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運動全紀錄

前言

「幼稚園同學今天跟我說：『我不要跟日本人玩！』」
筆者就讀臺北市立一家小學附設幼稚園的長子氣呼呼地回到家，已經是二○一二年九月底的事了。當時正值漁民為了抗議日本政府在這一年九月十一日宣布將尖閣諸島收歸國有，約五十八艘漁船在十二艘中華民國巡邏艇護衛下，於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入侵尖閣海域的日本領海。從這年夏天之後，有關尖閣的險峻情勢屢屢見諸媒體，長子又是園內唯一的日本人，筆者當時已有一種抹不去的預感，擔心幼稚園小朋友在家中聽到大人們的談話後，不無可能對長子做出不友善的舉動。對此，筆者自認已做好相當的心理準備。儘管一切都在預料之中，然而長子受到的「洗禮」，還是在筆者心理上造成不小衝擊。
聽完長子的話，筆者立刻要求與幼稚園老師見面。班導師似乎也感到相當訝異，當天就安排當事人與雙方家長坐下來談。幸好，對方家長及幼稚園老師態度都很溫和理性，也承諾會在學校和家裡教導小朋友，以免再次發生相同事件，這段插曲也暫告一段落。對方家長之後也數度表達慰問之意，由此可看出，這件事也給對方家庭帶來相當震撼。或許是因為園方以及對方家長的通力合作，此後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問題，升上小學後，長子和那位小男生相處融洽，沒有因為對方曾跟他說「我不要跟日本人玩！」而心有芥蒂。筆者不認為讀幼稚園的小朋友懂得什麼國家主權、領土問題的大道理，原因恐如筆者當初所想，整件事是因為小朋友受到家裡大人的影響，也就是大人看到新聞或其他報導時所講出來的一句無心的話所造成。雖說這種事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家庭都有可能發生，但也正因此，更凸顯出領土爭端所觸發的民族主義思維深植人心，非一朝一夕能解。
筆者第一次接觸到尖閣問題，是在一九九六年。當時筆者任職於臺北的中國廣播公司海外部「自由中國之聲」，身兼記者與播音任務，專門負責對日本廣播。同年七月，日本右翼團體在尖閣諸島北小島設置燈塔，對此，除臺北與北京方面各自發表抗議聲明外，也斷斷續續發生一些騷動，像是臺灣及香港「保釣」人士調度船隻前往尖閣等。筆者當時的工作，是將中華民國政府各部門以及駐日代表處的抗議聲明、臺灣各大報的社論、觀點翻譯整理成日文廣播稿，以新聞或解說方式向日本發聲。關於島嶼的領土主權問題，筆者的認知是，它隸屬於沖繩縣，是日本政府有效管治的領土，但工作畢竟是工作，筆者還是以看開的態度來面對這項令人不怎麼開心的業務。然而，關於尖閣諸島的新聞報久了，筆者常感到心情鬱悶。有些聽眾平常明明很開心寫信來點播歌曲或訴說對節目的感想，但一碰到尖閣的問題，態度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以強硬語氣主張領土主權，也正是在這時候，筆者親身體會到領土民族主義問題之棘手，令人難以招架。隨著尖閣議題的報導越來越熱烈，筆者在臺北的日常生活雖不曾受到威脅或傷害，卻常看到平時很熟稔的同事及友人在即將聊到有關尖閣的新聞時，臉上露出的尷尬神情。有了這些經驗，筆者發現自己在這段期間，很自然地學會了盡可能不去碰觸尖閣方面的話題。
日本與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三者各自主張擁有對於尖閣諸島的領土主權，這件事在日本國內開始受到大眾關注，應該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在此之前，日本主流媒體提到有關日本領土方面的報導，主要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受蘇俄占領的北方四島為主。偶爾心血來潮時，也會報導由韓國所占據的竹島（南北韓稱為「獨島」）；關於尖閣諸島部分，只有一些日本右翼團體設置燈塔或是臺灣和香港的「保釣」人士登陸尖閣引起騷動之類的零星報導。在筆者的印象中，日本人看待領土問題是把重點擺在受外國統治的失土，由自己的國家實際掌控的國境島嶼相形之下，並未受到太大關注。然而中國大陸的經濟、軍事力量日益強大，隨著大陸的擴張被周遭視為是一種「威脅」之後，日本的民族主義也逐漸興起，尖閣問題也才會在今日被當成是國家安全上的重要課題。
