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前言／近年來的資本主義危機

危機對資本主義再造是重要的。正由於在危機的進程裡，我們遭遇到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接著重新塑造及改造以創造出資本主義的新版本。許多事物被放棄和浪費掉了，好留空間給新的事物。之前的生產基地變成廢棄的工業廢址，舊的工廠被推倒或轉型作為新用途，藍領社區進行都市更新。在其他地方，小農場和其所屬財產被大規模工業化農業或嶄新豪華的工廠所取代。創業園區、研發基地、躉售倉庫和配銷中心，在郊區住家的大片土地上到處蔓延，並透過高速公路網路相互連接。各大城市競相建造高聳華麗的辦公大樓、如詩如畫的文化建物和市郊區許許多多的超大型購物中心，機場裡充斥各國無數的遊客和商務人士，某些城市規模甚至倍增。發始於美國的高爾夫球場和封閉型社區，現在也可在中國、智利和印度看到，只不過周遭被許多四散違建構成的貧民窟所包圍。
但危機的重心並不在於景觀的大幅改變，而是思想和理解方式、機制和主流意識形態、政治忠誠和過程、政治主觀性、科技和組織形態、社會關係，以及表彰日常生活的文化習俗和品味的大幅改變。危機嚴重動搖了我們對世界和在世界裡所處地位的認知。此外，作為新世界永不停息之參與者和寄居者的我們，不論是否贊同或被迫，都必須適應新的事物──即使當我們僅能透過我們所做的、思考和行動的方式，為這個混亂世界的本質產生微不足道的貢獻。
身處危機中，很難看到出口的可能位置。危機並非奇特事件，雖然自有其明顯的觸發因素，但他們所代表的結構改變卻要多年之後才會開始產生影響。1929年股市大崩盤危機所產生的長期效應，在世界經歷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1940年代的世界大戰之後，最終要到1950年代方才完全解決。類似的是，1960年代末期國際貨幣市場騷動，以及1968年發生在許多城市（從巴黎、芝加哥到墨西哥市和曼谷）街頭事件所呈現的危機，之後經歷1944年所建立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國際貨幣體系在1970年代早期崩潰、1970年代紛擾不安的勞工運動，以及直到發生美國雷根總統、英國柴契爾夫人、德國柯爾總理、智利皮諾切特總統，和最終中國鄧小平的新自由主義政治興起與鞏固之後，這場危機到了1980年代中期方才真正落幕。
這是後見之明的好處，在危機完全發展完成之前，我們不難找出許多問題的徵兆。例如，1920年代貨幣財富和所得不均的浪潮，以及美國1928年房地產市場爆發的資產泡沫，都諭示1929年的大崩盤。事實上，從某個危機逃離的方式，本身內含了下一次危機的種子。1980年代開始的高水準負債和日增的全球解除金融管制，原意是透過促進跨區移動，用於解決和勞工之間的衝突，但結局卻是導致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的殞落。
雷曼事件發生後，轉眼已超過五年，該事件導致金融崩潰的骨牌效應。如果歷史可資參照，此時此刻可以大膽預期應會看到重生資本主義出現的清楚徵兆（如果可能重生的話），但現在對於到底哪裡出錯仍眾說紛紜，並存在各式各樣的改革方案。新思路或政策的貧乏更令人感到驚異，我們的世界即使沒有更深化強調新自由、供給面和貨幣主義者的處方──緊縮才是治癒我們疾病的適當用藥，世界如歐洲和美國廣泛兩極化了；某些版本通常片面採取凱因斯需求面和負債擴張政策（如中國），卻忽略了凱因斯對較低所得者進行所得重分配的重要主張。不論採取上述哪種政策，結果都是對富人階級有利，他們現在已在國內和全球（如媒體巨擘梅鐸﹝Rupert Murdoch﹞）層次建構了日益強大的權貴政治。在其他地方，富人變得愈來愈有錢，對於排名全球前一百位的巨富（從中國、俄羅斯、印度、墨西哥和印尼，以及從北美和歐洲這樣的傳統財富集中地）來說，單單在2012年一年，他們的財富合計增加2,400億美元（根據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估計，這些錢足以在一夜之間結束世界的貧窮）。相對而言，大眾的福祉最佳狀態不過是停滯不前，或甚至較為可能的是加速（即使不是災難式的）下降（如希臘和西班牙）。
