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論集二：海行兮的年代

第一章 臺灣公學校制度、教科與教科書總說

 

前言

 

日本統治臺灣前後五十一年，引進各種近代化設施，近代式初等教育是其中一個重要項目。新近的研究和各式各樣的回憶錄以及訪談資料顯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初等教育對接受教育的臺灣人產生很大的影響。學校教育能夠產生效力，有賴許多方面的配合，如學校的設備、課程的安排、教科書的內容、教師的教學品質，以及學生的學習意願等。我們如果想要了解、評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初等教育的影響，非得從以上幾個面向入手不可。

 

近年來，關於日本統治時期初等教育的研究，日漸蓬勃，也出現不少以公學校教科書為研究對象的作品。然而，關於公學校（含後來的國民學校）制度的沿革、教科以及教科書等狀況，尚無人從事綜合性的整理工作，因此研究者在從事教科書分析時，缺乏一個可以參考的架構。本文的目的即在提供這樣一個參考架構。

 

本文首先回顧日本領臺以來初等教育制度的建立與變革，其次說明公學校與國民學校教科的沿革，最後整理主要教科的教科書發行狀況，予以表列，並說明之，希望有助於臺灣教育史的研究。

 

一、殖民地臺灣初等教育機構的設置

 

（一）伊澤修二和臺灣殖民地教育的濫觴

 

在殖民地臺灣實施新式教育，來自臺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一八五一—一九一七）的構想。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中日馬關條約完成換約，同月十日日本海軍中將樺山資紀受命為臺灣總督，五月二十一日制定「臺灣總督府假條例」（假條例即「臨時條例」之意）。總督府下設有總督官房、民政局、陸軍局，以及海軍局。民政局下設有學務部，「掌理教育相關事務」。當時的代理民政局長是水野遵，他與樺山資紀總督一行於五月二十四日由橫濱搭船來臺，六月十四日進入臺北城，同月十七日舉行「始政」慶典。伊澤修二（一八五一—一九一七）是當時的代理學務部長，他在六月十七日抵達臺北，十八日在大稻埕的一間民屋開始辦理學務部事務，在日軍兵馬倥傯之際，著手進行臺灣的殖民地教育工作。

 

伊澤修二向樺山總督提出關於新領地臺灣的教育方針，大體分成：一、當前緊要之教育事項，二、永遠之教育事業。關於第一項，伊澤認為：甲、對新領地人民而言，應盡快設法使之學習日本語，乙、對本土移住者（按，日本人）而言，應設法使之學習日常需要之彼方方言（按，當指臺灣話／臺語）。為達成此目的，他認為有必要編輯淺近適切的會話書，並開創學習日本語與對方方言的途徑。關於永遠之教育事業，他建議設立師範學校與小學校等教育機構。基於此，學務部最初的工作就是編輯會話書與開設學堂。該年六月二十六日學務部遷至臺北北郊的芝山巖，設立學堂，致力於研究方言、編輯會話書，並教育當地人。伊澤認為教化新領土的前提是講求語言思想的溝通，因而須提供語言學習的設施，讓臺灣人與日本人互相學習彼此的語言，這是眼前的首要工作；同時，為了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人，也須考慮永久的教育事業。

 

一八九六年三月日本政府以敕令第九四號發布「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設置直轄於臺灣總督府而以官費經營的國語學校（包括其附屬學校）以及國語傳習所。國語傳習所分為甲科和乙科，甲科以訓練通譯為目標，招收已具備普通知識的青年，課程以語文訓練為主，修業半年即可畢業。乙科的課程設計近似普通教育，招收一般學齡兒童，課程同樣以語言為主，此外也教授一般學科，修業年限四年。國語學校即後來師範學校的前身，成為培養臺灣初等普通教育師資的搖籃；其附屬學校則為國語學校畢業生教學實習的場所，成為將來實施初等普通教育的模範。

 

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均於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改制為公學校，成為一般臺灣人子弟主要的教育機關。以下分別敘述國語傳習所和公學校的設立經過，以及教學內容。

 

（二）國語傳習所的設置和教學內容

 

