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長銷萬冊紀念版）

序（節錄）

一九○五年五月的某兩日，在對馬海峽的狹窄水域，今日世界的格局開始定型。在這裡，當今世上最繁忙的航運路線之一，由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統率的一支日本小艦隊，對上繞過半個地球來到遠東的俄羅斯海軍艦隊，把後者打得幾乎全軍覆沒。對馬海戰，德國皇帝口中自百年前特拉法爾加海戰以來最重要的海戰，美國羅斯福總統口中「世界史上最重大的現象」，實質上結束了自一九○四年二月即開打，主要在決定朝鮮半島、滿洲由俄羅斯或日本掌控的一場戰爭。自中世紀以來，首度有歐洲以外的國家在重要戰爭中擊潰歐洲強國；這項消息傳遍了已被西方帝國主義者──和電報的問世──緊密結合在一塊的世界。
在加爾各答，守衛大英帝國最重視之領土的印度總督柯曾勛爵（Lord Curzon），擔心「那場勝利的回聲已像雷鳴一般傳遍東方竊竊私語的觀眾。」漠不愛與人交往且常出大紕漏的柯曾，難得一次探問當地民意，而把民意表達得最清楚者，乃是人在南非而當時仍沒沒無聞的律師甘地（Mohandas Gandhi，一八六九~一九四八）。他預測「日本戰勝的根已蔓生得太遠太廣，因而它會長出哪些果實，如今已無法完全預見。」
在大馬士革，後來人稱阿塔圖克（Ataturk）的年輕奧圖曼軍人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一八八一~一九三八）欣喜若狂。急欲改革、強化奧圖曼帝國以抵抗西方威脅的凱末爾，和許多土耳其人一樣早把日本視為榜樣，日本打敗俄國使他深信果然沒看錯。當時十六歲，後來會出任印度第一任總理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在家鄉看報，興奮追蹤日俄戰爭的早期進展，幻想自己為「印度與亞洲擺脫歐洲枷鎖」貢獻心力。得知對馬海戰的消息時，他正在火車上，從多佛前往他就讀的英格蘭哈羅公學途中；那使他立即「心情大好。」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聽到這消息時，人也在倫敦，同樣的雀躍。一九○五年晚期搭船返華途中，蘇伊士運河的阿拉伯搬運工以為他是日本人，向他道賀。
土耳其、埃及、越南、波斯、中國的報紙上，充斥著對日本戰勝之可能影響的興奮猜測。印度村莊裡有新生兒以日本艦隊司令之名命名。在美國，黑人領袖杜博伊茲（W. E. B. Dubois）提到全球各地迸發「有色人種的自豪。」反戰詩人（和後來諾貝爾獎得主）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一~一九四一），顯然也有類似的感受，在得悉對馬海戰的消息後，在孟加拉鄉間帶著他的學生，在小校園裡即興展開勝利遊行。
那和他們屬於哪個階級或哪個種族沒什麼關係；世上遭宰制的人民強烈體會到日本戰勝的更深層意涵——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意涵。這些人出身的差異之大令人吃驚。尼赫魯出身親英的富裕婆羅門家庭；他父親是英國統治印度的受惠者，甚至據傳將襯衫送到歐洲乾洗。孫中山是貧農之子，當時不少中國苦力赴加州淘金，他有個兄弟就死於加州淘金熱時。當時最傑出的泛伊斯蘭主義知識分子，一九○九年前往日本以結交日本政治人物和行動主義者的阿卜杜雷希德‧易卜拉欣（Abdurreshid Ibrahim，一八五七~一九四四），出生於西伯利亞西部。凱末爾來自薩洛尼卡（今屬希臘），雙親分屬阿爾巴尼亞裔和馬其頓裔。他後來的同志，以日本艦隊司令的姓──東鄉──替自己新生兒取名的土耳其女小說家哈莉德‧艾迪普（Halide Edip，一八八四~一九六四），是個不受宗教約束的女權主義者。緬甸的民族主義象徵烏‧奧塔瑪（U Ottama，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受日本戰勝俄國的鼓舞，一九○七年搬到東京，而他是個和尚。
