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資本主義：在大翻轉年代，照顧多數人的福利，不是少數者的財富

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轉機

陳冲 (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前行政院長)
2016年美國大選，當桑德斯在民主黨內將希拉蕊逼至牆角、而川普在共和黨內聲勢鵲起時，美國《時代》雜誌由芙哈爾（Rana Foroohar）執筆的一篇文章，其實適時說明了民粹思維興起的背景。在該篇名為〈美國資本主義的大危機〉（American Capitalism’s Great Crisis）的文章中，作者檢視美國據以立國的資本主義，在各年齡層中均不受信賴，其中尤以十八至二十九歲為甚。長期以來過於強調自由市場而忽略公平分配，是問題主因，而經濟體系中金融角色的過度膨脹，更是眾矢之的（Oversized role of finance and Wall Street）。

的確，在過去五年間，各國財經媒體，普遍出現對社會現象的描述是:貧富不均、高失業、低薪資、低成長，似已成為各國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尤其分配失衡、貧富差距不只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也存在於國與國之間，現今的恐怖攻擊（不論來自IS伊斯蘭國或蓋達組織），乃至反商仇富、不同類型的階級鬥爭，都直接間接來自資本主義的濫用與失速。

本書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作者談的也許是許多大家已察覺的現象，所提的解決方案也非全然創新之見，但確實是有組織、有體系的整理，以呈現資本主義的流弊及救贖之道。

資本主義的確有問題，但也不能否定其以往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更不是英國工黨領袖柯賓（Jeremy Bernard Corbyn）共產主義式的解方可以回答。資本主義當然需要「拯救」（作者使用save一字，不知為何不用rescue），也需要「修正」，才能維持一種「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在公平教育下，窮人有機會翻身、力爭上游，富人也不會長期不勞而獲、永世尊榮。

作者在論及資本主義的五大基石時，尤其有深入地分析，其中容我特別指出智財權與專利的議題，表面上是鼓勵創新、保障研發的利器，但實施至今，已至走火入魔的程度。記得在與國外友人對話時，我曾提過廢止智財權規定的想法，對方大驚：「豈不妨礙創新的誘因？」，我的回應是：「這是矯枉必過正的做法，閣下不覺目前各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智財權保護，反而更妨礙創新？」同樣現象也見於藥品的專利，以及透過「技術性」改變而延長專利的生態，都無法產生保護消費者、提升醫療水準的效果。更嚴肅的層面是，浪費鉅量社會資源，卻惡化財富分配不均以及貧富差距的擴大。

當然本書作者，習用「典型美國勞工緬懷往日生活」的手法，說明資本主義辜負普羅大眾。不過生產要素的內容及權重隨時代而改變，在勞力密集時代，經濟成長的果實，勞工自然分享較多；但在資本密集、技術密集乃至知識經濟時代，也不能怪罪資本、技術、管理的提供者，獲得適當的回饋。此時，政府的角色自應發揮，透過調整分配（pre-distribution）以及移轉收支（transfer payment），進行改善分配不均的問題。