國語傳習所出現之前，臺灣各地設有若干語言學校，如芝山巖學務部學堂、臺北縣立日本語學校，以及各支廳設立的語言學校。這些學校共通的地方是，成立目的均在於期望在短期之內訓練出一批知曉日語的臺灣人，以便在實際施行政務時能夠派上用場，因此招收對象均是已成年且具有基本讀寫能力的臺灣人。這一點為後來的國語傳習所甲科所繼承。

 

從「集眾教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學校同樣具有部分近代學校的特徵。不過，國語傳習所與這些語言學校最大的不同在於，「國語傳習所規則」（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府令第一五號）第一條規定國語傳習所的目標在於：「教授本島人國語，以資日常生活之用，並養成本國精神」。也就是說，國語傳習所不只是純粹的語言教育機關，也擔負著培養國民精神的任務。該規則對於國語傳習所的編制、學期、上課時間、上課科目和內容、教科書和參考書、入退學、考試，以及畢業等，均有詳細的規定。從這些法規來看，我們或可推斷當時的教育規畫者是有意識地以近代學校為模型來設立國語傳習所。

 

國語傳習所創建之初，分別設於全臺灣十四個主要市鎮：臺北、淡水、基隆、新竹、宜蘭、臺中（學校在彰化）、鹿港、苗栗、雲林、臺南、嘉義、鳳山、恆春、澎湖島（學校在媽宮城〔馬公〕）。學生分為甲科和乙科。甲科接受對象為十五歲至三十歲已具備普通知識者，除了授予「國語」（日語）外，教授初步的讀書作文，期限以半年為期，考試合格者得畢業。一八九七年以後，由於通譯已無迫切需要，以培訓通譯為目標的甲科遂於一八九八年公學校令發布後，編入公學校速成科，其後遭廢除。乙科則接受一般的學齡兒童（八至十五歲），教授「國語」、讀書作文、習字、算術之外，也可視情形而教授地理、歷史、唱歌、體操或裁縫等科目。學期設計與日本內地小學校一樣，一學年分三學期，修業期限四年。兩科皆不收取學費，但甲科有「給費生」制度，支給學生生活津貼。

 

此外，國語學校設有三所附屬學校，分別位於八芝蘭（原芝山巖學務部學堂）、艋舺，以及大稻埕，課程編制與日本內地小學校極為接近。第一附屬學校修業期限六年，其他二校修業年限四年，收容內地人（日本人）學齡兒童以及八至二十五歲之本島人。科目配置比國語傳習所乙科更為完備，有修身、國語、讀書、作文、習字、算術、唱歌、體操等。

 

綜而言之，國語傳習所乙科和國語學校的附屬學校皆具有近代初等教育的特徵，為未來公學校的設置鋪路。

 

（三）臺灣公學校的設置及其教育目的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七月二十八日臺灣總督府發布臺灣公學校令（敕令第一七八號）及臺灣公學校官制（敕令第一七九號），確立臺灣公學校制度；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均於該年改制為公學校。在此簡單說明一下，臺灣的「公學校」在位階上等同於日本本土的「小學校」，都是作為初等教育的學校設施。公學校制度甫實施之時，全臺共有五十五所公學校，到該年年底共七十六所公學校，翌年增為九十四所，一九○○年又增為一百一十七所。一九三四年全臺共有七百六十九所公學校，教員數目為五、七六四人，學生數目為三○九、七六八人，就學率三七‧○二％；一九四○年，也就是改制為國民學校的前一年，全臺共有八二四所公學校（含分教場），教員數目為九、五六三人，學生數目為六三二、七八二人，就學率為五二‧九七％。

 