為俄國戰敗而歡欣鼓舞的諸多阿拉伯、土耳其、波斯、越南、印尼民族主義分子中，有一些人的背景更為分歧。但他們都有一共同的經驗：遭他們長久以來視之為暴發戶、甚至野蠻人的西方人宰制。他們都從日本的戰勝得到一個教訓：征服世界的白種人不再是所向無敵。遭歐洲人控制國土而敢怒不敢言的有志有識之士，如今心裡綻放出無數幻想，民族自由、種族尊嚴或純粹只是報復洩恨的幻想。
鑑於十九世紀遭西方列強欺凌，且凜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粗暴對待，日本從一八六八年起展開浩大的內部現代化工程：廢除半封建的幕府將軍體制，代之以立憲君主制和統一的民族國家，創立高生產、高消費的西式經濟體。在一八八六年暢銷書《將來之日本》中，日本最著名記者德富蘇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詳述了日本若漠然無視西方所立下的「普世」潮流，可能會有什麼負面影響：「那些藍眼紅鬍種族將像巨浪般入侵我們國家，把我們的人民趕到海中孤島。」
一八九○年代，日本日益壯大的工業、軍事力量，已激起歐美「黃禍」降臨的想像，亞洲人席捲白種西方的可怕情景。俄羅斯戰敗正證明日本迎頭趕上西方的計畫已取得驚人成果。「我們要戳破非白種人劣等的迷思，」德富蘇峰嚴正宣告。「我們要以自己的力量躋身世界強權之林。」
對許多非白種人來說，俄羅斯的慘敗似乎正打破了西方的種族階層觀，大大嘲弄了歐洲人欲將據認「落後」的亞洲國家「文明開化」的傲慢。印度的社會學先驅貝諾伊‧庫瑪爾‧薩卡爾（Benoy Kumar Sarkar，一八八七~一九四九）嚴正表示，「白人的負擔」一說「已和時代脫節，如今只有最盲目的狂熱分子不這麼認為。」日本已證明亞洲國家能找到自己通往現代文明之路和自己的特殊活力。青年土耳其黨（Young Turks）的行動主義者，後來出任部長的艾哈邁德‧里札（Ahmed Riza，一八五九~一九三○），扼要說明了這一迴蕩於眾人心中的欽敬之情：
遠東的情勢已證明，歐洲頻頻但有害的介入，無益於改造一民族。相反的，一個民族愈是和歐洲入侵者、掠奪者少接觸，愈是不和他們接觸，就愈可能走上理性革新之路。
甘地在白人所統治的南非與形諸體制的種族歧視抗爭時，從日本的戰勝得到類似的道德教訓：「當日本境內的每個人，不管是富是窮，都開始相信該自尊自重，這個國家就得到自由。她能甩俄羅斯一巴掌……同樣的，我們也必須有自尊心。」
中國哲學家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回憶起從鴉片戰爭到燒毀北京圓明園，西「夷」所加諸中國的百年羞辱，推斷「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
日本已證明可如何富國強兵。對許多受苦於昏庸專制君主和掠奪成性之歐洲商人的亞洲人來說，日本的憲法是其躋身強國之林的秘鑰。在日本改革有成的鼓舞下，亞洲各地的政治行動主義者協助推動一連串人民立憲革命，以對抗食古不化的獨裁政體（戰敗的俄國本身於一九○五年突然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奧圖曼統治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一八四二~一九一八）蘇丹，已緊緊追隨日本的現代化腳步，特別是在歐洲列強日益升高的需索使伊斯坦堡的主權地位如同虛設之時。但在穆斯林世界，許多景仰日本者是極世俗化、甚至反宗教的民族主義者，例如流亡國外的青年土耳其黨黨員暨作家阿卜杜拉‧傑夫戴特（Adbullah Cevdet）。在他筆下，日本是「對抗壓迫者，對抗傲慢入侵者的利劍；指引受壓迫者，指引有意看清自己的火炬。」在日本戰勝的鼓舞下，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青年土耳其黨，一九○八年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蘇丹重新施行一八七六年起就遭擱置的憲法。波斯人受立憲日本擊敗獨裁俄國的鼓舞，一九○六年創立全國代表大會。