中央銀行的角色，應該構成近年來重大的機制差異──美國聯準會（Fed）在全球層次擔任了領導（即使不是主宰）的角色。但從引入中央銀行之時起（英國在1694年是最早的例子），央行的角色便是為了保護和對銀行家紓困，而不是照顧一般人民的福祉。事實上，從統計的角度，美國在2009年夏天便可脫離危機，且幾乎全球各地的股市都已光復之前的跌幅，而這些和美國聯準會的政策完全無關。這是否意謂我們的世界屬於由各國央行獨斷管理的全球資本主義？這些銀行家最重要的職責是否為保護銀行和權貴階級的權力？若是如此，則對於解決目前全球大眾經濟停滯和生活水準下降的問題，看起來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希望。
對於利用科技手段處理目前經濟難題的前景，存在非常多的討論。雖然新科技和組織形態的結合，總是對促進解決危機有很大的幫助，但這個組合從未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近年來，「以知識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成為未來希望的焦點（生化醫療、基因工程與人工智慧位於最前線）。然而發明總是有正反兩面的影響。畢竟在1980年代，透過自動化造成了去工業化，例如在1960年代對工會勞工支付良好薪資的通用汽車。此外，取通用而代之的沃爾瑪也是如此，沃爾瑪目前是美國最大的私人雇主，雇用了大量非工會的低薪勞工。如果現今科技可以將我們帶向某個方向，則勞工雇用機會的減少和資本之智慧財產權報酬/經濟租的增加便會是唯一方向。不過，如果每一個人都嘗試尋租且無人投資於製造，則資本主義會清楚地將朝向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危機發展。
一方面，資本主義菁英及他們智識和學術的追隨者，看起來無能作出根本性的改變，或是對低成長、停滯、高失業率和國家主權轉移至債券持有人之手這些令人不滿的危機，找不出可行的出路。另一方面，傳統左派的力量（政黨和工會）明顯不能動搖資本的力量，他們在過去三十年被右派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攻擊所擊垮，而民主社會主義也已失去大眾的信任。1989年以後，既存共產主義的謎樣真實崩潰和「馬克思主義的死亡」，讓事情變得更糟。殘餘的基本教義左派目前主要存在於任何機構或組織的反對管道之外，他們冀求透過小規模的行動和當地行動主義，最終能導致某種令人滿意的巨觀選項。對自由主義者、甚至對反國家主權之新自由主義產生奇特和鳴的左派，他們在智識上受惠於像是傅柯（Michel Foucault）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在難懂的後結構主義（偏好身分認同和認同政治、避開階級分析）大旗下重新組合後現代殘片的學者。自治論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地方主義者的觀點和行動到處可見，便為明證。然而，因為左派在不掌權的前提下尋求改變世界，造成權貴資本主義階級更加團結，他們主宰世界，卻不受限制的權力始終穩固。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受到了擁有安全和監視力量的政府幫助，而這些政府絕對會以反恐之名，毫不猶豫使用它的警察力量來鎮壓任何形態的不滿。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寫了這本書。我的取向有些不正統，雖然遵從了馬克思的方法，卻未完全接納他的處方，我們還擔心讀者會因此不能完全接納本書的論點。但如果人們想要跳離目前經濟思想、政策和政治的漏洞，則在此智識貧乏的時代，會明顯需要不同的探究方法和心態認知。畢竟，資本主義的經濟引擎顯然已身處困境，像蹣跚而行的老爺車，不是發出霹啪聲，就是沒有預警隨時會故障停下來、或是到處發出間斷性的爆裂聲。對每一個處在道路上某處的人而言，危險的徵兆大量出現在豐富生活前景的所有轉折裡。對於資本主義如何、甚至是為何陷入如此的麻煩，看起來並無一致的了解。但始終一直如此，如馬克思所說，全球危機總是產生自「中產階級經濟裡所有矛盾的實質聚積和有力調整」。1弄清楚這些矛盾應能大幅揭露嚴重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無疑，這值得努力一試。
