如何成長，特別是從西元前四百年起到前二七二年統一義大利後，更有如颶風逐漸加速擴大，推往海外，歷經不到百年（二六四─一六八年）便統一地中海。
其中秘訣是羅馬人從一開始在擴張過程中便讓戰敗者分享羅馬公民權，讓戰敗者加入羅馬，投資自己人力物力並分享戰果；羅馬甚至吸收戰敗者中的頂尖人士加入領導階層。這累積的資源又成為羅馬下一步擴張的資本，動能不斷加強。但羅馬人為何願意分享？部分原因是羅馬是寡頭政權，權力由人數有限的強大貴族把持。所謂共和（Res Publica）是這群少數人的共和；「自由」（libertas）是這少數人爭權奪利的自由；一般平民只享有法律保障及分享戰利品。羅馬貴族願意開放公民權給其他人，因為這分享不會動搖他們真正的統治，但會擴大資源庫。這創造出古代世界少有的「雙重公民權」：一個人可同時享有羅馬的以及自己社區的公民權。羅馬這種開放社區，歡迎外人加入，提供建立大帝國的基礎，與同時代的雅典形成極大反差：民主政治使得每位雅典公民都能直接行使最高主權；將公民權開放外人，勢必沖淡既得利益。這種排外的立場造成希臘城邦都有亞里士多德評論斯巴達時的「公民稀少」（oliganthropia）問題，無法累積足夠資源（特別是寶貴的人力）與崛起的馬其頓王國等爭雄，而逐漸衰落。另方面，被征服族群或社區加入羅馬擴張、分享戰果的共同歷史經驗，逐漸認同羅馬，最後一起成為生命共同體。這共有的歷史經驗是「羅馬化」（Romanization）的基礎，也鞏固羅馬人的統治。
古羅馬或許可以比喻成經營理念獨特的百年企業。它擁有無敵軍團的獨家技術，以戰爭征服掠奪為主業；它過去績效顯著，對未來提供成長願景；它在過程中，除征服併購競爭對手外，也歡迎其他競爭者主動加入，成為這歐亞非跨國大集團的一部份，以接受羅馬領導來換取生存及繁榮。這休戚與共的「公民計畫」強度及韌性可由羅馬在第二次迦太基戰爭（西元前二一八─二○二年）初，雖連續受挫於漢尼拔，損失無比慘重，但絕多數盟友始終不離不棄，最後反敗為勝。當時羅馬對聯盟內所有役齡人口能動員的比例之高，一直要等到法國大革命（國家民族意識開始發生），或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再加上現代科技及交通技術之運用），才堪比擬。羅馬「公民計畫」於是能夠投入龐大人力物力來進行古代世界風險最高、但獲利最鉅的創業：戰爭及掠奪，進而建立大帝國。「公民計畫」是羅馬人邀請其他人加入建立羅馬帝國社區的政治智慧結晶。
羅馬巧妙運用聯盟、分享公民權、建立羅馬社區的策略，也體現在羅馬治理帝國上。這策略使得羅馬成為有史以來在治理成本上最為經濟的巨型政體。根據研究，在「五賢帝」時期（九六─一八○年），帝國以不到兩百位官僚來經營五千萬人口以及五百萬平方公里，其所依賴的是地方社區菁英階級願意與羅馬中央合作。這些菁英在自己社區裡複製羅馬寡頭政體，主動為羅馬效忠效勞，執行徵兵、徵稅等政府基本功能，維持地方運作；羅馬則以保障這些菁英的地位及福址來回饋，進而以約三十個兵團，來做為帝國內外維持安定及現狀的最終保障。羅馬人的「公民計畫」造就願意與羅馬統治階級合作的地方菁英。
與一般理解帝國運作時常以中央核心出發，認為掌權者由上而下將威權體制加諸受統治者身上，不顧慮受統治者是否願意，羅馬這種模式有所不同。羅馬帝國各地社區因為加入羅馬的利益，而成為一群「願意子民」（willing subjects）；「羅馬化」常是這群子民主動模仿及調整的結果。但是在三世紀初羅馬千禧年將屆，特別是從「黑暗時期」（二三五─二八四年）起，羅馬陷入內憂外患，不再能保證各地人民和平繁榮時，這樣的「願意子民」不再願意效忠效勞，地方社區逐漸崩解，而羅馬帝國被迫轉型成我們所知那種頭重腳輕、官僚橫行的中央集權，進入到SPQR沒談到的晚期羅馬帝國（二八四─六一○年）。在西元二五○年代，一些邊疆羅馬人開始逃亡到界外的哥德部落去，但一位觀察者仍說：最好的哥德人都想變成羅馬人，只有最不好的羅馬人才想變成哥德人！羅馬帝國的崩解發生在它再也無法包容、接納、同化這些非羅馬的成分，成為羅馬社區的一部份。