本書可讀性甚高，正如書名副題所稱for the many, not the few，長存此心，資本主義仍有可為。

自序

大部分人的薪資停滯或減少，工作安全感降低，不公平逐漸擴大。企業、巨型銀行和億萬富翁正獲取經濟成長的果實，並且掌控政府。民粹騷亂日益高漲，以激烈的排外和反移民熱的形式出現。
聽起來熟悉？這些正成為美國、英國和全球各地新的政治和經濟常態。在本書，我檢視了這些現象、它們所預示的內容和所引發的重要選擇之間的關連。
關於過去數十年裡英國和美國勞工承受的經濟壓力，傳統的解釋聚焦於全球化和科技取代人力。國外較低薪資的勞工或電腦驅動的機器，現在能以較便宜的方式完成許多工作，這的確不假，但這兩項因素絕對無法解釋所有已發生的現象。
特別是，他們忽略了政治權力日益集中於企業和金融菁英身上，而政治權力又能影響經濟運作的規則。
政治左翼和右翼之間，正在進行的「自由市場」是非功過的辯論，讓我們的注意力未能關注以下事實：國家市場的組織方式已不同於半個世紀前了；以及相較於過去，目前的市場組織不能帶來廣泛共享的繁榮和安全感。
這樣的「政經」力量產生的現象是：大公司高階主管整體薪酬大幅上揚、近年來大學畢業生薪資和職涯前景下降，以及英、美中產階級的就業安全感相較幾十年前降低。
就舉一個例子來說吧：我們的企業和金融菁英已擴大和延展了智慧財產權──專利、商標和著作權──因此增加了從事製藥、高科技、生物科技和娛樂產業的企業利潤。這些利潤是以一般消費者付出較高價格為代價，他們所得的一部分因而被向上重分配給高階主管和大股東。
相較在正常的競爭狀況下，許多企業還獲得了足夠的市場力量去設定較高的價格。在美國，這樣的企業包括巨型食品加工公司、航空公司、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醫療保險業者，以及現在正實際擁有產業標準的軟體平台公司（Amazon、Facebook和Google）。這樣的市場力量轉化成較高的利潤──來自於一般消費者向高階主管和大股東的重分配。
至於破產法，已被修改成對大企業和金融機構更為有利。在美國，富人可以使用破產，保護財富免於受到不良投資的牽連，企業也能使用破產來廢除勞動契約。但是有學貸在身且難以償還的前學生，或因重大衰退導致困境以致無法償付房貸的屋主，不被允許用破產來重整債務。結果是，再次看見被隱藏的向上重分配。
與此同時，英、美兩國的主要企業和金融機構使用他們的政治力量，來避免大部分的勞工薪資能隨生產力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在擴大對企業智慧財產權和海外金融資產保護的同時，貿易協定甚至還鼓勵企業將工作外包到國外。英、美兩國的政府預算都強調減少債務重於創造工作，因而進一步減損了一般勞工的議價能力。兩國的安全網和勞工保護降低，已經加重一般勞工的工作不安，並因此讓他們願意接受較低的薪水。
企業和金融權力也反映在英國和美國工會的式微。五十年以前，當通用汽車（GM）是美國最大的雇主，典型的GM勞工每小時以目前的美元計算賺35美元。到了2014年，沃爾瑪（Walmart）是全美最大雇主，但它的基層勞工每小時僅賺 9 美元。這主要是因為五十年前的GM勞工身後有一個強有力的工會，而沃爾瑪的勞工完全沒有；沃爾瑪完封了所有工會化的嘗試。全美各地的經濟模式也大致如此：在1950年代，三分之一私部門的勞工為工會成員；現在，少於7%。
雖然英國也正跟隨美國曖昧不明的帶領，但英國的寡頭資本主義無疑沒走得像美國這麼遠。市場的存在一定得要靠規則，當大企業、主要銀行和巨富對這些規則擁有大部分的影響力時，市場運作的結果便開始對其有利──進一步增加他們的財富和政治影響力。惡性循環在未受注意和阻礙下加快了速度。
當心！英國！這個趨勢在經濟或政治上都無法持續。若欠缺數量大且正在成長的中產階級，則沒有一個經濟能維持正向動能──其中一個理由是在經濟步入復甦的六年後，美國經濟只能勉強算是回到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的狀況。與此同時，美國全體選民的一大部分儘管辛勤工作，但薪水多年以來不曾增加，已經日益感到憤怒和沮喪──對現行體制和諸如移民這樣的方便代罪羔羊產生普遍厭惡，提供了動力。將大部分利得分配給位於頂端少數族群的政治經濟結構，本質上是不穩定的。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英國和美國是否將朝向能為多數人、而非少數人運作的資本主義前進，因為我們必須這樣做。問題是這樣的改變是否透過民主改革而來，或是透過獨裁強制的方式達成。我相信這將是引領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英、美兩國，在未來幾年將會面臨的抉擇。

前言 (節錄)