同年，埃及出現第一次反英國占領的大規模群眾示威。在埃及的民族主義穆斯林眼中，日本是「旭日」：日俄戰爭爆發前不久，埃及的民族主義領袖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一八七四~一九○八）寫了以此為書名的一部著作。穆斯林國家的學生，這時前往東京學習日本進步的秘訣。連在最近才被荷蘭殖民主義者統一的印尼群島，都感受到日本戰勝的骨牌效應，該地的上層爪哇人於一九○八年創立了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
最深遠的改變出現於中國，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一九○五年後數千中國人前往日本取經，造就出當時最大的集體留學潮。推翻帝制後的中國第一代領袖，有許多將出自這群留學生。一九一○年，湖南一小鎮上的學童毛澤東（一八九三~一九七六），學會曾留學日本的音樂老師教他的一首日本歌：

麻雀唱歌，夜鶯跳舞，
春天裡綠色的田野多可愛。
石榴花紅，楊柳葉綠，
展現一幅新圖畫。
幾十年後日本威脅中國時，毛澤東仍完全記得其歌詞，說「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日本的美，我又從這歌曲中感覺到它對於戰勝俄國的光榮和武功的發揚。」
在其他地方，日本戰勝俄國一事也激發愛國情操，甚至將這份情操推向極端。西化的本土菁英分子所心嚮往之但未能實現的自由民族主義，乃是在這一新情操下沒頂的東西之一。暴動和恐怖攻擊，證實了印度國大黨所一直以來只敢委婉表露的反殖民情緒，自一九○五年起日益強硬。在加爾各答和達卡，激進分子開始支持孟加拉學生前赴東京，以歐美為大本營的反殖民鼓動者，與愛爾蘭、俄國革命分子和中、日領袖搭上線，以將武器偷偷運到孟加拉。
法屬印度支那的文人也開始追求革命暴力。越南民族主義先驅潘佩珠（一八六七~一九四○），一九○五至一九○九年落腳日本，教導許多在其東遊運動號召下來日的法屬印度支那學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戰爭觀和生存鬥爭觀，開始污染儒家中國、伊斯蘭埃及和佛教錫蘭境內的政治論述。在開羅，拉希德‧里達（Rashid Rida，一八六五~一九三五）興奮寫到使日本皈依伊斯蘭，把歐洲人腦海裡的「黃禍」轉化為擺脫異教徒宰制的泛亞洲運動的可能性。後來，他的著作成為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誕生的推手之一。
對馬海戰十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殺戮，將使歐洲在亞洲人眼中僅剩的道德威望喪失大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征服亞洲之舉雖然落敗收場，卻將有助於使亞洲大陸許多地方擺脫國困民疲的歐洲帝國日益薄弱的掌控。但長遠來看，為西方的退場讚美詩奏出退場樂者似乎是對馬海戰。
對馬海戰所未能立即扭轉者，乃是在十九世紀大半歲月令亞洲、非洲無力招架的西方武器、商業優勢。德國出兵教訓反西方的中國義和團，美國鎮壓菲律賓境內的一場叛亂，英國在印度士兵協助下攻打在非洲南部的荷蘭殖民者，為二十世紀揭開序幕。到了一九○五年，這些戰爭都已結束，中國、菲律賓臣服，南非被納入英國統治。西方要再過許多年才會放掉其所占有的東方領土。但日本戰勝俄國使一個無可逆轉的過程加快──那即使還談不上是政治去殖民化的過程，但至少是知識去殖民化的過程。
孫中山於一九二四年赴日演講時，回憶起十九世紀死氣沉沉的最後十年，說那時候「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於現今），以為歐洲的文化是那樣進 步，科學是那樣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為亞洲一定不能抵抗，一定不能脫離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
孫中山說，日本擊敗俄國給了亞洲人民「大希望」：「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他還說，不到二十年，埃及、土耳其、波斯、印度、阿富汗、中國境內的獨立運動也已壯大。一如甘地於一九○五年所預測的，「東方人民」終於要「從昏睡中醒來。」柯曾勛爵所憂心的東方人的竊竊私語，將在不久後升高為敞開喉嚨喊出的主張和要求。一盤散沙的眾人將集合起來組成群眾運動和造反。他們將以驚人迅猛之勢激起革命，扭轉現狀。