這「公民計畫」使得畢爾德對芸芸眾生如何到達羅馬城、「變成羅馬人」更有興趣，在許多地方也以由下而上（bottom-up）的庶民觀點來看待羅馬這神奇城市。畢爾德的SPQR不是一本以羅馬為中心、政治史敘述為架構的羅馬史，而是所有羅馬人與那些成為羅馬人的故事。我覺得從這觀點來理解SPQR應該最容易把握重點。

序（節錄）

古羅馬很重要。如果我們忽視羅馬人，我們所忽視的，就不僅僅只是遙遠的過去而已。上至崇高深奧的理論，下達粗淺通俗的喜劇，羅馬在許多層面仍然有助於我們了解現代世界的運作，仍然有助於我們了解自己。歷經了兩千多年，羅馬至今還是西方文化和政治的基礎；我們書寫與觀看這世界的角度，還有我們在這世界上的生存方式都還深深受到羅馬的影響。
西元前四四年，在古羅馬曆的三月望日這一天，凱撒（Julius Caesar）遇刺身亡。從這一天起，這起謀殺案在後世就逐漸變成刺殺暴君的樣板，或者成為某種令人覺得尷尬的藉口。羅馬帝國的領土分布形態構成了今日歐洲以及歐洲以外的政治地理版圖。倫敦之所以成為大英帝國的首都，主要的理由只是因為羅馬人把倫敦劃為布列塔尼亞（Britannia）行省的首府──在他們眼中，這是一個極其危險與遙遠的行省，坐落在圍繞文明世界的「大海」之外。羅馬留給我們許多概念，既提到自由與人民，也涉及帝國之開發拓展，當中且附帶一整套現代政治的語言，例如「參議員」到「獨裁者」皆是。此外，羅馬還借給我們許多流行的成語，例如「提防帶禮物上門的希臘人」（fearing Greeks bearing gifts）、「麵包和馬戲」（bread and circuses）、「彈琴坐觀羅馬焚落」（fiddling while Rome burns），甚至連「有生命就有希望」（where there’s life there’s hope）都是羅馬人的成語。時至今日，羅馬仍然為我們帶來程度大抵相同的歡笑、敬畏、恐懼；格鬥士的競技表演在當年是深受歡迎的娛樂活動，現在也依然是票房冠軍。二十世紀閱讀《伊尼亞德》（Aeneid）的讀者，其人數顯然比西元一世紀多。
話雖如此，古羅馬史的研究在過去五十多年來產生了極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之大，恐怕更甚過去兩百五十年之間的變化幅度。兩百五十多年前，吉朋（Edward Gibbon）以極具個人風格的歷史研究寫下了《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從此開啟了英語世界對羅馬史的現代研究。最近這五十年比過去兩百五十年產生的變化更多，其原因很多；一部分是因為我們採用新的方式去檢視舊的史料，並對舊的史料提出不一樣的問題。如果說我們是比前人更為優秀的史學家，這當然是個危險的錯誤想法。我們並不是。不過，我們帶著許多和前人不同的重點去接觸羅馬的歷史──包括性別認同到食物供應等問題，而這種不一樣的提問角度讓遙遠的過去以新的語彙對我們說話。
除了提問的角度不同，最近一連串驚人的考古新發現也是部分原因；從土裡、海底，甚至某座圖書館隱密的角落，來自古代世界的新鮮事物紛紛湧現。由於這些新近出土的發現，我們今日對古羅馬的了解，遠遠多於任何之前的現代史家。西元二○○五年，希臘的一座修道院出現了一份羅馬醫生寫的動人手稿，描述他畢生珍愛的財寶如何在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今日我們有許多從海底打撈上來的地中海沉船，這些船在航向羅馬的中途沉入大海，船上滿載著本來要賣給羅馬富有人家的異國雕像、家具、玻璃器皿，還有許多當年羅馬人民的常備食材：葡萄酒和橄欖油。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考古科學家正小心翼翼地檢驗從格陵蘭（Greenland）冰冠上採集到的微量證據，尋找羅馬工業所造成的污染證據──沒錯，即使在羅馬時代，污染問題早就已經存在了。其他科學家則忙著檢驗取自義大利南部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一座糞池的樣本。透過顯微鏡，他們觀察羅馬時代的人類排泄物，列出羅馬人日常的飲食清單，看看羅馬人平常吃下肚再透過消化腸道排出來的究竟是哪些東西。部分的答案是：羅馬人吃了很多蛋和海膽。