想當年，經濟給人希望，努力工作會有回報，教育是人們向上發展的工具，貢獻最多的人獲得最大的報酬，經濟成長創造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大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在他們工作期間獲得改善，我們的子女享受比我們小時候更好的生活環境與條件，而遊戲規則基本上是公平的。
但是，現在所有這些視為當然的事都不再實現，對經濟體制的信心快速下降，經濟明顯的專斷與不公平，已經破壞大眾對其基本原則的信心，到處充斥不滿。對許多人而言，經濟與政治體制似乎遭到非法操縱，牌桌上的牌對那些居於高位的擺明了有利。
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不再是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而在於對現代社會成長與穩定所需的信任持續不變的掏空。當大多數人不再相信他們與他們的子女擁有公平的成功機會時，自主性合作的社會仰賴的沉默社會契約開始鬆散解體。取而代之的是或大或小的顛覆破壞——小偷、作弊、詐欺、回扣、貪汙。經濟資源逐漸從生產變成尋求包庇。
我們有能力改變所有這一切，重建一個為多數人運作的經濟，而不是為少數人運作。與馬克思相反的，資本主義不必然導致經濟的不安全感，與貧富不均的擴大。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不是刻寫在石頭上的，這些規則是由人類撰寫與執行。不過要判斷必須改變什麼，以及達成什麼，我們必須先了解已經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
過去二十五年來，我已經撰寫書籍與講授，為什麼在美國之類的先進國家一般的勞工無法取得進展，而且經濟壓力與日俱增的原因；簡單說，全球化與科技的改變已經使我們大多數人的競爭力下降，我們過去所做的工作現在能便宜地由外國較低工資的勞工或電腦驅動的機器所取代。
我絕對不是唯一建議這麼做的人。我的解決方案是：一個積極行動的政府，提高對富人課稅，將這些收入投資在絕佳的學校與讓人們往前邁進所需的工具，並且重新分配這些資金給需要的人。這些建議遭到那些相信政府愈小、租稅與重分配受到節制，則經濟運作愈佳的人士大力反對。
雖然，我所提供的解釋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仍然相關，我開始相信上述解釋沒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企業與金融業菁英的政治力量與日俱增地集中，已經影響到經濟運作的規則。同時我所提出的政府解決方案，雖然我認為仍然很管用，但有點離題，因為這些解決方案，在制定經濟遊戲規則的政府更基本的角色上，考慮不周。更糟的是，持續不斷關於「自由市場」的優點、相對積極行動政府孰者為優的辯論，從以下幾個關鍵主題移轉了注意力：市場的組織是如何從半個世紀以前變成現在的不同組織？為什麼目前的組織無法提供當年普遍而廣泛分享的繁榮？市場的基本規則應該是什麼？
我已經想到，從這些議題移轉注意力絕非偶然。「自由市場」——大公司的高階主管與其無所不在的律師、遊說人士、華爾街人士與他們的政治走狗，以及數不清的千萬富翁與億萬富翁——多年來積極為他們自己的好處重新建構市場組織，並且寧可不要檢視這些議題。

我認為如果我們擺脫這種錯誤觀念（那些讓我們從現實中移轉注意力的迷思），我們能使資本主義為我們多數人而不是為少數人運作。歷史提供我們一些方向與一些安慰（特別在美國），因為歷史週期性地重新採納政治經濟的規則，以創造一個更有包容性的社會，同時限制位於頂端少數富人的政治權力。在1830年代，傑克遜擁護者將目標鎖定精英分子的特權，使市場體系能提供一般民眾更好的服務。到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進步主義者制定反托拉斯法以拆散巨大的托拉斯，創造獨立的委員會來管理獨占企業，並禁止企業對政府的捐獻。在1930年代，新政擁護者限制大公司與華爾街的政治權力，並擴大工會、小企業、小投資人制衡權力。
這項挑戰不但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這兩個領域是不能分開的。的確，這本書內容所屬的領域在過去稱為「政治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的法律與政治機構與一套道德理念產生連結，其中公平的所得與財富分配是主要的議題。在二次大戰後，在凱因斯經濟學的強大影響下，焦點從這些議題移轉到朝向政府租稅與移轉做為穩定景氣循環與幫助窮人的工具。數十年的時間裡這個公式一直行得通。快速的經濟成長產生了普遍的繁榮，進而創造了一批批中產階級的興起。制衡力量達成了使命。當時我們不須注意政治經濟的組織，或是擔心最高層級過度的經濟與政治力量。現在，我們卻很擔心。
那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本書是回頭注意與探詢一種較為早期的傳統及更長期以來人們關切的問題。這本書的樂觀之處正是見諸於那段歷史。一次又一次的我們將資本主義從漫無節制的狀態拯救了出來，我很有信心我們會再一次成功地拯救資本主義。