將本書與眾不同思考模式應用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了解，以得出可能的結局和政治後果，應該也值得我們一試。乍看之下，這些後果不太可能發生，更不要說實務上可行或政治上可被接受，但重要的是提出選項（不論看起來多奇怪），且如果條件成熟、情勢需要則加以使用。如此，我們便擁有了未曾想過、未曾碰觸的許許多多的可能性。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全球論壇，以考量資本在何處、可能流向何處和應該怎樣處置。我希望本書能對相關辯論產生一些幫助。

矛盾1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
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所購買的任何商品，都有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這兩種形態價值的差異很大，兩者經常在某種程度上顯得不一致，這就構成矛盾，且偶爾會導致危機。即使對同一物品而言，使用價值可以有種種的變化，但在正常情況下，交換價值均一且數量相等（1美元就是1美元，即使歐元也與美元之間有已知的匯率）。
例如，考慮房屋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作為使用價值，房屋提供遮風避雨的地方；是人們可以建構家庭和凝聚感情的地方；是我們每日再生和生物繁衍的場所（在屋裡，我們烹飪、做愛、爭吵和撫養孩子）；在一個不穩定的世界裡，房屋提供隱私和安全；對某些次團體而言，房屋也能作為社會地位或社會歸屬的象徵、財富和權力的標誌、個人和社會歷史記憶的符號、建築上的里程碑；或只是一棟優雅美麗的建物（如萊特的落水山莊），讓探訪遊客發出讚嘆；房屋可以成為充滿熱情之發明者的工作坊（矽谷就是從某個車庫發展出來的）；房屋可以是隱藏在地下室的血汗工廠、被迫害移民者的安全收容所或作為交易性奴隸的基地。我們還可以列出房屋的更多不同使用方式。簡單來說，房屋的潛在用途極其之多，似乎是無窮無盡，且通常極具特色。
不過，什麼是房屋的交易價值？在絕大部分的當代世界裡，我們必須購買或租賃房子，以獲得使用的特權，但我們必須使用貨幣才能得到。問題是：為了獲得使用權，必須付出多少交易價值？這個「多少」會如何影響我們掌控我們需要和想要的特定用途之能力呢？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答案實際上相當複雜。
在絕大部分的先進資本主義世界裡，興建房子通常是作為投機商品，為了在市場裡賣給付得起且有需要的人們。長久以來，這種房屋供給就常出現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正是以這種方式，人們在十八世紀末建造了位於倫敦等地著名的喬治王朝風格的連棟房屋。隨後，同樣的房地產投機實務被應用到紐約市的街區廉價公寓，和諸如費城、里茲等工業城市的連棟房屋，以及典型美國郊區的庭院別墅。交易價值被房子興建的基本成本（勞力和原料）給固定下來，但還必須加上另外兩種成本：首先，投機建商的加成利潤，他們準備了最初的必要資本，並支付所涉及貸款的利息；第二，從財產所有權人獲得或租賃土地的成本。交易價值等於興建的實際成本，加上利潤、貸款利息和資本化的地租/土地價格。生產者的目的是獲得交易價值，而非使用價值，也就是為其他人創造出使用價值，作為滿足該目的的手段。然而，這種行動的投機特質意謂潛在交易價值才是重要的事。建商實際上可能得面對損失或獲利。很明顯的是，建商試著精心策劃每件事，特別是房產銷售，以確保不會發生虧損，但總是存在風險，也就是交易價值移向買方。