根據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第一次發布的「臺灣公學校規則」（府令第七八號），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公學校之本旨在對本島人子弟施德教、授實學，以養成國民性格，同時使精通國語。」（公學校ハ本島人ノ子弟ニ德教ヲ施シ實學ヲ授ケ以テ國民タルノ性格ヲ養成シ同時ニ國語ニ精通セシムルヲ以テ本旨トス）將施德教放在授實學之前，似乎承認道德教育的優位性。施德教指「須注意作為人必需的德義之教訓和作為我國民必要的性格的陶冶」，授實學則「須求其智識技能之精確、適合於實用，因此應選擇平常生活必須之事項教授之，反覆練習，使能自在應用」（第九條）。授實學應是由國語傳習所規則中的「智能啟發」推衍而來的。施德教有兩個要目，一是教授「作為人必需的德義之教訓」，其二是陶冶「作為我國民必要的性格」。前者可以看作「道德教育」，教導社會群體生活中基本的德性，後者則屬於「國民教育」，具有愛國教育的性質。

 

由上述可知，公學校教育的主旨分為三個面向：「施德教」、「授實學」和「使精通國語」。在其後改定的「臺灣公學校規則」，此一順序呈現不同的排列方式。明治三十七年（一九○四）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第二四號；日文「改正」即中文修訂之意）規定：

 

公學校本旨在於對本島人兒童教授國語、施德育，以養成國民性格，並教授生活必須之普通知識技能。

 

我們可以看到其順序改變為：「教授國語」、「施德育」、「授實學」。

 

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第四○號）規定：

 

公學校本旨在於對本島人兒童教國語、施德育，養成國民性格，並留意身體之發達，授以生活必須之普通知識技能。

 

我們可以看到，此時臺灣公學校的本旨加入「留意身體發達」一項。不過，這在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公布的公學校規則已有規定，只是當時是置於教授要旨中，此時則放在本旨中。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一月十二日「臺灣教育令」公布（敕令第一號），這是日本政府對殖民地臺灣最初明文化的教育基本法。「臺灣教育令」中與公學校相關的主要條文如下：

 

第五條　普通教育之目的在於留意身體之發達、施德育、教授普通之知識技能、涵養國民之性格、普及國語。

 

第七條　公學校為對兒童施以普通教育、教授生活必須之知識技能的場所。

 

臺灣教育令實施不到三年，旋即於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二月十五日公布新的臺灣教育令（敕令第二○號），明示教育遵循同化主義的原則，基本上除了初等教育階段之外，皆認可「日臺共學」—日本人和臺灣人進入同一教育機構接受教育。在初等教育階段不再以種族為分際，而以學童之語言能力作為衡量入學（進入小學校或公學校）之標準。新臺灣教育令中關於公學校的規定如下：

 

第四條　公學校之目的在留意兒童之身體發達、施德育、教授生活必須之普通之知識技能、涵養國民之性格，並使習得國語。

 

在這裡公學校教學目的，首先標舉「留意兒童之身體發達」，其次才是施德育、教授知識技能、涵養國民性格與學習國語。這樣的教育目標和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十月新發布的日本本土「小學校令」幾乎沒有差別，只在最後多了一項「學習國語」。日本的小學校令規定：「小學校之本旨在留意兒童身體之發達、教授道德教育及國民教育之基礎，以及其生活必須之普通之知識技能。」一九一九年臺灣教育令發布之後，臺灣初等教育大致定型，一直到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的「國民學校令」才又隨著整個日本教育制度的大變革而改變。

 

根據殖民政府公布的相關法令，我們可以歸納出：在一九一二年以前，臺灣公學校的主要教育目的無外乎：施德育、授實學，以及教授國語，惟排列方式和措辭有所不同。一九一二年起，教育目標增加「留意身體之發達」；另外，在早期，「養成國民性格」往往是預期的教學效果，如「施德教、授實學，以養成國民性格」（一八九八）和「教授國語、施德育，以養成國民性格」（一九○四），但在一九一九年以後，在措辭上有成為一個獨立項目的傾向。以此，我們或可以說：一九一九年以後，公學校教育的目標為：體育、德育、實學、愛國教育，以及教授日語五大項。不過，根據臺灣總督府官方的說法，「作為公學校教育之根本方針的國民精神之涵養、國語之習熟，與養成實業興趣，則始終一貫，毫無改變」。如果我們把德育和體育看成涵養國民精神的重要手段，那麼，「涵養國民精神」、教授「國語」和「實學」，也就是臺灣公學校一貫的教育目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