相對於此，在一九七○年代之後的臺灣與香港，以及進入本世紀之後的中國大陸，每當與日本的關係發生變化或出現動搖，眾人紛紛以各種方式表達對尖閣諸島的主張，像是當局發表抗議聲明或是民眾舉辦遊行抗議、漁船成群結隊駛向尖閣、「保釣」人士非法登陸等。有些只是輕描淡寫，在發表完事務性談話後就宣告結束；有的則伴隨暴力，最後演變成激烈衝突。在尖閣議題上，不只是對日本投以嚴厲目光的中國大陸居民，連外表看來被認為對日本普遍抱持好感的臺灣百姓，也未必會認同日本的主張。每當尖閣這類攸關主權或利權方面的問題浮出檯面，筆者倒是常感到有另一股暗潮似的力量在作用，而這股力量平時在臺灣的深層社會中是看不到的。如今回想起來，筆者是在經歷過前述發生在長子身邊的事件之後，就開始有一股衝動，想嘗試了解那迴盪在社會深層、左右著臺灣居民情感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意識，甚至想一窺那些時而將臺灣、香港以及大陸，乃至於在有形無形中促使整個華人社會團結起來的主張，以及主宰著人們潛意識的民族主義真實的樣貌。
本書的出發點，在於關注臺港居民，甚至是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華人社會對於尖閣問題所秉持的看法，以及人們透過尖閣問題所意識到的日本這個第三者，對於其表露在外的民族主義思潮起了何種作用。透過採訪「保釣（保衛釣魚臺∕釣魚島）」人士，看看臺灣口中的「釣魚臺」，大陸所稱的「釣魚島」這個眾人亟欲保衛的領土主權引起的「保釣」運動，是如何發生與演變，一探橫亙在「保釣」運動背後所呈現的社會心理。本書既是採訪記錄，也是筆者在聽取受訪者的談話過程中心有所感，以及探討疑問所在的記錄。
本書並非在論斷有關尖閣諸島領土主權的是非好惡或其歷史背景。即便書中人物發言的內容與日本或是海峽兩岸當局各自的主張有所不同，那也是筆者為求如實呈現受訪者的發言或傳達文獻主旨的結果，而非本書之主張，特此聲明。另，有關書中對尖閣諸島的表述，反映的是筆者本身對領土的認知與立場，與出版社及譯者之認知無關。又，文中省略一切敬稱。

解構臺灣「顏色政治學」的「保釣」／何思慎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輔仁大學日語系特聘教授

釣魚臺列嶼為臺灣的附屬島嶼，在行政區劃上歸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此法律上的立場，在臺灣，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縱使在統獨的立場，或在兩岸關係政策上，大相逕庭，但對釣魚臺列嶼的主權主張，基本上是一貫的。或許有人會說，曾擔任十二年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認為，釣魚臺列嶼是日本的，但這樣的言論是在其卸任之後，而非任上所言，不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立場。
然而，臺灣內部帶有深淺不同之藍、綠意識形態對立的「日本觀」更直接投射在朝野不同的「保釣」主張中，使本應一致對外的「保釣運動」意外成為藍、綠內政戰線的延長。因此，不同於韓國朝野在政治縱使涇渭分明，但在「獨島」（日本稱為「竹島」）主權爭端中，基本上舉國一致，捍衛「韓國的獨島」。反觀臺灣，「保釣」似乎成為分斷藍、綠的政治歧見之一，模糊國人對釣魚臺列嶼主權認識，動搖社會的「保釣」信心。此造成臺灣在釣魚臺主權聲索及對日本之抗議上，「理雖直，卻氣不壯」。