許多不同的社會力量和地方/中央政府理解，足夠的使用價值需求尚未被滿足，因此有時會使用公共、慈善或家長風格的資金，以最低成本來滿足低階層的住屋需求。這些社會力量包含從急切想要在本地留住員工的雇主（如吉百利），到極端和烏托邦的信徒（如歐文、傅立葉主義者和皮博迪）。如果大部分人能接受人人都有權利享有「不錯的房子和適合的居住環境」（如美國1949年住房法案的前言所示），則相當明顯的是，使用價值考量再次成為房屋供給問題的焦點。這個政治立場很大程度上影響歐洲社會民主時代的住房政策，並擴及北美地區和某些開發中國家。國家涉入住房的提供，明顯在過去這些年裡有起有伏，這反應在對社會住宅的關注。但每次當政府的財政能力受到考驗，也就是日益減少的公共資金是否應用在補貼可負擔的住房時，交易價值考量常常再度悄悄登場。
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可讓住房提供的使用價值與交易價值之間獲得調和，但也可能發生體系失靈，以致產生2007-2009年間發生在美國、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地產市場危機。這個危機並非史無前例。其他的例子還包括：美國自1986年起的儲貸銀行危機、1992年的北歐房地產市場的崩潰，以及198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在1990年的土地市場崩盤聲中結束。
在現今主宰絕大部分資本主義世界的私部門市場體系裡，存在必須被討論的額外議題。首先，房屋是一個可供消費許多年的「大品項」，不像食物立即便可用盡。一般個人可能沒有足夠的錢可以用現金買房。如果我不能用現金買房，則我有兩個基本的選項：我可以向中間人/房東租賃（他專長於買進有利可圖的房產並靠租金維生），或是借款來買屋，也就是向朋友和親戚借錢或從金融機構獲得房貸。關於房貸，我必須支付房屋的全部交易價值，加上貸款期限內每月的利息。最後（例如三十年後）我可以擁有這棟房屋，該房產因而為儲蓄的某種形式，也就是某種可隨時賣出、具有價值的資產（至少透過每月償付貸款，我能獲得部分價值）。資產價值的一部分會因為維護成本（如牆面油漆）和更換損壞的物件（如屋頂）而減損，但隨著逐月支付房貸，我仍可期待我的資產淨值能夠增長。
然而，購買房產的貸款融資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交易。金額$100,000、三十年期、年利率5%的貸款還款總額約為$195,000，因此實際上額外支付了$95,000的溢價，以獲得價值$100,000的資產。這個交易很難稱得上合理，但我為何貸款購屋？答案無疑是我需要房屋作為居住的使用價值，我額外支付$95,000，讓我能在完全擁有該房屋前就能住在房子裡。就像在未來三十年裡支付房東$95,000的租金，但在這個房貸的例子裡，我最終會獲得整棟房屋的交易價值。這個房子實際上成為某種儲蓄形式，對我而言則成為交易價值的儲存工具。
然而，房屋的交易價值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根據不同的社會條件和影響力，隨時間而變化。首先，周遭房屋的交易價值會產生影響。如果我家附近的房屋狀況愈來愈糟，或是「錯誤類型」的人們遷入，則即使我的房屋維持在非常良好的狀況，但該房產價值很可能仍會下跌；相反的，周遭環境「改善」（例如，將日漸破敗的市區改造為良好的中產階級居住區），將提高我房產的價值，即使我什麼投資也沒做。經濟學家所稱「外部性」效應為房地產市場的特徵之一，屋主常常採取單獨或/和集體行動來控制這些外部性。如果在「高級」住宅社區提議蓋服刑期滿者的中途之家，接下來可精彩了！結果就是出現許許多多「不准設在我家後院」的政治抗議活動、排除不受歡迎的人口和活動，以及幾乎只以維護和增進社區房產價值為使命的社區組織（例如，優良社區的學校能產生巨大效應）。人們採取行動，以保護他們儲蓄的價值，但如果政府或開發商接管了預定重新開發的社區，並讓該地房屋狀況持續惡化，因而損害了房產的剩餘價值，則人們會損失他們的儲蓄。
如果我的確投資於改善屋況，則我可能想要審慎行事，僅僅從事會明顯增加房產交易價值的事情。關於這個領域（重建擁有最新科技的廚房會增加價值，但在天花板上裝設鏡子或在後院增建鳥巢則不會），市面上有許多「參考書籍」。
在全球的許多地方，對愈來愈多的人來說，房屋所有權已開始變得重要。房產價值的維護和提升已成為愈來愈多人重要的政治目標和主要的政治議題，因為消費者的交易價值與生產者賺得的交易價值同等重要。