第18章 反制力量下降 （節錄）

與此同時，政黨也改變了方向。當所得與財富開始集中在頂層，且政治競選活動的成本飛增，過去仰賴（向上傳達會員觀點的）州與地方性組織的政黨，開始變形成為由上而下的大型募款機器。在屈服於競選經費飛增的壓力之前，共和黨早就跟大公司、華爾街、富裕的贊助者的偏好緊密結合，現在連民主黨也變得跟同樣這些有錢利益團體亦步亦趨。民主黨眾議員科埃略（Tony Coelho）洋洋得意地說：「不論企業喜歡與否，他們都必須跟我們打交道，因為我們是多數。」自科埃略於一九八〇年代擔任民主黨國會競選活動委員會主席之後，就開始對美國企業敲詐勒索。科埃略的民主黨很快就跟共和黨從企業界與華爾街金庫取得的捐款不相上下，但是，假定大公司得依靠民主黨國會及這些公司對兩黨的慷慨大方，被證明是一種浮士德交易（Faustian bargain）。民主黨仰賴大公司在一九九四年變得明顯，許多民主黨議員投票反對柯林頓總統的醫療保健計畫，因為他們的企業贊助者反對這項計畫，數日後的大選中民主黨遭到選民痛擊。
非商業主張（例如少數民族與女性的權利），在民主黨政府與民主黨國會成功的機會優於共和黨執政，但商業利益團體在兩黨中任何一黨執政時期的表現都很好。例如，在柯林頓總統在位的頭兩年，當時民主黨控制參眾兩院，柯林頓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立法，接著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對大企業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兩大項目。柯林頓也承諾降低聯邦財政赤字，這是華爾街債券交易員堅持的。當年民主黨在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時期設計金融法規來壓抑華爾街，柯林頓與他在國會的盟友取消許多同樣的限制。在一九九四年，民主黨支持「州際銀行和分支效率法案」（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該法案消除跨州銀行業務的限制；在一九九九年，柯林頓推動廢除一九三三年「格拉斯-史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該法隔離了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業務；在二〇〇〇年，柯林頓贊成「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該法案阻止商品期貨管理委員會監管店頭市場多數的衍生工具合約，包括信用違約互換。最後，我曾經指出，柯林頓總統降低了他在一九九二年的競選承諾，他原先承諾禁止企業將高階主管待遇超過一百萬美元的部分可以抵稅，但是上任後准許這種待遇的抵稅，只要這些待遇是跟「績效」（代表股票選擇權與獎勵）連動。在柯林頓任內，企業利潤爆炸性的成長，股市大漲，執行長待遇更是漲到天上去。
同樣的，歐巴馬總統──雖然經常被企業界批評為反商傾向──事實上他領導的是美國歷史上最向企業傾斜的政府之一。在二〇〇八年崩盤後，歐巴馬對華爾街提供數千億美元計的資金以拯救華爾街（以及美國經濟）免於崩潰，創造了一個刺激經濟的措施避免重演經濟大蕭條，並立法通過一個以廣泛層面為基礎的醫療健保法，讓保險公司與製藥公司大發利市。在歐巴馬任內，股票市場光復了大衰退受到的損失，並且創下歷史新高；我已經指出，企業利潤上升到一九二九年以來占經濟最高比重的水準。
最近一些民主黨官員在他們就任前與離職後的事業途徑，確認了他們跟企業和華爾街緊密的關係。柯林頓的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在前往華盛頓以前是高盛證券董事長，離職後成為花旗集團主管委員會主席。歐巴馬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在抵達華盛頓前，是魯賓親手挑選的聯邦準備紐約分行行長，卸任後回到華爾街擔任華平投資（Warburg Pincus）私募基金總裁。接任蓋特納的路傑克（Jack Lew）在加入歐巴馬政府前，曾是花旗集團另類投資部門首席營運長，負責自營交易。歐巴馬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奧斯澤格（Peter Orszag），離開政府後擔任花旗集團全球銀行部門副董事長，與金融策略與解決方案部門董事長。或許以下並非全然巧合，歐巴馬政府對銀行業接受紓困資金從未設定嚴苛條件，從未因為過分行為導致銀行接近崩潰而起訴任何一位華爾街高階主管，甚至拒絕支持對金融交易課徵小幅的租稅，這些租稅不但可以每年增加數百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同時也可以抑制程式交易。