其實，泛綠陣營中亦不乏「保釣」人士，除作者本田善彥所訪談之民進黨創黨元老張俊宏外，前副總統呂秀蓮是位令人尊敬的「保釣」前輩，呂副總統心繫釣魚臺列嶼主權，從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持續至今，未曾因身處民進黨有所動搖，但書中，另位綠營「保釣」大將張俊宏不諱言「保釣」在藍、綠中的溫度差，「保釣運動，總給人一種印象，以為那是以『泛藍』陣營或是以外省人為主體的運動」。因此，「保釣」在臺灣雖難以擺脫統、獨、藍、綠的羈絆，但卻無法藉此兩分臺灣人「保釣」與否的立場。
本書題為《保釣運動全紀錄》，看似與過去學界討論釣魚臺主權爭端的書一般，但誠如書中〈前言〉所言，「本書並非在論斷有關尖閣諸島領土主權的是非好惡或其歷史背景」，而為透過牽動華人敏感神經的「保釣」，爬梳兩岸三地人民潛意識中的民族主義樣態及對日本的愛、恨、情、仇。
東亞近代歷史中的臺灣在中國與日本間兩度易手，使臺灣成為特殊的華人社會，更因國共內戰，臺灣成為中華民國據守的島嶼，在冷戰的擺弄下，除島內的族群關係外，臺灣周旋於美、中、日三者間，折射出「不斷變化的自我認同」。在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次保衛戰失利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漸趨「喪失『中國』的詮釋權」，更隨臺灣解嚴後的民主化，統獨意識裂解臺灣社會，糾纏在兩岸與美、日間「保釣」亦弔詭的質變為「擁護本國政府或政權」或「確認彼此的認同感」。本田善彥點出「保釣」的「愛國」盲點：「國家、政府與政權，這三者時而無意識地，時而有意地混淆在一起，如何冷靜地將這三者拆解開來，看個清楚，其實不只是現今的中國大陸，普天下的社會不也都需要這樣做？」他的提醒，值得玩味。
臺日關係受美國主導的國際局勢影響甚巨，同時受到美、日等多邊機制之連動，有其鮮明的「從屬性」，在「保釣」上更可見端倪。在釣魚臺主權爭端之諸多成因中，美國於戰後的琉球佔領及一九七二年的釣魚臺行政權移交最為關鍵。由冷戰伊始的東亞局勢觀之，中華民國與美、日形成圍堵共黨圈國家而運作安全戰略同盟，互為東亞地區戰略夥伴之佈局明確，造成釣魚臺主權爭端暫遭擱置。
然因七○年代尼克森採行關島主義與聯中抗俄策略而變質。因著美國計劃將釣魚臺移交予日本消息曝光，美軍於一九七○年間在釣魚臺列嶼上樹立告示牌，禁止臺灣漁民進入周邊海域後，行政院長嚴家淦及外交部長魏道明等我國政府首長對美國將釣魚臺置於琉球群島範圍內，一件移交日本之事再三抗議，但終究無法改變美國的決定而抱憾告終。一九七二年，美國歸還琉球群島行政，默認日本控制釣魚臺列嶼，釣魚臺上「禁止琉球居民進入」之警示牌撤離，原本驅逐臺灣漁民的美國巡邏艦不再現釣魚臺周邊海域，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艦。
時至一九七九年美國外交承認北京，《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無以為繼，美國陸續自臺灣撤退駐軍，第七艦隊不再協防臺灣，釣魚臺主權爭端加劇，然美國海軍卻長期租借釣魚臺列嶼之「黃尾嶼」與「赤尾嶼」，設置「射爆擊場」（轟炸射擊靶場）迄今。在美國於戰後插手此地後，該島主權爭端除為臺、日間難解之外交問題外，更成為錯綜複雜之民族意識與民粹主義問題，但「反日」或「反美」不應成為「保釣」的驅力。
本書作者本田善彥是位長期旅居臺灣的日本媒體人，亦是作家，漢語流利，對臺灣社會的觀察極為深入，特別在臺灣歷史與認同問題，本田善彥具獨到、細膩的觀察。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在本田善彥筆下，僅六平方公里左右的蕞爾小島—釣魚臺列嶼，不僅為美、日、中在東亞區域博弈的戰略支點，更鮮活的躍上讀者的思考，成為解構臺灣人「身份認同」（identity）的重要線索。