歐洲對亞洲的控制，將從二十世紀初的最盛期急劇衰退；到了一九五○年，印度、中國都已成為主權國家，歐洲在亞洲將淪為無足輕重的勢力，完全靠最新的西方強權美國支撐，且日益倚賴由軍事基地、經濟壓力、政變構成的非正式帝國。歐洲人、美國人將先後發覺他們低估了亞洲人消化現代思想、技術、建制（institution）──西方稱雄的三個「秘鑰」──然後用它來對西方本身的能力。他們未能注意到，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到穆勒的歐洲大部分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眼中不適於自治的那些人，追求平等與尊嚴的強烈念頭。諷刺的是那些思想家的思想將對這些「受支配民族」產生意想不到的強烈影響。
如今，從土耳其到中國的諸多亞洲社會，似乎生氣勃勃且自信。但十九世紀把奧圖曼帝國、清帝國斥為「生病」、「垂死」的那些人，對亞洲社會的觀感並非如此。經濟支配權從西方轉到東方這個備受期待的轉變是否真會發生，還說不準，但世人觀看世界史時無疑有了新的視角。對歐美大部分人來說，二十世紀史大體上仍以兩次世界大戰和其與蘇聯共產主義的長期核僵局為主軸。但如今的情勢愈來愈清楚表明，對世上過半數人口來說，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展，乃是亞洲的知識覺醒和政治覺醒，以及亞洲從亞洲帝國、歐洲帝國兩者的廢墟中站起來。
承認這點，就表示不只從世界的現狀來理解世界，還理解到世界正如何以配合過去受支配民族之抱負與渴望的方式，而非按照西方的模式，繼續被改造。
在這場漫長的現代亞洲改造過程中，誰是主要的思想家和改造者？他們眼中我們所置身的世界和後代子孫所將置身的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本書致力於解答這兩個疑問，而方法是從亞洲的幾個不同角度檢視現代世界史（本書所謂的亞洲大陸，根據希臘語對此詞的原始定義來界定，以愛琴海為歐、亞分界，以尼羅河為亞、非交界──這一地理觀與今日的地理劃分並無不同）。
西方人透過其自身戰略利益、經濟利益的狹窄視角來看亞洲，而未檢視──且沒有想到過──亞洲諸民族的集體經驗和主觀想法。繼續用這一來自他者的視角來看亞洲，可能會感到茫然，而本書無疑會用到許多西方讀者所不熟悉的人名和事件。但本書無意以同樣站不住腳的亞洲中心視角來取代歐洲中心或西方中心視角，反倒欲以多種視角看過去和現在，因為深信西方稱雄觀──愈來愈站不住腳的觀念──不再是可靠的觀點，甚至可能帶來危險的誤導。
從西方觀點看，西方的影響可能既是不可避免且是必要的，不需要徹底的歷史審核。歐美人習慣將他們的國家和文化視為現代性的來源，且以他們文化擴散全球的特殊現象來證實他們這一看法：如今，除開婆羅洲或亞馬遜雨林裡某些與世隔絕的部落，每個社會幾乎都至少局部西化，或渴求躋身西方的現代境界。但曾有一段時期，西方只意味著一個地理區，且其他民族潛意識裡以自己的價值觀為中心構想世界秩序。晚至十九世紀，以伊斯蘭教或儒家學說之類信仰體系為核心的社會──占已知世界的大半──其人民仍可以認定，人間仍與由他們的祖先或神所界定的更大的神定秩序或宇宙秩序不可分割合為一體。
本書欲以宏大視野呈現東方某些最聰穎、最敏感者如何回應西方對他們社會的侵逼（有形的侵門踏戶和對知識領域的無形入侵）。本書描述這些亞洲人如何理解他們的歷史和社會存在（social existence），如何回應一連串特殊的事件和運動──印軍譁變、英國—阿富汗戰爭、奧圖曼現代化、土耳其與阿拉伯的民族主義、日俄戰爭、中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日本軍國主義、去殖民化、後殖民時代的民族主義、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興起──它們共同決定了今日亞洲的格局。

第二章：哲馬魯丁‧阿富汗尼的奇異旅程
這一時代何由而生？其他人對我們完全視而不見，同時改造、發展他們的機器，擬出並落實計畫，在我們之間進進出出，然後我們一朝醒來，突然發現一根根鑽油井架像尖釘插在土地上，怎麼會這樣？