適當的對照，並不在於民主與共和黨黨官員的事業路途，而在於比較數十年前在華盛頓任職官員、與資金洪流開始以後的官員之間。例如，在一九七〇年代，國會退休議員只有三%成為華盛頓遊說人士。近年來，整整一半的退休參議員，與四二%的退休眾議員成為遊說人士，不論他們屬於哪個政黨。這不是因為較多的退休人士比起其前任，較不內疚於運用其在政府服務的關係與經驗賺錢，而是因為來自企業遊說的財務獎勵較以往高出許多。
華爾街對競選活動投入更多的資金，使其對民主黨的影響力不亞於對共和黨的影響力。康乃狄克州參議員墨非（Chris Murphy）在二〇一三年耶魯大學對聽眾承認，他當時在抱怨關於募款的必要性，「你花很多時間跟在金融市場工作的人講電話。而且你會聽到銀行家有許多的問題，而在康乃狄克托馬斯頓（Thomaston，）工廠裡工作的人，就沒有這麼多的問題。」
與此同時，富人對兩黨的政治捐款比重也愈來愈高。事實上，自一九八〇年開始，最富裕的前萬分之一人口的政治捐款金額成長的速度，甚至超過其本身所得成長的速度。在一九八〇年，頂層萬分之一人口的政治捐款占所有政治捐款的一〇%，到了二〇一二年，最富裕的萬分之一家庭占全國所得總額的五%，但這些富人的選舉政治政捐款卻飛增到所有聯邦政府政治捐款的四〇%。
二〇一二年，最大的捐款人是謝爾登．阿德爾森夫妻（Sheldon and Miriam Adelson），兩人分別捐款五千六百八十萬美元與四千六百六十萬美元。不過阿德爾森夫妻只是巨富捐款的冰山一角。《富比世》該年列出的四百位最富裕的美國人中，有三百八十八位做了政治捐款。在一百五十五位捐款一百萬美元以上中占了四十位。在《財星》五百大企業的四千四百九十三位董事會成員和執行長中，八○%以上都有捐款（其中許多非捐款者是外國籍，按規定禁止捐款）。在二〇一六年大選前期間，億萬富翁查爾斯與科赫兄弟（Charles and David Koch）結合富有的朋友，組成一個接近十億美元的競選基金──使他們的政治組織規模與共和、民主兩黨不相上下。
如果超級富人關心的議題與態度跟同一個政黨的一般美國人差不多，那麼來自超級富人捐款的日益增加就不是那麼重要。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籍的億萬富翁就是共和黨籍億萬富翁的反制力量。不過事實上，富人的政策優先性與一般美國人相當不同。讓億萬富翁彼此對抗成不了反制力量的替代品。
只舉一個例子，根據二〇一四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大多數美國人（不論哪一黨）都擔心工作前景。然而當政治學者培基（Benjamin Page）與巴特爾（Larry Bartels）調查平均身價一千四百萬美元的芝加哥居民時，發現這些富人最關切的不是財政赤字就是過度的政府支出，擔心這些問題的優先性比擔心失業的高出三倍之多。同時（不讓人意外地）這些富人跟一般美國人相比，最不願意看到削減赤字的方式是透過提高高所得人民的稅賦，而且比較願意看到的是削減社會福利與聯邦醫療保險。富人也反對大多數其他美國人偏好的，例如增加對中小學的支出與提高最低工資。
培基與巴特爾的富人調查報告發現，另一件富人與其他美國人有所區別的是政治影響力。在調查之前的十二個月內，三分之二接受調查的富人都有捐款（平均四千六百三十三美元）給政治競選活動或組織。這些富人中有五分之一甚至還跟別人聯合捐款。這些錢買到的政治關係是一般美國人的夢想。這些富人約有一半的人最近曾主動跟美國參議員或眾議員展開接觸，而且其中有將近一半的人（四四%）接觸的原因是，相當狹隘的經濟自我利益而非範圍較廣的國家問題。這只是芝加哥一個城市的富人。將整個美國所有城市加總起來，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是聽誰的，以及為了什麼。這項調查沒有包括在內的是華爾街與大公司機構性的財富與經濟的影響力。因此還要再將這些機構加總進去。