透過本田善彥深入訪談「保釣」人士，抽絲剝繭，打破國人似是而非的「綠營親日、藍營親中」的兩分法刻版化印象，亦可觀照自身的「認同」，揚棄解嚴以來綁架臺灣社會的「顏色政治學」。他一針見血道出，臺灣人透過「親日」、「反日」來表現自己與「中國」的距離感，在臺灣人眼中的「日本」只不過是個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隨意差遣的道具，並非內化在情感裡。本田成功的回答了在臺灣「中國」與「日本」為何成互斥的概念，「親日」定伴隨「反中」，反之亦然，但臺灣人對日本的態度無涉情感，更無關「認同」。因此，在「臺灣主體性」建構中，非得要「去中國化」不可，但「去日本化」則多此一舉。
本田善彥透過華人「保釣」運動，透徹地解構「臺灣人是誰」的更深層問題，此應為日本人所專擅之「我是誰」的哲學命題回答。此道問題在藍、綠政治動員中，困惑臺灣人許久，囿於解嚴後的「顏色政治學」，臺灣人對此提問無能為力，但在一位沒有顏色的日本人本田善彥眼中，此清楚不過。
為序者不宜「爆雷」，讀者自己翻開書頁，透過本田善彥的妙筆，細細思量，必有所得。值此二○二○年總統大選開跑之際，此書的出版對國人思考「我是誰」，別具現實意義，故樂之為序。

「我是一九三八年出生，臺灣中部南投人。我生下來的時候是個日本人，但在臺灣對釣魚臺的主權問題上，我沒辦法對日本讓步。」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一個下著小雨的悶熱午後，筆者在臺北採訪張俊宏，當時他七十五歲。
「我父親是小學教員，我們家以前是『國語家庭』。因為這層關係，從小我就對日本抱有一種親切感，覺得日本就像自己的祖國一樣，完全沒有任何敵意。但是，《臺日漁業協定》（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間為建構漁業秩序所簽署之協定。日方簡稱《日臺漁業協定》∕二○一三年四月十日簽署。另，兩協會於二○一七年各自更名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以及「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是不對的，它否定了臺灣對釣魚臺的主權。全世界就屬臺灣對日本最友善，為什麼日本要這樣對待臺灣？難道我們的親日姿態是一場錯誤？」　
當過立法委員的張俊宏，講起話來也像立委在發表演說，言談間還夾雜著日語發音的「國語家庭∕kokugo-katei」。「國語家庭」是「國語常用家庭制度」下的產物，屬於皇民化運動（一九三七年日中戰爭爆發，臺灣總督府為提升國民意識所推行之運動）的一環。凡是使用當時的國語，也就是日語作為日常生活語言的家庭，通過審查後即可被認定為「國語常用家庭」，享有戰時物資配給方面的優惠待遇。生長在殖民地時代的「親日模範家庭」，強調自己對日本向來懷有強烈愛戀的張俊宏以一種嚴峻的表情，辭鋒犀利砲轟日本政府對尖閣問題的回應。筆者一時無話可回，只能埋首勤做筆記。
張俊宏的大半生，既是臺灣戰後知識分子的一種類型，同時也像一面鏡子，映照著臺灣民主化的進程。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後，進入政治研究所攻讀碩士。後受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拔，自一九六○年代末負責政論雜誌《大學雜誌》的編輯與發行。張俊宏因為在雜誌上發表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言論，與國民黨對立情況日益嚴重，日後成了反國民黨勢力的「黨外」要角，與國民黨展開唇槍舌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發生，被依叛亂罪遭判處八年有期徒刑。一九八八年出獄後，出任民主進步黨秘書長，歷任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等中央民意代表一職至二○○五年止。一九九六年也曾擔任民進黨代理主席。二○○○年陳水扁執政後，被任命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後因路線問題與民進黨產生齟齬。據民進黨表示，張俊宏於二○○七年自動退出民進黨，之後與許信良等老同志偶爾出現在媒體面前，形同政界一匹孤狼。