從古到今，一直都有人提筆重寫羅馬史，現在也依然如是。就某些方面來說，今日的我們比羅馬人自己更了解古羅馬。換句話說，羅馬的歷史是一部仍在書寫中的作品。我這本書是這個龐大的書寫計畫的部分貢獻。我在這裡提出我的看法，嘗試說明為何羅馬史重要。我的書名取自另一個流行的拉丁文片語：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意思是「元老院與羅馬公民」。本書的寫作來自我個人對羅馬史的好奇，也來自於我的信念：時至今日，與古羅馬展開對話仍然是值得一做的事。這本書也來自我的一個提問：為何位於義大利中部一個不起眼的小小村鎮，後來竟發展成巨大的強權，統治的領土竟橫跨了三大洲。
這是一本關於羅馬如何崛起與如何長久維持統治力量，不是關於羅馬如何衰落與滅亡的書──如果羅馬確實曾如吉朋所想像的，曾經滅亡的話。我們有許多方式給羅馬史建構一個合宜的結尾：有的史家選擇西元三三七年作為結尾，因為那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在病榻上改宗，信了基督教；有的羅馬史家選擇西元四一○年──這一年，阿拉里克（Alaric）帶著西哥德人（Visigoths）入侵羅馬，把羅馬城洗劫一空。我的羅馬史則終止於西元二一二年，因為這一年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把羅馬公民這一身分賜給帝國境內所有自由民，從此消弭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差異，完成了一項打從一千年前就已經開始的工程：拓展羅馬公民的各種權利和特權。
話雖如此，我的羅馬史並不純然是一部仰慕之作。古典世界──不論羅馬還是希臘──都有許多值得我們投注心力之處；我們的世界會變得非常貧乏──無可衡量地貧乏，如果我們不持續與希臘羅馬的世界保持互動。不過，仰慕是另一回事。小時候，我一聽到大人談起「偉大的」羅馬征服者，或者「偉大的」羅馬帝國，我都會覺得很生氣。我一直都試著學習從另一個面向來了解所有事情。

西元前六三年：元老院和羅馬人民
我們這部古羅馬史從西元前一世紀中葉開始，此時距離羅馬建城已經超過六百多年。本書一開始，我們會看到革命者許下的種種承諾、摧毀羅馬的恐怖陰謀、祕密進行的各種地下活動、慷慨激昂的公開演說、羅馬人與羅馬人之間的戰鬥。我們也會看到一大群市民遭受拘捕，立即處以死刑（不管有罪無罪），只因為國家的安全受到威脅。這一年是西元前六三年。這一年，羅馬城出現兩個立場對峙的歷史人物，一個是卡提林（Catiline/Lucius Sergius Catilina），另一個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卡提林是個滿懷怨懟且瀕臨破產的貴族，據說他設計了一項陰謀，企圖謀害羅馬人民選出來的官員，並且還要把羅馬城燒了──並在這過程中將所有人的債務全部歸零，不論貧富。西塞羅是個著名的演說家、哲學家、祭司、詩人、機智之人與名嘴。他說話風趣，非常擅長講故事。他也是卡提林預計要謀殺的官員之一，只是後來他幸運逃過這次謀殺。經歷這場對峙與逃過這次劫難之後，自此他就不時運用他的演講天賦，到處誇耀他是如何揭穿卡提林的陰謀，還有他是如何因此救了他的國家。這是他生命中最輝煌的一刻。