但是，大概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房產成為投機的物件。我花了$300,000購買了一棟房子，三年後房屋價值上升到$400,000，則我能善加利用此一額外價值，也就是透過重新融資獲得$400,000，因而取得可任意支配的額外的$100,000。房產所提升的交易價值成為熱門品項。房屋成為方便取用的金牛和個人的提款機，因而增加了總體需求，當然也包括進一步對房產的需求。
房地產市場資產價值投機開始蔓延，但這類的投資總是具有「龐氏」（Ponzi）騙局元素。我使用貸款買進房產，且價格上揚，然後愈來愈多人受到房地產價格上揚的影響，也想要購買房子。他們借入更多的錢（這很容易，因為放款者手上的錢太多了），買進更棒的物件，房產價格上揚更多，以致更多人和機構參與這場遊戲，結果是最終爆裂的「資產泡沫」。像房地產這樣的資產價值泡沫，如何且為何形成的？規模又是如何？破滅時將會發生什麼事？這些取決於不同情況和推動力的架構。目前為止，我們只需接受：根據過去的歷史經驗（例如，美國在1928年、1973年、1987年和2008年發生了房地產市場崩盤），這樣的狂熱和泡沫是資本主義歷史的一部分。隨著中國愈來愈向採納資本的方式靠攏，中國也已變得日益受制於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榮景和泡沫。我們將會再次回到這個問題，探討所引起的後果。
在最近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崩盤裡，大概有四百萬人因為喪失贖回權而失去房子。對這些人來說，對交易價值的追求摧毀了獲得房屋使用價值的機會。數目未詳的一些人目前仍處在房貸融資的困境裡，這指的是在泡沫高點時購買房產的某些人，他們現在欠金融機構的錢還高於該房產的市場價值，也就是他們必須承擔顯著損失，才能擺脫所有權。在泡沫高點，房價太高了，以致許多人若非承擔最終難以償付的貸款，便不能獲得使用價值。在崩盤後，財務支出與某些使用價值綁在一起，已造成令人注目的悲慘效應。簡單來說，對交易價值的莽撞追求，摧毀了許多人獲得及持續擁有房屋使用價值的能力。
類似問題也發生在租屋市場。就紐約市而言，約60%的人口為租屋族，許多出租公寓在房價高點被私募基金買下，他們嘗試透過提高租金追求利潤（即使受到強力的法規管制）。這些基金蓄意地非難目前的使用價值，以合理化他們的再投資計畫，但接著卻因為金融海嘯而破產，以致讓房客住在喪失贖回權、屋況不佳、但租金昂貴的房子裡。這些出租公寓的屋主義務常常不清不楚，例如該找誰修理故障的壁爐就是一件難事。此外，幾近10%的租屋公司股票遇上了這類的問題。對極大化交易價值的魯莽追求，已讓大部分的人面對縮水的房產使用價值。當然，更重要的是，房地產市場崩潰，引發全球的危機，結果到現在都難以完全康復。
我們可以這樣說：資本主義下的房屋供給已從追求使用價值，轉向以獲得交易價值為主要目的。在一個不可思議的反向世界裡，房屋的使用價值日漸變成儲蓄的一種方式，也成為消費者、建商、金融家和其他（房地產仲介、放款人員、律師、保險經紀人等）的投資工具，他們準備好從房地產市場的榮景獲利。對社會大眾提供房屋足夠的使用價值（從傳統上的消費意義來說），已愈來愈成為持續深化交易價值考量的人質。對愈來愈多的人來說，提供足夠和負擔得起住房的後果，竟是一場災難。

後記
政治實踐構想
我們對資本矛盾的這番透徹審視，對反資本主義政治實踐有何啟示？它當然無法告訴我們，在圍繞著各種具體議題的激烈和總是複雜的鬥爭中，確切應該怎麼做。不過，它確實有助於我們制定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整體方向，而它同時也為反資本主義政治提供論據和強化理由。民意調查機構問它們喜歡的問題「你是否認為國家正朝正確的方向前進？」時，它們假定人們對何謂正確的方向有一定的概念。那麼，對我們這些相信資本正朝錯誤的方向前進的人來說，什麼是正確的方向？我們可以如何評估我們在實現相關目標上的進展？我們可以如何基於這些目標，提出謹慎和明智的建議（相對於那些藉由加深資本的勢力以回應人類的迫切需要之荒謬理論，它們確實是謹慎和明智的建議）？以下是從資本的十七個矛盾中推出來的一些建議，可提供政治實踐的方向，希望也能賦予它活力。我們應當以這樣的世界為目標而努力奮鬥：