我們為何落到遭西方毒化的境地？
且往歷史追本溯源。
──賈拉勒‧艾哈邁德（Jalal Al-e Ahmad），《迷醉西方》（Gharbzadegi），一九六二

一個穿粗布衣的小人物
一九六○年代初期，有群流亡巴黎的伊朗人常在聖日耳曼區名叫「起初」（Au Départ）的咖啡館碰面。他們大部分是來自伊朗的政治難民。民選的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sadegh）政府將伊朗石油業國有化之後，美國中情局和英國軍情六處於一九五三年協助推翻了該政府。後來成為伊朗伊斯蘭革命之龍頭理論家的阿里‧沙里亞蒂（Ali Shariati，一九三三～一九七七），就是這些流亡巴黎、滿腔怒火的難民之一。他在這場英美政變十八週年那天哀嘆道，「被判定犯了對劫掠的西方打出第一鞭之罪的民族，仍未脫離被囚之境。」一如他的流亡同志，他在巴黎除了提升自己的政治、知識素養，然後告知、教育他的同胞，別無什麼目的。他將沙特的《何謂文學》和法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譯成波斯文。他在伊朗流亡人士經營的期刊上──期刊常偷偷運回伊朗──撰文談論孫中山、阿爾及利亞的反法叛亂、甘地與尼赫魯（此二人在他眼中是印度的摩薩台）。他參加抗議帕特里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剛果民主共和國首任總理）在剛果遭殘酷殺害的示威活動。
他也密切注意一九六三年六月反伊朗親西方政權的流血暴動。伊斯蘭神職人員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就因這場暴動成為政界風雲人物。他和他的友人，在他們於聖日耳曼區的常去之處，討論一位十九世紀四處巡遊的行動主義者和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一八九二年初期，在寫給奧圖曼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信中，阿富汗尼已表達了他一直揮之不去且後來也縈繞沙里亞蒂心頭的憂心，憂心西方列強只有一個居心，即把我們的土地完全奪走。從這一點看，俄羅斯、英格蘭、德國或法國是一丘之貉，特別是如果他們看出我們的衰弱、無力反抗他們的意圖的話。相反的，如果我們團結起來，如果穆斯林萬眾一心，我們就能傷人，有出息，我們的心聲會得到傾聽。
一九五五年還在馬什哈德（Mashhad）求學時，沙里亞蒂就已撰文談這位相對來講較無人知的人物。在鑽研與宗教無關的西方解放理論，在求知之路上繞了一大圈子之後，一九六○年代，在巴黎，他再度回到阿富汗尼身上。而誠如沙里亞蒂於一九七○年所寫的，他深信「了解他，就等於認識伊斯蘭和穆斯林，還有我們的現在與未來。」
在伊朗，哲馬魯丁‧阿富汗尼被譽為伊斯蘭革命的理論教父。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於一九七九年走訪德黑蘭時，稱那場革命是對抗西方「全球體系」的「第一場大起義。」更值得注意的，從埃及、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到馬來西亞，可看出穆斯林國家彼此差異極大，但在如此紛然雜陳的穆斯林世界，不只伊斯蘭主義者、泛阿拉伯主義者、泛伊斯蘭主義者，還有左派的世俗主義者，都把阿富汗尼視為開時代之先的反帝國主義領袖和思想家。阿富汗尼被拿來和十九世紀另兩位偉大的政治、哲學流亡人物馬克思、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相提並論，如今在西方卻少有人知，儘管其影響勝過赫爾岑，且至少從其影響之長久來看，幾乎和馬克思不相上下。
這至少有一部分得歸因於他的生平有很大的空白。他遊歷穆斯林世界期間的言行，有許多已湮沒於歷史。要重現他的求知軌跡，如後文所嘗試做的，就要探討他所走過那些國家的社會、政治騷動──彰顯他世界觀之內涵與特性的那些經驗。
無論如何，要探明他一生思想的演變，絕不可如對待許多西方思想家那般，倚賴那些闡述明確概念且已公諸於世的文本和詳細交待參考資料的傳記。就阿富汗尼來說，他的思想史就是他觀點的歷史，而他的觀點，本質上與他所處的世界不一致，也不可能一致。