西元前六三年，羅馬是個面積廣大，人口超過百萬的大都市，遠比十九世紀以前任何一個歐洲都市都要龐大。雖然那時羅馬還沒出現皇帝，可是羅馬當時統治的國土幅員廣大，版圖從西班牙延伸到敘利亞，從法國南部一路延伸到撒哈拉大沙漠。這個時代的羅馬是個複雜的大城，奢華與髒亂、自由與剝削、市民的驕傲與殺氣騰騰的內戰匯聚一處，同陳並列。不過，接下來的數章中，我們將會回到比西元前六三年更早的時代，亦即回到羅馬人的源頭，檢視羅馬人最初的作為─不論這些是來自戰爭與否。我們會討論羅馬人早期的故事，例如「羅慕勒斯與雷穆斯」（Romulus and Remus）的傳說，或「盧奎西雅的強暴事件」（The Rape of Lucretia）。我們要追問這些故事為何今日還會引起我們的共鳴？到底這些故事的背後隱藏了什麼特質？我們將會提出許多打從古典時代起，史家就一再追問的問題：到底這個坐落在義大利中部的平凡小鎮是如何在古代的地中海地區崛起？到底這座小鎮為何能夠遠遠超越其他城鎮，搖身變成如此龐大的帝國，控制面積如此廣大的領土？羅馬人究竟有何特殊之處？如果他們有任何特殊之處的話。不過，如果我們要談羅馬的歷史，回到故事的最開端卻沒有任何意義。
只有等到西元前一世紀，我們才能開始探索羅馬，才能透過當時羅馬人的眼睛，近距離且鉅細靡遺地研究羅馬，因為這段時期有許多文字資料保存下來：從私人信函到公開演說稿，從哲學論著到詩歌創作（史詩和情色詩歌），從學術論著到街頭巷議，可謂琳琅滿目，應有盡有。多虧這些資料，我們現在仍然可以跟著羅馬主要政治人物的腳步，了解他們日常行程裡的運籌帷幄；我們還能偷聽到他們的談判，了解他們的交易；我們也可以窺見他們從背後捅人一刀的手段，不論那是真刀還是比喻意義上的刀；我們甚至可以一嘗他們私人生活的滋味：夫妻吵架、錢財調度問題、失去子女的悲痛─偶爾我們也會看到他們為了心愛奴隸之死而傷心欲絕。這也是西方歷史第一次出現如此豐富、如此繁多史料的時期，讓我們可以如此詳細、如此親近地了解與研究他們。古代雅典並未留下這麼豐富、種類這麼繁多的史料。我們差不多要等個一千多年後，才能在文藝復興時代的佛羅倫斯，再次找到另一個擁有大量史料，讓我們可以如此鉅細靡遺地加以研究的時期。
再者，羅馬人也是在西元前一世紀才開始有系統地研究他們的城市，探討羅馬過去數百年來的傳說故事。當然，在這之前也有人曾對羅馬的過去感到好奇，例如我們現在還能讀到西元前二世紀中期，一個住在羅馬的希臘人所寫的文章，分析羅馬如何崛起。但是一直要等到西元前一世紀，羅馬的學者和批評家才開始提出我們現在也還在提問的歷史問題。他們藉由學術的研究與創造性的推測，串起一部早期的羅馬史。這個版本我們至今仍在使用。我們仍然可以透過西元前一世紀的羅馬人的眼睛來看羅馬的歷史─至少一部分的歷史；換句話說，羅馬的「歷史」─猶如我們今日所了解的「歷史」─是從這裡開始的。
西元前六三年是西元前一世紀這一百年中最重要也最充滿意義的一年。這一年，羅馬城風雨飄搖，禍患幾乎一觸即發。在本書即將探討的一千多年裡，羅馬城也曾遇到許多次來自外界的威脅，經歷過許多次戰敗。舉例而言，西元前三九○年，流竄的高盧人占領了羅馬，把羅馬城洗劫一空。西元前二一八年，迦太基將領漢尼拔（Hannibal）率領軍隊和三十七頭大象，越過阿爾卑斯山來攻打羅馬；羅馬人雖然最後想辦法擊退漢尼拔，但是他們自己也傷亡纍纍。西元前二一六年坎尼戰役（Battle of Cannae）爆發，羅馬人估計一個下午的傷亡人數就高達七萬人；這一役幾乎與蓋茲堡（Gettysburg）之役，或索姆河（Somme）戰役第一天的戰況同樣慘烈，或許更為慘烈。另一件同樣讓羅馬人心驚膽跳的事件發生在西元前七○年代，一群倉促聚集的前格鬥士和逃犯在斯巴達克斯（Spartacus）的率領之下，把訓練不足的羅馬軍團打得潰不成軍─這是羅馬人始料未及之事。我們向來認為羅馬人勇猛善戰，天下無敵，羅馬人自己也喜歡這麼想，但是事實不然。前述戰役皆屬外患，但西元前六三年這一年，他們要面對的敵人並非來自外界，而是來自內部；換言之，這一年他們要面對的恐怖危機來自羅馬政治的核心。