優先為所有人直接提供足夠的使用價值（房屋、教育和食物安全等等），而不是藉由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市場體系提供這些價值；這種市場體系將交換價值集中在少數私人手上，並以支付能力作為分配商品的基礎。
創造一種交易工具，它必須能促進商品和服務的流通，但同時限制或排除私人累積金錢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的能力。
私有財產與國家權力的對立盡可能以共同權利制度代替（特別重視最關鍵的兩類公有資源：人類知識和土地），由公民大會和公民社團負責創建、管理和保護此類制度。
私人占有社會權力的情況不僅受經濟和社會障礙約束，還成為人們普遍厭惡的病態異常現象。
資本與勞工之間的階級對立由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化解，他們與致力滿足共同社會需要的其他社團協調合作，自由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和何時生產。
日常生活慢下來（移動、行走應當是悠閒和緩慢的），盡可能增加自由活動的時間，同時為自由活動提供穩定和維護良好的環境，不受戲劇性的創造性破壞影響。
聯合起來的群體評估大家的共同社會需要並彼此告知，藉此為生產決定提供基礎（短期而言，有關實現的考量主導生產決定）。
創造新的技術和組織形態，以求減輕所有形式的社會勞動的負擔，消除技術分工中不必要的區別，為自由的個人和集體活動釋出時間，並減少人類活動的生態足跡。
藉由自動化、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應用，減少技術分工。剩餘的必要技術分工盡可能與社會分工分開。行政、領導和治安職務由族群中的個體輪替。我們獲得解放，不再受專家統治。
賦予公民社團壟斷使用生產工具的集中權力，藉由公民社團動員個體和社群的分散競爭能力，產生技術、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創新方面的差異化。
多元化潛力最大的是區域社團、公社和共同體中的生活與生存方式、社會關係與自然的關係，以及文化習慣和信念。區域之中和公社之間，個體自由、不受約束但有序的跨地移動獲得保障。社團代表定期聚會，評估、規畫和承擔共同任務，並處理各種規模（生物區、洲和全球）的共同問題。
除遵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所涉及的不平等情況之外，消除物質供應上的所有不平等。
逐漸消除為遠方的他人所做的必要勞動與自身、家庭和公社再生產中的勞動的差別，使社會勞動融入家庭和公社工作中，而家庭和公社工作成為非異化和非貨幣化社會勞動的首要形式。
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教育、醫療、居住、食物安全、基本商品和交通運輸方面的平等福利，以保障免於匱乏的自由、行動自由和遷徙自由的物質基礎。
經濟向零成長狀態靠攏（但保留地域發展不一致的空間），追求人類（個人與集體）能力的最大發展和不斷創新成為社會規範，取代對無止境複合成長的狂熱追求。
利用自然力量滿足人類需要的工作應快速進行，但必須盡可能保護生態系統，維護一個地方的養分、能量和物質，重新學會欣賞自然之美，認識到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我們確實可以藉由努力為自然作出貢獻。
非異化人類和非異化創造性角色將出現，他們具有一種新的、自信的自我與集體存在意識。自由締結親近社會關係的經驗，以及對各種生活和生產方式的同理心，將產生一個這樣的世界：人們仍將激烈爭論何謂美好生活，但人人皆同樣值得享有尊嚴和尊重已是社會共識。人類能力的永恆和持續革命將推動社會持續演化。人類將繼續不斷求新。
不言而喻的是，投入戰爭、對抗資本體制中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視、壓迫和暴力壓制同樣重要；上述建議不能取代這些其他鬥爭，反之亦然。我們顯然必須聯合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