在臺灣，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政治勢力，一般來說與國民黨或是中國共產黨讓人聯想到的「中國」處於對峙狀態；與臺獨的主張相對來說親和性比較高，也有強烈仰賴日美支持的傾向。因此，泛綠強調對日本的友善姿態，對日本的主張也多表認同，造成外界普遍認為「綠營親日」這種近乎武斷的認知。就尖閣諸島的領土歸屬問題，李登輝曾公開表示「尖閣是日本的」，導致日本懷抱強烈期待，以為「綠營」的政治人物及政黨都和李登輝一樣有著相同的看法。
身為這樣的民進黨創黨元老，筆者得知張俊宏參與臺灣「保釣」運動，是在二○一三年六月的時候。
當時，位於臺灣東北部宜蘭縣蘇澳鎮的鎮民代表曾太山，於該年六月十七日具狀向宜蘭地方法院控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時也是漁民的曾太山主張同年四月簽署的《日臺漁業協定》侵害到臺灣漁民權益，因而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損害賠償（宜蘭地方法院於八月十四日駁回該案）。當時，出面幫忙打官司的人正是張俊宏。
另外，八月十五日於臺北市舉行的「保釣」示威現場，也出現張俊宏的身影。參加同一天示威活動的「臺灣釣魚臺光復會」（臺釣會）的理事長劉源俊回顧當時表示：「張俊宏以及臺灣建國聯盟主席吳清等人都參加了二○一三年的抗議活動，都是他們主動來接觸我們的，在此之前張俊宏還出席了七月二十一日的臺釣會成立大會。」劉源俊是知名的老「保釣」，一九七○年代留學美國，在當地從事「保釣」運動，回國後投身教育界，擔任東吳大學校長，經常舉辦國際研討會探討尖閣的領土主權問題。對於和張俊宏等人攜手合作一事，他半帶訝異地表示：「從來沒見過綠營的名人或團體參與保釣示威抗議，這點值得大書特書。」臺釣會二○一三年七月成立時出版了《東亞新視野》叢書，其中收錄有民進黨立法委員同時也是政治學者郭正亮的論文，姑且不論人數多寡，至少證實臺釣會所言不虛，「綠營的保釣認同者」確實存在。
基於這樣的緣由，筆者請求與張俊宏見面。在此階段，筆者已經知道張俊宏因涉全民電通等案遭判刑。關於張俊宏投身「保釣」運動的理由，筆者曾暗自忖度，除籌募活動資金外，應是想藉此宣傳自己致力於「維護國家主權」這個不易招致批評的議題，以獲得露臉發聲的舞臺。然而，無論其真正的動機與目的為何，既然要從事「保釣」，總得有一番論述，才能訴諸於世。考量張俊宏周遭的現實環境以及種種可能，筆者詢問其之所以選在此時投身「保釣」理由何在，張俊宏回答如下：
「關於釣魚臺的領土歸屬，以前我的想法是，臺灣只須表明最低限度的立場即可，無須與日美兩國挑起爭端。對於李登輝卸任總統後說『釣魚臺是日本的』這件事，我很同情他，也努力朝善意方向去解讀，認為他是為了在國際情勢嚴峻的狀況下保障臺灣的安全。如今，中日為了釣魚臺，雙方關係緊張一觸即發。一旦發生戰爭，受害最深的將是臺灣。如果我們現在不強烈訴求臺灣對釣魚臺的主權，屆時恐將發生無可挽回的憾事。馬英九總統提出的『東海和平倡議』（二○一二年八月發表之聲明，強調協商之重要性，主要內容包括擱置尖閣諸島領土主權爭議，合作開發資源等），態度也過於軟弱，無助於解決問題。這幾年，中共呼籲臺灣一起聯手保釣，日本如果態度不改，勢將無法阻止海峽兩岸攜手合作。」
張俊宏還表達了他對二○一三年四月所簽署《日臺漁業協定》的不滿：「真正的漁權，是要先有主權才能獲得保障。雙方簽署協議時，臺灣為了表達誠意，提出擱置主權爭議的主張，日本方面卻堅持十二海里的海上主權。我認為政府為了交換小小的漁權，就放棄了臺灣對釣魚臺的主權，才會批評馬英九政府。但是，當時很多宜蘭漁民都很開心，對簽署協議感到滿足。漁民們原本的態度就是『只關心漁權，把主權視為政治人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