我們今日仍然可以詳細描繪這場危機的發展軌跡，追蹤每一日的發展，有時甚至可以追蹤每一小時的動態。我們確切知道大部分事件的發生地點，而且那一年事發的幾個重要地點今日依然存在。我們可以追蹤西塞羅的調查行動，了解他如何取得資訊，我們也還可以看到卡提林是如何被逼出羅馬城，加入臨時聚集在羅馬城北的軍隊，並看到他如何與羅馬軍團戰鬥，最後賠上性命。我們也得以一窺這場危機所引起的各種爭論、衝突以及其他更大的問題。即使到了今日，這場危機所引發的許多問題仍有待討論。西塞羅處理這場危機的強硬姿態─包括未經審判就執行的死刑，展現了某些至今仍然讓我們感到不安的議題，例如未經法律的正當程序就把「恐怖分子」予以剷除，這樣的行為合法嗎？為了保護國土的安全，人民的權利該犧牲到什麼地步？羅馬人自己從來不曾停止論辯，探討我們今日稱為「卡提林的陰謀」（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卡提林真的是一個徹底的壞人嗎？或者他的所作所為有可以被減刑的理由？要付出什麼代價，才能避免發生革命？西元前六三年發生的事件，以及從這些事件衍生的流行話語至今仍然在西方的歷史裡產生回響。這起陰謀曝光之後，兩造論爭所提出來的某些語詞，今日仍在我們的政治修辭裡占有一席之地。誠如我們接下來將會看到的，那些語詞依舊大量出現在現代政治抗爭活動中，例如出現在海報、旗幟或者甚至在推特的發文裡。
姑且先不論對與錯，「陰謀」這起事件帶我們來到西元前一世紀羅馬政治生活的最中心，讓我們看到在這個中心醞釀著的各種慣例、爭論和衝突。我們也藉此得以一窺元老院（Senate）和羅馬人民（Roman People）這兩個團體的運作─我的部分書名SPQR（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就源自這兩個政治團體。這兩個團體有時各自獨立，有時候勢不兩立，但是兩者都是西元前一世紀羅馬最主要的政治力量的源頭。這兩者加在一起，形成一個簡潔的口號，代表羅馬城邦合法的政治力量。這個口號貫穿整部羅馬史，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我們仍可在義大利看到其身影。擴大一點來說，減去了「羅馬人民」的元老院把這個名字借給了當今全球的現代立法機構，包括美國到盧安達皆有這樣的團體。同時涉入這場危機的，還有幾位羅馬史上最赫赫有名的人物。凱撒當時年約三十來歲，在討論如何處理陰謀者時，他提出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建議。羅馬財閥克拉蘇（Marcus Licinius Crassus）選擇留在這場危機的幕後，扮演了一個神祕的角色；他有一句名言，即人要有足夠的現金組織私人軍隊，這人才可算是有錢人。不過，這場危機的中心人物是卡提林的主要對手西塞羅。西塞羅可能是整段西方古代史裡最知名的人物；他的演講稿、文章、書信、笑話、詩歌到現在仍在持續大量印刷。在他之後，我們還要再等四百五十年，一直等到基督教聖人奧古斯丁（Augustine）出現之後，古代世界才會出現另一個名人。奧古斯丁是個著述豐富的神學家，熱切的自省者─其生平在公私兩方面都有保存得夠好而且夠詳細的紀錄，因而可以用現代的方式來建構一部合理的傳記。回到西元前一世紀。其實我們主要是透過西塞羅的眼睛，還有透過他個人的偏見來看這個世紀的羅馬和羅馬城大部分的歷史。西元前六三年這一年也是西塞羅的事業的轉捩點，因為自此之後，他的境遇再也不曾像這一年這麼美好了。二十年後，他的政治生涯以失敗告終。不過，他始終對自己的影響力保有信心，偶爾也還是有人會提到他，但是他已經從舞臺前方退居幕後。西元前四四年凱撒遇刺身亡之後，羅馬發生內亂，西塞羅亦在這場內亂中被殺。他的頭和右手被割下來，釘在羅馬市中心，供所有人觀看、糟蹋、破壞。
西塞羅的慘死是個預告：西元前一世紀還有另一場更大的革命即將到來。這場革命的形式以人民的政治力量展開（即使那並不是確實的「民主」），終結於獨裁者登上王位，羅馬亦從此成為一人統治的專制政體。西元前六三年西塞羅雖然可能「救了國家」，但是事實是：在這之後，他所了解的那種國家形式並未持續多久。當時羅馬還有另一場革命正在醞釀，而且這場革命遠比卡提林的革命更為成功。在「元老院與羅馬人民」之間，很快就會加入「皇帝」這個獨行專斷的角色。這個角色此後將會被編入許多獨裁者的行列，構成西方歷史的一部分，幾個世紀以來備受人們奉承、辱罵、服從與忽略。不過這是本書稍後才要敘述的故事。現在讓我們來看這一段羅馬史裡最令人難忘、最為重要也最發人深省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