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余英時教授九秩壽慶文集

出版說明／林載爵

二○○二年七月聯經出版了由周質平與Willard J. Peterson 主編的《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以敬賀余英時先生自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榮退。二○○九年十二月又出版了由田浩（Hoyt Tillman）主編的《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以慶賀余英時先生八十大壽。今年適逢余先生九十華誕，我們也就藉著這個機會再度出版這本文集，以祝賀余先生九十壽慶。
從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余先生先後發表了〈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等文，開啟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解釋與新視野，並且也展開了對臺灣思想界與文化界的廣泛影響。這些文章收集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歷史與思想》一書中，此後年年再刷，影響深遠。二○一四年這本書出版了新的編排本，余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歷史與思想》面世已整整三十八年，這是我在台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是我個人出版史上最值得珍惜的大事。……三十八年來本書不斷重印，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從《歷史與思想》之後，余先生在臺灣出版的所有著作，都成為華人知識圈必讀的作品。
誠如本書作者之一丘慧芬教授所言：「余先生在中文與西方的漢學界以及史學領域，早已是研究傳統中國思想史的一個代表權威。他六十多年的學術思想論述，涵蓋了對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化各個主要面向的考索，也構成了一個具有整合性的通貫系統。」而且，「余先生的研究不僅在解說中國文化傳統內有關重要面向的深層意義，也在這樣的解釋過程中，給這個傳統重新注入了鮮活的生命。更值得重視的是，他數十年來始終堅持著將自己學術思想上的信念在日常生活中落實為具體的行動。」所以「余先生令人敬重感佩的就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貢獻，而是因為他的論說與行動，已經和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在現代的存續發展，形成了一個獨特且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們非常感謝本書的所有作者共襄盛舉，以文書懷，描述了與余先生相處的真實感受。相信讀者可以透過本書的各篇文章，對余先生的為學與處世有更真切的瞭解。我們也願意藉著這本書的出版對余先生在學術與思想上的成就，以及做人與行事上的風格，表示最深的敬意。

偶思往事立殘陽，當時只道是尋常……向余英時老師問學的日子
王汎森
在臺大讀書時，我與鄭欽仁、李永熾老師非常親近，一直想研究漢魏晉南北朝思想史，所以經常向鄭老師借這方面的書。後來因為讀到余老師幾篇思想史的論文，興趣才漸漸移到明清與近代。申請普林斯頓大學時，我的博士論文計畫其實是戰國思想到漢，即先秦思想由百川競流到變成湖泊這一段轉變，或是明末的思想家劉宗周。但是到普大與余先生首次見面時，余先生說史語所有傅斯年檔案，用檔案治史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何不就做傅斯年，這才決定了我的論文方向。後來我回過頭一想，如果照原來的計畫寫劉宗周，用英文要如何表述劉氏那些深奧難解的觀念啊！儘管後來得到博士學位回到史語所之後，我仍寫過幾篇與劉氏有關的論文，但是比較系統地探討劉氏也就胎死腹中了。