在穆斯林地區，的確幾乎沒有哪個社會趨勢或政治趨勢──現代主義、民族主義、泛伊斯蘭主義──非阿富汗尼開明、充沛的感受力所點燃，或未受到其推波助瀾。也沒有哪種政治活動──反帝陰謀、教育、新聞報導、憲政改革──未受到他思想的影響。阿里‧沙里亞蒂宣稱阿富汗尼是「在蟄伏的亞洲發出覺悟之聲的第一人」，幾非誇張之語。
阿富汗尼自承是個「地位不高且未當上高官的小人物。」但誠如他所提醒的，「豐功偉業」是像他這樣的人所立下，這樣的人「四處流浪，一身粗布衣，嚐過冷熱、苦甜，跋涉過許多高山、沙漠，經歷過人世。」事後來看，他的成就更大，尤其是與他之前那些穆斯林思想家相比的話。
拿破崙入侵埃及，讓許多穆斯林首度體會到西方有些人已找到經濟力、軍力的新來源，而且能將此力量投射到數千哩外。但許久之後，伊斯蘭國家的統治階層和知識界，仍有許多人大力主張採行西方生活方式，主張適應而非反抗西方的稱雄。
他們還未擔心歐洲會造成伊斯蘭文明的嚴重頓挫，會挑戰穆斯林對自身世界地位最堅信的觀點。埃及編年史家賈巴爾蒂雖不安於拿破崙的入侵，卻大剌剌嘲笑法國人的上廁所習慣。他未深究法國人來埃及的動機，對於使歐洲陡然陷入混亂的法國大革命思想──共和政體、社會平等與流動、公正、不偏不倚的國家──幾乎完全不懂。後來關注西方之創新的人士，好奇之情甚於焦慮，特別是在埃及、奧圖曼帝國著手仿效西方建造現代國家和軍隊時。
埃及大學者里法‧巴達維‧拉斐‧塔哈塔維（Rifa’a Badawi Rafi al-Tahtawi，一八○一～一八七三），一八二六至一八三一年在巴黎待了五年，在他眼中，歐洲倒似乎是個無害的榜樣。他闡述法國大革命和法國憲法，為阿拉伯語讀者首度全面介紹西方某國的政治制度。他以欽佩口吻寫道，「法國人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因聲望、地位、名譽、財富上的差異而有異。」7同樣的，突尼西亞人海爾丁‧突尼西（Khayr al-Din Tunisi）於一八五○至一八六五年間多次赴歐期間，成為伏爾泰、孔狄亞克（Condillac）、盧梭、孟德斯鳩的衷心仰慕者，只對這些哲學家的痛批宗教感到遺憾。他指出歐洲人的志願性社團和組織長才：「如果人結合在一塊以達成某個共同目的，就連最難的事，都能達成。」英國的統治印度，就是這類「不可思議例子」之一。「英國政府透過印度公司這個由本國商人組成的社團，得到約三億五百平方公尺的地和其上超過一億八千萬的人口。」
塔哈塔維、海爾丁、敘利亞教育家布特魯斯‧布斯塔尼（Butrus al-Bustani，一八一九～一八八三），都屬於穆斯林世界裡最早認同必須改革以遏制內部衰敗的官員、老師、軍人。布斯塔尼編的字典、大百科、期刊，協助創造了現代阿拉伯語和文學。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初期，伊斯坦堡奧圖曼朝廷也有許多知識分子得出同樣的結論：本國的社會—政治秩序已衰老不堪，需要用外部知識來翻新。
這些知識分子未如阿富汗尼不久後那樣，將他們的國內情況與國際關係上令人心驚的轉變扯上關係。他們眼中的改革，大體上就是採用歐洲知識和實用技術，軍隊現代化。許多歐洲菁英已開始將基督教和白人視為較優越且獨一無二。
但景仰孟德斯鳩、基佐（Guizot）的土耳其人、埃及人，一八三○年代在西方人指導下開始推動現代化，卻尚未完全意識到歐洲的新種族階層體系；他們希望本國的穆斯林社會最終會進步到和歐洲平起平坐。奧圖曼作家納米克‧凱末爾（Namik Kemal）於一八六○年代深信：歐洲花了兩百年才達到這樣的狀況，而他們在進步之路上費心發明，我們則有各種現成的方法可用……即使要花上兩百年，我們也能躋身最文明國家之列，不是毋庸置疑的事？
值得注意的，一八六○年代歐洲在亞洲的勢力仍大體上侷限於印度之時，阿富汗尼已留意到穆斯林將面臨的危險。他理解到歷史正以不受可蘭經之真主左右的方式在運行，主動權已被西方那些躁動、衝勁十足的民族拿在手上。那些民族衝出存在已久的文化、政治死水，正發掘、探索新的世界，以此前的帝國擴張中從未用過的工具，征服穆斯林和其他非西方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