早先連一張英文便條都沒寫過的我，到了普大後，突然跳進一個漩渦中，每天為動輒一篇三、四十頁的學期報告（每學期至少有三篇）擔心，光是Wade-Giles 拼音，和英文footnote 的作法就讓我感到很為難了。當時，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隨手揣一個範本在手中。正好余老師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發表了“O Soul, Come Back!”一文，隨手給了我一本抽印本。此後兩年時間，只要是動手寫英文報告時，我便先翻一翻抽印本，然後下筆。圖書館中鄰座的同學David Wright，則每每手持一本King James 的聖經，隨手翻閱之後再下手。
最近余老師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他剛在哈佛作博士生時，交給費正清的第一篇報告，所有英文的拼音都錯了（用費的話說是「Your pronunciations are all wrong」），這也是我剛到普大時的窘境。在出國讀書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一個Wade-Giles 拼音系統，在申請學校填寫我的英文名字時，還頗為此苦惱一陣子，後來想起有一本很受注意的英文書多次引用了我的少作《章太炎的思想》，所以便將引文處我名字的拼音照抄下來。到了普大不久才發現其中有一個小小的失誤：「森」應該是「sen」，而不是「shen」。直到去年我回母校客座時，系秘書還問我，你名字的最後一個字究竟應該怎麼拼？
還記得第一次交學期報告時，連梁啟超的名字都拼錯了。同學問我「梁ㄐㄧˋ ㄐㄧˇㄠ」是誰？原來我少打了兩撇，「梁啟超」讀起來變成了「梁ㄐㄧˋ ㄐㄧˇㄠ」。
我在普大讀書的五年多，記憶中余老師除了上課時間以外，通常在家工作，但每週四下午是他的office hour，學生可以在這個時間任意推門而入，向他請教問題，所以我也常在這個時候進去見余先生。余先生當時的辦公室在Palmer Hall，是全系最大的一間，這個辦公室原本屬於系主任Marion Levy 教授。Levy教授是T. Parsons（帕森思）的高足。他個性雄豪，出門必拄一支龍頭拐杖，並牽著一隻據說是南斯拉夫總統送的大狗。有學長告訴我（不知是否可靠），他曾在這個房間用鐵籠養了一條巨蟒，冬天需要用電燈照射取暖。有一年Levy出訪太久沒有到辦公室，沒想到巨蟒居然被烤死了。
余先生的辦公室有前後兩間，外面一間滿貯書籍，同時也有一張大的木桌供上課之用，裡間除了書本之外，則是一張優美辦公桌及沙發。我們一群學生常常在上課前便圍在大桌前閒扯，這時余老師往往在裡間奮筆疾書，簽字或填各種表格。余老師的英文工整秀麗，寫在黃色的英文稿紙上，優美異常。
在大木桌旁有一張不大的橡木桌，上面放了一臺舊式打字機，那是愛因斯坦以前的書桌，據說因為數理學者不需要「獺祭」般攤開許多書，所以書桌不必大。同時因為他們不需要多少書，故書架甚少。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的辦公室是愛因斯坦原來的辦公室，四壁書架就非常少。
我從未見過余先生坐在這張放著打字機的橡木桌前，直到有一天，研究生院突然通知我要指導教授出具證明，才可以繼續註冊。我向余先生提及此事，余先生便坐在這張書桌前用老式打字機打出一封優美的信，其中錯了一個字母，還用修正液點了一下。全信片刻立就、渾然天成。去年，我回母校客座半年，余老師當年的研究室已經改成影印間及語言老師的辦公室了。我訝然地問了系秘書，「那張橡木桌呢？」她對此突然一問頗為訝異，我說：「那是愛因斯坦的書桌。」一個機構究竟如何保存他的回憶，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在我求學的系裡，經過了十幾、二十年，似乎沒有人記得這張桌子的歷史了。
在普大留學的歲月裡，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法文。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夏天，整個暑假，我都在與法文的語尾變化掙扎，遂請教余老師當年在哈佛如何通過法文考試。他說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前後，湯恩比到哈佛演講，人山人海，而他正好坐在一位哈佛法文系教授旁，交談之後，自願教他法文，就這樣透過家教傳授而通過。唐末武將高駢有一首聯詩：「子晉不知緣何事，才學吹簫便成仙」，可以用來形容余先生學東西時，從入門到入手之間距離之短。
余老師研究生的討論課，不是以灌輸為主，而是以誘導、擴充為主。我記得有一次偶然看到大學生的校報，有一個學生說余老師教學生時，是把牛牽到井邊，但並不硬把你的頭壓下去喝水。所以他是盡量鼓勵學生形成論點，並盡量擴大心思或拔高思考的層次。如果我的記憶沒錯，余老師曾經計畫開設一個新課，教學生如何「conceptualize」。這個新課的構想與設計，我無從瞭解，但是從字面看來，這是一個教導學生如何發展思考的深度與高度的課。
余老師最常見的表情是皺眉支頤，因為這是他用力思考、一層又一層地梳理的時候。見此情景，最常浮現在我腦海的是管子書中的「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一語。
我好像在別的地方說過了，余老師上課時幾乎從不帶一張紙，即使是筆，也很少抽出。每學期的前幾週，是他綜覽全局，對該課程作宏大敘述時，這個時候通常也沒有筆記或摘要，只是從腹稿中源源不斷汲引而出。
在普大上各式各樣的課時，我隨手記了六本筆記。怪的是歲月匆匆而過，在回國二十六、七年間，我居然從未打開過這些筆記。直到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才把它們找出來，隨意一翻，見到夾在第二冊的幾張紙，大概是余先生有一次講明清學術史料，我謹選擇一些抄錄在這裡（內容也許與余先生當時的口說有出入）。譬如講到王陽明時，余先生說：「也不能說他的東西皆從無中來。」講晚明思想，余先生認為：「晚明思想的解放被過度誇張」、「個人主義只是來自幾個小團體，社會大眾仍保守」。余先生說《明儒學案》中泰州學派的成員不能以黃宗羲的方式做分類，讀《明儒學案》時，要謹慎，譬如李贄近於王畿過於王艮，在這一點上，《明儒學案》有點誤導作用。余先生提到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前三本好，後三本較次」；徐世昌的《清儒學案》「沒有中心」；錢大昕「也有他的社會關懷」。講到戴震時：「戴震的數學是反西方的，傳統中國式的。」從方以智著作中，「並不覺得被（西學）威脅」、「哥白尼革命對晚明中國人並不構成衝擊」。「邵雍的歷史觀可能受到希臘的影響」提到毛奇齡，因為變節、不忠於明，故當時人惡之。陸世儀主要講農田水利實學，回到胡安定教學辦法。清初滿洲人等於是一個黨，而漢人是二級的黨。而且這次講課中，余先生提到了他常講到的王國維的〈國朝戴阮二家學說〉及〈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講到近人哲學史著作，余先生說梁啟超將中國學術分為七個時期，這個分法很不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分法則不太恰當，少了現代這一段。講到梁啟超早年follow 王陽明，後來重考證。如果梁啟超死前重寫《清代學術概論》，「可能不會把考證學的功用說得如此大」，而會多講理學。梁氏在五四以後follow胡適多，「表面關係好，但tension 很大」。
余先生思考事情往往是從四面八方，好像整個時代是連動的。譬如在這裡，我便記到：余先生提到劉子健先生有一篇文章，說明末清初岳飛信仰甚高，有戲曲誇張岳飛敗金兵，徽欽二帝無面目見人而自殺。余先生說這大概是雍正時期人們將希望放在岳鍾琪的緣故。
我在普大讀書初期，是個人電腦已興但尚未非常普及的時候，所以經常到學校的計算機中心打論文報告。有一次，文學史博士生劉翔飛坐在我隔壁，打字到半夜一兩點（她有時請校警載她回宿舍），突然在半夜兩三點時，我接到她的電話說：「你剛才看到我（把打的部分）存檔嗎？」我說：「實在沒注意到。」可見作研究生的緊張的心情。
由於我寫論文的習慣不好，不是一面讀材料一面在電腦上打幾段，而是一旦動筆，便要寫完，所以一直到第四年開始，都沒有任何博士論文成稿在手。有一天傍晚，我在普城運河附近散步，赫然看到有人先是開車而過，不久卻又當街迴轉向我開來，定睛一看，居然是余先生。他很委婉的說，系裡有新規定，要先看論文的兩章，我已答稱見過你的兩章草稿，而且另外幾章將源源不斷而來，語言溫和而懇切。從那天起，我便開始苦寫，足足用鋼筆寫了將近一千張稿紙，但是真正要命的是要將這一大落草稿再改一遍。我一向不喜歡重讀自己寫成的文章，所以當時面臨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一度還想到附近風景區Lambertville 租一個小房間奮力一搏……。在束裝回國那一天，本想把這九百多張稿紙帶回臺灣作紀念的，但考慮再三後，決定把它扔在普城的一個垃圾桶裡，結束我的留學歲月。
在這將近一千張稿紙繕打成近四、五百頁的論文清樣時，余先生曾經窮兩、三日夜之力細讀一過，到現在我仍珍藏著這份草稿，那上面余老師的紅筆批語清楚優美、意見精到。我尤其記得論文中提到「一二九事件」時，由於我當時對中共黨史的生疏，居然誤譯成「一月二十九日」，余老師大筆一改是「十二月九日」，免了我一個大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